核关系
Nuclear Relationship
美日核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美日核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樊吉社张金勇
〔内容摘要〕美日核关系的核心内容是美国向日本提供核保护。无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在核问题上的定位错综复杂：因遭受过核打击，国内公众具有强烈的“反核”和“厌核”情绪，促使日本政府做出“无核三原则”的承诺，并在某种程度上排斥美国提供的核保护；在国际舞台上扮演呼吁国际核裁军的先锋，但执行“无核三原则”的时候又打了折扣；国内部分政治力量因对美国核保护怀有疑虑，主张发展独立的核力量。本文梳理了美日核关系在冷战时期的缘起与发展，探讨了影响冷战后美日核关系的各种因素，考察了近年来美日核关系的变化和起伏，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美日核关系发展演变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主题词：延伸威慑美日关系核政策美日同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美日核关系植根于美日同盟之中，缘起于冷战初期，并在冷战中后期和冷战结束后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演变。美日核关系的核心内容是美国向日本提供核保护，这种核保护是美国本土核威慑的对外延伸，因而又称“延伸核威慑”，简称“核保护伞”。总的来看，美日核关系并不同于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具有某种相对平等地位的核关系，它主要是一种单向的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日本在核问题上的姿态和政策也与美国的欧洲盟友区别明显。在与核相关的问题上，日本的定位错综复杂：因为日本是迄今唯一遭受过核打击的国家，国内公众具有强烈的“反核”和“厌核”情绪，促使日本政府做出“无核三原则”的承诺，并在某种程度上排斥美国提供的核保护；日本在国际舞台上扮演呼吁国际核裁军的先锋；日本承诺执行“无核三原则”，但又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没能在冷战时期严格执行“无核三原则”；与此同时，国内部分政治力量因为对美国核保护怀有疑虑，又主张发展独立的核力量。正是因为日本在核问题上的“纠结”，导致美日核关系虽然大致稳定，但近年来已经呈现出变化和调整的迹象。
本文将扼要梳理美日核关系在冷战时期的缘起与发展、影响冷战后美日核关系的因素、近年来美日核关系的变化和起伏，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美日核关系发展演变的特点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美日核关系的缘起与发展
如果说美军占领日本是美国政府出于对二战结束后全球及东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单方面战略考量的结果，那么结束占领并建构美日同盟则是美日双方基于东亚地区安全环境的认知而做出的战略选择。随着美苏冷战对抗从欧洲向全球蔓延，美国于1951年主导了对日媾和，并与日本相继签署《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日美行政协定》，构建美日同盟。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扶持日本，使之成为抗衡苏联和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堡垒和战略据点。美苏冷战状态在东亚形成之初，美国仅为日本提供了常规安全保护，并没有明确是否会为了防卫日本而提供核保护。
苏联获得核武器后，美苏对抗延伸到核领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在亚太地区部署核武器，包括在美国管辖之下的冲绳岛美军基地、韩国、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以及硫磺岛、父岛、夏威夷和关岛等地。1954年6月到1957年1月间，美国国防部曾三次向国会建议在日本部署核武器，最终军方意见才占据上风，确定了在日核部署的政策。陈波：《日美同盟与冷战前期美国在日本本土及琉球群岛的核部署》，《日本学刊》，2010年第4期，第46－47页。关于冲绳返还前美国在日核部署文献可参见ProQuest，“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Security，and Economic Relations”，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1960-1970，JU0003，2009；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of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Dispersal of Atomic Weapons in the Bonin and Volcano Islands”，“USNuclear Weapons on Chichi Jima and Iwo Jima”，June 4，1957；“USPlan For Nuclear Weapons in and Around Japan During The Cold War”，http：wwwnautilusorgarchiveslibrarysecurityfoiajapanindexhtml此外，搭载核巡航导弹的美军舰船和搭载战略核导弹的常规动力及核动力潜艇也游弋在西太平洋上。美国还利用在日驻军的便利条件，不断地将搭载了核武器的舰船和飞机派往驻日美军基地“驻扎”、“过境”或者“临时停靠”，这既是为了应对美苏随时可能爆发的核冲突，也是为了安抚日本国内面对苏联核威胁时的不安情绪。1960年，美日对安保条约进行修改，双方第一次秘密地达成协议：美国在与日本政府事前协商之后可以向日本“运进”核武器，而这种“运进”后来被美日双方进一步地解释为不包括携带核武器的美军军舰在日本港口或者水域的临时停靠或者巡逻。Robert AWampler（ed，“Nuclear Noh Drama：Tokyo，Washington and the Case of the Missing Nuclear Agreements”，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October 13，20091963年，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向日本外相大平正芳提出常规核潜艇停靠日本港口的要求，日本以保障国家安全为由予以允许。1964年11月12日，第一艘美国核潜艇“海龙”号驶入日本佐世保港口停泊，但激起了日本人民的强烈反对。为平息国内舆论压力，日本政府建议美军核潜艇进入日本港口的时间由赖肖尔掌握，24小时之内知会日方即可。刘世龙：《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90页。美国向日本秘密运进核武器的事例可参见Hans MKristensen，Japan under the Nuclear Umbrella：USNuclear Weapons and Nuclear War Planning in Japan during the Cold War，Working Paper for the Nautilus Institute，1999由于日本国内强烈的反核情绪，在考虑维护日本政治稳定和对抗苏联的双重需要后，此后很长时间美国内对日本的核保护都是通过这种秘密的方式来进行。尽管当时美军核部署的主要针对目标是苏联，但在实质上为日本提供了核保护。
美国明确向日本提供延伸核威慑始于1965年。1964年10月中国进行核试验之后，日本领导人担心日本可能成为中美对抗的“人质”。Keith Payne，Thomas Scheber and Kurt Guthe，USExtended Deterrence and Assurance for Allies in Northeast Asia，National Institute Press，March 2010，p221965年年初，日本新任首相佐藤荣作访美时表达了对中国核试验的“不安”，“邻近大陆的核试验使得日本国民正在重新认识日美安全条约的重要意义”。刘世龙：《美日关系：1791－2001》，第494页。他对约翰逊总统透露“核武器对日本来说正变得有意义，如果中国有了核武器，日本也应该有”，Francis JGavin，“Predicting Proliferation During the 1960s：The Story of LBJs Gilpatric Committee”，paper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on“Intelligence and Prediction in an Unpredictable World”，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Stanford University，June 20-21，2003，p22试图发展核武器的意图非常明显。此前美国的情报评估也显示，日本新内阁对核武器有着狂热的兴趣，非常有可能成为美国众多盟友中进行核开发的国家。Keith Payne，Thomas Scheber and Kurt Guthe，USExtended Deterrence and Assurance for Allies in Northeast Asia，National Institute Press，March 2010，p22随后，出于防扩散和稳固美日同盟的目的，美国总统约翰逊向日本首相佐藤荣作确认，美国有决心履行美日安保条约的承诺，将会帮助日本抵御来自外部世界的任何军事进攻，包括对日本的核攻击。“The Joint Communiqué of President Lyndon BJohnson and Prime Minister Eisaku Sato of Japan，January 13，1965”，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LⅡ，No1336 ，February 1，1965，p135尽管事实上美国军队早已在亚太地区部署核力量，但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如此高调地由总统宣布要对日本提供核保护伞，虽然没有明确的协约文件对此事进行规定，但是日本对核保护伞的信任度无疑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强化。次年，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明确表示将向日本提供常规保护以及核保护，但是反对日本发展独立的核力量。USDepartment of State，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 1966，p700从此，不论是在事实层面，还是心理层面，日本都处于美国核保护伞之下。
与日本政府争取获得美国延伸核威慑努力同步的，是日本国内的反核运动。由于广岛和长崎的历史记忆，加上1954年日本渔民在海上受到核放射性伤害，日本民众内心深处对核武器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感和厌恶感，全国性的反核运动在日本风起云涌。严格限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只能用于和平目的的《原子能基本法》在1955年出台，初步奠定日本战后无核化政策的基础。即使1965年美日联合声明明确了美国向日本提供核保护伞，日本政府为了避免激化日本国内民众反核情绪，低调处理了美国对日本的核保护，甚至声称日本并没有进入美国核保护伞体系。黄大慧：《论日本的无核化政策》，《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第162页。不过，随着越南战争不断升级，美国军舰、飞机和核潜艇在日本港口频繁停靠，引起了日本国内反核力量的警觉。在社会党和共产党等在野党的领导下，大规模反战、反核群众游行示威活动再次掀起，迫使首相佐藤荣作于1967年12月在国会演说中，正式提出了对日本核政策产生深远影响的“无核三原则”，即日本将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1968年1月27日，首相佐藤荣作发表施政演说，他表示将积极推进核裁军、坚持无核三原则、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以及和平利用核能当作日本未来核政策的四支柱，在确认日本走无核化道路的同时也明确表示了对美国核保护伞的依赖。此后，“无核三原则”成为日本基本国策，并得到了历届日本政府的承认和“执行”。但是，出于“现实政治”考虑，日本在实际执行该原则的时候也有所保留，“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并没有落到实处。1969年，佐藤荣作首相和尼克松总统签署了“核密约”：日本默认美军载核舰船（军舰和战略核潜艇）在其港口停靠。此举表明，日本政府并没有努力实现无核三原则的“实体化”，而是一直在无核三原则的掩护下依赖美国的核保护。黄大慧：《论日本的无核化政策》，第160页。
尽管1972年美国撤出了冲绳的核武器，但美国对日本的核保护并没有实质性削弱。美国载核舰船继续访问和停靠日本港口，并在周边水域进行巡逻；在日美军基地成为指挥和控制美军核力量运作机构的一部分；美国还在日本建立了不少支撑其核作战计划的设施。Desmond Ball，Code 777：Australia and the US Defense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System（DSCS，Strategic and Defense Studies Centre，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Canberra，Australia：The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1989，pp80，81，87，100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军在日本建设了超过24个涉核军事设施，使得日本成为亚太地区美军施展核计划的关键节点。Hans MKristensen，Japan under the Nuclear Umbrella：USNuclear Weapons and Nuclear War Planning in Japan during the Cold War，Working Paper for the Nautilus Institute，p54此外，美日双方还通过安保体制内其他一系列安全安排来增强日本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这包括美日正式协议和宣示的政策（declaratory policy）、美国在亚太地区及日本本土的常规军事存在以及美日双方的联合军事演习等。美国模糊的核部署态势以及美日高层对话也确保了核保护伞的可信性。在进入日本港口的美国舰船或潜艇上是否携带核武器的问题上，美国奉行的是“不承认也不否认”No Confirmation and No Denial政策，这既避免了公开讨论允许美军携带核武器入境而将导致日本国内民众强烈反对的窘境，又在美日双方签订核密约之后最大限度保持了对日核保护的可信性。
二、冷战结束后影响美日核关系的事态
冷战的结束一度使得美日同盟关系出现波折，但经过老布什以及克林顿政府的适当调整之后，美日同盟的基础仍然得以维系。植根于美日同盟的核保护伞也没有因为苏联军事威胁的消失而终结，但由于一系列事态的发展，日本对美国核保护承诺的信心开始动摇。
第一个事态是冷战结束前后国际核裁军取得显著进展。1991年9月17日，老布什总统做出单边承诺，美国将消除一整类的陆基战术核武器，并将所有核武器从水面舰艇和攻击潜艇（战略核潜艇除外）上移除，这也包括撤出美军部署在韩国的全部核武器。不仅如此，在冷战结束前后美苏美俄核裁军谈判也取得显著进展，两国分别于1991年和1993年签署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START I）和《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START II），计划将各自的核武器数量减至一个较低的水平。此后，美俄还讨论进行第三阶段核武器裁减谈判。通过削减核武器数量，美国试图将其核政策调整到适应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环境的“新现实”，以分享“和平红利”，但这也引起了日本对美国核保护的担忧。日本国内部分政治家对核保护伞的信心曾一度产生动摇。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1998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隐含了对美国可能抛弃日本的担忧。他在文章中称：“只要美国不希望看到日本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独立发展核威慑能力，保持美日同盟的稳定性和继续对日本提供核保护伞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Morihiro Hosokawa“Are USTroops in Japan Needed？Reforming the Alliance”，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1998，p5
第二个事态是朝鲜核危机的发生和发展。1993年3月，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引发第一次朝核危机。虽然此次危机在前总统卡特的斡旋下得以解决，美朝签署《美朝框架协议》，朝鲜冻结了宁边的核设施。但受朝核危机影响，日本国内民众“反核”情绪有所减退，开始出现公开讨论日本拥核的声音，并且这种公开讨论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2002年10月，朝核危机的“休眠”状态被激活，朝核问题对日本的影响愈加明显。2006年10月，朝鲜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后，日本政坛保守派人物中川昭一公开表示，日本宪法没有禁止核武器开发，日本应该认真讨论拥有核武器的问题。时任外务大臣的麻生太郎随后附和中川昭一的言论，认为讨论日本拥核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日本拥核论沉渣泛起。尽管这些言论遭到了在野党和社会舆论的严厉批评，但是日本的这些政治家并没有像此前的政治家一样因发表拥核言论而引咎辞职，日本社会核武器话题的“禁忌”逐步被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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