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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二十世纪是新诗的世纪，诗词已死——这是我们一直坚信的结论。
果真如此？
吉林大学马大勇教授自清代诗词研究顺流而下，率先提出“二十世纪诗词史”概念，成为近年中国文学界的聚焦点之一。
在本书中，作者立足前沿，力破陈说，亮出了二十世纪诗词研究的醒目旗帜——诗词史没有画上句号，它正在书写省略号，甚至是惊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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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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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汇集马大勇教授关于二十世纪诗词研究的论文近二十篇，凡三十万字。以2007年发表《二十世纪诗词史之构想》为标志，作者在学界率先提出“二十世纪诗词史”的概念，引发诸多关注与争论。六七年来，作者发表多篇相关文章，涉及“文学史的进入”、“现代性的确认”、“学术史的回望与前瞻”、近代词人个案研究、网络诗词研究等一批话题，大都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本书以“综论”与“个案”双重维度，初步描绘出“二十世纪诗词史”的宏观框架，展现出作者近年来在二十世纪诗词研究领域的思考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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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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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大勇，吉林省农安县人，1972年生，2001年毕业于苏州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与教育部基金项目主持人，中国词学研究会理事，中华诗教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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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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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综论
“二十世纪诗词史”之构想及其意义
论现代旧体诗词不可不入史
——与王泽龙先生商榷
二十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回望与前瞻
行走在古典与现代之间
——关于近百年词史的若干问题
近百年词社考论
近百年词文献概说
附：与刘梦芙先生论现代旧体诗词书
略论新诗创作对古典诗歌资源的接受与整合
下编?个案
南社诗人“集龚”现象浅析
——兼谈“集句”之价值
论近代苏州词坛的创作构成与理论祈向
留得悲秋残影在：论《庚子秋词》
“晚清四大家”词平议
“兀傲故难双”：论文廷式词
——兼论清民之际“稼轩风”
偶开天眼觑红尘：论王国维词
被双重遮蔽的大家：论易顺鼎词
论清末民初巴蜀词坛的创作力量构成
曲名遮蔽下的吴梅、卢前师弟词合论
种子推翻泥土，溪流洗亮星辰
——网络诗词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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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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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诗词史”之构想及其意义
以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为标志，一直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白话文终于向汉语言的主要书面系统文言文发动总攻。时势转毂，人心思变，仅仅三年，数千年雄踞至尊地位的文言文系统奇迹般地一触即溃。1920年，教育部颁布命令，全国的国民学校废除“国文”和文言文教科书，采用“国语”和白话文教材。从此，本是一条连贯河流的中国文学，在后来的文学史书写与阐释中被人为划分成了古代与现当代两个泾渭分明的学术界域，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
如此划界在肇始时未必没有合理性，最起码标示了新文化与旧文化决裂的强劲姿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负面效应乃愈发凸显出来。单就学术研究层面而言，一个成熟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本应具备古、今、中、外多个层面的知识架构，古典文学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学养。但众所周知，现状很不如人意。很多现当代文学学者不通也不屑通、不愿通古代文学，结果是只围着短短几十年的文学现象打转，或者只进行西方本位的隔靴搔痒式的阐释。反之亦然，知识架构相对可以简单一点的古代文学研究者，也存在不少固步自封、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比较隔膜的现象，结果是既缺少当下关怀，也不易说清楚某些重要问题（尤其涉及流变的问题），从而给自己的研究留下不小的空白和缺憾。有鉴于此，一当学界提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命题，意图将割裂了的中国文学之整体重新融合对接，海内海外，和者如云，可谓极一时之盛 。研究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借用太史公的名言，就是要“通古今之变”，就是要穿透人为设置的诸多障碍，以贯通的学术眼光把握中国文学的整体流向。以古今散文之间关系为例，现代学术史其实已经有了比较多、比较成熟的讨论。远者如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朱维之《李卓吾与新文学》 ，近者如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人之文——明清散文研究》 、张福贵和刘中树《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的时差与异质》 等，都精义叠见，提供了宽阔的思考空间（当然，就此问题来说，还有很大的开拓余地）。相形之下，古今诗歌之间递变传承的关系其实更见复杂，更加重要，也更容易被漠视，从该命题的宏观到微观层面一直都缺乏足够的研究关注。其中，二十世纪的诗词（为区别新诗白话诗的创作，一般也称旧体诗词）创作应特别引起学界的注意。这不仅是一个蕴涵着巨大学术价值的“富矿”，更应该成为我们日形疲惫的中国诗歌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力点。
从一般的学术史视角来看，古典诗歌历经数千年沧桑，终于在白话文运动蔚为壮观之后归于沉寂。但是究其实质，古典诗歌乃是一座停止了喷发的火山，一条干涸了的旧河道，在火山内部仍涌动着炽热的岩浆，河道下面仍潜藏着澎湃的暗流。它默默地蓄积着极其汹涌的气派和能量，一旦处于某些特殊的历史节点，或与某些特殊的人物灵犀暗通，就会破茧而出，洄漩激荡，奏出或昂扬慷慨、或凄婉悱恻的异样音调和旋律。所以王仲镛说：“五四以后七十余年来，排斥者固已不遗余力，而好之者犹绵绵不绝，且日已寖富。” 可是，这么重要的一部分诗歌创作数十年来却既被古代文学研究所冷淡，因为作者都是现当代人物；同时也被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所厌弃，因为那是“新人物”写的“旧东西”。于是，二十世纪诗词写作成了一段可以置诸无闻无见的“聋区”和“盲区”。但毋庸置疑的，它是现当代文学中不可掩没的客观存在，更是完整的诗歌史研究不可割裂的一脉珍贵泉源。
至少就古典诗歌来讲，粗暴地把1919年划作所谓的“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界点的做法，其捉襟见肘的窘态如今已经很分明了。 以“五四”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对古典文化的大力抨击与荡涤尽管成效卓著，但由于它自身的稚嫩、缺欠，更由于古典文化的韧性、生机，真实的历史上并未出现新文化风卷残云、江山一统的大好局面。姑且不论彼时南社、康梁、宋诗派、学人群体以及大量的遗老遗少仍津津有味地进行着古典话语的操作，即便“新文化”中人如胡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老舍等不也时不时地反顾“古典”，以诗词来表述某些不宜以白话来抒发的情绪么？作为著名新诗人的闻一多在从事多年新诗写作以后，反而有这样的表白：“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 ，而另一位新文学“急先锋”郁达夫的近体诗创作则完全可以与一流的古代诗人把臂入林而毫无愧色，这些不都是很耐人寻味的事情么？
如何认识在新文学勃兴的情形下旧体诗词（其实也包括文）仍葆有相当领地和能量这样一个事实？兹事体大，非三言两语可以概言，此处仅就一己思考所得，略为芹献。首先，以“文化极端主义”（金耀基语）的态度粗暴地认定凡是新的就是革命的，就是先进的，就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凡是旧的就是反革命的，就是落伍的，就是逆流而动的。这样一种看法曾经很时髦，甚至被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但却理应被今天开放、理性的学术研究所反思和扬弃；
其次，作为民族文化心灵格式的古典诗歌在现代文明背景下依然持续挥发着它特殊的记录功能、抒情功能，二十世纪的诸多事件、人物、生态、心态均载运于诗词写作当中，镌刻出深厚而独特的印迹，因而构成了其他时代、其他文体所不能取代的“这一个”。同时，旧体诗词本身所特具的艺术魅力，诸如韵律、格调、节奏、意境等也绝非新体诗可以替代和掩盖。时代发展至今，被某些人判定早就该死亡了的旧体诗词非但没有死亡，反而被相当数量的现代人所喜爱、讽诵，进而吟写不辍，这是旧体诗词仍富于强大活性的坚实佐证。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死抱住高头讲章自欺欺人；
再次，把视野放得宽宏一些，文学本无新旧之别。或者可以这样说，新文学中并不乏陈腐，而旧文学中亦可以容纳清新。不以文学之特质衡论高下，而以时代之先后强为轩轾，这绝非科学态度，而是一种简单、浅薄、门外汉的做法。1922年吴芳吉就在《湘君》首期发表的《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中说：“真正之文学，乃存立于新旧之外。以新旧之见论文学，非妄即讹也。”同年，“学衡”主将胡先骕也表示：“诗之功用，在能表现美感与情韵，初不在文言白话之别。白话之能表现美感与情韵，固可用之作诗；苟文言亦有此功用，则亦万无屏弃之理。” 这些曾被有意隔离在历史视域之外的冷静宏大之声是很值得我们回头来满怀尊敬地倾听的。
近年来，学界——包括古代文学研究界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从不同的视角对二十世纪古典诗歌之命运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关切。古代文学界的一端大抵从当下的旧体诗词名家如聂绀弩、启功、沈祖棻、钱钟书等的创作实践出发，最初只是一种小圈子里的“雅趣”或史料留存的需要而已，所论多为零篇断缣，比较散碎。其中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刘梦芙《“五四”以来词坛点将录》最为系统，也最为精彩 。以专著的篇幅清理者如今仅可见到刘士林《二十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 和胡迎建《民国旧体诗史稿》 两种；现当代文学界的一端则理念先行，其滥觞似乎可追溯到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1985年至1986年那次著名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 ，尽管对话中并未直接提到古典诗歌的估价、比重与分量，但闪现在其间的“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等一系列理念则深刻影响到了不少学人 ，引起了诸多延伸性的思考。此后，刘纳、钱理群、袁进、陈思和、王震亚等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量级学者分别以不同方式关注到了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固然主要因为自身的学养，但恐怕与此次对话也不无瓜联 。
在这样大范围的共识基础上，窃以为建构“二十世纪诗词史”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心目中的这段文体史大体可以分为四编。
第一编时间断限为1900年至1919年 ，从王鹏运、朱祖谋等的“庚子秋词”写起，主要包括“宋诗派”、“诗界革命派”、维新派、南社诸子等人物。鉴于此期有大部分与晚清诗词史重合，故成就虽高，却并不在整体撰著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只需要特殊辨析：（一）辛亥革命产生的滔天波澜及其对文学的辐射。（二）此期诗歌创作与龚自珍关系极其密切，是应该着重探研的一处要点。本编主要线索有三条：（一）以王鹏运、朱祖谋为职志的晚清——民国初词坛在古典词史之末梢大放异彩。（二）“宋诗派”与“诗界革命”派在新旧文化冲突中的沉浮与挣扎。（三）“亦狂亦侠亦温文”的南社。
第二编时间断限为1919年至1949年，以作者身分为主要梳理线索，可大略划分为四大群体：（一）以龙沐勋、顾随、张伯驹、沈祖棻、夏承焘、唐圭璋、钱仲联等为代表的学人群体。（二）以郁达夫、鲁迅、老舍、周作人、闻一多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家群体。（三）以赵熙、王国维、郑孝胥 、杨钟羲等为代表的遗老群体。（四）以汪精卫、黄濬、梁鸿志、王揖唐等为代表的汉奸群体。四大群体以外，需穿插辅佐以齐白石、吴昌硕、徐世昌、吴佩孚、于右任、陈布雷等历史人物。本编为“二十世纪诗词史”整体的重中之重，其中郁达夫、沈祖棻、顾随等皆能别开生面，于古人之外再辟一天，另树一灯，有着极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而徐世昌、汪精卫、黄濬、梁鸿志、王揖唐、吴佩孚等由于政治史、文学史的双重“探照灯效应”，被历史风尘湮没已久，其特殊的政治生态、文化生态有很多可以玩味寻思之处，也是本编乃至整体应予以特别关注之所在。
第三编时间断限为1949年至1976年，主要描绘毛泽东、陈寅恪、钱钟书等重量级人物的创作风貌与心灵状态，兼谈以下要点：（一）以郭沫若为典型的旧体诗创作转型及“老干部体” ，诸多革命元勋之作品层次有高下，但总体艺术成就不能称高，也拟放在此类别论述。（二）1976年“天安门诗歌”：政治风云与古老诗歌形式的契合。（三）以饶宗颐、郑骞、罗忼列、梁羽生、金庸等为代表的港台诗词创作。这一部分重点不放在分析诗词创作的艺术成就和审美形态，更应侧重观照诗词创作背后的时代特质与文化底蕴。
第四编的时间断限为1976年至二十世纪末，以聂绀弩、启功构成的“双子星座”为核心，以邵燕祥、黄苗子、杨宪益、陈四益等为副翼，兼顾新锐诗人、诗歌群体，重点考察“新时期”诗词创作的“口语倾向”和“杂文笔法”两大特征。
这样的构架形似简单，其实涉及人物极多，文献数量庞大而淆乱，需要清理的问题也极复杂。简单进行归结，可以得出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本课题的描述应以创作为主，除非必要，应尽量避免涉及作者的理论倾向与建树。所以，如杨钟羲徐世昌等的诗学、夏承焘唐圭璋等的词学皆不在详论之列而应别俟专史。第二，由于短短百年划分四个阶段，每一阶段短者不及二十年，长者不过三十年，人物的代际划分应以创作产生比较巨大的实际影响的时间为准，如毛泽东可划入第三编，聂绀弩可划入第四编。第三，二十世纪诗词创作大家辈出，某种意义上来说，并无愧于先贤。如郁达夫、夏承焘、沈祖棻、毛泽东、陈寅恪、聂绀弩、启功均可以设专章予以全面深入的阐述清理。第四，本课题虽为文学史之著，若干重要的理论命题，如旧体诗词与新体诗歌的关系、旧体诗词的格律等技术环节在新背景下如何处理等等，也都需要正本清源，提出深有涵味的一家之言。这就要求研究者至少具备“古、今”兼通的学养，须知，以新文学自鸣得意、无视旧体诗词创作之存在固然不妥，即便单纯把此期诗词看作古典诗词之孑遗，完全将其纳入古典诗词流变之框架来考察将也会一叶障目，难以左右逢源。
总之，这一以世纪为单位的文体史虽然置诸大文学史的长河中还显得颇为短暂，但由于二十世纪历史、文化，也包括文学、文献学的特殊状况，更由于筚路蓝缕，事属草创，想在一般学术著作所能容纳的数十万字篇幅内对其进行清晰的描述还存在巨大的困难和障碍。比较可行的方案是：（一）进行集体撰著。（二）分解项目，比如先从“民国诗史”、“民国词史”等做起，逐步加以整合归纳，最终做出比较符合历史真貌的勾勒和判断。长路漫漫，一个高难度课题的高水平完成尚有待于学者同人的勠力协作、上下求索。面对这些令人钦服的才人和令人兴奋的文化史、诗词史现象，我们没有理由置若罔闻，无动于衷。攻坚诚然艰辛，但这一片异常广阔而晴朗的学术天空是值得我们凝思瞩目并投抛心力、自由翱翔的。
原刊于《文学评论》2007年5期，
《新华文摘》2008年1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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