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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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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畅销书《道德之书》，以及《骗子就该被称为骗子》等一再引发人们对价值观的争论。此外，他所撰写的关于法国的书籍以及以调查法官雅克?里克为主角的罪案长篇小说也都登上过畅销书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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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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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道义是不相容的，这是大众所公认的观点。但乌尔里希?维克特却不这么看。他在书中写道，“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是在普通大众的世界，还是在经济界中，只有承认伦理价值的重要性，并以其为指引而行事，才能获得长远的成功”。他还写道：“我们必须重新强调道德价值的重要性。礼节、诚实、乐于助人、团结是集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支柱。”作者以大量令人信服的例证向我们说明了，为何我们所有人——普通平民也好，公司总裁和银行家也好——都应当主动遵循社会规则。维克特将渊博的知识和满腔的热情融合进本书，全面描述了造成金融危机、商业贿赂、经济丑闻的缘起，并指出了通往未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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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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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里希·维克特，生于1942年，德国最著名的记者之一。作为长期驻美记者及每日新闻的主播，他是德国电视中常常出现的面孔。他的畅销书《诚实的人是傻子》《道德之书》，以及《骗子就该被称为骗子》等一再引发人们对价值观的争论。此外，他所撰写的关于法国的书籍以及以调查法官雅克?里克为主角的罪案长篇小说也都登上过畅销书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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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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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第一章 市场与道德
第二章 贪婪与权力
第三章 贿赂：不光彩的行为
第四章 全球反腐
第五章 银行家的平行世界
第六章 洗钱人
第七章 经济与伦理
第八章 平等、公正和团结
第九章 自由与成功
第十章 责任与信任
第十一章 私人财产的义务
第十二章 工资与业绩
第十三章 利润与人的尊严
第十四章 群体意识取代自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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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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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市场与道德
每一天都是如此开始，今天也不外如是。一大早我就气愤不已。报纸上的经济专栏读起来简直如同经济犯罪调查处的官报一般。说真的，您有时间的话也应该去读上一次。我打开《南德意志报》，映入眼帘的大标题是：“拜仁州立银行董事会成员收取贿金5 000万美元。”仅仅只看标题，所有人也都明白了发生了什么：经济诈骗，贿金丑闻。而从接下来几天报纸的相关报道中，我们可以知道，这次涉案的金额如此巨大，它甚至是德国贿金丑闻中金额最多的。
收取这笔贿金的人名叫格尔哈特?格里布科夫斯基。他在2002~2008年担任拜仁州立银行的董事，其工作职责为预先发现金融风险，避免信贷漏洞。格里布科夫斯基一定是找到了一座不敢告诉自己东家的金矿，因为他莫名其妙地从避税和洗钱的天堂毛里求斯以及加勒比海处女岛获得了一笔5 000万美元的汇款。他之后将这笔汇款存入了一个名为“阳光”的奥地利私人基金账户。该基金的目的在于“照料基金捐助者”，也就是格里布科夫斯基本人，以及他所指定的其他人。
在被《南德意志报》善于挖掘真相的记者克劳斯?奥特和尼古拉斯?里希特询问到这笔意外之财的时候，格里布科夫斯基首先声称这是家族财产，但这是个谎言。然后他跑到检察院，起诉这两名“太过好奇”的记者。这不仅仅是一个无耻的举动，而且还非常愚蠢：这引起了检察院的注意，检察院果断地将这名前董事会成员以诈骗、违反信托法以及逃税的罪名逮捕归案。这多少让我的心情变好了一些。但接下来的几个礼拜，案件案情跌宕起伏：调查人员马不停蹄地搜寻有关这起贿金丑闻的证据。但直到现在，许多真相还悬而未明。按照最新的报道，事情经过似乎是这样的：在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的总裁伯尼?埃克尔斯通，通过拜仁州立银行出售一级方程式锦标赛股份的同时，格里布科夫斯基从拜仁州立银行以支付“佣金”的名义向他进行了一笔超过5 000万美元的转账。这笔钱随后被埃克尔斯通转回给了格里布科夫斯基的私人账户。
税收方面也是一笔烂账：今天早上我再次被惹怒了。我打开贸易版面，看到了如下标题：“逃税者为国家财政贡献了数千万欧元。”我一开始想：逃税者难道不应该是逃避纳税的吗？怎么反倒会贡献数千万欧元呢？但事实上仅仅在2010年一年，就有超过26 000名逃税者自愿补缴了差不多2 000万的税款。如果逃税者愿意主动向税务部门自首的话，就不会受到惩罚，而只用补缴税款就行。当然，这种自首只有在税务部门还没有开始调查税务问题，或者已经确定逃税事实的情况下才会被接受。
数以万计的德国纳税人都有欺骗国家税务部门的经历，他们一般都将这种欺骗称之为“自助”。而政治家，例如前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 党魁基多?维斯特维勒则毫不知耻地公开表示他“理解”这种作为。在他看来，税收确实是高得令人无法忍受。但他忘记了一点：税收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无限制地增长的，而那个时候正好是他所在的自民党执政时期。
要探究为何只在2010年有超过26 000名逃税者主动补缴税款，说到底不过是这些逃税者们害怕被发现罢了。因为2009年有许多德国人在列支敦士登的避税账户被发现。列支敦士登的一名秘密知情人备份了该国LTG银行的储户资料，并将之以500万欧元的价格卖给了德国政府。这笔钱花得很值，因为这份资料为德国政府带来了大约14亿欧元的额外税收。但在2009年时很少有逃税者自愿补缴税款，即使是有钱的高管也不例外。德国联邦邮政公司总裁克劳斯?楚姆温克尔便是其中一员：一大早，检察机关办案人员、警察和新闻工作者们就出现在他家门口。这位总裁在记者照相机的闪光灯下被逮捕。数年来，他都通过一个位于列支敦士登的基金会进行逃税。
楚姆温克尔被判两年有期徒刑，缓期执行，及100万欧元罚金。检察院之所以同意缓刑，是因为楚姆温克尔做出了非常详尽的认罪说明。这位前邮政总裁通过一家位于列支敦士登的基金会逃税高达97万欧元。
根据起诉书，楚姆温克尔在2001~2007年实际逃税金额应该有120万欧元，但2001年的逃税行为没有能够进入司法审判程序。因为一位前期调查法官在调查令上的签字迟了12个小时，导致2001年的逃税行为超过了诉讼时效。如果没有这起意外的话，楚姆温克尔理应不能避免牢狱之灾，因为如果犯罪人的涉案金额在100万欧元以上，其刑期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能被缓期执行。许多批评的声音因此出现了。人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调查法官会成为如此关键的角色，导致这起官司不多不少地往后推迟了12个小时。
当楚姆温克尔站在被告席上的时候，他将列支敦士登基金会事件称为自己人生之中所犯的最大错误。骗子被揭发了真面目，并表现出深深的悔恨。但在公众心目中，他的形象已经完全被毁了。
在这场审判之后，自愿补缴税款的逃税者数目激增，对于税务咨询顾问的需求也应运而生。甚至在网络上，税务律师的广告也比比皆是：专业的税务律师，为您提供全方位的个人报税咨询服务。
当然，由高收入群体组成的党派或许会庇护逃税者们——这件事也同样令人生气。当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决定从一个秘密知情人手中购买一张存储了一家瑞士银行的德国储户信息的光盘的时候，赫尔曼?奥托?索尔穆斯，这位曾在2009年参与角逐联邦财政部长一职的自民党财政发言人声称：“国家参与到这种秘密盗取储户信息的犯罪行为，是非常令人不安且风险极高的。”因为在他看来，这会使国家成为罪犯的同谋。基于同样的理由，在巴登–符腾堡州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党——自民党联合政府随后决定，拒绝购买另外一份同样储存德国储户信息的光盘。但这张光盘最后依然被德国联邦政府购入，因为在联邦政府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的支持下，来自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决心将由他前任皮尔?施坦布吕克开始的打击逃税行动更加坚决地推进下去。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则驳回了指控，认为国家的这种行为并没有违反法律，对德国逃税者信息的购买是合理合法的。
所以说，同谋什么的完全是借口！
当基督教民主联盟终于做出决定，要加强对逃税者自行报税的管理，并提高处罚程度的时候，自民党立刻以违宪的理由反对这一决议。这看起来像是自民党对逃税者有莫名的偏爱一般。或许他们的核心选民便是逃税者？现在联邦各州的财政部长们正打算通过联邦参议院通过一项决议，使逃税者们在补缴税款的时候不仅需要多缴6%的滞纳金，同时还需要再多交5%的“管理费”。
仅仅一个早上，令人生气的事情就如此之多。每一天，随着太阳的重新升起，新的破坏社会秩序的事件也层出不穷。就好像在经济和金融的世界里已经没有法则，只剩下了一些数字，这些数字展示了人们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为自己攫取利益的。曾经七宗罪之一的“贪婪”改头换面，在“利润最大化”的名号下被宣扬成一种美德。
经济学家以及大公司的企业家们希望指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德国公司为其员工制定了行为准则。按照美国的称谓，德国公司也将这种方式称之为“企业管治”。企业管治意味着，由企业决定其员工应当遵循怎样的制度和准则。
德国企业家尤尔根?赫拉奥斯认为这样的措施不会起到什么实际作用。他说：“值得尊重的生意人从来不需要什么企业管治条例来约束自己。”具有诚实品质的人，是不需要任何条条框框的。
在欧洲，这样一种“值得尊重的生意人”形象已经存在了数百年的时间，它曾经是每个生意人的追求目标，使他们遵循一定的行为准则，同时也保证了城市中的社会阶层平衡。而随着18世纪工业革命的到来，这些来自欧洲中产阶级的诚实生意人们逐渐发展成了公司法人，而在那个时候，对这些新生企业而言，承担社会责任是理所当然的。
“曾经人们还是很诚实的。”赫尔穆特?施密特，这位虽然高龄却依然被大部分的德国人所敬仰的前联邦总理如是说道。赫尔穆特?施密特同时认为，正因为曾经的人们非常诚实，他们不需要现代的管理制度，例如在那个人们还都很诚实的年代从美国发源并迅速席卷德国的所谓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体系。
CSR的意思是企业社会责任，也就是说，它代表着企业在面对社会时所应当承担的一切经济、道德以及法律责任。
企业管治和企业社会责任都来自同一个国家，一个由于其金融机构的不道德行为而导致了全球性金融危机，使我们每个人都因此受到损害的国家。这两个概念所代表的，与当年“值得尊重的生意人”形象所代表的道德伦理观念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反而削弱了其内在的力量。“值得尊重的生意人”代表着那些愿意为公共福利贡献力量的企业。而其中的佼佼者，著名的商人雅各布?富格尔，在15世纪的时候就建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廉租房，以供穷人们居住。
“公共福利”的概念，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时候，迎来了第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英国于1750年就已经开始的这个转型，在德国推迟了整整100年。工业的进步是以工人受到伤害为代价的。由于企业家希望尽可能多地使用新型的机器，工人们不得不每周工作6~7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而他们得到的酬劳如此之少，以至连妇女和儿童都不得不承担重体力劳动。五六岁的孩子就已经开始在矿场中做牛做马了。
一些大型企业，例如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和德国蒂森?克虏伯集团，继承了从“值得尊重的生意人”时代开始流传下来的社会责任观。罗伯特?博世本人将其财产赠予了公共福利机构，并用这些钱建立了一个基金会，在该基金会的资金援助下，促进了包括医院的各种公共设施建设，直至今日，该基金会每年都将近千万欧元的资金投入到公共福利建设中去。而克虏伯一方面以相当严厉的规章制度保障其商业帝国的稳定，另一方面，也非常照顾他的“克虏伯人”。他为自己的员工建立了医疗保险机制，并于1861年开始建造员工宿舍。此外，那些在他的公司中奉献了大半辈子的员工，得到了企业发放的养老金，这在德国尚属首例。在这之后，奥托?冯?俾斯麦的社会保险制度便是以克虏伯的企业福利机制为蓝本的。最后一任克虏伯家族成员也同样将公司财产捐赠给了公共福利机构。
贪图金钱的人从来都不少，但是在20世纪和21世纪，对金钱的追逐似乎完全打败了对公共福利的向往。现在的人们比原来更加贪婪吗？不一定。但对以贪婪为名的恶习的容忍程度，却是大大提高了。
那些还在坚守着正确行为标准、试图效仿“值得尊重的生意人”时代的人那样看重公共利益的企业主们，在当前这个弘扬个人利己主义的时代中，越来越难以生存。
福特汽车公司的缔造者——亨利? 福特曾经主动为他的员工支付比当时工资水平要高得多的酬金，并降低其产品的价格。福特T型轿车在1916年的最初价格为900美元，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急剧下降至440美元。面对福特的作为，曾经的福特股东，在1906年向福特公司投资10 000美元的约翰?道格和霍瑞斯?道格兄弟决定要退出福特汽车公司，并组建属于自己的公司。他们希望通过第一季度的公司红利来支付组建公司的成本。当福特拒绝他们的要求之后，他们将福特告上法庭，并要求法官裁决，公司拥有者不应将所得的赢利直接分发给员工和顾客，而应该由股东决定钱的流向。法官最后判股东胜诉，因为“一个商业公司成立和发展的主要目的，是为其投资者牟取利润”。
从此之后，社会的价值一落千丈。
20世纪末，一名跨国公司的经理在一次伦理讨论大会上做出如下表示：“在我们公司，‘伦理’这个词是不能被提及的禁语。”而金融巨鳄乔治?索罗斯也曾经说道：“市场从成立之初就决定了其不道德的本质，任何对此存在顾虑的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都是无法生存的。”上述两段言论清楚地展现出了令人无法置信的傲慢以及对人类的不尊重。但说出这种话的人却无比坚信，其行事准则是正确的，与时俱进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任何与之相悖的教育。
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们依然决定着世界上的经济知识理念趋向。在他们看来，个人才是最为重要的。他们的理论是：个人利己主义到头来会自然而然地导致集体的富足，因为个体会理性地从事经济活动。因此，绝大部分的经济学家不去传播道德行为的概念和重要性，而总是梦想着实现理性市场的神话——通过公式能够算计好一切。使经济振兴的一切重要因素都能够通过数据、计量经济学和定量分析方法来得出。
经济学家几乎已经无法感知在他们身边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来自图宾根的国民经济学家约雅希姆?施塔巴蒂批评道：“他们将经济现实压缩成了数据化的时间序列。这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发生了什么，却无法解释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结果。那些没有被纳入到现代的、数学化的模式中进行运算的因素，就这样不复存在了。”
难道我们每个人没有在家庭中、在学校里学习过责任的意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多么重要吗？难道自由、平等和博爱不再是共和精神和传统，不再是架构任何民主生活方式的基础？难道我们不应该以公平且团结的行为处事吗？
我之所以对现在奉行的那些思考方式感到如此生气，是因为我接受的教育与他们不一样。教育对人的影响从很小就开始了，例如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我小学阅读教材上的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大约是这样的：一个学徒到一家很小的手工作坊工作，他的师父对他说：“因为我很看重你，所以我想从一开始就把重大的责任托付给你。从现在开始，你就管账吧。”于是，这个学徒必须将每笔支出都登记入账。但如同这种阅读教材上的所有故事那样，情节冲突是必不可少的。有一天，账对不上了。犯了错误的学徒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没有钱，没法填补上缺少的60分。他考虑过是否应该隐瞒自己的过失，但最终他鼓起勇气，诚实地坦白了一切。师父追究了他的责任，并严厉地对他说道：“这一次我会为你垫上这60分，因为你很诚实。但下一次我会惩罚你，并让你自己补上账面的损失。如果你说你没钱、没法补齐的话，我们就会扣除你的学徒工资。”
即使这是一个听起来相当无聊的故事，它却一直深植在我的记忆里。它达到了教育的目的，说明了信任和责任的意义所在。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幸运地得到了去美国留学的奖学金。当时的美国总统是约翰?肯尼迪。如果说教材上的那个故事对我是一种启蒙的话，肯尼迪的一句话则为我今日的思考方式提供了进一步的明灯和指引。在他的就职演说中，他这样说道：“不要问你的国家能够为你做什么，而应该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
在这之后，美国的年轻黑人们开始投身于为民权斗争的运动之中，成千上万的美国公民申请加入一个志愿者组织——“和平工作队”。但这句话不仅仅影响了美国的年轻人，它还成为了世界各地的人们所推崇的座右铭。遗憾的是，今天只有少数人还接受这番言论。在德国所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仅仅只有15的受访者依然对这句话认同，几乎一半的人不同意这个观点，此外还有大约13的人对此没有想法。而当人们去网上论坛浏览的时候，更是会看到许多令人震惊的幼稚问题，诸如“公民需要对国家承担义务吗？”
“不需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米尔顿?弗里德曼如是说。这位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齐名的经济学家认为，一个自由的人不应该问他的国家能够为他做什么，但与此同时，他也不应该问他能够为他的国家做什么。他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在政府的帮助下，我能够为我自己和我的同胞做些什么，以履行我们个人的义务，达成我们各自不同的目标，最重要的是保障我们的自由。”
按照弗里德曼的理论，个人是经济中最重要的主体，个人的自由远比任何其他事务重要。而政府的工作是保障市场的自由。也就是说，尽量少些国家干预，少些法律，不应顾虑弱者。对弗里德曼来说，经济的伦理等同于利润的增加。经济中不存在什么社会责任，除非这种社会责任如同弗里德曼所表述的那样：“商业的社会责任在于增加其赢利。”也就是说，一个企业只要能够赢利，就已经算是履行了其社会责任。我们得承认，赢利肯定是企业必要的目标之一，但弗里德曼居然将利益最大化上升到了道德义务的地步，这意味着将利己主义当作一种美德。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简直大错特错！
当世界伦理基金会的主席兼创始人神学家孔汉思作为客座教授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时候，他在自己住处附近的大学食堂里偶然碰见了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其他经济学家。孔汉思如此描述这次会面：“尽管非常尊重他们，但这些经济学家们在我面前表现得好像神学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一样。他们显得对伦理毫无兴趣。”很多经济学家都保持着这种态度，就好像是全球公认的共识一般。
金融危机之后，回归伦理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在德国高等学府里，关于伦理和经济的课程建设还处于非常落后的水平。“在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人们早就开始着手做这方面的事情了。”柏林公民社团中心的领导人苏珊?朗恩如是说。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解释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伦理道德概念时，人们往往都使用英语。朗恩与柏林洪堡大学的经济学家一起对德国的大学课程进行了调研。在那之后，也只有半数的德国大学开设企业责任的相关课程。
虽然有67%的大学生认为，经济伦理和企业道德应当作为经济学方向的必修课程开设，但事实上，与企业道德相关的课程数量非常少，与此同时，以此为主题的讲座也几乎没有。
我本人也曾经亲身体验过大学中的这种矛盾现象。那是在许多年前，我接到了科隆大学经济学系打来的电话，他们问我是否能在其硕士生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因为时间很合适，所以我答应了。给我打电话的人说，我可以自由选择讲话的主题，阐述任何我想要阐述的观点。而我当时正在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一本非常出色的书籍——《教育、道德和社会》，该书的主题是道德准则如何能够产生实际效果。其作者是埃米尔?杜克海姆。杜克海姆是一位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于是我建议道，是否可以以“价值”为题做这个演讲。“什么主题？”对方充满疑惑地问道。“伦理价值。”我说。“随您的意吧。”他答应着，听起来毫不信服。
到了约定的时间，我来到科隆大学。那是一场充满欢庆意味的毕业典礼。学校乐团在一边伴奏，校长发言，身穿黑色毕业服的硕士生们慷慨陈词。我做了以“教育、道德和社会”为主题的演说。典礼结束后，很多刚刚结束学业，获得了硕士学位的年轻人来到我面前，问我是否能就我演讲的主题更进一步地与他们谈谈，因为从来没有人对他们说过类似的话题。我被震惊了，我在想：难怪我们的社会陷入了现在这样一种不正常的境地。已经获得了学位，马上就要走进社会的大学生们，居然连一丁点儿关于道德标准的教育都没有获得过！
20年前，圣加仑大学的学生们便创建了“生态国际”组织，其目的是促进世界范围内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交流。此外，科隆大学哲学与经济组织针对不同主题固定举办批判性讲座，如利润的道德化。
Sneep则是一个大学生自建的、以经济伦理和企业道德为主题的网站。这个网站上有来自不同专业方向的学生，他们在自己的大学里组织了一系列传播伦理道德知识的活动，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正是现在的大学中所缺少的东西。
“在德国，人们依然可以在大学学习企业经济学的同时，完全不接受任何伦理道德相关的课程。”卡特琳娜?黑策在Sneep上说。2010年12月1日，这个组织的成员向311所德国高校的主管、联邦教育研究部部长安内特?舒万，以及各联邦州的文化教育部长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他们要求将经济伦理课程作为必修科目加入到大学学科中去。
这些大学生们对大学中开设经济伦理学教席的强烈要求，促使科隆大学经济和社会学系主任做出了以下决定：在当时企业发展专业增加经济伦理方向，并于2010年的夏季学期聘任了伯纳德?伊伦布施教授坐镇该教席。在接受科隆的绿色高校组织所主办的报纸《绿色校园》的采访时，这位教授被问道，应如何使大学生们对有关经济伦理的问题感兴趣。伊伦布施这样回答：“目前的道德现状无疑是令人不满的。人们每天都在报纸上读到，经济伦理方面的事情已经坏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因此我只希望，大学生们还具备着理想主义的情怀，还愿意去改变这种现状。在我们所开办的课程中，人们可以认识到不道德的交易是如何出现的，同时去思考怎样改变框架条件，以避免不道德的行为。与此同时，许多经济伦理方面的问题还是悬而未决、有待研究的。”
在与成功的企业家、经理人或者生意人交谈和讨论中，我不断得到令我惊讶的认知：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于责任、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都是完全陌生的。
可持续发展不过是个时髦的词，不久前一位重要的德国金融家还这样对我这样说，这个词过一段时间就会没人提及了。但我们能够责备他吗？他是从哪里学到这种理论的？当我们的经济世界和金融世界早已抛弃那些诸如价值观、美德和伦理的基本观念，而将过度追求利润最大化当作唯一准则时，当经济学家将崇拜金钱定义为人的本性时，也就难怪每天早晨我们翻开报纸时会无比愤怒，因为对金钱的贪婪追求必然会导致人们去撒谎，去诈骗，去偷盗，从而犯下种种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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