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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
——曾国藩
例如《资治通鉴》，其著书本意，专以供帝王之读。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智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阙。此诚绝好之“皇帝教科书”。而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
——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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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是一本历史通俗读物，为《百家讲坛》栏目结集作品。
梁启超在其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里称《资治通鉴》是一部“皇帝教科书”。作者从应用历史学角度讲述了《资治通鉴》作为一部全面总结了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历史典籍，虽然它全面总结了宋代之前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规律和经验，是中国自宋代以后帝王们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法则、提高治理国家能力的首选教科书，但它的影响力在今天不仅超出了史学研究范畴，还为当下的管理者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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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姜鹏
汉族。浙江宁海人。2000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专门史方向，获博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研究领域：思想文化史、中国传统史学、《资治通鉴》研究。
2012年和2013年在央视《百家讲坛》分别主讲大型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和《三国前史：一个傀儡的力量》。
著有《汉武帝的三张面孔》《三国前史：一个傀儡的力量》《北宋经筵与宋学的兴起》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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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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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皇帝的教科书
一、特殊的读者
二、成功帝王的类型
三、失败帝王的类型
四、我们的视角
第二章 意蕴深远的开篇
一、“无头”的开篇
二、司法必先守法
三、法的价值
第三章 用人的学问
一、关于继承人的争论
二、荀瑶的表现
三、智赵斗法
四、人才的“才”与“德”
第四章 魏文侯的领导素质
一、礼贤下士
二、诚信与担当
三、听取不同声音
四、各司其职
第五章 无用乃大用
一、以人才为宝
二、魏文侯选相
三、翟璜的疑问
四、“有”与“无”的辩证
第六章 商鞅的得与失
一、人才与国运
二、商鞅去魏
三、诚信与立国
四、法本与人本
第七章 “听”的政治
一、“听”的层次
二、孟尝君听谏
三、赵王听谗
四、齐威王明听
第八章 虚己任人的刘邦
一、司马光“三大法宝”论
二、任官：刘邦与陈平
三、刘邦善用人的奥秘
第九章 信赏与必罚
一、信赏：刘项差别
二、刘邦本色
三、信赏与“懂”赏
四、必罚：刘邦诛丁公
第十章 自责与自悟
一、项羽的用人术
二、一个比较
三、霸王的最后一战
四、至死不悟
第十一章 继承人稳定法则
一、赵武灵王的悲剧
二、燕王哙的荒谬禅让
三、刘邦立嗣风波
第十二章 克己守法的汉文帝
一、不以私意扰法
二、魏文帝的反例
三、冯唐的唐突
第十三章 扰民与享乐主义
一、君主的五种类型
二、露台之金
三、汉文帝的墓葬
四、秦朝的反面经验
第十四章 用时间消化矛盾
一、吴太子之死
二、文、景的不同策略
三、七国之乱的平定
四、文、景比较
第十五章 名将们的生死恨
一、“真将军”周亚夫
二、周亚夫之死
三、李绩与唐太宗父子
四、“雄猜”失策
第十六章 黄河治理与民生问题
一、汉武帝时代的黄河泛滥
二、国计与民生
三、司马光的批判
四、历史判断的两难
第十七章 文武张弛之道
一、汉武帝的成绩与不足
二、汉武帝的反省与托孤
三、霍光对汉武帝的纠正
四、汉武帝的遗产
五、历史环境与历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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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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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皇帝的教科书
一、特殊的读者
中国传统史学的发达，堪称世界之最。流传到今天的史学典籍中，影响最大的两种是《史记》和《资治通鉴》。一般学者都会赞同这个观点。但我个人认为，《资治通鉴》的影响力要比《史记》更大。为什么？因为《史记》的影响力，主要还是局限在史学领域内；而《资治通鉴》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史学领域。
何以见得？著名学者梁启超在畅谈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时，曾讲过这么一番话：写作一部书，首先必须要考虑清楚的问题是，这部书是写给谁看的。根据这一点再去思考，该如何选择题材，如何针对这些读者设计编写。这是著作成功的前提。梁启超所举的成功典范就是《资治通鉴》，而《资治通鉴》预设的读者群非常特殊。梁启超说：“例如《资治通鉴》，其著书本意，专以供帝王之读。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智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阙。此诚绝好之‘皇帝教科书’。而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的这段评论非常到位。《资治通鉴》由北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也是大学者司马光“领衔”主编。司马光在编写之前，就已经预设这部书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它的选材，必然是围绕着一个皇帝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质、国家大政应该注意哪些方面这些问题展开的。
《资治通鉴》如何谈皇帝的基本素质？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三国时代的刘备是大家熟悉的历史人物。《资治通鉴》在介绍刘备时，说这个人“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资治通鉴》卷六十）。胸有大志，但平时话不多，喜怒也不会表现在脸色上，说明城府很深。这句话说明刘备具备一名创业型政治领袖的基本素质，首先有远大志向，其次是性格稳重、深沉。《资治通鉴》这样介绍刘备的依据，来自于记载三国历史最权威的著作《三国志》。但我们仔细对比《三国志》和《资治通鉴》，会发现这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我们把《三国志》里介绍刘备个性的话读全，它是这么说的：“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三国志》卷三十二）这里的先主指的就是刘备。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资治通鉴》对刘备的介绍，是取了《三国志》的后半句，“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并且加上了“有大志”这一点；《三国志》介绍刘备性格中的另外一面，“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这句话，被《资治通鉴》删除了。
司马光为什么这么处理？历史上的成功人物，性格各异，既有常人所不及的优点，同时也都有些瑕疵或缺点。刘备因为有超常的个人能力，即便爱好声色犬马，不喜欢读书，最后也能取得很可观的成绩。但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不是单纯地复述历史，而是要把历史作为兴衰成败的借鉴，供后来的皇帝参考。有很多年轻皇帝，继承了祖辈的事业，却不知创业艰难。斗鸡遛狗，奢华艳丽，不用教，天生就会。缺乏的正是胸怀大志、沉稳处事这些对于皇帝来说更为重要的素质。所以司马光认为，刘备这个人物，值得突出的是“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这一点，而不是喜爱声色犬马。这正体现了《资治通鉴》最重要的预设读者群是以后的皇帝们，它编写、处理历史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皇帝们应该从历史中学到什么。
关于刘备的介绍只是很小的一个侧例，《资治通鉴》中有更多更为重要、更为深入的政治参考意见。因为有帮助提高治理国家的能力这样一个特殊目的，所以《资治通鉴》的取材也是非常讲究的，并不是所有历史主题都会出现在这部书里。用司马光自己的话来说，是“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进资治通鉴表》）。司马光只选择那些关乎国家兴衰成败、老百姓幸福指数的重大历史事件予以记录。其中有值得后世借鉴的善政，也有可以起到警示作用的恶政。《资治通鉴》这一书名，是由司马光编书时的皇帝宋神宗起的。为什么叫《资治通鉴》？宋神宗说，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借鉴以往的历史经验，以帮助当前人寻找治理国家的方法。《资治通鉴》的目的要落在这里。
从这个目的出发，《资治通鉴》在总结中国传统政治智慧方面，可以说是所有历史典籍中最全面也是最成功的，所以能成为后世帝王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法则、提高治理能力的首选教科书。这也是它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史学领域的原因，它在政治领域同样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二、成功帝王的类型
《资治通鉴》记载了从春秋战国之际直到北宋建立之前，一千四百年左右的历史，其中牵涉很多重要的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各种人物和政权的成功与失败，在这幅历史长卷中一一展现，这当然是一个丰富的政治经验资料库。如何归纳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智慧，如何利用这个资料库，角度有很多。既然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皇帝是最重要的角色，《资治通鉴》又是名副其实的“帝王教科书”，那么解读《资治通鉴》，也可以从分析皇帝开始。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起，直到宋代建立之前，出现过二百五十多名皇帝或重要的割据政权领袖，如果再算上战国时代的重要诸侯，还不止这个数。我们可以把历史上的皇帝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开创了某一个王朝的开国型君主；通过血缘关系继承父祖皇位的继承型君主。在这两种基本类型下面，还可以再细分。比如开国君主，在完成创业之后，他的主要职责必然转向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有转型成功的，有转型失败的。针对不同的成败案例，《资治通鉴》都会采取独特的视角予以述评，我们可以各举一例。
先说转型成功的开国君主，东汉光武帝刘秀是其中的代表。《资治通鉴》从第三十八卷开始记载刘秀的事迹。自公元15年起，刘秀召集兵马，打出旗帜反对当时称帝的王莽，从此开始了创业过程。期间，刘秀有很多可圈可点的表现，最脍炙人口的当属昆阳大战。这场战役中，刘秀以八千非正规军，击破王莽派来围剿的十万大军，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案例。在整个消灭王莽、平定割据、建立东汉的过程中，刘秀在用人、谋略以及他自身的为人上，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如果写一本普通的刘秀传记，一定会突出他的这段历史。但《资治通鉴》对刘秀的关注却不在这里。
《资治通鉴》的关注点在哪里呢？公元25年夏天，刘秀开始称帝。秋天，刘秀就求访到一位名叫卓茂的长者。卓茂早年曾担任过县令一类级别不高的官职。但这个人有一大优点：为人朴实忠厚，待人宽厚仁爱，做事从不和人争抢，口中也从无恶言恶语。他每到一个地方任职，都以这套行为方式来感化大家。古人程颐有云：“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当地百姓看到父母官是如此赤诚的一个人，都不好意思在他面前撒谎。所以卓茂任职的地方，社会风化都很好。刘秀听说这个人之后，就找到他，任命他为太傅，并且封他为“褒德侯”。太傅是当时官僚的最高荣誉头衔，属于“上公”，只有德望非常高的人才能担任。
我们来分析一下卓茂这个人物。卓茂虽然有很值得人们敬重的品格，但从影响力来说，并不算一个声名显赫的人物，因为他早年只是县令一类的低级别官员。他的直接影响力只能波及对他有所接触、有所了解的人，间接影响力可以扩散至他曾经管理过的地方。无论卓茂个人品行如何高尚，治理地方如何有成绩，但和刘秀消灭王莽、建立东汉比起来，只能算小人物、小事件。比他重要的人物、事件多得是。况且刘秀登基的时候，卓茂已年逾七十，修养在家，更不是一个能起很强历史作用的人。但卓茂的品行一旦被刘秀得知后，马上受到了朝廷的礼遇。从中我们固然可以看出刘秀对于道德风化的重视，然而一般人看这段历史，不会把它作为刘秀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对待。
显然司马光不是一般人。司马光不仅认为这是刘秀一生中最值得关注的重大事件，并且把它拔高到影响整个东汉王朝命运的高度。在讲述完刘秀任命卓茂之后，司马光有这样一段评论：“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竞逐，四海鼎沸。彼摧坚陷敌之人，权略诡辩之士，方见重于世。而独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于草莱之中，置诸群公之首。宜其光复旧物，享祚久长，盖由知所先务，而得其本原故也。”（《资治通鉴》卷四十）诚如司马光在评论中所说，刘秀刚登基的时候，天下并不太平，国家也还没有统一，仍然有不少对皇位虎视眈眈的割据势力存在。在这种形势下，见重于世的必然是那些敢于冲锋陷阵的猛将和懂得机诈权略的谋士。卓茂显然既不是猛将也不是谋士，他的忠厚在残酷的战争中体现不出价值。但战争总是要结束的，国家必然要慢慢走向治理。如果能看到这一点，就能看到卓茂的价值。卓茂的长处正是能用温和有效的方式把老百姓管理好。因此，即便战争仍然如火如荼，刘秀还是抽出时间寻访卓茂这样的忠厚长者，并对他高度表彰，为国家从战争状态向治理状态过渡而未雨绸缪，这是刘秀的眼光。但一般人对刘秀提拔卓茂这件事并不是十分重视。把刘秀的这一见识和行为拔高到东汉之所以能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是司马光的眼光。司马光从这件事中看到，刘秀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就能认准进入和平建设年代之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并能提前做好准备。如果一个开国皇帝要成功转型，这是必备的素质。
请大家注意，对提拔卓茂这件事的评论，是刘秀出现在《资治通鉴》中以来，司马光第一次对他的行为作出正面评论。刘秀创业过程中的基本事迹，《资治通鉴》当然也详略有度地记载了，期间名将数十辈，大小百余战。但对这些普通人看来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司马光不赞一词，等闲看过。司马光真正开始评论刘秀，试图从他身上找到一些值得后世皇帝学习的素质，恰恰是以提拔卓茂这件一般人认为不重要的事件作为切入点的。
三、失败帝王的类型
转型失败的开国君主，可以以梁武帝为例。梁武帝萧衍的前半生非常精彩，也非常成功。壮年时代的萧衍，有谋略，有胆识，有很强的政治领导能力，也有高超的军事指挥能力，无论政治见识还是军事才能，当时天下都罕有对手，所以他能建立梁朝，成为一代雄主。但他的晚年却非常凄惨，这样一位不可一世的大英雄，居然是活活饿死的。这种死法，让人觉得和他早年的光辉形象很不匹配。分析梁武帝为什么失败，可以找到的原因有很多，《资治通鉴》特别强调过一件事例，值得我们注意。
公元545年，这是梁武帝称帝之后的第四十四年。经过这些年的治理，国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有一位叫贺琛的大臣向梁武帝指出，存在四种不利于国家治理的不良现象：第一，朝廷的税收赋役已经使百姓负担沉重，地方官员和各种使者又在征收过程中贪暴聚敛，迫使百姓不能安居本土而流亡迁徙。第二，贵族们的生活奢侈淫逸，并且竞相夸耀豪富，既造成了不良社会风气，也是促使官员贪残、热衷横征暴敛的重要原因，因为他们需要大量财富支撑奢华的生活。贺琛形容当时官僚宴会的奢侈浪费：“积果如丘陵，列肴同绮绣。露台之产，不周一燕之资。而宾主之间，裁取满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九）每次宴会，陈列大量昂贵的果食佳肴，价值甚至远远超过一户中产家庭的资产。但出席宴会的人也无非一人一个肚子，能吃多少？大量的食物浪费腐坏。除了吃之外，官僚贵族还要蓄养妓女役夫，开销更大。很多官僚在位的时候，以横征暴敛为基础供养奢侈的生活，一旦离职，靠积蓄就维持不了多久。所以贺琛建议梁武帝倡导节俭，不仅在于纠正社会风气，更重要的是堵塞横征暴敛的源头。第三，贺琛认为梁武帝信用了一批小人，这些人只知道吹毛求疵、舞文弄法，却不识治国的大体。更糟的是这些人往往仗着梁武帝对他们的信任，作威作福，追逐权势。第四，朝廷事情太多，比如修建官衙府邸，制造礼器兵器等，无一不是加重百姓负担。贺琛建议梁武帝能省则省，给百姓休养生息的机会，才是富强图远的根本之策。
贺琛这四点意见提得很好，不仅切中时弊，其中建议遏制官员贪腐奢侈、给百姓休养生息的机会这两点，更具有永恒价值。作为君主，应该虚心听纳。但梁武帝看完贺琛奏章后的态度却是出人意料的“大怒”，为什么呢？梁武帝对贺琛提出反批评，指责贺琛说话遮遮掩掩，没有确指。既然有那么多横暴贪残的官员，你何不具体呈缴一份名单上来，指明哪些官员应该受到处罚？既然指责朝廷多事，你倒具体说说看，哪些事可以省，哪些事可以停？此外，梁武帝重点回应了贺琛对浮华奢侈的批评，梁武帝怀疑贺琛的批评是针对他本人的。为了表明自己生活俭朴、没有欲求，梁武帝举了两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为自己辩护：其一，梁武帝说自己“绝房事三十余年”，三十多年没过性生活了，平时居处不过一张床，毫无奢华装饰。其二，梁武帝说自己平时不仅吃素，而且每天只吃一顿，以前腰围十尺，瘦到现在只剩二尺了，“旧带犹存，非为妄说”，以前的腰带还在，谁要不信的话可以拿去看看。至于说官员家里宴会奢侈浪费，这也不能家家户户去搜查制止啊！
我们来分析一下梁武帝听到意见之后的态度。从贺琛提的意见来看，说话路子很正，说的都是通常人们认可的大道理，既没有刺耳的语言，也没有阴阳怪气的态度，提意见的目的也是为了这个国家好。梁武帝却批评他不提供腐败官员的名单，这是很无理的刁难。因为贺琛是在整体描述当时国家社会面临的问题，是高屋建瓴地给国家建设提意见，而不是写实名举报信。至于具体问题怎么落实，需要朝廷制定纲领，有关部门负责执行。贺琛这些意见的作用，是要引起朝廷对国家治理状态的深刻反思，而不是去针对某些具体的人。梁武帝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提意见的人，不是一位优秀君主该有的表现，举出自己三十年不过性生活作为拒谏的理由，更是滑稽可笑。作为一名君主，在对待意见时，即便提意见的人有所偏激，也应该与他沟通商谈，而不是把提意见的门给堵住，更不应该刁难提意见的人，否则谁还会来为国家建设贡献智慧。
这些问题我们都能很容易认识到。那么，司马光怎么看待梁武帝拒谏事件？司马光对该事件评论中的第一句话，可以说是给后世那些不喜欢听意见的皇帝当头一棒：“梁高祖之不终也，宜哉！”（《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九）这里的梁高祖指的就是梁武帝。司马光说，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梁武帝之所以不得令终，是有道理的。“自以蔬食之俭为盛德，日昃之勤为至治，君道已备，无复可加……由是奸佞居前而不见，大谋颠错而不知。”（《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九）自以为平日素食节俭，就是君主的盛德，沾沾自喜于这点小善，就以为自己作为一名君主的品德已经齐备了，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其结果就是国家大政方针发生严重方向性错误而不知，最终身死国灭，为千古贻笑。
司马光把拒谏的行为和梁武帝最终的失败直接挂钩。强调皇帝或领导者必须虚心接纳意见，表彰那些敢于直言进谏的大臣，是《资治通鉴》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在司马光看来，皇帝只不过占据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就其本人而言，也和普通人一样，不会全知全能，所以必然有愚暗的一面，也必然会犯错误。这就需要君主及时、广泛地和大臣以及其他睿智之士作充分的意见沟通，弥补自身的不足，以避免或纠正偏差与错误。
四、我们的视角
司马光以重视教化来说明刘秀的成功，以拒绝意见来说明梁武帝的失败，体现出司马光自身对于政治的看法。这两个例子对于《资治通鉴》来说，只是九牛一毛。整部书里还有更为丰富和深刻的政治思想。正如宋末元初研究《资治通鉴》的著名学者胡三省所说：“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资治通鉴》就像奔腾不息的长江大河，各个读者就像一只只渴了的老鼠，从河水里吸一两口也就足够了。
我们今天处于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没有帝王，也没有士大夫了。那我们还有学习《资治通鉴》的必要吗？当然有。不管时代怎样变化，社会管理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资治通鉴》归纳出很多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般规律。抛开帝王和士大夫这类特殊的个人身份，今天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人，仍然能从《资治通鉴》中汲取丰富的管理智慧。
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知道《资治通鉴》作为一部帝王教科书，是以记录、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人物、政治事件为核心的，却没有仔细、深入地研读过这部书，想当然地认为，一部以讲述政治为主要内容、培养帝王为主要目的的书，必然是一部阴谋书。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资治通鉴》是一部历史教科书，是一部政治教科书，绝不是阴谋教科书。司马光不可能具备我们现代人的先进理念，但在当时条件下，对于如何引导皇帝来合理治理国家，司马光已经做到最好了。《资治通鉴》是一部帝王教科书，但它却是以批评帝王开始的，正是在对帝王的批评中，蕴含着司马光最基本的治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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