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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费孝通相交几十年了。在这多变的几十年中，我们共荣辱，同欢乐与忧患。我于1978年底得到平反，他比我晚一年两年。在他获得平反之后，曾发下志愿，誓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他说：“我的口袋里只有十块钱了。”意思是说他想要做的事情太多，而他的健康状况有限，不能不量力而行罢了。 事实证明，他的“十块钱”不是放在“口袋”里，而是存在银行生利息。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他的足迹几乎走遍除西藏而外的全中国，他的本钱似乎越花越多。反躬自问，我实在无地自容了。正当他以千里马的速度飞跃的时候，我先是患结肠癌，虽然手术治疗幸而未死，继又三次脑血栓苟延残喘以至于今。虽有附骥尾之志，无奈力不从心徒唤奈何。 我与孝通曾经有过一段文字因缘，这段因缘却是我终生难忘的事。我前面曾经写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每星期天到他的阿哥费振东家里闲坐，我也届时前往。后来我的问题愈迫愈紧，我对振东说为了使他们兄弟免受牵连，我不能去看他们了。过了数日振东拿来孝通给我写的“遁世无闷，独立不惧”八个字。我接到他的赠言不久，便被拘留看管起来了。 “遁世无闷，独立不惧”八个字伴随着我在监狱四年多生活的思想波动起伏。我默默无言地随时思念它的含义。我不识韵律，不讲平仄，拼凑出如下对联，聊以抒发情感。 在进监狱的头几个月里，我想的是“遁世无门独立不惧，存亡有命视死如归”，心中祷念“但愿长眠不起，只求速死解脱”。 随后，对监狱逼供信的悲愤，抒发我的感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自返而缩奚其有惧”，“遁世无门斯悲实甚矣，仰俯不愧亦乐莫大焉”。 最后，对一切都安之若素，处之泰然。“能遁出乡能遁出国不能遁出世，可隐于山可隐于野亦可隐于囚”；“居易矣俟命矣，既来之则安之”。 我释放平反之后见到孝通，向他道谢。在我日日受熬煎，时时如倒悬的时刻，“遁世无闷，独立不惧”这八个字真好似一个患重热病的人服了一服清凉剂一样，心情逐渐得到安慰，使我终于没有垮下来。 潘光旦 我同光旦先生相熟是在1957年反右之后。他的左眼失明，右眼高度近视。他只有一条腿，走路架着双拐。出去视察多是我照顾他。有人取笑他说：“潘先生的立场观点都有问题。”他说：“不止如此，我的方法也有问题，我驾的双拐是美国货。” 他生有五个女儿。他把他的第五个女儿从小过继给他的弟弟潘光迥在香港做生意。潘光迥把她抚养成人，后来送到美国受教育，当了眼科医生。潘先生得知此事后，1964年曾想把她要回来，叫她为祖国服务。潘光迥没有同意，此事因而作罢。我之所以提及此事是要说明光旦先生，有人在反右时批判他是“铁心皮球”，意思是说他外表上总是如皮球一样柔软，而他的心却像一块生铁那样坚硬。生铁那样坚硬的心却叫他长期在外受人抚养的女儿学成之后，想叫她回国服务。只此一件事就足以说明当时批判者的谰言了。 “文革”当中他同其他人一样遭到抄家。红卫兵抄到他的存折上只有数百元，不相信，认为他隐瞒财产。他叫他们到民族学院藏书的地方去看看，那里有几间屋子装满了他的藏书。他的钱全买了书了。他死后，把书全部赠予民族学院。 “文革”开始以后，我经常到他家去看他。他说他是以三个S应付当时形势。一是submit服从，二是sustain支撑，三是survive生存。他的长女潘迺穆的丈夫在“文革”当中被迫自杀而死。迺穆对她的儿子说：“你的爸爸虽然死了，还有妈妈，我们还要继续革命。”她为了同家庭划清界限，不轻易到民族学院看她父亲。有一次我到潘先生家去看他，他提及此事，说到“我们还要革命”时不禁放声痛哭，我在旁也陪他流泪。他痛哭完了以后，又恢复原来的话题，没有说一句抱怨的话，好像没有那么一回事一样。 后来他的前列腺病症越来越严重，费孝通不得不把他送到积水潭医院做手术。手术刚刚做完，医院里也闹起“革命”来了，给他做手术的大夫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成为专政的对象。因此他的小便插了管子以后，就只由一个护士看护。医院里整天闹“革命”，一切正常医疗手续都顾不上了。他插进小便的管子掉出来了，也没有人管。他尿在床上也没有人过问。我去看他，他叫我到民族学院告诉费孝通转告潘迺穆去接他回家。我劝他忍耐住在医院，家里的条件总还不如医院好。我说：“Sustain and survive.”他苦笑着说：“第四个S，succumb死亡。”第二天上午潘迺穆去看他，劝他继续住在医院。在他的坚持下，终于把他送回家。 我把潘先生的病情告诉他的老朋友人口问题专家陈达。我和陈达第二天下午同去看他。他见到我们时神情还和往常一样，有说有笑，精神似乎比在医院还要好一些。第三天下午我再去看他，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万分悲痛回到家中，写了两副挽联，用以寄托哀思： 平生不事积蓄只落得两袖清风遗书万卷 老来自勉服从临终时家破人亡不怨一言 仲尼在颜渊奚敢言死 子期殁伯牙不复鼓琴 梁漱溟 我首次见梁先生是在重庆1946年4月。我初到重庆担任协助接待中外记者的工作。当时梁先生是民盟秘书长，所以我一上来就同他有很多接触的机会。我记得他有一次同我谈起他对当时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的设想。他说他主张搞“无色透明体”式的政府。他当时讲了很多时候，我也记不清他所谓“无色透明体”究竟是什么，现在想起来，所谓“无色”似指将来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混合成为一个整体，“透明体”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公开性。他的这个想法虽然在当时情况下是悬空，他的心却是无可厚非的。 梁先生一个人出去见马歇尔、司徒雷登的时候，总是带着我担任翻译。当时除梁先生外，张君劢和罗隆基，他们以民盟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同外国人接触的机会更多。但马歇尔、司徒雷登对梁先生更加尊重。他们不只一次当面称赞梁先生是中国的圣雄甘地。他们说梁先生的清瘦体形，边谈话边摇扇子的神态，他们活生生看到印度的圣雄甘地了。我把这些话译给梁先生听，梁先生只是淡然地说了一句“愧不敢当”。 梁先生以民盟秘书长的身份拟出国共和谈的调解方案遭到失败后，感到内疚，随即离开南京到四川北碚，从此最后脱离了民盟。我同梁先生的关系随即中断。 全国解放后梁先生自四川来到北京，任全国政协委员。1953年他遭受不实事求是的批判，他没有做违心之论的自我检讨。“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同大家一样，遭到抄家、没收、扫地出门的待遇。“文革”后落实政策时，号召大家申报所受损失，他却拒绝申请。他说：“我所受的损失不是任何金钱所能补偿回来的。”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他公然反对把林孔并列，提出只批林不批孔。这种“批逆鳞”式的大胆举动自然遭到有组织的围攻。在“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之下，叫他表示自己的思想反映时，他却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来回答。 “文革”之后，我同梁先生分配住在同一所公寓，来往比较方便。1983年有一天我们谈及此事，我对他说：“彼时我没有参加批判的资格，否则我也不得不被迫来骂你几句的。要知道绝大多数人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否则他们自己也要遭到批斗的。”我问他当时的想法。他除了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那两句名言外，随后他又给我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何思何虑”，下联是“至大至刚”。他写这副对联时，已经九十多了。虑字误写成“慮”。他要给我重写，我说不必，只在“慮”字旁略加几个小字的说明就是了。他于是就在错字旁加写了“老衰愦乱不成字”几个字的说明。我极为珍贵地保存起来，留做纪念。 我为民盟撰写盟史，核对当时情况常常就近请教他。我现在把他写给我的一封信全文抄录如下： 顷承移步过我叙谈甚快。留示之件亦经读了。叙述当年事实基本无误。我存有记录，亦尚可供参考。再则我每念前闻兄所谈往年被管押几年中思想感情的变化进境极为可贵。亟盼兄写出贻示后人。人生经历即是真学问远胜理想空谈也。手布敬叩大安。漱溟再拜。 我现在撰写的回忆录，亦是由于受到梁先生的教诲和嘱托。 最后我还要写一段在梁先生弥留之际我去看他的偶然机会所遇到的动人事例。 他住在协和医院，躺在床上已不能说话了。我去看他时，正好遇到刚从台湾来的一个人，由一位中国文化书院的同志陪同一道去看梁先生。他看到梁先生的样子，于是他站在病榻前面，央求陪他一道去的人为他照了一张相。他又拿出本来预备同梁先生对话时所用的录音机一个人在机前喃喃自语讲了大致如下的一小段话：我是一个刚刚从台湾来的人。我在台湾时候就对梁先生的著作有所接触。来到北京我首先提出要见的就是梁先生。我今天见到了梁先生我感到莫大的荣幸。我要求见的是一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不随风倒的如×××式的人物……讲完了上述一段话后，他就向梁先生深深鞠躬告退了。 偶然机会，碰到这样一个插曲。我不禁也对躺在床上行将离开这个世界的人鞠了最后一躬。 楚图南 我与楚老过去接触不多，只是在他过生日和春节时候做礼节性的访问。在他每次见到我时，总是谆谆嘱咐我把过去的事情好好回忆一下写出来，不要有所顾虑。前年春节1992年我去看他，他又重提此事。我口头答应，而实未曾动笔。我要求他在他兴致好的时候为我写几个字以使蓬室生辉。几天之后他就写出了以“咏秋菊”为名的七律如下： 荣枯历尽又沧桑，几辈岸然抗炎凉。 三友岁寒添侣伴，篱边秋菊傲严霜。 楚老年长我十多岁，本应呼以“老弟”，而他竟直称我为“老友”。 时隔一载，统战部批准我入党，我去向他报告。彼时楚老正在医院治疗，他十分高兴，不顾病体衰弱又主动给我写下一副对联： 耐雪梅花洁 经霜枫叶丹 这次他将“老友”二字改称为“老同志”了。我接获此条幅和对联后真是珍逾拱璧感沁心脾，老人家嘱咐之事敢不竭力完成以符谆谆厚望。 1994年初，本书写好准备付梓，我特意到医院向他报告。他听到之后兴奋地说他一定先睹为快。不料4月 11日先是接到医院病危的报告，我马上赶往探视。当我赶到医院时他已经悠然长逝了。据他的长子楚庄同志说，他早晨8点半钟的时候还吃了点东西正在准备下床，突然之间不到9点就与世长辞了。我一方面为他能这样无疾而终与飞升无异感到羡慕，另方面为未能在他生前看到此书而深抱歉忱。率尔凑成挽联一副聊抒积痛： 无疾而终悠悠飞升正气长在 垂教不倦谆谆鼓舞隆情永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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