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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林贤治、龙应台、齐邦媛、李娟、张承志、夏榆、资中筠、章诒和、高尔泰、金雁、王鼎钧、许知远、毕飞宇、野夫、柴静、蒋方舟、孙绍振、南帆、范培松、陈剑晖等名家强强联手，百年一遇的作者阵容，打造史上最强的中国散文读本丛书。
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学第一大奖”的在场主义散文奖首次结集，呈现丰盛文化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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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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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第五届在场主义散文奖获奖者作品卷，全书精选了王鼎钧、许知远、毕飞宇、塞壬四位作家的多篇精彩散文作品。王鼎钧《贪污哲学智仁勇》《霓虹灯下的读者》《“1949”三棱镜》，许知远《向南方》《剑桥一年》《被遮蔽的陈独秀》，毕飞宇《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节选），塞壬《悲迓》《转身》《匿名者》等名篇被悉数收录。王鼎钧作品以在场叙事姿态，提供了百年中国现代史最独特的个人经验、世纪烟尘在作品中沉淀后的宁明气息、大道若简的人类智慧及在场散文的高端笔意。许知远作品采用精神在场的手术刀式剖析，并不止于言语快感式的个体内心独立，捍卫了散文最核心最有力量的价值—— “五四”时代的自由精神。毕飞宇作品尝试在中年之善和少年之真、个人追思和集体记忆间舞蹈，最大限度地挑战了跨界审美难度。塞壬作品呈现了底层人物在穿过当下中国南方工业钢铁与目光的寒冷时，被刺得遍体鳞伤的即时过程以及热烈的鲜血盛开时的蓬勃与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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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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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闻道，本名周仲明，现供职于四川眉山市某部门。文学硕士，作家，经济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委员，天涯社区—散文天下首席版主，《在场》杂志主编。汉语写作第一个自觉的散文流派——在场主义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中国第一位创立文学流派的政府官员。发表作品500余万字，出版《暂住中国》《国企变法录》等文学专著13部，330余万字；财经评论专著3部，100余万字。先后获得全国及省市级多项文学奖，作品入选多种年选、选本、大学教材，被上海、湖北、河北、河南、陕西、浙江等省市中学选为高考联赛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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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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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作品
《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授奖词
王鼎钧答谢词
我爱上海我爱自来水
贪污哲学智仁勇
霓虹灯下的读者
唯爱为大
高，更高
活到老真好
“1949”三棱镜
海角也有四月天
——1996年4月我在纽约的那些事
并不是每一粒沙都能成为珍珠
——1997年8月以后
并非一个人的历史
——《纽约侨报》访谈
许知远作品
《时代的稻草人》授奖词
许知远答谢词
向南方
被遮蔽的陈独秀
洋书店
桐城的吴越
从秋瑾到章子怡
七房桥的世界
受困的心
乞力马扎罗山腰的中国人
剑桥一年
毕飞宇作品
《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授奖词
毕飞宇答谢词
玩过的东西
童年情境
几个人
塞壬作品
《匿名者》授奖词
塞壬答谢词
悲迓
转身
匿名者
呼唤更多的文化关怀（代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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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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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一年许知远
来剑桥的第一个月，我每天晨跑。从赫肖尔路上我住的克莱尔堂开始，绕过有着飞檐与亭台的李约瑟研究所，回到格兰杰路，穿过一片草坪，进入圣约翰学院的铁制后门，剑河上的小桥，被中世纪红砖墙包围起的中庭。白衣的厨师们推着餐车进入饭堂，黑衣的看门人在门口闲站着，看到我跑过来，偶尔问一句“早晨好，先生”。穿过圣约翰的前门，来到了市中心。要到十月才正式开学，小镇的清晨仍很安静，科斯达咖啡馆刚刚传出研磨机的轰鸣声，海佛斯书店的铝合金门才拉上去。我仿佛无意闯入了一张明信片，一切精致如画，有如梦幻。它和我刚刚离开的北京，是两个截然的世界。自称有三千年的历史，北京却是一座崭新、躁动的城市，岁月没有给它智慧与从容，只有慌乱与焦灼。无处不在的噪音、不断涌起的高楼、闪烁不停的霓虹灯、灰尘与废气笼罩的天空、黑压压的人群……在它不断变化、活力十足的外表下，是道德、审美上的衰败，精神上的僵化。权力与金钱的逻辑统治着一切，建筑的外观、马路的宽度、空气的质量、艺术的品位，还有人的内心。因为没有内在的准则，人们被速度、规模、亢奋吸引，因为这速度、规模与亢奋，人们没有耐心与机会建立自己的内在准则。剑桥是用脚与自行车轮丈量的城市，步行五分钟就能到达的音乐厅，十分钟的戏院，十五分钟的电影院，四处散落的咖啡店、酒吧、草坪与书店。它也是缓慢生长的社区，十三世纪的彼德豪斯学院，十五世纪的三一学院，十六世纪的圣玛丽大教堂，1887年的菲兹比利餐厅，十年前才建起的新卡文迪许实验室……它的新时代，不以埋葬旧时代为代价。
平衡感贯穿于每一个角落。这里是现代科学的发源地，教堂的钟声在每个傍晚扩散在城市里; 这里涌动着新思想，但传统被无限地尊敬，拉丁语的祝词之后，晚餐才正式开始;这里遵循着等级制度,只有研究员才能踩过学院的草坪、坐在高桌上吃饭，智力上的挑战却被无限推崇;藏书八百万册的图书馆象征着文明的延续，但草坪上总躺着懒散的牛群，天鹅与野鸭都在剑河上游荡;这里的年轻人被鼓励自由精神，却也强调纪律与竞争，你可以生活闲暇，也可以穿进每一间教室，倾听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自由主义，或是日本电影的变迁……知识、传统、教养、自然、安静、大把闲暇的时光，这里有我在北京渴望的一切。我期望它能平缓我越来越强的焦躁与无力感，给我的写作生涯注入新的动力。在之前的两年中，我日益感到瓦茨拉夫哈维尔所说的作家的“第一股风”的结束。在一篇真挚的自传性的文章里，他把一个作家二十多岁时的创作称作“第一股风”。他关于世界最初经验开始在体内形成，他开始更严肃地理解自身，用自己的眼睛打量世界。这是个令人陶醉的写作过程，他生机勃勃、自信十足、充满了自我发现的英雄主义。他不仅受惠于内在的活力，时代也常常宠幸他，他的自我表现与时代情绪恰好合拍，赢得喝彩与声誉。这个过程大约可以持续十年。渐渐地，他发现自己耗尽了最初的经验与能量，尝试过了各种角度，而同时，外部环境也发生了转变，不再热情地接纳他之前的努力了。哈维尔在1976年写下这些文字的，在等待创造上的“第二股风”的到来。他的“第一股风”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他是个剧作家，在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中，资产阶级出身把他从社会等级的顶端推向了底层，倍尝生活的荒诞与心酸，这也为他的荒诞剧提供了灵感与素材。在他尝试写作时，捷克的政治气氛开始松动。他的剧本不仅不断上演，其中的荒诞、反讽的语言与情节激起了广泛的共鸣——革命试验带来了一个机能错乱的社会。他的“第一股风”在1968年结束，不仅因为热情与才能的逐渐耗尽，更是外部环境的转变。苏联的坦克碾平了“布拉格之春”，作家、知识分子与艺术家或者流亡，或者沦为清洁工、建筑工人，没有剧院再能上演他的剧本。哈维尔相信，在“第一股风”结束后，作家有三种选择：他可以用更精彩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过去的思想，也可以把精力用于来巩固自己已获得的地位、表现出的创造力，它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自我重复。对于一个更为严肃的作家来说，他还有第三种选择，抛弃过往的自己，把自己从昔日的经验、公众的期待、熟悉的题材与论调中摆脱出来。这也是一次重新发现自我、发现世界的旅程，你要探测到你的新声音，等待新经验的酝酿成熟，它将是你写作生涯“第二股风”。如今我们知道，哈维尔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第二股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再写剧本，却成为我们时代最深邃与动人的散文作家之一。我犹记读到这篇文章时的激动，它挑明了我内心的困惑。也是大约十年前，我决定以写作为业。那是九十年代末的中国。诗歌甚至散文年代都已结束，那是个新闻报道的时代。全球商业、技术、消费、信息网络似乎不可逆转地改变中国，她似乎再一次获得新生。这也是个新信息涌动、旧的表述方式失效的年代。我这一代的写作者不再以司汤达、卡夫卡、马尔克斯、TS艾略特为楷模，钟情的是《时代》《滚石》《经济学人》的新闻写作。似乎只有这种明快、跳跃的新闻体，才能把握这个迅速变化的中国社会。我突然发现自己占据了意外的优势。一知半解的英文、杂乱的知识、炽热的青春表达欲、模仿英文杂志的写作风格，这些因素令我充当了信息断层中的填补者。我引用约翰密尔来为个人自由辩护，用哈耶克与波普尔反对计划经济与封闭社会，用爱默生的“美国精神”来映照“中国精神”，用彼德德鲁克的管理理论来探讨中国的商业社会，为互联网革命将改变中国而欢呼……我对所引用的人物都非确切了解，对他们的思想充满了误读，但没人深究这一切。对一些人来说，这正好是热气腾腾的中国的写照。而对于我的很多同代人来说，我一厢情愿的乐观打动了他们，我们都出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们的成长恰好相逢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和平与繁荣，没有大规模的动乱，不中断的经济增长，日渐开放的社会，日渐增多的个人自由……我们的雄心也随之膨胀，认定自己必将是一个新时代的缔造者，我们还将随着中国的崛起，而跃升到世界舞台的中央。这股热情慢慢退却了。我日益感觉到自己对于写作的对象缺乏深入的探索，只在不同的概念之间跳来跳去。我对世界丰富性的陈述，只是表层的丰富。而当我谈论中国时，又经常像是隔靴搔痒，总是触不到它的本质问题。在这背后，很可能是我对于智力与道德责任的逃避。在智力上,我过分依赖于别人的思想，它们肤浅地镶嵌在我思想的表层上，从未和我的头脑建立起有机的联系; 而在道德上，我则一直在回避深层的追问，那些我推崇的信念从未真正在我的内心生长起来。像很多的同代人一样，我也是个不自觉的投机主义者，我依赖于外界环境对自己的评价，而不是内心的准则。知识、思想，甚至理想主义，有时都不免是我投机的方式。另一方面，我也感觉到自己与社会情绪之间发生的分裂。读者不再兴奋于我兴奋的东西，社会推崇的价值观越来越与我期待的不同。我相信个人多元价值，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市场经济与小政府，认定个人的自由与丰富才是政治经济制度的目的。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却目睹中国思想界重新走向封闭，对集体主义再度认同，一种强烈的反智、反精英主义情绪，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又一次兴起，粗鄙的大众文化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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