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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晚清非典型政治研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专家马平安最新力作！
2. 本书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都对晚清官场的生态环境和政治运作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3. 本书所探讨的政治问题和官场形态，不仅是晚清的尖锐问题与矛盾，当代的政治环境也到处可见。
★中国现行的政治环境，腐败无处不在，与晚清政治形态何其相似。比方说，晚清官场坏就坏在那帮胥吏（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和师爷（相当于现在的秘书）的身上。
★虽然时隔百年，但中国当下的大部分官员，玩弄权力和政治的手段与潜规则，与晚清的官员何其相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习近平总书记说：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清帝国灭亡难道不是最好的证明和教训吗？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晚清官场为一面镜子，可以照亮当代中国政治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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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晚清非典型政治研究》一书直击晚清官场的腐败和堕落，揭露整个晚清社会的溃败。
晚清官场是中国封建社会腐败政治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充斥着太多的肮脏、卑鄙、龌龊与争斗。晚清官场也是一个政治智慧与政治糟粕泥沙俱下的地方。在晚清，凡是想做大事，或者做成大事，或者说官做得特别成功的人……他们是如何在这样非典型的政治生态中生存下来并攫取话语权的呢？
《晚清非典型政治研究》从“谋官路径”、“做官秘诀”、“保官之道”三个方面详细地讲述了晚清政治运作、政治智慧和官场潜规则，也揭示了晚清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和教训，实为当下政治的殷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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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马平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后，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中国政治史的研究工作。
近年主要著作：
《晚清政坛纪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
《近代东北移民研究》，齐鲁书社2009年版
《帝国路上的八张面孔》，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
《终结帝制集结号》，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北洋集团与晚清政局》，辽海出版社2011年版
《大清王朝灭亡之谜》，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大秦帝国夭亡之谜》，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晚清变局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版
《中国近代政治得失》，华文出版社2014年版
《晚清非典型政治研究》，华文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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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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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上篇 谋官路径
科举灰色地带
候补背后学问大
军功之路
拜干亲与拜老师
得时·拥势·有术
中篇 做官秘诀
新官转化规律
无为即有为
则例可以发挥
千里做官只为财
避雷针
基层官场官箴歌
做官的秘本
下篇 保官之道
官场栽花学
以退为进术
官丝网
欺上瞒下法
实力决定地位
顺潮流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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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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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灰色地带
科举是隋唐以来官方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前后实行了1300年之久。这个选拔官员的制度，曾经长期影响着中华帝国时代文官队伍的建设风貌，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趋向，影响着帝国时代知识仕人对于生活道路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它影响了隋唐以后历朝历代的国运。
隋唐至宋，通过科举入仕者并不占官僚队伍中的多数。但自唐朝中期以后，这一制度在官僚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变得日益重要起来。正因为如此，科举取士就成为宋以后各朝代朝野内外关注的焦点。
为了鼓励人们投身科举事业，宋真宗赵恒亲自作了《劝学文》，文中说：“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金钱、美女、高官、厚禄、香车、宝马、名利等等，人生所欲，不过如此。既然科举制度能将其全部网罗其中，读书做官就成了唐宋以后所有有志之士孜孜以求的目标。
清入关以后，出于稳定政治局面、完善自身统治的需要，基本上继承了明朝各项重大政治制度，科举制度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
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37中记载，清初，清政府十分重视科举制度对维护其政治统治的作用，“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宫、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使用”。
大清皇帝在这里说得明白，士人一中秀才，即视为跻身仕林，即可享受国家种种优厚的待遇。如果中了进士，即可成为国家官员，从此，宝车锦衣，荣华富贵，前程灿烂。
这个充满诱惑力的选拔官员的制度，将广大民众牢牢笼络其中，稍有条件的家庭，无不倾全家之财力，支持孩子投身到科举仕途之中。
但是，漫漫科考之路，至如难于上青天的蜀道。
晚清，科举名额有限，考中机会很少。按照政策规定，秀才大府20名，大州县15名，小县4名或5名。全国秀才名额在25万名左右，举人限额在1500名上下。自咸丰三年1853年清廷批准各省增加生员名额起，至同治十年1871年停止，各府学考试中生员名额已增加了20%，从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25089人增加到30133人。乡试中录取举人全国限额保持在咸丰元年1851年的1770人以下，光绪七年1881年下降到1254人，19世纪80年代中期曾一度恢复到正常的1500人左右。按此限制，一个步入科举途程者，从熟背四书五经开始，童生考取秀才，秀才考取举人，举人考取进士，踏上科举之路的每一级台阶都无不荆棘丛生，坎坷艰难。
举人与秀才限额的比例按规定大体是1／20，但是，具体到真实情况，添加历年落榜者，20∶1的比例就大打折扣，按大、中、小省，分别是80∶1、60∶1、50∶1，淘汰率十分可观。参加会试殿试中进士，比例大致是30∶1、40∶1。这种选拔考试都是三年一次，顺利通过三级考试，大体就要花费10年左右的时间，从童生到进士的考中机会大概是百分之几，越往上考，淘汰率就越高，要是在哪一级上蹉跎一下，一晃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了。
在这种情况下，科场腐败之风在中国这个人情的社会下就自然而然地油然而起，下面抽几条主要的加以说明一下：
一、作弊花样众多
清代科举继承了明朝的科举考试制度、方法，同样也带来了明代科场的舞弊之风。在科场作弊方面，晚清更加腐败。大大小小的考试之中，舞弊行为屡禁不止，层出不穷，花样翻新，贿买、钻营、夹带、枪替、割卷、传递、顶名、冒籍、通关节等等花样，其中夹带、枪替、通关节三种情节尤为严重。
夹带就是把有关考试内容的书籍或文字带进考场，以便答卷时进行抄袭。这种方法最为常见，其他如贿赂考官、雇用枪手都要用金钱交易，涉及面广，容易暴露，而夹带则省钱省事，不易觉察。所以唐、宋、元、明之科场中此种作弊手法可以说是司空见惯。清代夹带这种作弊手段更为普遍，衣带、衣里、糕点、酒瓶、考篮、馒头、砚台、靴底、帽子等等都是夹带工具。而夹带内容则主要是石印袖珍本的“四书”“五经”，以往考试后公布的优秀考卷，当时叫“程文”，以及考生们预先准备的模拟、猜测的习作，多是押题作文。
《清稗类钞·考试类》中说：
同治以后，禁网渐宽，搜检者不甚深究，于是诈伪百出。入场者，辄以石印小本书济之，或写蝇头书，私藏于果饼及衣带中，并以所携考篮、酒鳌与砚之属，皆为夹底而藏之，甚至有帽顶两层，靴底双屉者。更或贿嘱皂隶，冀免搜检。至光绪壬午1882年科，应京兆者至万六千人，士子咸熙攘而来，但闻番役高唱收过而已。及壬辰1892年会试后，搜检之例虽未废，乃并此声而无之矣。
枪替，即雇人代考。这种作弊方式历代皆有，只不过是到了清代，枪替者人数更多，手段也更加高明而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就有科考中，居然有考生用鸽子把考题带到场外，由场外的枪手答好卷子以后再带回号舍之内的事情。道光二年1822年举行满文和汉文的翻译考试，富泰是旗人童生，找到兵部员外郎的翻译人员当枪手，此场的监试御史舒英眼光敏锐，将其查出，因为作奸犯科的两个人都是旗人，处分相对轻一些，但也要号枷三个月，期满后还要再受鞭笞，几个知情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关节，是指考官与考生之间的一种幕后交易。清代科场通过关节作弊之事说来令人不可思议，简直骇人听闻。其关节名目就有十类：1故意招收冒籍学生，以索银两；2未经考试，通过关节就可录取入学；3考试座位号多编多印，暗地里出售；4敲诈考生家庭，威逼恫吓；5因为武学易考，将文童冒充武生，入籍后再改回来；6以劣等充优等，私改等第；7考官与教官搞泄题、约定暗号；8考官不亲临考场，故意将本州考生放到别的州县去考试，从中收受贿赂，因为考生不愿意到其他州县考试，所以只得用钱通融；9在登记造册时冒名顶替；10卖情面于上司、权要、亲友，从而收受报酬。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陈碌等五位青浦县考生同船到南京应乡试，一位素不相识的老仆人于傍晚船到下关之时送来一封密信，他们打开一看，信中说此次考试题目出自《尚书》，但收信人不是他们，而是一位贵家公子。他们在这个偶然的误会中得到提示，精心准备，考场上发挥得又快又好，结果五人全部高科及第，顺利迎来了自己寒窗苦读后的春天。
光绪十九年1893年，殷如璋、周锡恩奉朝廷之命南下，到浙江担任主考。到了苏州地界之后，船停在阊门之外。这时苏州太守王仁堪按例请见。正在谈话之时，有人忽然送来一封密信，并且请求马上回复，按照功令，典试之人在路途之中不准与亲友通报音信，以防营私舞弊。殷如璋得到密信之后，让王仁堪拆开来看。王拆信一看，大惊失色，立即叫手下人将下书人拿住。因为信中所写，都是贿买关节之言，并且夹带有一张一万两的银票。信的署名为“周福清”，此人为浙江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知县。殷如璋见事泄露，也拍案大怒，请示上司将下书入拿下严厉查办，以表明自己的清白，这样周福清便被收捕治罪。
由上述的案例可以看出，清代科举考试中的作弊现象不仅花样繁多，而且比较普遍，因此造成清代科场中大案、要案多次发生。但不管朝廷动用多么严厉的刑法，因为利益所在，科场作弊现象总是有增无减，愈到后来，这种现象也愈加严重。
二、选拔举人的潜规则
每次大考，朝廷都要委派学政到各地专人专事负责。考官们得到这个差事，其出发点不是为国家选拔人才，而是将到外地选拔生源的机会作为不可多得的敛财门径。学政选拔生员，往往不是依据考生的真才实学，而是视其家财富有程度而决定录取的对象。这些学政们，一到所派之地，除了接受各种好处外，其中最认真做的一件事就是让手下人搞清楚考生们的家庭背景与经济收入状况。凡是家庭财力雄厚者，最容易中举。因为这些有钱人从此成为了考官们的门生，以后为了中进士与做官，他们对老师的报效自会源源不断。李伯元在《官场现形记》中将此中奥秘描绘得淋漓尽致：
原来这些当穷京官的人，好容易熬到了三年，放了一趟差，原指望多收几个财主门生，好把旧欠还清，再拖新账。那吴赞善自从二月初头到于今，那些新举人来京会试的，他已见过不少。见了张三打探李四，见了李四打探张三。如若是同府同县，自然是一问便知。就是同府隔县，问了不知便罢，只要有点音头，他见了面总要搜寻这些人的根底。此亦大概皆然，并不是吴赞善一人如此。目下单说吴赞善，他早把赵温的家私问在肚里，便知道他是朝邑县一个大大的土财主，又是暴发户，早已打算他若来时，这一份贽见，至少亦有二三百两。等到家人拿进手本，这时候，他正是一梦初醒，卧床未起。听见赵温两字，便教请到书房里坐，泡盖碗茶。老家人答应着。幸亏太太仔细，便问：“贽见拿进来没有？”说话间，老家人已把手本连二两头银子，一同交给丫环，拿进来了。太太接到手里，掂了一掂，嘴里说了声：“只好有二两。”吴赞善不听则已，听了之时，一骨碌忙从床上跳下，大衣也不及穿，抢过来打开一看，果然只有二两银子，心内好像失落掉一件东西似的，面色顿时改变起来。歇了一会子，忽然笑道：“不要是他们的门包也拿了进来？那姓赵的很有钱，断不至于只送这一点点。”老家人道：“家人们另外是四吊钱，姓赵的说得明明白白，只有二两银子的贽见。”吴赞善听到这里便气得不可开交了，嘴里一片声嚷：“退还给他，我不等他这二两银子买米下锅。回头叫他不要来见我。”说着赌气，仍旧爬上床去睡了。老家人无奈，只得出来回复赵温，替主人说道乏，今天不见客。说完了这句，就把手本向桌上一撩，却把那二两头携了去了。赵温扑了一个空，无精打采，快快的出门坐车回去了。钱典史接着，忙问回来的为什么这般快？可曾见着没有？赵温说：“今儿老师不见客。”钱典史说：“就该明儿再去。”到了明日，又赶了一个早跑了去。那老家人回也不替他回一声，让他一个人在门房里坐了老大一会子，才向他说道：“我看你老还是回去罢，明日不用来了。”赵温听了这话，心上不懂，正待问他，老家人便说：“我就要跟着出门，你老也不用坐了。”赵温无奈，只得依旧坐车回寓。钱典史知道他又不曾见着，晓得这里头有点不清，便把从前要靠赵温走他老师这条门路的心也就淡下来了。
原来，考官吴赞善之所以让考生赵温中举，并不是看中了他的学问，而是盯上了他的家财。这才是晚清科举场中的考官录取生员的真实目的。
三、点状元背后的实情
清初以科举选官，风纪尚严，衡文者舞弊发觉，动辄极刑。雍正年间，福建学正俞鸿图主持福建科考，因其妾与仆人勾结作弊，俞鸿图就被雍正皇帝处以腰斩。咸丰时，大学士柏葰也因为科场作弊案被咸丰皇帝问斩。但自慈禧太后统治以来，科场考试请托贿赂之风渐盛，机会平等之精神顿衰。同光两朝的科举，于是更加江河日下。
光绪二十年（1894年）是慈禧太后60大寿，朝廷特别举行恩科会试。这一年，张謇42岁，已经4次会试落榜，本人意兴阑珊，热衷之气大减。他的父亲张彭年已经77岁了，总想在有生之年看见儿子金榜题名，督促张謇再试。张謇难违父命，于是北上参加会试，以尽孝子承欢养志之心。结果会试中了第60名贡生，复试又列第10名。但待四月二十一日（6月9日）殿试，二十四日传宣，他竟以一甲一名引见，中了状元。一时，京师奔走相传，舆论大哗。
原来，张謇高居榜首，并非完全是靠他自己的真才实学在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而是靠了光绪皇帝的老师户部尚书殿试读卷大臣翁同龢的能量。此科读卷大臣共8人：张之万、麟书、李鸿藻、翁同龢、薛允升、唐景崧、汪鸣銮、志锐。张之万这一年85岁，为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他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状元，齿德俱尊，列衔首席。翁同龢这年65岁，为户部尚书，但他是两代帝师，清流领袖，势位与发言权自然非张之万能比。
实际上，翁同龢早已意属张謇这位同乡门生，一直在坐等张謇交卷。收卷官黄思永在张交卷时，迎上接收，展卷一看，有挖补空白一字未填上，遂为之补填，又见“恩”误为单抬，在“恩”字上添一“圣”字，改完交翁。翁同龢接过卷子，一看便知是张謇字迹，立即评卷，言：“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这份卷子非中状元不可!”张之万说：“现在卷还没看完，前10名还无法确定，怎么能定出状元呢？”为此，两人几乎顶撞起来。位居读卷大臣第二的麟书说：“我居第二，状元卷子我不争，榜眼卷子决不相让。”麟书没有帮张之万说话。位居读卷大臣第三的李鸿藻与翁同龢私下达成默契，这时出面说话：“我所阅沈卫一卷，通场所无，今亦愿让状元与张，幸公俯允。”
00张之万无可奈何，手中原取状元卷为郑沅，因麟书不让榜眼，只得屈居探花了。前十名名字排定以后，按次进呈并拆除密封，逐一奏陈姓名，一甲第一名果然是张謇。光绪皇帝看着第一名的卷子，问是谁取中的，张之万答是翁同龢。这时，翁同龢立即上前自辩，说张謇系江南名士，而且是个孝子，进而说殿试向来重写不重作，此卷则写、作俱佳，实可冠冕多士。今年是皇太后60万寿，张謇会试中了第60名，是个吉祥的兆头，可为恩科得人贺。就这样，在翁同龢的极力撺掇下，张謇终于在殿试这个最高级的国家考试中名列榜首，大魁于天下。
历史背后真正的事实是，翁、张交谊并非泛泛，翁同龢竭力为张謇争状元也非仅在甲午一科。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謇中举后第二次参加会试，此科会试总裁为李鸿藻、潘祖荫、昆岗、廖寿恒，潘有意要取中张謇，但因为把卷子看错，误中了无锡的孙鼎烈。次年，恩科会试，考官高蔚光推荐张謇之卷，结果又因为看错了笔迹，误中了无锡人陶世凤。
光绪十八年1892年，是张謇参加的第四次会试，翁同龢任总裁，为了不再重蹈前辙，翁同龢多次叮咛负责的同考各官员，凡江苏省卷子上堂务必细心校阅。袁昶推荐一卷，有点像张謇的卷子，但拿不准，看到文中有“声气潜通于宫掖”一句更觉不像。第五房考官施纪云推荐一卷，说确是张謇之卷，翁同龢看到该卷策问中有“历箕子之封”的句子，认为这是到过朝鲜之人的口气，而张謇曾随吴长庆赴朝多年，此卷有点像张謇的。于是让袁昶看，袁觉得文气跳荡，有点不对，填榜时，同考官沈曾桐要求看看这份卷子，见制艺及诗的秦字韵，就说不是张謇的卷子。
但这个时候再事搜求已来不及了。拆密封，原来是常州刘可毅。翁同龢与同考诸人四处查找，原来被第三房考官朱金鉴以词义宽泛而斥落。朱是位瘾君子，抽鸦片的时候多，江苏卷子并未太留意。翁同龢殷殷访录，不料却误中别人，急得直流眼泪，同考各官，也只能陪着这位总裁大人摇头叹息了。
此科结束，翁同龢对此事仍耿耿在怀。他写信给黄体芳，遗憾与悔恨之情溢于言表。黄体芳复信劝慰翁同龢说，他任江苏学政时，发现了两个人才，一是刘可毅，一是张謇。这一科刘可毅中了状元，也证明会试殿试衡文鉴人的准确。但翁同龢仍以张謇落第为憾事，到了甲午恩科会试，他便全力以赴，志在必得，因此不惜演出了前面所说的与张之万相争的一幕。
甲午恩科会试、殿试决定鼎甲的内幕，是朝廷高层的核心机密，当时秘而又密，仅有耳食之言在一定范围内流布，所留史料也是凤毛麟角。在清朝灭亡以后，张謇之子孝若才在他所撰写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披露了此中一些秘密。此后，影印的翁同龢日记中又公开了一些实情。1962年，随着《张謇日记》后15册的影印出版，鼎甲之谜的谜底才逐渐浮出水面，大白于天下。科举考试，理应贯彻平等、公平原则，但在最高级的殿试中，却成了高层人物之间的交易。在国人心目中最公平、最神圣的科考选拔竟然如此儿戏，晚清官场中的法纪和道德自然也就荡然无存了。
统计起来，清朝总共考过112科，出过114名状元，得主是江苏一省50人，其中常熟6人，苏州17人。江南山清水秀，钟天地之灵秀，加上文化、经济发达，状元历久不衰也属于正常。苏州多产状元，但到同治朝为止，甲戌科陆润庠成了苏州府殿后状元。终光绪一朝，恩科、正科多至13科，江苏状元两人，一是黄思永，一是张謇，都不是苏州人。山还是那样的山，水还是那样的水，但苏州从此就是不出状元了。倒是穷山恶水的广西、福建、贵州各有两人，天府之国的四川出了一人。风水气脉似乎从地下转移到了这些边远的地区。因而有人开玩笑说苏州的风水被陆润庠占尽了，江苏的文运被张謇走绝了。
清末四川人高树在《金銮琐记》中说：
清末鼎甲渐及边省，盖以笼络天下士人。
好一个高树，不枉在军机处做了几年章京，他确实参透了此中的机关。
原来，状元无关风水，命运全掌在朝廷的方寸运用之妙上。掌握科举的朝廷从政治需要出发不时调节这台机器，根据实际需要来倾斜政策。有意让边省平均一点皇帝的阳光雨露，本是朝廷恩泽四海的一种标志。科举既然是皇帝牢笼天下士子们的工具，怎么会让苏州一府、江苏一省独占尽皇恩呢？
同治四年1865年乙丑科殿试，状元是正蓝旗蒙古人崇绮。为了打破旗人不列名鼎甲的惯例，崇绮成了又一名破天荒的状元。旗人本享受着国家种种特殊待遇，还要抢夺汉人的饭碗，于是朝野窃窃私议，愤愤不平之声自然在所难免。
崇绮的父亲文华殿大学士赛尚阿以钦差大臣督师广西，镇压洪秀全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永安突围，东南半壁糜烂，赛尚阿兵败定罪斩监候。崇绮的泰山郑亲王端华，辛酉政变中被慈禧太后赐死。这样背景倒运的人物，竟然当了殿试龙头，岂非咄咄怪事!令当时人颇为困惑与不解。
原来，这谜底还是隐蔽在政治的潜规则中。嘉庆时清廷镇压白莲教起义，用的就是团练出力，八旗、绿营收功的把戏。清室镇压太平天国，起初同样想继续重演勇营出力，八旗、绿营收功的好梦。但自1860年江南、江北大营被太平天国攻破之后，清廷已经无兵可调，梦想时分，不得完全依靠非经制的湘淮勇营。勇营出力，八旗、绿营收功的美梦算是彻底落了空。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陷金陵，将帅以功得封赏者几乎全是汉人，籍隶八旗者寥寥无几。于是，1865年的殿试，操纵科举机器的清廷，制造出一个旗籍状元，为旗人挽回一点体面，以此重新描绘、修正，恢复王朝“高大完美”的形象，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事情了。本来，玩弄这种政治手法，就是专制制度的政治需要和基本技能之一。只是埋头举业的士子们唯知寒窗苦读，难以领会这种艺术，或者说根本就想不到游戏操盘手会玩这种手法。要你中，你就中，不中也中；不让你中，就不能中，能中也不中。在晚清这样一个官权社会中，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四、科举变成了献媚术
自从慈禧太后操纵大清国朝政以来，科举制度竟然发展成为朝臣们的献媚保宠之术，这就又是一项可圈可点的“政治发明”了。主宰考生命运的大臣们，不是把精力花在如何为国家选拔人才上面，而是开动整个心思去设计如何利用科考这件事情讨得主子的欢心，以求达到自己升官、保官的目的。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科举制度已成强弩之末，经疆臣袁世凯、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已同意部分停止科考。这一年，将补行辛丑1901年光绪30万寿恩科和壬寅1902年正科会试，合并举行。同时，这一年，也有乡试。次年，就是慈禧的70大寿，主持乡、会、殿试的官员，为了能够得宠于慈禧太后，都十分留意“吉庆之兆”。清代各省乡试主考，例先放云贵、两广。癸卯年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的主考官、副主考官的名字分别是：李哲明、刘彭年、张星吉、吴庆坻、达寿、景方昶、钱能训、骆成骧。将此数字联缀起来，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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