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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1、道金斯从其《自私的基因》出版以来,在全球读者包括中国读者中享有无比强大的影响力。台湾著名的人类生物学者王道还翻译,最专业最生动的译笔呈现道金斯的经典。
2、本书获得英国皇家文学学会非小说类最佳书奖与美国洛杉矶时报的文学奖。一九八七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根据本书拍摄的电视片,获得最佳科学纪录片奖。
3、作者有极强的编故事的传奇声誉,能将生命演化的过程演绎的妙趣横生。道金斯延续了他编故事的传奇声誉,传达他在生命演化过程中看到过的各种鲜活的体验,一扫传统此类书籍的枯燥。
4、继续挑战传统观念,他总会让你感到意料之外的惊喜,书中所涵盖的知识,已经超出了生物演化的领域,对于认识生命提出了有创造力的思考,颠覆了我们对人类自己和生命的种种想象。
5、这是是继《自私的基因》之后作者最经典的作品,《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伦敦时报》都盛赞此书。
延伸阅读:
《自私的基因》
1、《自私的基因》一书,自诞生以来已经产生了许多回响,唤起了无数人对认识自身的渴望,甚至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它远离寻常人生的科学和我们自己密切相联。
2、极具争议的话题(这一争论持续30多年,现在仍在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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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盲眼钟表匠》是英国著名生物学家道金斯的又一本经典之作。《盲眼钟表匠》译者王道还先生说:“要是你一辈子只想读一本有关演化的书,就读这一本!”《盲眼钟表匠》是正宗的演化论入门书,是我们认识自己,认识生命本身的绝佳读本。作者道金斯曾在《自私的基因》之后,以“生物适应的起源”为核心,用稳健的文笔,详细阐释了生物适应是任何演化理论家不可回避的问题,而天择说是唯一可信的理论。一些学者提出了足以替代天择说的理论,或者认为天择说无足轻重,都过不了解释生物适应这一关。突变和自然选择是道金斯解释生命变化的两个基本概念。无论是对演化论有兴趣的朋友,还是持批判观点的人,本书都是最好的起点。《盲眼钟表匠》是英语世界最流行的演化论教科书,曾获英国皇家文学学会非小说类最佳书奖、美国洛杉矶时报的文学奖。
“钟表”也是“世界运行模式”的隐喻,象征自然运行的机制是环环相扣、一丝不苟的。“钟表匠”本来是“创世主”。本书指出:物种的演化并没有特殊的目的。如果我是要把大自然比喻成钟表匠的话,我们只能说它是一位盲眼钟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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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1941年3月26日生,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教授,著名科普作家,生物学家。2001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2005年英国《前景》杂志会同美国《外交》杂志网络调查,他被评选为在世的全球100名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是英国最重要的科普作家,几乎本本书都是畅销书,并经常在各大媒体引起轰动。他的畅销书中,于1976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最有代表性,他的基因观念,颠覆了我们对自身的幻觉,深刻影响了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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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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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不可能!
第二章 良好的设计
第三章 累进变化
第四章 动物空间
第五章 基因档案
第六章 天何言哉
第七章 创意演化
第八章 性择
第九章 疾变?渐变?
第十章 生命树
第十一章 达尔文的论敌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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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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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不可能
我们动物是已知宇宙中最复杂的事物。用不着说,我们知道的宇宙,比起真正的宇宙,不过沧海一粟。其他的星球上也许还有比我们更复杂的事物,他们有些说不定已经知道我们,也未可知。可是这不会改变我想提出的论点。复杂的事物,不管哪里的,都需要一种特别的解释。我们想知道它们是怎么出现的,为什么它们那么复杂。我要论证的是,宇宙中的复杂事物,无论出现在什么地方,解释可能大体相同;适用于我们、黑猩猩、蠕虫、橡树,以及外层空间的怪物。另一方面,对于我所谓的“简单”事物,解释却会不一样,例如岩石、云、河流、星系与夸克。这些都是物理学的玩意儿。黑猩猩、狗、蝙蝠、蟑螂、人、虫、蒲公英、细菌与外星人,是生物学的玩意儿。
差别在设计的复杂程度。生物学研究复杂的事物,那些事物让人觉得是为了某个目的设计出来的。物理学研究简单的事物,它们不会让我们觉得有“设计”可言。乍看之下,电脑、汽车之类的人造物品似乎是例外。它们很复杂,很明显是设计出来的,然而它们不是活的,它们以金属、塑料构成,而不是血肉之躯。但在本书中,我会坚定地将它们视为生物学的研究对象。
读者也许会问:“你可以这么做,但是它们真的是吗?”字词是我们的仆人,不是主人。为了不同的目的,我们发现以不同的意义使用字词很方便。大多数烹饪书都把龙虾视为鱼类。动物学家对这种做法颇不以为然,他们指出如果龙虾把人叫作鱼还更公平些,因为鱼与人类同属脊椎动物,亲缘关系比较近,鱼与龙虾的关系就远了。说起公平与龙虾,我知道最近有一处法庭必须判决龙虾是昆虫还是“动物”—这关系到人可不可以将它们活活丢入滚水中。以我的动物学行话来说,龙虾当然不是昆虫。龙虾是动物,但是昆虫也是,人也是。对于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意义使用字词,没有必要激动—虽然我在日常生活中,遇上活煮龙虾的人的确激动不已。厨师与律师各有他们一套使用词语的办法,在本书中我也有我的一套。电脑、汽车“真的是”生物?别钻牛角尖了!我的意思是:要是在某个星球上发现了电脑、汽车之类的复杂物品,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下结论:那里有生命存在,或者曾经存在。机器是生物的直接产品;它们很复杂,是设计出来的,因为是生物造的,它们与化石、骨架、尸体也一样,是我们判断生物存在的指标。
我说过物理学研究简单的事物,听来也许很奇怪。物理学看来是门复杂的学问,因为物理观念我们很难理解。我们的大脑是设计来从事狩猎、采集,交配与养孩子的;我们的脑子适应的世界,以中等大小的事物构成,它们在三维空间中以中庸的速度移动。我们没有适当的“配备”,难以理解极小与极大,存在时间以一万亿分之一秒或十亿年为单位的事物,没有位置的粒子,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力与场(我们知道它们,只因为它们影响了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我们认为物理学很复杂,因为我们很难了解,也因为物理书中充斥了困难的数学。
但是物理学家研究的对象,仍然是基本上简单的事物,例如气体或微粒构成的云,或均匀物质的小块如晶体——它不过是重复的原子模式。至少以生物的标准来衡量,它们没有复杂的运转组件。即使大型的物理对象如恒星,也只有数量相当有限的组件,它们的组织多少是偶然的。物理学的、非生物学的对象的行为非常简单,因此可以用现有的数学语言描述,这就是物理学书里充满了数学的原因。物理学的书也许很复杂, 但是这些书与电脑、汽车一样, 是生物学对象——人类大脑的产物。物理书描述的物体与现象,比作者体内的一个细胞还要
简单。那位作者的身体,有一万亿个那样的细胞,分成许多类型,根据错综复杂的蓝图组织起来,并以精细的工程技术完成,这才成就一个能够写一本书的工作机器。凡是事物的极端,物理学里的极端尺度以及其他困难的极端,或是生物学里的极端“复杂”,我们的脑子都不容易应付。还没有人发明一种数学,可以描述像是物理学家这样的物体,包括他的结构与行为,甚至连他的一个细胞都不行。
我们所能做的,是找出一些通则,以了解生物的生理以及生物的存在。这正是我们的起点。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我们以及所有复杂的事物会存在。现在我们能够原则地回答那个问题了,即使我们对“复杂”的细节还不能掌握。打个比方好了,我们大多数都不了解飞机是如何工作的。也许造飞机的人也不完全了解:引擎专家不了解机翼,机翼专家对引擎只有模糊的概念。机翼专家甚至不完全了解机翼,无法对机翼做精确的数学描述:他们可以预测机翼在气流中的行为,只因为他们研究过机翼模型在风洞中的行为,或者以电脑仿真过——生物
学家也可以采用这种路数了解动物。但是,尽管我们对飞机的知识并不完备,我们都知道飞机大概经过哪些过程才出现的。人类在图板上设计出来。其他的人根据图样制造零件,然后更多的人以各种工具将零件根据设计组装起来。基本上,飞机问世的过程我们并不认为算什么谜团,因为是人类造的。针对某个目的从事设计,然后根据设计系统地组装零件,我们都知道也了解,因为我们都有第一手经验,即使只是小时候玩过乐高(Lego)玩具。
那么我们的身体呢?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台机器,就像飞机,只不过我们的身体更为复杂。我们也是由一个熟练的工程师在图板上设计出来,再组装成的吗?不是。这个答案令人惊讶,我们得到这个答案只不过一个世纪左右。首先提出这个答案的是达尔文。当年许多人对他的解释不愿或不能理解。我小时候第一次听说达尔文的理论,就断然拒绝接受。直到19 世纪下半叶,历史上几乎每个人都坚定地相信相反的答案— “有意识的设计者”理论。许多人现在仍然相信上帝造人,也许是因为真正的解释—达尔文理论—仍然没有进入国民教育的正
规教材,惊讶吧!可以确定的是,对达尔文理论的误解仍广泛地流行。本书书名中的“ 钟表匠”, 是借用18 世纪神学家培里(William Paley,1743~1805)的一本著名的专论而来。培里的《自然神学》(Natural Theory)出版于1802 年,是“设计论证”的著名范例。“设计论证”一直是最有影响力的支持“上帝存在”的论证。《自然神学》是我非常欣赏的书,因为培里在他的时代成功地做到了我在我的时代拼命想做的事。他有观点想表达,他热情地相信那个观点,并全力清晰地阐述它,他做到了。他对生命世界的复杂特征有适当的敬意,
因此他觉得那个特征必须有个特别的“说法”(解释)。他唯一搞错的——那可是个大错——就是他的“说法”。他对这个谜团的答案非常传统,就是《圣经》中的“说法”。比起前辈来,他的文字更清晰、论证更服人。真实的解释完全不同,直到史上最具革命性的思想家之一达尔文,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自然神学》以一个著名的段落开头:
我走在荒野上,要是给石头绊了一跤,要是有人问我那块石头怎么会在那里,我也许可以回答:“它一直都在那里!”即使我知道它不是,这个答案也不容易被证明是荒谬的。但是,要是我在地上发现了一个钟表,要是有人问我那个钟表怎么会在那里,我就不能以同样的答案回复了,“据我所知,它一直都在那儿。”
在这里,培里区分石头之类的自然物体,与设计、制造出来的事物如钟表。他继续说明钟表的齿轮与发条制造得如何精确,以及那些零件之间的关系多么复杂。如果我们在野地里发现了这么一个钟表,即使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出现的,它呈现的精确与复杂设计也会迫使我们下结论:这个钟表必然有个制造者;在某时某地必然有个匠人或一群匠人,为了某个目的——我们发现那个目的的确达成了——把它做出来;制造者知道怎么制造钟表,并设计了它的用途。
培里坚持这个结论没有人能够合理地驳斥,即使无神论者在思考自然作品时也会得出这个结论,因为:每一个巧思的征象,每一个设计的表现,不只存在于钟表里,自然作品中都
有;两者的差别,只是自然作品表现出更大的巧思,更复杂的设计,超出人工制品的程度,难以数计。
培里对生物的解剖构造做了优美、庄重的描述,将这一论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从人类的眼睛开始,这是个深受欢迎的例子,后来达尔文也使用了,会在本书中不断出现。培里拿眼睛与人设计出来的仪器(如望远镜)比较,得出结论:“以同样的证据可以证明,眼睛是为了视觉而造的,正如望远镜是为了协助视觉而造的。”眼睛必然有个设计者,像望远镜一样。
培里的论证出于热情的虔敬,并以当年最好的生物学知识支持,但是却是错的;光荣或有之,仍不免铸成大错。望远镜与眼睛的模拟,钟表与生物的模拟,是错的。表象的反面才是正确的,自然界唯一的钟表匠是物理的盲目力量,不过那些力量以非常特殊的方式凝聚、运行。而真实的钟表匠有先见:他心眼中,有个未来的目的,他据以设计齿轮与发条,规划它们之间的联系。达尔文发现了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动的过程,所有生物的存在与看似有目的的构造,我们现在知道都可以用这个过程解释,这就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另一译名“天择”)。天择的心中没有目的。天择无心,也没有心眼(mind’s eye)。天择不为未来打算。天择没有视野,没有先见,连视觉都没有。要是天择就是自然界的钟表匠,它一定是个盲目的钟表匠。
这些我都会解释,我要解释的可多着呢。但是有一件事我不会做:我绝不轻视“活钟表”(生物)给培里带来的惊奇与感动。正相反,我要举个例子,说明我对自然的感受——培里一定能更进一步发挥。说到“活钟表”让我兴起敬畏之情,我决不落人后。我与尊敬的培里先生感同身受的地方,多过我与一位现代哲学家的共同感受,他是著名的无神论者,我与他在晚餐桌上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我很难想象在1859 年之前会有人是无神论者,不论什么时代。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1859 年出版。“休谟呢?”这位哲学家回答。“休谟怎样解释生物世界的复杂现象?”我问。“他没有解释,干吗需要什么特别的解释?”他说。
培里知道生物世界的复杂现象需要一个特别的解释;达尔文知道,我怀疑我的哲学家朋友打心眼里也知道。不过得在这里把这个需要讲清楚的是我。至于休谟,有时有人说这位伟大的爱丁堡哲学家在达尔文之前一个世纪就把“设计论”干掉了。但是他真正做的是:批评设计论的逻辑,认为“以可见的自然设计作为上帝存在的积极证据”并不恰当。对于“可见的自然设计”他并没有提出其他的解释,存而不论。达尔文之前的无神论者,可以用休谟的思路这么回答:“我对复杂的生物设计,没有解释。我只知道上帝不是个好的解释,因此我们必须等待,希望有人能想出一个比较好的。”我难免认为:这个立场逻辑上虽然没有问题,却不令人满意,同时,尽管在达尔文之前无神论也许在逻辑上站得住脚,达尔文却使无神论在知识上有令人满意的可能。我希望休谟会同意我的看法,但是他的某些著作使我觉得他低估了生物设计的复杂与优美。年轻的博物学者查尔斯? 达尔文本可以带领他欣赏一鳞半爪,可惜达尔文到爱丁堡大学注册的那年(1825年),休谟已经过世40 年了。
我一直在谈“复杂”、“明显 可见的设计”,好像这些词的意思明明可知、不假思索。在某个意义上,它们的意思的确可知—大多数人对于复杂都有直觉的概念。但是这些观念—复杂与设计—是本书的核心,所以尽管我知道我们对于复杂、有明显设计的事物有异样的感受,我还是得以字句把那种感受描述得更精确一点。
那么,什么是复杂的事物?我们怎样辨认它们?我们说钟表或飞机或小蜈蚣或人是复杂的,而月亮是简单的,若真如此,那是什么意思?谈到复杂事物的必要条件,也许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它的结构是异质的。粉红色的牛奶布丁或牛奶冻是简单的,意思是说要是我们把它们一切为二,那两半都会有同样的内部组成:牛奶冻是均质的。汽车是异质的:车的每一部分都与其他的部分不同,不像牛奶冻。两个半部车不能形成一辆车。这等于说复杂的事物相对于简单的事物有许多零件,而零件不止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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