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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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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不仅是近代著名的外交家，也是影响深远的思想家。由无锡薛氏传经楼陆续刊行的《庸庵文编》、《庸庵文续编》、《庸庵文外编》、《庸庵海外文编》、《筹洋刍议》、《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出使公牍》等，总计10种，47卷，总称《庸庵全集》，收录了薛福成的绝大部分论著。本选集从中选取了作者各个时期的主要代表性作品，按照文选、笔记选、日记选三种类型编排，大体可以反映薛福成从研习经世实学到效法西方、倡言变法的思想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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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清同治四年，入两江总督曾国藩幕。光绪元年，上疏力陈海防大计，始知名于世。同年入直隶总督李鸿章幕，襄助办理外交事宜。五年，撰写洋务思想代表作《筹洋刍议》。十年，授浙江宁绍台道，参与浙东抗法斗争。十五年，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公使，致力于设立领事，保护华侨。与英国交涉中缅南段划界事宜。屡迁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二十年四月任满回国，旋病逝。清廷下旨将其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
马忠文，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晚清政治史研究。撰有《时人日记中的光绪、慈禧之死》、《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
》等论文。
任
青，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情报系，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文献资料整理工作，参与整理《张荫桓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曾协助许恪儒先生整理《许宝蘅日记》（中华书局，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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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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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文选
选举论上（1864年）
选举论中（1864年）
选举论下（1873年）
上曾侯相书（1865年）
答友人论禁洋烟书（1867年）
中兴叙略上（1868年）
中兴叙略下（1868年）
练兵（1869年）
上李伯相论西人传教书（1869年）
赠陈主事序（1872年）
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1872年）
海瑞论（1873年）
叶向高论（1873年）
治河（1873年）
应诏陈言疏（1875年）
代李伯相复鲍爵军门书（1875年）
代李伯相复郜观察书（1875年）
代李伯相复盛观察书（1875年）
代李伯相复沈观察书（1875年）
代李伯相复张观察书（1875年）
答友人书（1875年）
上李伯相论与英使议约事宜书（1876年）
代李伯相答彭孝廉书（1876年）
先妣事略（1877年）
创开中国铁路议（1878年）
叙益阳胡文忠公御将（1878年）
代李伯相重锲洨滨遗书序（1878年）
送日本某居士东归序（1878年）
代李伯相复陈叠奉寄谕分别筹议疏（1879年）
上李伯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1879年）
书太监安得海伏法事（1879年）
代李伯相筹议日本改约暂宜缓允疏（1880年）
代李伯相议请试办铁路疏（1880年）
代李伯相筹议海防事宜疏（1880年）
代李伯相复徐部郎书（1880年）
洋货加税免厘议（1881年）
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1881年）
书桐城程忠烈公遗事并序（1881年）
祭季弟文（1881年）
季弟遗集序（1882年）
与法兰西立约通商保护越南议（1882年）
上张尚书论援护朝鲜机宜书（1882年）
代李伯相张尚书筹议慑服邻邦先图自强疏（1882年）
代李伯相筹议先练水师再图东征疏（1882年）
上李伯相论援救越南事宜书（1883年）
援越南议上（1883年）
援越南议中（1883年）
援越南议下（1883年）
答张副都御史书（1883年）
与张副都御史书（1883年）
上阎尚书书（1883年）
上阎中堂书（1884年）
筹洋刍议（1885年）
答伯兄书（1885年）
寄龛文存序（1885年）
书涿州狱（1886年）
《浙东筹防录》自序（1887年）
书编修吴观礼论时事疏后（1887年）
书长白文文端公相业（1887年）
书宰相有学无识（1887年）
书陈玉成苗沛霖二贼伏诛事（1887年）
书合肥伯相李公用沪平吴（1887年）
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1887年）
书剧寇石达开就禽事（1888年）
母弟季怀事状（1888年）
全氏七校水经注序（1888年）
叙疆臣建树之基（1889年）
致总理衙门总办论争回坎巨提两属体制书（1890年）
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1890年）
西法为公共之理说（1890年）
攻战守具不用之用说（1890年）
叙督抚同城之损（1890年）
叙团练大臣（1890年）
察看英法两国交涉事宜疏（1890年）
豫筹各国使臣合请觐见片（1890年）
致总理衙门总办论接见外国使臣书（1890年）
陆续订运湖北炼铁织布机器情形片（1890年）
致总理衙门总办论英使华尔身议华民入英籍书
（1890年）
致总理衙门总办论英派员驻喀什噶尔及商设
香港领事书（1890年）
致总理衙门总办再论添设香港领事及英派员驻
喀什噶尔书（1890年）
致总理衙门总办三论添设香港领事及英派员驻
喀什噶尔书（1890年）
致总理衙门总办四论添设香港领事及英派员驻
喀什噶尔书（1891年）
致总理衙门总办论中外办事情形书（1890年）
与英外部商设英属各埠领事（1890年）
咨总理衙门与英外部商办添设领事（1890年）
咨总理衙门送摘译英法两国新闻纸（1890年）
致总理衙门总办论藏印通商事宜书（1890年）
通筹南洋各岛添设领事官保护华民疏（1890年）
致总理衙门总办论添设南洋领事书（1890年）
致总理衙门总办论大东大北电报两公司订立合同书
（1890年）
致总理衙门总办再论电报两公司订立合同书（1890年）
论俄罗斯立国之势（1891年）
再论俄罗斯立国之势（1891年）
书俄皇告洪大臣之言（1891年）
许巴西墨西哥立约招工说（1891年）
西洋诸国导民生财说（1891年）
答袁户部书（1891年）
致总理衙门总办论办理教案书（1891年）
致总理衙门总办论长江教案书（1891年）
致总理衙门总办论外国领事宜由中国给予准照书
（1891年）
咨总理衙门送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1891年）
论中国在公法外之害（1892年）
西洋诸国为民理财说（1892年）
使才与将相并重说（1892年）
用机器殖财养民说（1892年）
治术学术在专精说（1892年）
考旧知新说（1892年）
南洋诸岛致富强说（1892年）
枪炮说上（1892年）
枪炮说下（1892年）
书周官卝人后（1892年）
复许大臣书（1892年）
致总理衙门总办论巴西招工事宜书（1892年）
致总理衙门总办论办理教案善后章程书（1892年）
致总理衙门总办论豁除海禁招徕华民书（1892年）
请豁除旧禁招徕华民疏（1893年）
附陈派拨兵船保护商民片（1893年）
书工商核给凭单之例（1893年）
请展接电线扞御水患片（1893年）
议定滇缅界务商务条约疏（1893年）
附陈密保洋员片（1893年）
考察近事谨陈管见疏（1893年）
论不勤远略之误（1893年）
论公司不举之病（1893年）
振百工说（1893年）
海关征税叙略（1893年）
海关出入货类叙略（1893年）
海关出入货价叙略（1893年）
答友人书（1893年）
强邻环伺谨陈愚计疏（1893年）
《拙尊园丛稿》序（1893年）
《出使四国奏疏》序（1893年）
《出使四国公牍》序（1893年）
保荐使才疏（1894年）
豫筹仰光领事拣员充补疏（1894年）
《日本国志》序（1894年）
笔记选
裕靖节公殉难
蒲城王文恪公尸谏
肃顺推服楚贤
咸丰季年三奸伏诛
慈安皇太后圣德
河工奢侈之风
戊午科场之案
日记选
同治八年三月十三日（1869年4月24日）
同治八年三月十四日（1869年4月25日）
同治八年六月十八日（1869年7月26日）
同治八年七月十八日（1869年8月25日）
同治八年十一月十七日（1869年12月19日）
同治九年闰十月初四日（1870年11月26日）
同治十年八月初二日（1871年9月16日）
同治十年八月廿一日（1871年10月5日）
同治十年八月廿三日（1871年10月7日）
同治十年十二月廿六日（1872年2月4日）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五日（1872年3月13日）
同治十一年三月廿四日（1872年5月1日）
同治十一年三月廿九日（1872年5月6日）
同治十一年十月廿八日（1872年11月28日）
光绪四年十二月初五日（1878年12月28日）
光绪五年八月廿二日（1879年10月7日）
光绪十六年正月廿六日（1890年2月15日）
光绪十六年正月廿八日（1890年2月17日）
光绪十六年二月初八日（1890年2月26日）
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廿四日（1890年4月13日）
光绪十六年三月初七日（1890年4月25日）
光绪十六年三月十三日（1890年5月1日）
光绪十六年三月十五日（1890年5月3日）
光绪十六年四月初八日（1890年5月26日）
光绪十六年四月廿八日（1890年6月15日）
光绪十六年五月廿四日（1890年7月10日）
光绪十六年七月廿二日（1890年9月6日）
光绪十六年八月十二日（1890年9月25日）
光绪十六年十月初一日（1890年11月12日）
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廿一日（1891年1月1日）
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廿五日（1891年1月5日）
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891年1月19日）
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1891年1月26日）
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廿九日（1891年2月7日）
光绪十七年正月初一日（1891年2月9日）
光绪十七年正月初三日（1891年2月11日）
光绪十七年正月初六日（1891年2月14日）
光绪十七年正月初七日（1891年2月15日）
光绪十七年正月初八日（1891年2月16日）
光绪十七年二月初七日（1891年3月16日）
光绪十七年二月十一日（1891年3月20日）
光绪十七年二月十五日（1891年3月24日）
光绪十七年二月十六日（1891年3月25日）
光绪十七年二月廿七日（1891年4月5日）
光绪十七年三月廿一日（1891年4月29日）
光绪十七年三月廿二日（1891年4月30日）
光绪十七年三月廿五日（1891年5月3日）
光绪十七年四月廿三日（1891年5月30日）
光绪十七年五月十七日（1891年6月23日）
光绪十七年五月廿二日（1891年6月28日）
光绪十七年六月二十日（1891年7月25日）
光绪十七年六月廿八日（1891年8月2日）
光绪十七年八月十三日（1891年9月15日）
光绪十七年十月初六日（1891年11月7日）
光绪十七年十月十六日（1891年11月17日）
光绪十七年十月廿七日（1891年11月28日）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1891年12月18日）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廿一日（1891年12月21日）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廿七日（1891年12月27日）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廿九日（1891年12月29日）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初八日（1892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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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八年正月十六日（1892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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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八年正月廿一日（1892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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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八年闰六月廿六日（1892年8月18日）
光绪十八年闰六月廿七日（1892年8月19日）
光绪十八年七月十八日（1892年9月8日）
光绪十八年七月廿五日（1892年9月15日）
光绪十八年七月廿九日（1892年9月19日）
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日（1892年12月28日）
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1892年12月31日）
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二日（1893年1月19日）
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1893年2月2日）
光绪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1893年2月16日）
光绪十九年正月初一日（1893年2月17日）
光绪十九年四月十二日（1893年5月27日）
光绪十九年四月十六日（1893年5月31日）
光绪十九年四月廿二日（1893年6月6日）
光绪十九年六月十四日（1893年7月26日）
光绪十九年八月初三日（1893年9月12日）
光绪十九年十月初一日（1893年11月8日）
光绪十九年十月初二日（1893年11月9日）
光绪二十年二月廿五日（1894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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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在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艰难历程中，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在冥思苦想中艰难探索。他们为一个曾经强大的古老帝国如今却步履蹒跚而担忧，为民智未开而焦虑；他们渴望西方富强的真经，却又无法改变弊端丛生、举步维艰的社会现实。在思考与煎熬中，尝试与碰壁中，逐渐摸索着救国救时的方略。薛福成这位从洋务运动中历练出来的实干派官员，早期著名的外交家，正是这样的探索者。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一、从时文制艺到经世实学
薛福成，字叔耘，号庸庵，生于清道光十八年三月十八日（1838年4月12日），江苏无锡人。他出生在一个清寒的书香之家。无锡薛氏虽说诗礼传家，却屡屡与科名无缘。薛福成的曾祖父薛世琛终生困顿场屋，不获一售，直到去世时还是个童生；祖父薛锦堂，苦心攻读，仅到秀才而止。直到父亲薛湘（字晓帆），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考中举人，才使几代人的梦想得以实现；又经过十几年的拼搏，终于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成进士。薛湘所走的路正是当时中国千千万万读书人人生的缩影。他们皓首穷经，博的就是一个功名，千军万马挤在科举的独木桥上，不辞辛劳，期待成功，这就是父辈们指给薛福成的人生之路。
少年时代的薛福成无疑受到了严格的传统教育训练。父亲薛湘为了生计，“恒橐笔游四方”，中举后长期任镇江府教授，中进士后又改任湖南安福县令，家中事务多由夫人顾氏主持。年幼的薛福成，曾与诸兄弟跟随母亲长期寓居外祖家，在那里读书用功。无锡顾家为江南世家望族，也有很深的文化底蕴。虽然外祖父顾钧早亡，家道中落，顾夫人自幼依母过着“作苦茹淡，衣食仅自给”的生活，但是她却是一位涵养极高的女性。嫁给薛湘时，丈夫还是个穷教书先生，家境贫困。顾氏除了照料福成兄弟的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更以儿子们的教育为己任。她课子读书，不是采用疾言厉色的强迫方法，而是对福成兄弟循循善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鼓励福成兄弟自觉读书。多年以后，薛福成深情地回忆说：先妣于福成兄弟，未尝加以疾言遽色，然教诫不少倦。每归自塾中，必亲理其余课，寒暑风雨之夕，一灯荧然，诵声至夜分乃罢。暇辄为言：“某能读书，身享令名，荣及父母。某不能读书，污贱危辱，濒于死亡。”福成等耸听汗下，罔敢自逸。故督责非甚严，而所学或倍常程。府君自外归，辄又喜曰：“虽吾自教，不是过也。”薛福成：《先妣事略》（1877年），见《庸庵文编》卷三。薛福成自幼接受的教育，毫无疑问和当时一般读书人是一样的，读的是四书五经，做的是举业功夫，目的是参加科举考试，登龙门，入仕途，光宗耀祖，飞黄腾达。但是，他却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的时代。
咸丰元年（1851年），一场改变中国近代社会格局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金田爆发。洪秀全领导的起义军势如破竹，短时间内冲破清军的重重围堵，迅速占领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陷南京，改名天京，建立太平天国，清政府的统治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三年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在广州和东南沿海地区逞凶肆虐，趁火打劫，为农民起义所困扰的清政府处境更加艰难，古老的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这内忧外患联翩而至的危急时刻，一批深受传统文化精神浸润的知识分子，纷纷挺身而出，担当历史重任，以挽救家国危亡为己任，大力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他们学以致用，走出书斋，急君父之所急，投入到卫家报国、捍道卫教的实践中去。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等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事实上，思想界早在1840年前后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包世臣等思想家，已经察觉到封建王朝所面临的深重危机，他们力矫乾嘉时期埋头故纸、脱离实际的空疏学风，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关心社会现实，讲求兴利除弊；并主张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具有了早期的世界眼光。在他们的带动下，一批有识之士开始研究实学，应付世道的剧变。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更多的读书人为时势所迫，不得不从宁静的书斋中走出，投身到血与火的军旅生活。
薛福成的人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转向。他后来回忆早期经历时说：福成于学人中，志意最劣下，往在十二三岁时，强寇窃发岭外，慨然欲为经世实学，以备国家一日之用，乃屏弃一切而专力于是。始考之二千年成败兴坏之局，用兵战阵变化曲折之机，旁及天文、阴阳、奇门、卜筮之崖略，九州厄塞山川险要之统纪，靡不切究。盖穷其说者数年，而觉要领所在，初不止此。因推本姚江王氏之学，以收敛身心为主，然后浩然若有得也。既又知为学之功，居敬穷理，不可偏废，而溯其源不出六经四子之说。盖术凡三变而确然得所归宿处，所惧知识梼昧，师心独学于穷乡之中，固陋不足以应世。薛福成：《上曾侯相书》（1865年），见《庸庵文外编》卷三。此时的薛福成当然不可能完全放弃举业，但是其志趣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
咸丰五年（1855年），薛福成兄长薛福辰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经议叙，签分工部，任员外郎。而福成、福保兄弟则居家继续苦读。咸丰八年（1858年），父亲薛湘由湖南知县升迁广西浔州知府，可惜未及履任便病逝湖南新宁。福成与兄长在湘料理父亲丧事期间，因父亲任内拖欠公款未能偿清，被迫滞留湘省。至十年（1860年）春季，闻知江南大营崩溃和太平军南下苏州、常熟的确耗，兄弟二人只得乔装改扮，匆忙乘船南下，赶往无锡。及至，无锡城已为太平军所占领，战后城内一片狼藉，房屋被毁，图籍遭焚，居民四散。母亲顾氏携家人离乡逃难，伯母一家则死于变乱。几经奔波，福成兄弟才于苏北宝应东乡与离散的亲人会合。父亲的辞世，战争的动荡，让薛福成深刻领悟到离乱生活的艰辛和巨大的生存压力。其实，何止是普通百姓，就连贵为天子的咸丰皇帝也被迫播迁。这年秋天，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西狩”热河，圆明园遭到洗劫后被焚烧，恭亲王奕?被迫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丧失大量权利。家国之变，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薛福成。没有真才实学，怎能报国救世？不读书励志，如何学得真才实学？所以，在寓居宝应后，福成兄弟更加勤奋读书，以求为国家做事。薛福成在回忆中写到：避粤寇之难，举家侨徙宝应之东乡，兄弟数人，益以读书求志相砥镞。聚居斗室中，昼则纵观经史，质问疑义；夜则一灯围坐，互论圣贤立教微旨，古今理乱得失之要最。有不合，则龂龂辩难，欢声与僮仆鼾声相应。俄而鸟鸣日出，余亦颓然欲卧，季怀方启户至宅后，观田禾滴露以为乐，徜徉而归，归乃高卧，日中方起。如是者五六年。是时，余兄弟怡怡愉愉，乐道娱亲，几不知饥寒之将迫、寇警之环逼也。薛福成：《母弟季怀事状》（1888年），见《庸庵文续编》卷下。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中，科举仍旧是士人谋取出路的主要途径。一方面，内忧外患的严酷现实促使一代有识之士反思八股文的实际意义；另一方面，他们别无选择，仍然在科举之路上蹒跚，无法放弃这条必经之路，这种矛盾在薛福成心中更是激烈冲突。这也反映在他对科举取士制度的深刻批判和反省上。薛福成写道：方今人才之进，取诸制艺。制艺之术，果可以尽人才乎？明初设科，始尊制艺，谓其能阐发圣贤意也，谓其根柢经史，足征学问器识也。迁流既久，文日积日多，法日讲日新，一变趋机局，再变修格调，三变尚辞华。浸淫至今，驱天下数十百万操觚之士，敝精惫神于制艺之中，不研经术，不考史事。辨性理之微言，则惊为河汉；讲经世之要务，则诧若望洋。每岁掇巍科，登显第者，大抵取近科程□［墨？］，转相剽袭。同其文，不必同其题，有其辞，不必有其意。苟有舍是而别抒心得，高古绝俗者，有司往往摈不录。薛福成：《选举论上》（1864年），见《庸庵文外编》卷一。他认为，可以采用古已有之的征辟方式来选士，考试制度的改革可以用联系实际的策论来取代八股文。这样的看法在当时得到很多人的赞成。但是，因社会风尚的影响，清政府坚持科举制度，其可行性十分有限。即使薛福成本人，虽深知八股文的无用，却又不甘心彻底放弃科场上的竞争；经屡次败北，直到30岁时添列乡试“副贡”后，才最终放弃了努力。这不仅是薛福成的悲剧，也是整整一代人的历史悲剧。可喜的是，刚刚兴起的一场学习西方、以求富求强为目的的自强运动，为薛福成提供了为国效力的新的历史机遇。
二、曾门弟子
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农民战争的烽火硝烟，再次触动了清朝统治者和地主阶级士大夫。他们深深感到一个迥异于以往的变局时代已经到来。“天地之变局”、“古今之创局”、“千古未有之变局”，这些用来描述当时局势的不同说法表明，想原原本本按照乾嘉以来的祖制治国已经没有出路了。面临内忧外患日益加重的危局，一场学习西方船坚炮利、以维护清王朝统治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开始兴起，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曾国藩、李鸿章。他们一面编练湘军、淮军，坚决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其他国内民众起事；一面主动与洋人达成和解，确立“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宗旨，在清廷的支持下，开始创办近代军用工业，逐步发展民族工业，开启了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最为关键的是，洋务运动将道咸以来经世致用的学风与学习西方以富国强兵的现实抉择结合起来，使更多的有识之士参与到洋务运动中来，一批读书人有了报效国家的用武之地。薛福成正是这样一位投身到洋务运动中的读书人。
同治四年（1865年）夏，两江总督曾国藩奉命督师北上，率领湘军镇压活跃在直隶、山东等地的捻军。北上途中，沿途遍贴招贤纳才的榜文。曾国藩历来重视人才，自言“欲办大事，必须寻替手”。他不仅注意网罗人才，而且善于用自己的理想影响他们，使他们成为符合国家需要的、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材。他的幕府一直被认为是贤士汇聚的地方，很多士人也以入曾幕为荣。当避难宝应的薛福成看到曾国藩招贤的榜文后，在师友兄弟的鼓励下，拟就了一份万余言的《上曾侯相书》，呈送给曾国藩。由于薛湘曾官湘中，与曾国藩也有所交往，薛福成遂以“门下晚学生”自称，向曾国藩陈言献策，表达理想与志向，自然增加了几分亲近感。当时的官场十分重视人际交往，这也是薛福成能够顺利进入曾国藩幕府的一个因素。
在这篇上书中，薛福成提出了“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等“当今要务”八条。曾国藩阅读后很是赞赏，在闰五月初五日（1865年6月27日）日记中写道：“阅薛晓帆之子薛福辰所递条陈，约万余言。阅毕，嘉赏无已。”《曾国藩全集?日记二》，1147页，长沙，岳麓书社，1988。大概福成与兄长福辰同时谒见，名字读音相近，曾公误将兄弟二人姓名混淆。福成后来回忆说：是时幕府诸贤，为剑州李榕申甫，嘉兴钱应溥子密，黟程鸿诏伯旉，宣城屠楷晋卿，溆浦向师棣伯常，遵义黎庶昌莼斋。文正语申甫曰：“吾此行得一学人，他日当有造就！”又谓余曰：“子文长于论事，年少加功，可冀成一家言。即与伯常、莼斋同舟，互相切劘可也！”厥后，余从公八年，前后出入幕府共事者三十余人，多一时贤俊。余颇得晨夕晤谈，以扩见闻，充器识，皆文正提奖之力也。薛福成：《上曾侯相书》（1865年），见《庸庵文外编》卷三。从这段记述可见薛福成对受赏识于曾公的无限感激之情。“学人”定位既是曾国藩对薛福成的期许，也是薛本人的自况。很大程度上，薛福成更把曾幕看做是拜师结友、钻研探讨学业的地方，而他日后的文字、事功也确实由此而来，进入曾幕是薛福成命运的转折点和一生事业的起点。
薛福成在曾幕七年时间，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作为负责奏咨函牍的幕僚，薛福成常随侍左右，聆听教诲。曾国藩为了倾听僚属的意见和培育人才，也常常和幕僚在一起，除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一同进餐外，还在公事之余找他们谈话。谈天内容十分广泛庞杂，并不限于严肃的军机布置、练兵筹饷、文章之道等正事。曾国藩酷爱围棋，终生不辍，薛福成常陪他下棋，兼与交谈。曾国藩案头的疏稿也允许福成遍览，可见，他对薛福成非常信任。据薛日记所言，曾国藩去世的当天中午，还“邀余围棋，连赢二局，意兴甚适，谈笑送予至窗外”《薛福成日记稿本》（影印本），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不意当天傍晚曾国藩就发急病猝然离世。可见，薛福成与曾国藩的关系非常密切。
曾国藩非常重视对幕僚的培养和历练。他的幕府不只是个为他服务的办事机构，更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大学校。他选取幕僚的标准是唯才是视，或已有专长，或可堪造就。因而，他的幕府中“豪彦云集，并包兼罗”，聚集了各种各样的人才。曾国藩对幕僚的要求甚严，要求每个幕僚须于兵、饷、吏、文四件事中精习一事，各有所长。他对人才的培养，用薛福成的话说，是“始之以规矩绳墨，继之以斧斤锥凿，终之以磋磨文饰”，精雕细琢，务期其能独当一面，“幕僚虽专习文章，然独克揽其全”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21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成为可以综核全局的槃槃大才。
薛福成认为，当今世务不外“兵事、饷事、吏事、文事”，作为幕僚，虽专司文事，也要总揽全局，扩充见闻。当然，他自己更多关注的还是“文事”本身。而曾国藩也对幕僚课教甚严，希望他们明白文章的功用，并善写文章。在曾幕，薛福成倾心治古文辞，对曾氏的指点心领神会，每有心得。他称“圣门四教冠以文。文者，道德之钥，而经济之舆也”薛福成：《季弟遗集序》（1882年），见《庸庵文编》卷三。。无疑，这是受到曾国藩的直接影响才会有感而发的真知灼见。他还认真揣摩曾国藩草拟奏疏的风格，对其“古文峻洁之气”刻意模仿，加以实践。曾国藩本尊桐城派，文字师法之而不墨守其旧规，后来终于形成“湘乡派”特有的风格。薛福成与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传承曾氏衣钵，同为“湘乡派”健将，合称“曾门四子”，可见其文事成就与曾国藩的密切关系。
曾国藩的言传身教，再加上自己勤于观察、思索，薛福成不仅文事造诣大大提高，针对现实、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有增强。同治六年（1867年），鸦片问题再次引发朝野讨论，歧见纷然。薛福成撰写《答友人论禁洋烟书》，指出“此事不禁，则养痈蓄蠹，生事之端，将有不胜言者”。并认为，鸦片屡禁不绝，在于“上不之禁”，“上不之禁，则民不以为诟病，而转视为适俗怡情之具。不及百年，势将胥天下而入之矣”薛福成：《答友人论禁洋烟书》（1867年），见《庸庵文外编》卷三。。所以，在他看来，鸦片问题虽涉及中外关系，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国内。他提出“不必先与洋人校，而当自中国始”的建议，希望朝廷果断采取自上而下的严厉措施，杜绝鸦片的危害。同治八年（1869年）廷议讨论练兵问题，薛福成以幕僚身份上书，陈《练兵》之策，主张改变祖宗旧制，采用湘军、淮军章程练兵，破除积习，严格约束，以防浮惰。当时，各地教案频发，地方官府应对缺乏经验，薛福成致函李鸿章《论西人传教书》，认为一些在华传教士肆意袒护教民，欺压善良百姓，而官府摄于教会之威，不敢持中判断，结果酿成各地攻毁教堂、仇杀教士教民的惨剧。根本的方法在于设法阻止洋人传教的规模，与其漠视传教长期发展而带来更大的隐患，不如发其先而制其小。甚至主张预将战守，广储人才，厚结诸国，随时做好与之战争的准备，进而达到重订条约阻止传教的目的。
同治九年（1870年），薛福成随曾国藩与李鸿章等参与天津教案的谈判。次年，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策划官派幼童赴美留学事宜。后议定派遣陈兰彬、容闳率学生赴美，从而开辟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河。1872年，陈兰彬扬帆出国前，薛福成撰《赠陈主事序》相赠，表达了主张变法自强、学习西方长技的基本看法。他在文章中写道：“天地之变，递出而不穷者也。有大智者烛幽阐微，与时推移，以御厥变，则天下被其休。否则瞢无适从，敝敝焉执故常之见，以与世变相遌，而变乃环起而不可止。”显然，大智者善变，不变则与“世变”相抵触，结局会越来越被动。但是如何变，变什么，他又有自己的见解：方今海外诸国，力与中国竞者，曰英，曰法，曰美，曰俄，曰徳；其他往来海上，无虑数十国。中国之情状，彼尽知之矣。而其炮械之精，轮舰之捷，又大非中国所能敌。中国所长，则在秉礼守义，三纲五常，犁然罔。盖诸国之不逮亦远焉。为今之计，莫若勤修政教，而辅之以自强之术。其要在夺彼所长，益吾之短，并审彼所短，用吾之长。中国之变，庶几稍有瘳乎。薛福成：《赠陈主事序》（1872年），见《庸庵文编》卷二。视“礼义”为中国之所长，船坚炮利为西人之“自强之术”，这种“中体西用”的认知模式是当时所有变法者的共识。今天看来，或有其局限性，当时确是先进中国人所能达到的最先进的思想水准。薛福成认为，陈兰彬奉命率幼童远赴异乡研习西学，虽年已逾艾，却毅然无难色，赞其有“为中国建无穷之业”的志向。
同治十二年二月初四日（1873年3月2日），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病逝。此时的薛福成几经奏保，亦已经成为一名候补知府。曾国藩去世后，他的幕府自然解散，幕僚星散。薛福成在帮助曾纪泽办理完曾国藩的丧事后，暂往苏州书局谋职，参加整理刊刻曾国藩奏稿和刻印金、辽、元史的工作。这里比起曾幕，自然要冷清得多，却使他能静下心来读书。在书局期间，他写了《海瑞论》、《叶向高论》、《选举论（下）》等文史札记，借古喻今，抒发情怀。《庸庵笔记》也成书于此时。这个时期是薛福成仕宦生涯中最为安逸的时期。
三、北洋智囊
李鸿章是曾国藩之后洋务运动最负盛名的领军人物，他本人也以传曾氏衣钵相标榜。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成为最受清廷倚靠的地方督抚，这不仅是由于他统制重兵，更由于他是当时最为明晰中外情势的高官。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便“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刘体智：《异辞录》，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朝廷内政外交重大事务都有其参与，特别是在外交方面，事无巨细，大多听从李鸿章的建议，甚至清廷与驻外使节之间的电报往来都经由他中转呈递，李鸿章长期成为清廷外交的核心人物。自然，李鸿章的幕府也就成为洋务总汇之处，成为考究时务、了解外情、历练外事最好的地方。薛福成十分幸运，在曾国藩去世几年后，他又成为李鸿章幕府的成员。
薛福成与同是曾国藩幕府出身的李鸿章早有交往，只不过薛氏加入曾幕时，李鸿章已经离开，并创建淮军，成为独当一面的方面大员。同治七年（1868年）秋，薛福成与幕中同僚曾拜见过路过江宁的李鸿章，彼此“纵谈洋务甚久”。次年，李鸿章专门致函福成，对其才干极表赏识，于是薛福成写了《论西人传教书》，上呈李鸿章，“将传教之祸，与当禁之故，畅切言之”。曾国藩去世后，地方军政大员纷纷上奏清政府，表彰曾国藩的“战功政绩”，请宣付国史馆，惟李鸿章以为事端宏大，未易着笔，暂时未具奏，而是委托薛福成与钱应溥等“就近查考事迹，代草一疏”。于是，福成撰写《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呈上。时署理两江总督何璟、湖广总督李瀚章等，陆续具疏表章，朝廷恩礼优渥再三，李鸿章以为若再陈奏，近于烦渎，故未上奏。然对此文极为欣赏。友人李鸿裔（眉生）更是评价说：“此篇翔实扼要，在吴、楚两疏之上。”薛福成：《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1872年），见《庸庵文编》卷一。可见，李鸿章对薛福成的才华是十分赏识的，只是还没有遇到合适的机会。
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载淳病逝，年幼的光绪皇帝登基，两宫皇太后下诏博采谠言，用资治理，“特谕知中外臣工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当据实直陈，务期各抒所见，于时事有裨而又实能见诸施行者，详细敷奏，不得徒托空言”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当时，薛福成正以直隶州知州衔赴吏部引见，道出山东，因季弟薛福保在山东巡抚丁宝桢幕中，遂暂留济南。得知朝廷求言的消息后，薛福成大为振奋，挥笔疾书，将自己多年来运筹帷幄、熟烂在胸的救时对策，概括成“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洋洋洒洒，书写万余言，题《应诏陈言疏》，请山东巡抚丁宝桢代呈。
薛福成的“治平六策”包括养贤才、肃吏治、恤民隐、筹海运、练军实、裕财用等六项整顿内政的政策。“海防密议十条”包括择交宜审、储才宜豫、制器宜精、造船宜讲、商情宜恤、茶政宜理、开矿宜筹、水师宜练、铁甲船宜购、条约书宜颁发州县等，主要陈述的是实行自强的具体办法，体现了发展工商业、军事工业，以及创建海军、改善外交的具体内容。薛福成的建议与李鸿章、丁宝桢等洋务派领袖的施政理念完全一致，况且，丁宝桢对于薛氏兄弟的器重并不亚于曾、李，由于他的鼎力举荐，薛福成的建议才得以上达，并得到清廷的重视。光绪元年四月十八日（1875年5月22日）薛福成的条陈奉懿旨留中，不久，交军机大臣发各衙门讨论议奏。其“海防密议十条”，由总理衙门汇入各省大吏议复海防各折一并讨论。参见《奕?等奏为遵旨议奏薛福成条陈海防十条事》，光绪元年五月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编号03-9381-03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后来定遣使往驻西洋各国之议，准将各条约文本，由总理衙门统一刊印，颁发各关道、各行省，分行州县，使官民了解中外交涉之大概，均与薛福成的建议有关。至于制器、造船、理茶政、开矿、练水师、购铁甲船各条，则令南北洋大臣酌办。这次上书活动，进一步提高了薛福成在官场的知名度。同年八月，丁宝桢再次保举薛福成“学堪致用，识略宏深”；第二年，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再次保举他“博学多通，精习西洋地势制度，条举缕分，精习无遗，而性情纯朴笃实，一无虚饰”，称其“所见过人”，堪任驻外公使之职。参见郭嵩焘：《举使才片》，见杨坚校补：《郭嵩焘奏稿》，363页，长沙，岳麓书社，1983。洋务官员的大力推荐使薛福成倍受鼓舞。李鸿章则以其为奇才，于是邀其入幕，光绪元年六月，薛福成抵达天津，正式入李鸿章幕府办事。
光绪四年（1878年），清廷内部围绕修铁路展开了激烈争论，薛福成撰写《创开中国铁路议》，从火轮车促使欧美富强的成功经验立论，强调铁路对军事及轮船、矿务、邮政等工商业的积极作用。称“今泰西诸国，竞富争强，其兴勃焉，所恃者火轮舟车耳。轮舟之制，中国既仿而用之，有明效矣”薛福成：《创开中国铁路议》（1878年），见《庸庵文编》卷二。，则铁路何故不可仿行？他倡议放弃成见，移风易俗，充分认识铁路的益处，早修铁路以致富强之路。他的这些观点与李鸿章等主张修铁路的洋务派大员是完全一致。
光绪五年（1879年），清廷建设海军议起，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上书朝廷筹建中国海军，觊觎总海防司一职。传闻将由赫德总管中国海防，招聘洋将，添购舰船，薛福成闻讯撰写《上李伯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认为赫德其人“阴鸷而专利，怙势而自尊，虽食厚禄，受高职，其意仍内西人而外中国。彼既总司江海各关税务，利柄在其掌握，已有尾大不掉之势。若复授为总海防司，则中国兵权饷权，皆入赫德一人之手”薛福成：《上李伯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1879年），见《庸庵文编》卷二。。终以总税务司与总海防司选择其一，令赫德放弃了控制中国海军的企图。
同年，薛福成开始撰写《筹洋刍议》，这是一部系统论述变法自强思想的论著。该书以筹划如何应对外国侵略为宗旨，分“约章”、“边防”、“邻交”、“利器”、“敌情”、“藩邦”、“商政”、“船政”、“矿政”、“利权一”、“利权二”、“利权三”、“利权四”、“变法”等14个篇章，详细表达了变法自强的对策与主张。他建议对不平等条约进行“补偏救弊”，有损有益，互补互让，设法对片面最惠国待遇及领事裁判权进行挽回；切实加强边防建设，派重臣实力经营东三省，募练骑兵；在新疆广兴屯田，以裕军食；扶持蒙古各部，建设北方藩卫；联络西人为党援，在外交上抑制日本的力量，扩充饷源，加强海防建设；振兴贩运、艺植、制造，寓富于商；保护关税，反对列强“扰我自主之权”。在“变法”篇中，提出当此变局时代，“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是故惟圣人能法圣人，亦惟圣人能变圣人之法。彼其所以变者，非好变也，时势为之也”。总之，如果一味泥古不变，株守“上古圣人之法”，则大势不堪设想。《筹洋刍议》刊行后受到士林的极大关注，其中的大部分内容被收入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中，其影响一直持续到戊戌变法前后。
薛福成在李幕前后七年中，从一开始就得到充分的信任，是总督身边不可或缺的智囊人物。在跟随李鸿章办理内政外交事务的过程中，薛福成的视野更加开阔，识见更为高远，才干也得到新的历练。李鸿章的很多奏疏、咨札和信函是由薛福成代拟的，内容涉及内政外交、军事经济，甚至李氏为亲朋故旧撰写的书序、墓志铭等文字也由薛福成代为捉刀。除了文学优长的特点，更主要的恐怕还是他们宾主二人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相投。薛福成去世后由其子薛莹中纂辑的《庸庵文别集》，收录的主要是薛福成为李鸿章代拟的奏疏和书札。此外，李鸿章主持或负责的许多活动，特别是外交活动中，都活跃着薛福成的身影，如海防建设，教案的处理，吴淞铁路的赎回，对琉球、朝鲜等国的援护，马嘉理案的交涉与《烟台条约》的谈判，越南问题及对法交涉等，都有薛福成的智力贡献，这些在薛福成的文字中都有点滴的反映。
四、持节海外
薛福成在直隶总督幕府时期多次得到李鸿章的保荐，由候补知府升至河南候补道。光绪十年正月初十日（1884年2月6日）奉旨实授浙江宁绍台道，经过漫长的幕府生涯，终于成为一名可以大显身手的实职地方官员。在任期间，正值中法战争爆发，法军舰游弋东南沿海，清廷被迫实行沿海戒严，浙江巡抚刘秉璋、提督欧阳利见联合地方官员加强防御，在宁波成立了由薛福成负责的海防营务处。他积极研究浙江沿海地势地形，迁移法国传教士，清除间谍嫌疑，并联络英国领事，策动英国参与保护舟山之事。战争结束后，薛福成将相关文献汇集成《浙东筹防录》，以作为自己实干地方的见证。光绪十四年（1888年）九月，薛福成升任湖南按察使。次年初，赴京陛见，四月，改任出使英法意比大臣，开湖南按察使缺，以三品京堂候补，并赏给二品顶戴。他选择黄遵宪、许钰、钱恂等作为参赞，十六年（1890年）正月十二日，自上海乘轮船赴欧履任。二月十六日（3月6日）抵达法国马赛港。由此登陆，薛福成进入了他从未想到过的一片新天地。
在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薛福成广泛考察英、法、德、意、比等西方国家的工业、商业、军事、经济、教育文化制度，眼界日益开阔，思想也日益活跃。他意识到重商主义对欧洲社会的影响。他写到：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此其理为从前九州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西洋创此规模，实有可操之券，不能执崇本抑末之旧说以难之。薛福成：《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1890年），见《庸庵海外文编》卷三。亲眼所见的事实让薛福成坚信中国的“崇本抑末”政策行不通了。然而，要振兴工商，必须完善公司制度，“纠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众财以为财”薛福成：《论公司不举之病》（1893年），见《庸庵海外文编》卷三。。而西洋工矿各业之精，源于科学，此乃天地公共之道，中国应打破科举帖括于人才之束缚，奋起直追。他还总结出西人“养民最要之新法”，有造机器、筑铁路、设邮局报馆、立和约通商、增领事、通电报、筹国家公帑、立商务局、设博物院、举商董、设机器局、定关税、垦荒地、开矿政、行钞票、讲化学、选贤能、变漕法、清帐项、开银行、求新法等21条。参见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卷五，光绪十八年闰六月初六日。这些养民之法，已经不止是单纯的技术手段方面的成就，而包含制度、文化层面的因素。可见，薛福成学习西方的思想在实际的观察中，又有了新的升华。他甚至赞许英、德等国的君主立宪制，对英国议院两党制互相维制、国政得济于平的局面十分推许。他写道：欧洲之英、荷、义、比、西、葡、丹、瑞典诸国，君民共主之国也，其政权亦在议院，大约民权十之七八，君权十之二三。君主之胜于伯理玺天德者无几，不过世袭君位而已。英主在英伦三岛称君主，而今又称五印度后帝，则其君权在印度较重。其本国所以仍称君主者，以数百年来为其民所限制，骤难更张也。法国前称皇帝，而今改为民主，始稍安谧。薛福成：《出使日记》卷五，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廿九日。薛福成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考察同样是置于中西对比的语境下进行的，甚至认为中国文化中也有“君民共主”的因素。他说：若夫夏、商、周之世，虽君位皆世及，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犹行于其间，其犹今之英、义诸国君民共主政乎？夫君民共主，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所以三代之隆，几及三千年之久，为旷古所未有也。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卷四，光绪十八年四月初一日。清廷设立驻外公使后，保护各地华侨，维护华侨利益成为首要任务。在英属各地华人较为集中的地区，薛福成主张设立领事馆，援引国际法和实际情况，与英国外交部进行了多次交涉；又向朝廷提议通盘筹划，在南洋群岛各地添设领事保护华侨利益，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在他的努力下，新加坡领事升为总领事，由黄遵宪充任，兼管南洋英属各埠；又在槟榔屿、仰光两处设领事，管理华人事宜。薛福成又向清廷建议善待归国华人华侨，杜绝地方官绅任何形式的敲诈和刁难，保护他们回国置产、投资工商的积极性。参见薛福成：《请豁除旧禁招徕华民疏》（1893年），见《庸庵海外文编》卷一。对巴西、墨西哥等北美国家主动来华招募华工，他认为应与各国订立条约，确保赴外华人的切身利益，避免发生像美国那样在垦殖开发完成后设谋驱逐华人的悲剧。他还曾就加拿大、澳大利亚限制华人苛例及越南征华人人头税事与英、法进行过严正交涉。
薛福成出使期间，先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补光禄寺卿，次年六月调太常寺卿，八月转大理寺卿。十八年（1892年）八月，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出使期间让他花费极大精力办理的是与英国有关滇缅边境界务和通商问题的谈判。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英国侵占缅甸全境后，便将侵略矛头指向中缅边境地区。中缅界务问题逐渐提上议事日程。次年，《中英缅甸条约》签订，但是仍遗留了许多未议问题。薛福成到任后，建议清廷主动提出交涉条件，防止英国人再次玩弄先造成既成事实再强迫中国接受的外交伎俩。他认为，领土交涉要处于主动地位，在坚持原则的同时，采取灵活方式以谋求事态的进展。经过反复辩驳，光绪二十年正月二十四日（1894年3月1日），薛福成代表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英国被迫承认大金沙江两岸绵延数千里的野人山地，是一片“不缅不华”的中间地域，按照国际公法，由两国平均分配。这次谈判结果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一次、以国际法为准则的平等交涉。大约同时，英、俄纷纷向帕米尔扩张，薛福成与驻俄公使许景澄反复电商总署，亟谋善策，以防国土受到英、俄侵蚀。
长期的异域生活和紧张的外交谈判，让薛福成身心疲惫。二十年四月，薛福成差竣回华。经过海上颠簸，五月二十八日抵上海，因病情加重，于六月十九日（7月21日）病逝。当时正值中日战争期间，军务倥偬，光绪帝仍谕令照副都御史例赐恤。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再颁上谕，赞誉薛氏“勋劳卓著”，将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
薛福成不仅是思想家，也是一位多产的学者。他继承了传统读书人志在立言的文化传统，很早就开始整理自己的著作。从光绪十三年（1887年）起，由无锡薛氏传经楼陆续刊行《庸庵文编》四卷、《庸庵文续编》二卷、《庸庵文外编》四卷、《庸庵海外文编》四卷、《筹洋刍议》一卷、《浙东筹防录》四卷、《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六卷，这些文字均经过作者本人审订。薛福成逝世后，传经楼又陆续刊行《出使奏疏》二卷、《出使公牍》十卷、《出使四国日记续刻》十卷，与以往所刻总称《庸庵全集》，计十种，四十七卷。此外，薛福成生前手订《庸庵笔记》六卷，也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仲春由传经楼刊行；薛福成代曾国藩、李鸿章所拟未刊书牍也由薛莹中另编为《庸庵文别集》，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春由醉六堂石印出版，至此薛福成著作出版大体完备。此后，薛福成又有各种单行刊本、石印本。20世纪70至90年代，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和顾廷龙主编的《续修四库全书》也都收入大部分薛氏著作。参见黄树生：《薛福成著述版本考述》，载《江南大学学报》第4卷第1期，2005年2月。
薛福成的著述在近代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都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此次编选按照文选、笔记选、日记选三种类型，将其各个时期的主要代表性作品基本上辑入；每一类文字均以时间先后为序编排。主要依据《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和《续修四库全书》所收各种薛氏著作版本；同时，也参考了施宣园、郭志坤标点《庸庵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薛福成日记稿本》（南京图书馆影印）以及蔡少卿整理《薛福成日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等。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丁凤麟、王欣之两位先生就编选过40多万字的《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将薛氏论著的精华尽收其中，标点出版，对于学界研究薛福成提供了极大便利。此次编选薛氏文集，我们认真参考了这个选本，但更侧重文章的思想性，文学性较强的文章收录较少；同时，增补了日记选的内容。为便于读者阅读，还增加了相应的注释。
薛福成对晚清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中外交涉多有详尽的记述，其古文在当时尤有名气。作者生前曾花费不少精力对自己的文章进行整理，如《庸庵文编》四卷、《庸庵文续编》二卷、《庸庵文外编》四卷中很多文章后就附有薛氏本人的“自识”，以及兄长薛福辰、季弟薛福保、李鸿裔（字眉生）、杨象济（字利叔）、萧穆（敬孚）、曾纪泽（颉刚）、曾纪鸿（字栗）、方宗诚（存之）、黎庶昌（莼斋）、章洪钧（琴生）等师友的点评。这次整理均将评语采用楷体另排，与正文区分开来，以便读者阅读。
此外，对一些字词采取统一规范，原文中“耔种”均改为“籽种”；“涂中”改为“途中”；“驻札”改为“驻扎”；“莫府”改为“幕府”；“覆奏”改为“复奏”；“囏”改为“艰”。一些原稿明显错误，用［］予以矫正；有疑问者加问号。由于水平所限，讹误之处，还请读者指正，有机会我们将尽力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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