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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关键词》，梁文道最新时事评论集。
平和拆解人云亦云的关键词，分解藏污纳垢的意底牢结。以《关键词》迎战一波又一波的不公不义，让犬儒者俯首自问、首鼠两端者自惭形秽、语言伪装者无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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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关键词》是梁文道先生既《常识》《我执》之后最新文集，以一个关键词语生发开去，谈论时下的一个事件、现象，分析背后的逻辑，更探讨深处的历史和政制。
梁文道的文字既有散文的轻松晓畅，又不时出现匕首和投枪式的准确犀利。《关键词》的话题涵盖过去几年许多的热点事件，比如幼儿园杀人、校长案等；或者是许多热议的社会现象，比如炫富、媚俗等等，而所有这些事件或现象背后的议题都仍然深深地牵扯着当下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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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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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生于香港，长于台湾，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现为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主持人，凤凰卫视评论员，中国内地、香港及马来西亚多家报刊杂志专栏作家，同时也在多个文化艺术机构及非政府组织担任董事、主席或顾问之职。著有《常识》《我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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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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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陈冠中 VII
辑一 公民
关系 3
冷漠 8
泄愤杀人 12
底线 17
无知 22
炫富 28
媚俗 33
好战中国 37
暴力 41
爱国 46
卖国 50
道歉 55
辑二 语词
过程 63
个别 67
强奸与强拆 71
模式 77
外部势力 82
国情 87
乱 92
不能乱 96
美国也有 100
老朋友 105
辑三 文化
文化繁荣 113
“近视” 117
围观 121
标题党 125
遗产 129
不许联想 134
话语拳 139
宣传 143
大众传播 148
专业 153
辑四 国家
政府起源 161
维稳 165
领导 170
脱节 174
组织 178
权力 183
盛事 187
宏大 192
主旋律 197
勇敢 202
彩券 206
兴亡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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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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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人逾中年，心脏难免有些毛病，一个好朋友最近便因这事走了趟医院，并且是全国知名的专科医院。好不容易约了主任大夫，没想到这位大医师一进来问的第一句话不是“你怎么样了”，也不是“你觉得不舒服多久了”，而是“你有什么关系”。还没来得及回答，忙碌的主任医生便立刻补充说明：“不是直接关系的话，我不看。”
在我看来，这位大夫的“你有什么关系”，可真是十分中国的一句话。因为所有传统中国社会的早期经典都会告诉我们，中国是个“人伦”社会；而在这个由亲至疏、从远而近的伦理网络里头，关系乃是种界定了一个人的位置与身份的主要骨干。想要认识一个人吗？想要了解你是谁吗？只要弄清楚身处的关系网络，便可思过半矣。在这样的社会里头，一个人就是某个人的子女、某个人的父母、某个人的配偶、某个人的表哥、某个人的学生、某个人的上级、某个人的朋友……除去这种种身份联系和人伦网络，他几乎什么都不是。我们怎样对待另一个人，也取决于我和他在这个关系网络上的相对位置，近一点便亲一点，疏一点便冷淡一些。
本来这也是很正常甚至很普世的一回事，恐怕举世皆然。只不过我们中国人还会把它安放在制度的层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同行当都因这种关系思维而有了各自该有的“样子”。当官的就该有当官的样子，但他在做儿子的时候便该对父亲表现出一个儿子的样子。那么，一个做医生的人又该有种怎么样的行为规范和表现方式呢？
当一个医生见着病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有什么关系？不是直接关系的话，我不看”时，我们一方面或许会觉得这很自然，因为它符合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认知；可另一方面，我们又可能会感到很不对劲。为什么不对劲？因为我们通常又以为，一个医生该有的样子是“生命之前，人人平等”，他不该以病人和他的关系之远近来判断他要不要诊治这位病人；更何况这还是家公立医院，是个以纳税人和国家收入来支持的国家建制。
我们今天相信，但凡以公款设置的机构，但凡以国家和公民之名成立的制度，都不该在办事的时候产生因人而异的情况；所以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公交人员也不能因为你不是司机他爸就不让你上车。在这套来自西方的现代观念底下，关系并不重要；至少在常规制度之中不能突显关系的重要。因此，先不论医生这个专业的普世规范，一家公立医院的医生是不该理会病人有什么关系的。
言必反西方反普世的论者可能会怀疑这套观念会不合国情；但重点不在上述这套观念是不是洋人加给我们的，而在于当下的中国人是否都已经接受并且认同了这套观念，把它当作常识。我敢打赌，今天的中国人都会认同公共制度应该平等待人，都不会赞成身份和关系的介入。因为据说这个国家的建国理念是社会主义，而这个来自西方的政治意识形态最强调的就是公平了。身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民，当然晓得什么是公平。
既然这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大家都相信公共制度不能理会个人的身份和关系，那为什么一家公立医院的主任医生会不假思索地便问病人有什么关系，而且我们还都好像感到十分正常呢？
我常常说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缺乏常识，而是常识的矛盾；不是价值的虚无，而是价值观念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断裂。朋友看病的故事，只不过是这个状况的又一例证罢了。它的形成，其中一个原因是制度设计并不真的符合它所宣称的理念。再具体且直白地讲，它宣扬平等，但反而在实际上推行且固化了另一重要身份的网络。自延安时代开始的干部等级配给制，现在已经变成了覆盖全面的身份体系。如今我们中国人看人，看的不只是他是谁的儿子、谁的爸爸、谁的同事，还要看他是什么“级别”。又或者你没有“级别”，但你的爸爸、你的儿子和你的同事有“级别”有“身份”。
于是我们就能理解那位医生所说的“关系”和“直接关系”了，他当然不是在问你是不是他儿子，他的意思是你是不是某个有“级别”有“身份”之人的“直接关系”；而那个“级别”还必须够高，“身份”必须够大。一方面他好像违反了大家的常识，另一方面却又很符合提炼自现实的常识。因为我们的公立医院真的会讲究身份差异，并且是在物质层面上讲究。曾经传说一时的“八成公共医疗资源用在干部身上”就不用说了，尽管官方后来说它不符实情，可始终说不出“实情”是什么。就看媒体拍到的吉林“白求恩医院”的高级病房，那简直是星级酒店的行政大套房。吊诡得很，这家公立医院还叫作“白求恩”，一个真正无视身份差异的国际社会主义者。还有比这更能说明眼下中国的吗？
冷漠
1987年的苏联仍然无法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但是许多媒体的尺度之宽，已是“斯大林时代”的过来人所无法想象的。当时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不是经济自由化，甚至也不是政治改革的进一步扩大，而是既抽象又缥缈的道德问题。读者纷纷给报纸杂志写信，宣称他们再也受不了周遭社会“良心上的断裂”。安东诺夫（Mikhai Antonov）就是在这一年发表了他著名的《我们到底出了什么事》。在这篇文章里，他把道德问题说成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人民需要被拯救——不是自外在的危险中，而是从自身，从那些去道德化的恶果，从那些杀死人类高贵情操的过程之中挽救出来。”
类似的危机感，近几年也出现在我们的国家了，几乎每一份杂志、每一个网站论坛上，都有很多人在热闹地讨论中国的道德沦陷问题；触发点，当然是2011年发生在广东佛山的那起“小悦悦事件”。王悦在成为大家口中的“小悦悦”之前，也曾经是一个有姓有名的鲜活生命。10月13日那天傍晚，她孤身一人晃到马路中间，被一辆面包车迎面撞倒。司机知道出了事，所以顿了一下，然后开足马力继续碾过。接下来的7分钟里，不仅18个路人经过现场，还有另一辆小货车再次碾过王悦的身躯。直到拾荒的陈贤妹出现为止，没有任何一人理会卧在血泊中的小女孩。
在我看来，最叫人心寒的不是那些过客见死不顾，也不是路边商贩劝阻陈贤妹救人（“别惹麻烦”，他们说），甚至不是视人身如粪土和“怕惹麻烦”的司机，而是之后某些人的反应。那时有一名自称是肇事司机的恶搞汉致电电台，“表明心迹”说：“宁愿轧死她，好过将来背一辈子的麻烦。”我们还未知道真相，自然破口大骂，一位内地友人也在斥责这人：“这么讲实在太不对了，他可以这么想，但怎能公开说出来呢？”我闻听此言吓了一跳，几乎觉得自己好像从来没认识过这位朋友。
很快，有人开始在网络上质疑救人的陈贤妹“是不是想炒作自己”。同样，这种想法也是我非常陌生，非常不可思议的。但是冷静下来，我便发现它和我那位友人的话其实都是能理解的，甚至还颇为熟悉。不过，那种道德只宜宣之于口、实践中还是趋利避祸的思路难道不普遍吗？从政府到学校，“讲道德”已经讲了这么多年，难道你不感觉这只是一种用来应付场面、应付考试的官样文章？另外，如果真有人认真起来，把大家都拿来说的事情付诸实行，违逆潮流，一士谔谔，这难道不是“标新立异”？难道不是“自我炒作”？
叫我困惑的是，一些官员却又呼吁大家别再冷漠下去。且让我们想想，什么样的人会见义勇为、会不怕惹麻烦地帮助陌生人？他大概是一个对他人有一定信任和同情、对理念有一定看法和坚持的人。如果他看到王悦倒在路上，会跑过去扶她起来，那么，他大概也会为了一个无故被城管殴打的小贩出头；说不定还会更进一步关心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比方说公平与正义。政府官员应该仔细想想，你们真的希望我们都是这种人吗？
我们也应该好好回顾，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凸显的那种“公民觉醒”以来，中国是怎样一步步退回到今天这个个体原子化的地步的。社会互助的非政府组织实际上出现后退，“公民社会”这四个字再度敏感，“志愿者”成了政府动员你才志愿、政府不动员你站着别动的“群众”。谁能告诉我，在佛山那18名路人的过度冷漠，与我们所关注和期待的“过度热心”之间，那条线应该怎么划？我该热血到什么地步，才不会让人觉得我危险？又该冷漠到什么地步，才能保住自己的安全？
有些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形容他们当年面对的政体是一种“不道德的政治”，理由是人民的冷漠、互不关怀和良心的虚无，恰恰乃政权所需；他们不是怕你没良知，只怕你太热心。然而吊诡的是，你又不可能长久而稳定地管治一群什么都不相信的人。一个彻底原子化的社会，注定是要瓦解的。所以1987年那一年，苏联媒体上最常见的一句话是“我们不可能再这样子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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