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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00年后的学人深刻反思100年前的革命与政治
一流学者齐聚一堂，最新学术观点相互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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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913年中国的革命和政治充满了变数，革命党、立宪派和北洋集团，这三支主要的政治力量在政坛上进行着一次次的纠缠和交锋。可以说，从1911年清帝退位到1913年“二次革命”，这三种力量在国家统一、五族共和问题上的态度是一致的，但对于统一国家政权正当性的基础和国家如何运行等问题有本质的分歧。
本书以1913年重要历史时间发展的时间顺序为主线，讨论“大选与大决裂”、“宋教仁遇刺”、“‘二次革命’”以及“1913，革命与政治”四个主题，深刻反思1913年的革命与政治，探讨百年中国的革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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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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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云飞、冯天瑜、高全喜、陆建德、秋风、瑞贝卡、杨天宏、杨天石、袁伟时、章开沅 张华腾、张永、章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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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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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913：一个走向破碎的共和国
大选与大决裂
1913年，北洋集团还不懂民众政治，他们在1913年大选中比较消极，结果国民党胜了。国民党胜选之后，宋教仁等开始根据宪法，正大光明地与北洋集团竞争政权。于是，通过南北各方妥协而产生的民国政治结构到了无法依靠“政治化妆术”维持下去的地步，决裂势不可免。
1913大选与“大决裂”章永乐
危机四伏的“大妥协”
必然的“大决裂”：从《临时约法》到实力政治
1913年的选情与变局张 永
没有北洋的大选
民国政体的破裂
宋教仁遇刺
1913年3月，沪宁铁路车站的三声枪响击杀了正欲问鼎民国政坛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民初鼎沸的议会政治与政党活动也随之如昙花一现，就此归于沉寂。宋教仁遇刺，只是历史大势的一种偶然表现形式，还是由此造成了民初政治的最终转向？民国初年的中国，是更需要一个高度集中、强有力的政府，还是本来能够沿着民主政治之路一道走下来？
民初刺杀宋教仁案及其政治波动迟云飞
道路之争：袁世凯刺杀宋教仁的政治背景
民初政局：当传统政治遭遇民主宪政
宋教仁遇刺与民初政治高全喜
民初政治的转向
革命的退场与重启
宋教仁：“暗杀时代”的牺牲品陆建德
历史充满悖论：主张暗杀的人死于暗杀
从建立有效中央集权的角度看袁世凯称帝
宋教仁之路与民初时政章永乐
晚清国家能力的削弱
政治美德不常有
关于袁世凯的谜团
袁世凯或与刺杀宋教仁案无关张 永
刺宋案始末：袁世凯到底参与了多少？
缺乏制衡：袁世凯个人局限导致中国丧失建设良机
“二次革命”
随着宋教仁遇刺案的展开，刺杀元凶直指袁世凯及北洋政府。是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此事件，还是动用武力进行“二次革命”？革命党人的观点发生了分歧。 孙中山力排众议发起的“二次革命”，是民国初年从议会政治到武力斗争路线的转折点。“二次革命”的南北之争，是制度之争还是权力之争？是革命的继续还是对革命的反动？
正义但仓促的“早产革命”杨天石
专制皇权与民主共和之争 69
抉择与争议：政治斗争与武力革命
制度缺席的“二次革命”袁伟时
“二次革命”先天不足
“二次革命”的历史教训
“二次革命”与“不断革命”杨天宏
“二次革命”师出无名
革命党的背离
“二次革命”，唯一的选项？张华腾
斗争与妥协
理由充分吗？
“二次革命”与时局转型
帝国主义，共同的后台瑞贝卡
“二次革命”只不过是参议员之间的风波
戊戌变法比辛亥革命还重要
1913年，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个延续
北洋的帮闲政客黎元洪冯天瑜
渔父遇刺，风云暗涌
湖北兵变，反遭血洗
霸王请客，被调入京
1913，革命与政治
从1911年清帝退位到1913年“二次革命”，革命党、立宪派和北洋集团在国家统一、五族共和问题上的态度是一致的，但对于统一国家政权正当性的基础和国家如何运行等问题有本质的分歧。革命党、立宪派和北洋集团，民国初年的这三支主要政治力量，随着在政坛上一次次的纠缠和交锋，开始分化、蜕变……
民初社会治理秩序崩溃导致立宪失败秋 风
民初立宪，忽视了北洋与清廷
地方士绅与清末立宪派
1911—1913：共和理念深入人心
从“南北议和”到“二次革命”章开沅
财政困难是“南北议和”的一个原因
法统之争与“二次革命”
1911—1913：革命与“革命的反革命”高全喜
1911—1912，从革命到国家建构
1913，政治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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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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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政治的转向（高全喜）
我们回头看100年前的1911—1913年，这三年有三重意义，而这三重意义在宋教仁案件之中产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型或者是失败的转型。1911年我们可以视为古今之变的中国革命，是中国从古典的旧中国到现代新中国的发动时期，也是一个剧变时期，这个剧变以武昌首义为标志。到了1912年中华民国的元年，几方势力，南方革命党、北洋派军事势力、社会各阶层的立宪派以及清室，通过大的妥协，相对来说完成了中华民国的构建。
在现代世界历史中，西方国家也经历过一轮古今之变，而且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非常剧烈的，甚至是充满着血腥和悲剧性的。英国的革命前后也有100年，国王被杀头，最后一个新的英国，作为宪制的英国才出来。至于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更不用说。相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中国古今之变的代价算是小的。
构建一个现代的政体制度，按照正常的政治逻辑，是从革命到创制，创制完了以后就开始进入到日常政治的过程。日常政治的转型过程有背景和前提，首先它要有一套宪法制度，其次要建立一个社会结构，第三个就是要有一些基本的制度性的运作。
我们回头看100年前的1911—1913年，这三年有三重意义，而这三重意义在宋教仁案件之中产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型或者是失败的转型。1911年我们可以视为古今之变的中国革命，是中国从古典的旧中国到现代新中国的发动时期，也是一个剧变时期，这个剧变以武昌首义为标志。到了1912年中华民国的元年，几方势力，南方革命党、北洋派军事势力、社会各阶层的立宪派以及清室，通过大的妥协，相对来说完成了中华民国的构建。
在现代世界历史中，西方国家也经历过一轮古今之变，而且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非常剧烈的，甚至是充满着血腥和悲剧性的。英国的革命前后也有100年，国王被杀头，最后一个新的英国，作为宪制的英国才出来。至于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更不用说。相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中国古今之变的代价算是小的。
构建一个现代的政体制度，按照正常的政治逻辑，是从革命到创制，创制完了以后就开始进入到日常政治的过程。日常政治的转型过程有背景和前提，首先它要有一套宪法制度，其次要建立一个社会结构，第三个就是要有一些基本的制度性的运作。
戊戌变法比辛亥革命还重要（瑞贝卡）
问：我们再说一个概念，叫“现代”，辛亥革命被视作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我们就不断地用现代、现代中国、前现代来讨论整个的变化，这是另外一个分期方式。我认为这应该是带引号的事实，就是说在1911年以后，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非常急剧的变化，贯穿了整个20世纪。那么，这整个的变化，是可以怎样被描述、去把握的变化呢？当帝制消失，不一定代之以资产阶级革命，不一定就变成宪政民主，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变化？到底是什么不同了？
瑞贝卡：我们平常搞历史学，说“五四运动”是现代的开端。辛亥革命，是从近代到现代的一个转折点、关键事件。不过这又回到一个阶段性的历史观了，我们先不管这些了。在英语里，近代和现代没有一个明确的区分，我们平常说“modern history”，就是指的近代、现代历史。中国的“modern history”就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五四运动”是一个转折点，但不是一个断裂性的转折点。现在有很多学者在争论近现代、前现代这样的概念，这些概念用在中国，是不是正确的、有说服力的、有力量的、有道理的呢？我不想去管。
现在美国学术界有一种非常主流的说法就是“中国中心论”，就是不需要用西方的概念来描述中国历史。我暂时不讲，因为这个非常复杂。宋代和明代的市场生活、市场社会，被看作非资本主义的现代性（modernity），这个就属于“中国中心论”的。这是很多人在争论的问题。
我另外编了一本书，讲戊戌变法的转折点。我认为戊戌变法是近现代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比辛亥革命还要重要。也不是因为说戊戌变法是激进的，或者失败的。它的失败并不是我所关心的，我认为它是转折点主要是因为它全盘批判中国制度，批评中国历来的所有的制度。它从经济、社会、政治、家庭作了整体的批判。对我来说，这就是现代性的一个特征。
把所有的社会结构、形态、价值进行批判，不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去批判，而是既对整个结构，也对每个部分都进行了批判。我觉得这是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阶段，但是辛亥革命也推动了这个批判的过程。而1913年的“二次革命”没有在任何意义上有任何重要性。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就表现了戊戌变法所开启的全面、完整的否定。从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到1998年的戊戌变法，我觉得这是中国近代现代化、近代现代性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因为这个全盘批判的过程是从这里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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