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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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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齐洲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精》是采用“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概念的一部专著，作者将文学概念放在其所发生的整个社会历史中进行动态考察，来清理中国文学观念建构的过程、原因和机制，是按照“发生学”的要求去探讨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来构建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本稿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艺术学、文化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视角新颖，观点独到，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概念的一部厚重的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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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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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齐洲，1951年生，湖北洪湖人。曾任荆州师范专科学校教务处处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湖北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教学与研究，已出版《呼唤民族性：中国文学特质的多维透视》、《中国文学观念论稿》、《长江流域文章风格的流变》等专著10余部，在《中围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国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130余篇。获首届湖北省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首届国家级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获第二、三、四、五、六届湖北省优秀社科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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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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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王先霈
序二 冯天瑜
绪论：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研究
一、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
二、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研究的历史维度
三、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第一章 “观乎天文”：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滥觞
第一节 中国古代关于文学发生的认识
第二节 中国古代关于文学观念发生的论述
第三节 “通天”之术：上古“天文”之学的核心内涵
第四节 “观乎天文”：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滥觞
第二章 从“观乎天文”到“观乎人文”：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视角转换
第一节 “观乎天文”：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的文化传承
第二节 “观乎人文”：中国文学观念的视角转变
第三节 “史鉴”与“民鉴”：“观乎人文”的两个视点
第四节 文学在“史鉴”、“民鉴”政教活动中的发育与成长
第三章 功用与价值：春秋时期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展
第一节 卫武公“自儆”与礼乐制度的解构
第二节 尹吉甫“作诵”与诗歌功能的蜕变
第三节 叔孙豹的“不朽”观与文学价值的新变
第四节 政治主体的迁移与文学观念的发展
第四章 “诗言志”：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一个标本
第一节 “诗言志”与原始乐教
第二节 “献诗陈志”与西周礼教
第三节 “赋诗言志”与春秋诗教
第四节 “诗言志”与中国早期文学观念发生的路径
第五章 文治教化：孔子的文学观念
第一节 孔子“四教”与孔门“四科”
第二节 文治教化：孔子文学观念的核心
第三节 “志、据、依、游”与文学的学术路径
第四节 “兴、观、群、怨”与文学的社会功能
第六章 “威仪”与“气志”：孔子《诗》教的人格取向
第一节 “五至”、“三无”、“五起”与孔子《诗》教
第二节 “威仪”与君子人格的呈现
第三节 “气志”与君子人格的养成
第四节 孔子《诗》教的文学思想史意义
第七章 “修辞立其诚”：孔子的修辞观念
第一节 孔子对《周易》的认识及其论传
第二节 “修辞”与政教变化和辞令发展
第三节 “立诚”与职业操守和文化心态
第八章 文学即人学：孔子后学的文学观念
第一节 子游、子夏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
第二节 子游、子夏对孔子文学观念的分解
第三节 “存心”、“养性”与孟子的文学观念
第四节 “积文学”、“隆礼法”与荀子的文学观念
第五节 文学的人化与人的文学化：儒家后学殊途同归
第九章 “为文学出言谈”：墨子的文学观念
第一节 墨子对孔子文学观念的继承
第二节 墨子对孔子文学观念的修正
第三节 墨子文学观念的内涵
第四节 孔、墨文学观念的异同
第十章 “绝学无忧”与“精诚动人”：道家的文学观念
第一节 “清静”“无为”：老子的政治理论
第二节 “绝学无忧”：老子的文学观念
第三节 “逍遥游”：庄子的精神自由
第四节 “精诚动人”：庄子的文学观念
第五节 道家文学观念的影响
第十一章 “息文学而明法度”：法家的文学观念
第一节 商鞅与前期法家的文学观念
第二节 韩非的文学思想和观念
第三节 韩非文学观念的影响
第十二章 庠序学校：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教育基础
第一节 “学”与中国古代教育的符号遗存
第二节 西周的文化教育与文学发展
第三节 春秋时期的教育改革与文学勃兴
第四节 文化主体变迁与文学观念的发生
第十三章 “君子谋道”：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主体意识
第一节 “士”与“儒”：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身份来历
第二节 “祀”与“教”：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职业操守
第三节 “乐道忘势”：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
第四节 “君子谋道”：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主体意识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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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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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观乎天文”：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滥觞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于何时？要回答这个问题，确定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时点，无疑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与古代文学的发生相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古代文学形态与古代文学观念形态也一直处于发展变动之中，难以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人们讨论这一问题时，常常站在各自的立场，选取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自然难以形成一致的意见。由于受传统思维的局限，人们总希望这种讨论应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或者为古代文学观念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使它“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便更增加了讨论的困难和研究者的压力。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问题不能研究，而是提醒我们注意克服本质主义的先验论思维模式，从宏观的角度用发展的眼光来对这一问题作动态描述，这种描述也许更接近历史事实本身。中国古代文学家、文论家、史学家们对于中国文学的发生和中国文学观念的发生，提出过颇有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的描述，他们的思想成果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启发。循着他们的提示，我们可以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发生提出一种新的解释。
第一节中国古代关于文学发生的认识
常识告诉我们，文学观念的发生与文学的发生是密不可分的，而文学的发生过程，就呈现在文学的活动之中。有了文学的活动，就一定会有对于这种活动的某种观念，不论这种观念是模糊的还是清晰的；不然，这种活动就不可能有计划合目的地进行。反之，有了文学的观念，才能有意识地开展文学的活动，不论这种活动是幼稚的还是成熟的；不然，这种观念就无所附丽而失去存在的价值。那么，究竟是先有了文学的活动，然后才有文学的观念，还是先有了文学的观念，然后才有文学的活动，这是理论家们谁也说不清的问题。正如“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始终是一个悖论，我们可以不去管它。不过，讨论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却不可以不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生相联系，因为二者如影随形，相依相伴，谁也离不开谁。因此，了解人们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发生的认识，是探讨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文学发生于何时？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古代有两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可以提供我们参考。
一日文学开始于生民之初。南朝学者沈约441-513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
民禀天地之灵，合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六义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讴谣，纷披风什。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①
这里虽然没有使用文学这一概念，但作者显然是把歌咏当作文学来看待的。在沈约看来，歌咏是情志的表达，而人类诞生之初即“禀气怀灵”，富有情志，故“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也即文学诞生于生民之初。然而，这一结论是靠类比推理得出来的，论者自己也承认没有客观事实做依据，因为“虞夏以前，遗文不睹”，他只能以现有常识来判断。而以文明人的常识来推断野蛮人的行为，不懂得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其结论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况且，沈约在论证中所谈到的“五常之德”以及“六义”、“四始”等人文观念，也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绝非生民之初即已发生的，这就使其结论带有较多的主观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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