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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爱因斯坦全集，追踪一代科学伟人的思想和生平,领略科学和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深远影响，《爱因斯坦全集》是国际科学史界有史以来最有雄心的一项大工程,它不仅填补科学史上的一些空白,而且澄清一些广为流传的讹误，其学术价值和文化积累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爱因斯坦全集》是目前研究爱因斯坦最权威,最全面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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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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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全集》收集了从爱因斯坦档案馆中选出的14000余件文件以及许多新发现的文件。包括爱因斯坦已发表的全部物理学和社会政治问题的著作，还有他的笔记，未发表的科学手稿,他与亲朋好友以及20世纪著名科学家诸如洛伦兹，薛定谔，居里夫人，普朗克以及其他领域的杰出人物的通信。第九卷 柏林时期：收集了爱因斯坦1920年5月至12月与社会各界及亲朋好友的书信往来，以及补充的1909至1920年间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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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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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耳伯特．爱因斯坦：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一位富有哲学探索精神的思想家。译者申文斌，武汉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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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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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列表
插图列表
介绍性资料
第10卷简介
本系列的编辑方法
致谢
翻译注释
档案来源代码符号；
缩写符号
文献
补充书信1909-1920
书信，1920年5-12月
文献列表的字母索引
记事表（日程表）
附录
参考文献
索引
引证索引
勘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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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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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卷导言
本卷，收录了465份信件，共分为两部分。
该卷上半部分收录了211封信件。这些信件是对已发表在第5，8，9卷，写于1909.5-1920.4月的信件的补充。其中：124封信，大部分出自爱因斯坦之手，这些来自遗赠的家庭信件，全部保存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爱因斯坦档案库里，由Margot Einstein（1899-1986年）保管。她确保了这些信件在她去世后的20年里一直没有公之于众； 66份信件来自于苏黎世中央图书馆的手稿收藏室，由Gina Zangger（1911-2005年）收藏；还有21份信件从其他收藏处获得。
该卷下半部分收录了254份信件的全文，这些信件是从1920年5月到12月期间共614份现有的信件中选取的。编辑选取的这些信件，力求对理解爱因斯坦的工作和生活均具代表性和重要性。不作全文刊登，而只有摘要的信件，在本卷的末尾按时间顺序有详细列表。
1909年到1920年的信件刊登在本卷的第一部分，这些信件为读者研究爱因斯坦的个人生活与学习，以及了解他与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素材。本卷不包括爱因斯坦与Mileva Maric之间的在1903年结婚之前的早期的信件，它们都收录到了已出版的第1卷之中。之后所能获得的家庭书信都刊登在本卷里，包括：爱因斯坦亲自写给Mileva Einstein-Maric的信，还包括写给他在苏黎世的两个儿子Hans Albert 和 Eduard，以及少量的写给他在柏林的堂妹Elsa Einstein的信。 Elsa Einstein 在1919年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
本卷还首次刊登了Hans Albert 和 Eduard Einstein写给爱因斯坦的书信；也是自第1卷来，第一次刊登Mileva Einstein-Maric写给爱因斯坦的书信。由爱因斯坦在1916年4到1919年10月撰写的书信，主要是以明信片的形式写给Elsa Einstein的。这期间，他们的信件很少保存下来，最大的可能，是因为早在1912年4月，爱因斯坦就承诺要“永远销毁” Elsa Einstein的信（见卷五，文档389）。其次，大量的信件是爱因斯坦写给Heinrich Zangger的。
爱因斯坦在苏黎世和柏林家庭成员的补充函件，以及与Zangger之间的信件，都已经在以前的卷里出版。总之，这种材料让读者可以更丰富和更全面地了解到爱因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得不面临的个人生活和许多困难，以及它所带来的后果：疾病，营养不良，经济忧虑，分居，离婚，以及再婚等。
此外，补充书面信件还包括爱因斯坦在1909年和1910年间写给数学家Vladimir Varicak的9份信件，他是一位与爱因斯坦在相对论长度收缩认识论上有过公开争论的人（爱因斯坦1911f [第3卷，文档22]）。 Varicak对用相对论来解释Lobachevsky’几何感兴趣。爱因斯坦的信件主要致力于解决如何为一个作非均匀旋转运动的刚体做相对论定义的问题。
本卷第二部分刊登的家庭信件中，主要描述了在1920年的最后8个月里，爱因斯坦的一些个人生活的新资料，例如他与他的儿子在德国南部的第一次休假，以及他尝试将他在苏黎世的家搬到这里等。还有少量的Elsa Einstein的信件，让我们可以看到，在Elsa Einstein自己的眼里，她与爱因斯坦的关系。
本卷的第二部分还为读者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有助于理解在此期间爱因斯坦所集中思考的若干科学问题，包括他与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德国与荷兰的物理学家，一定程度上还包括美国的物理学家之间的联系，以及他在德国以及在荷兰、丹麦、挪威旅行时所作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讲稿。这些材料为我们清楚地揭示了爱因斯坦在新获名人地位、随之进入社会公共舞台后面临的许多新挑战，主要是面对一系列日益增多的针对相对论的刻薄攻击。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爱因斯坦对他新职业的反应，以及他的家人、亲密友人和同行在很大范围内成为公众人物时的应对。同时，这些材料还展现了当时德国及其他国家科学与科学界的发展图景。
1920年10月，爱因斯坦终于成为了Lyeden大学的特邀教授，这直接导致了著名的《以太和相对论》就职演讲的诞生。载于本卷的一些书信也见证了爱因斯坦在荷兰的逗留和与热情好客的荷兰同事的友情。但是，从信件中可以看出，只有 Paul Ehrenfest才是这段时间里爱因斯坦最重要和亲密的私人朋友和科学伙伴。
I
在1914年春天，爱因斯坦从苏黎世经由Lyeden（Leyden）前往柏林，担任普鲁士科学院常任院士的新职务。到了这一年夏天，爱因斯坦和他的妻子，Mileva Einstein-Maric分开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天，Mileva带着他们的两个儿子，Hans Albert 和Eduard，回到了瑞士。爱因斯坦则继续留在柏林近20年。在1915至1920年间，他共前往瑞士5次。1915年夏天看望他的儿子，1916年春天以及1917年夏天，他再次前往苏黎世试图与Mileva离婚。1919年初，他再次前往苏黎世，在那里，他完成了与Mileva的离婚，并作为嘉宾在苏黎世大学里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相对论的演讲。1919年6月，在柏林，爱因斯坦娶他的堂表妹Elsa Einstein为妻。此后不久，他又一次前往苏黎世看望了自己的儿子以及身患绝症的母亲，并再次在苏黎世演讲。
本卷刊登的信件中，有149份是爱因斯坦自己写的，时间大多在1916年到1919年之间，其中67封是写给Elsa Einstein的，55 封是写给Heinrich Zangger的，其余27封是写给其他家庭成员、朋友和同事的。爱因斯坦在1917-1919年离开柏林期间，写给Elsa的信件和明信片分为两个系列。1917年爱因斯坦与好朋友Zangger的来往信件很多，当时Mileva Einstein-Maric正生病就医，住在苏黎世的Zangger是爱因斯坦与家人间的联系人。对儿子的照料以及伴随的经济生活安排是爱因斯坦在这些信件里主要关心的问题。
在1915-1919年间的信件共61封。29封由Hans Albert和 Eduard Einstein所写，往往是共同写的，有时还伴随着Mileva的信，都是在他们父母分居后的5年里写的。有12 封是Mileva在他们婚姻的最后一年，1918年发出的。以前卷里刊登过爱因斯坦在此期间写给Mileva的32封信和写给孩子们的34封信件。本卷的这些信件是进一步的补充。
补充的家庭信件中，还涉及到了参与家庭事务的其他人员：包括爱因斯坦的妹妹Maja Winteler-Einstein，以及她的丈夫Paul Winteler，以及爱因斯坦的老朋友米Michele Besso和他的妻子Anna Besso-Winteler，Paul Winteler的姐姐等等。Zangger，Winteler和Besso对家庭都提供了许多帮助，并在爱因斯坦和Mileva 分居的5年里以及随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呼吁他们维持关系，并关注孩子们的照料问题。
爱因斯坦和Elsa L?wenthal, née Einstein，既是堂妹又是表妹，他们从1912年开始亲密交往。Elsa是爱因斯坦下决心接受柏林职位的重要因素。[1] 但到1916年他们仍然分居两处——爱因斯坦住在单身公寓，Elsa与两个女儿Ilse 和Margot以及父母Rudolf 和 Fanny Einstein都住在柏林西南区。现存的与在柏林家族之间的通信几乎全由爱因斯坦写给他们。这个时期从Elsa Einstein发出的信件可谓少之又少。爱因斯坦离开柏林期间的旅途中，通常都以明信片的形式，像旅游日记似地，写给Elsa和她的女儿们，日期从1916年春到1920年秋——只是在1918年没有信件现存。
这里刊登的第一批写给Elsa Einstein的明信片，是1916年4月他去瑞士探望自1915年9月起就未见到的两个儿子期间以及与汉斯徒步旅行时所写。那次见面，与爱因斯坦分居近两年的Mileva Einstein-Maric否认她曾经同意离婚卷8，文档 210a。* 第二组明信片始于1916年秋天，爱因斯坦旅居Lyeden期间住在他的朋友Ehrenfest家时，在信中爱因斯坦写到他对当地的文化气氛以及相对论在荷兰广为接受的深刻印象卷8，文档 261b and 262b。
*卷8，文档 210a, 收录在当前卷。在引言中（包括在正卷中）采用这一缩写形式以区别于本卷条目与以前出版的卷中条目。
大儿子Hans Albert Einstein的来信最早见于1915年——他快到11周岁生日之时，直到1920年。他的话题很多，谈到他的弟弟拼错了单词，转述Eduard希望父亲能与他们住在一起，还提到自己在1915年弹奏海顿与莫扎特的奏鸣曲以及在1920年能弹奏更复杂的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的作品卷8，文档69a and 69b, 以及卷9，文档 288a。Hans Albert也与父亲交流自己在手工艺方面的兴趣，曾寄给他一幅木雕航船的草图卷8，文档278a，甚至火车与飞机模型。这些信件多少反映了爱因斯坦大儿子对复杂的家庭事务的看法，小小年纪就要承担压力与责任的认识，以及对爱因斯坦本人直接与Mileva对话处理有关假期安排和经济问题的期待卷8，文档 91a。在Mileva几近精神崩溃、停留在苏黎世一处疗养院的1916年春天，一连数月，两个儿子由女管家照料。1917年4月份，她的健康状况再度恶化，这时13 岁的Hans Albert Einstein不得不独自照顾自己。此时他们经济艰难，因为爱因斯坦寄往瑞士的抚养费由于很多原因常常不能按时到达。到4月底，Mileva与Eduard都住进了医院——Mileva是慢性脊柱神经压痛，Eduard是肺炎，Hans Albert甚至也在医院陪住了一小段时间。随后，由Zangger的家庭照顾卷8，文档 330a。
在已出版的第5和第8卷里刊登的爱因斯坦与Heinrich Zangger的书信中，爱因斯坦主要谈到了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表达了个人的情感和感想，也经常强调他们之间的友谊对自己的重要性。[2] 身为瑞士联邦科技学院（ETH）法医学教授的Zangger，在1911年10月爱因斯坦被授予ETH理论物理研究教授席位（Chair Professor）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3] 就科学方面的问题，他们之间定期通信。[4] 爱因斯坦与他讨论1911年的Solvay会议，讲述自己的工作进展，[5] 并评论当前研究以及他的同事的能力。爱因斯坦经常向Zangger征求建议，并对Zangge常年累月地照顾家人极为感谢。当爱因斯坦移居到柏林，与Einstein-Maric分居后，Zangger越来越多地成为了他联系家人的重要人物。[6] 爱因斯坦经常向他咨询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7] 提到了分居后的困难，以及答复Zangger请爱因斯坦考虑重回苏黎世的提议等。[8]
在本卷中，与Zangger的补充信件也表达了类似的主题，但重心是个人事务及家庭危机问题，包括爱因斯坦对Einstein-Maric、孩子、以及分居的看法卷8, 文档41a, 96a, 159a, 和 161a，以及对再婚的考虑卷8, 文档196a。爱因斯坦也谈到了他对柏林一些明显疏远的学术同行的感受卷 8, 文档45a、跨国旅居的艰难卷 8, 文档118a, 232a, 和 352a，以及当时广泛的饥荒、经济困难、食物配给等等卷 8, 文档 237a, 247a, 和 291a。
科学话题依旧是两人相互通信的重要部分：爱因斯坦讲述自己的工作进展例如, 卷 8, 文档 41a, 144a, 和 370d,而Zangger邀请爱因斯坦参加自己组织的概率论研讨会卷 8, 文档 533a。有几封信，爱因斯坦与Zangger交流了他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破坏性的惊愕例如见卷 8, 文档 34a, 159a, 和 261a。还有信件涉及对朋友Friedrich Adler的支持，对他因为刺杀奥匈总理伯爵 Karl Stürgkh之事在维也纳将被判处死刑表示抗议（卷 8, 文档 326a和330b）。1917年8月，爱因斯坦富有卓见性地提出了建立一个战后国际和平组织的建议（卷 8，文档372a）。
大约20封由爱因斯坦所写的信中，都是设法解决在苏黎世的家中不断重复出现的家庭危机问题（例如，卷 8, 文档 276a, 332a和471a）。这些信件大都谈及家人的健康问题，包括Einstein-Maric 卷 8, 文档 242a, 250a 和269a, 爱因斯坦本人卷 8, 文档287b, 299a 和326a, 以及他们的儿子 Eduard 卷 8, 文档352a, 361e 和 367b, 或者他们三人卷 8, 文档308a 和 391a。这是1917年年初，爱因斯坦不仅在柏林的演讲多了一倍，还得计划再次访问苏黎世，真是最困难的时期。 与Hans Albert一起，他计划看望已经转到Arosa H?chwal疗养院的Eduard（卷 8, 文档344）。在1917年6月Hans Albert写给父亲的信中，他详述了自己学习拉丁文时遇到的困难，并自称是“Sauerkrautlateiner”（酸菜拉丁学者；蹩脚拉丁学者）；他还写道，他读了父亲最近出版的关于相对论理论的流行著作，并希望再次见面时父亲能把书中晦涩难懂的第二部分解释给他听（卷 8, 文档 346a）。
爱因斯坦在1917年6月底前往瑞士和德国南部的旅途中，两个月期间共给Elsa Einstein写了28封明信片和一封信。在Heilbronn看望自己母亲时，写到他胃病复发后一直保持节律饮食；并不止一次地邀请Elsa在他回到柏林之前到德国南部共度假期，得到一些平日作为女儿和母亲无法享受的“自由” 卷 8, 文档 370e。[9]与Hans Albert一起呆在妹妹（Maja）、妹夫家时，爱因斯坦还在信中写到了对于妹妹一家 “难以言传地舒适”的生活的向往，并再度表达了离开柏林、与Elsa一起追求平静生活的念头卷 8, 文档 361a。在与Marcel Grossmann见面一年后，他还给Elsa写到离开柏林到苏黎世大学工作的打算。这些信件显然让Elsa感到不安，因为不久以后爱因斯坦又说他只是考虑那样一种可能性，而当下他们还是应该留在柏林卷 9, 文档72e, 74d, 77a和79a。即便如此，1920年，经历过那年夏天人们对相对论的攻击以及他向同行重申还会继续留在柏林后，爱因斯坦仍向Elsa表达了他想离开柏林的想法——一个让他“头痛”的城市（文档149）。
在1917年写给Elsa的信中，爱因斯坦描述了自从1916年4月就未见到儿子Hans Albert，说他是个“理想的孩子”，尽管有时“相当调皮捣蛋”，“明显受了（他）妈妈的影响”。在Arosa看望他的总在生病的小儿子时，写道，看到他“光彩”面容时的喜悦，说他肤色“就像个农夫的孩子般健康”。在爱因斯坦看来，两个儿子的母亲不在他们身边显然是有益的；尽管他们经常生病，爱因斯坦还是喜欢陪在孩子们身边， 并认为Eduard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在信件中，爱因斯坦还再次向Elsa保证说，“我们的女孩儿” Ilse和 Margot对他来说也是一样地珍贵（卷 8, 文档361b，361c，361d和361f）。
在战争期间，爱因斯坦自己的健康问题，以及一定程度的粮食短缺，在Zangger和Winteler家庭的帮助下，都得到了缓减。 Winteler家庭送食物包给爱因斯坦（卷 8, 文档291a，297a，357a，661a和661b） 。他与他的妹妹Maja Winteler-Einstein 的信件，往往围绕德国和瑞士日常生活的恶化 卷 8, 文档 475b 和 561b, 卷 9, 文档 128a，流感疫情卷 8, 文档 561a，瑞士总罢工（卷 8, 文档 659a 和659b），各种金融问题，如他们在Schweizerische Auer-Aktien-Gesellschaft的联合投资（卷 9, 文档 96a, 206b 和239a），以及他们的身患绝症的母亲Pauline（卷 9, 文档96a，128a和206a）等等展开。
到了1918年1月，由于用于Eduard的医疗费用，爱因斯坦在苏黎世的家人经济困难加重。Hans Albert在信中请求爱因斯坦预支下季度的抚养费，因为瑞士-德国间的汇率正在朝不利的方向日益变化。几周以后，Hans Albert又写信给爱因斯坦，对自1917年12月到1918年4月卧病在床的父亲表示关切，同时又愤慨地指出父亲所说的Eduard是“被惯坏了”的话毫无道理。他说爱因斯坦对家庭困难缺少基本了解，他对全力帮助他们的Heinrich Zangger很理解，甚至要比对亲生父亲的理解还要多（卷 8, 文档 435a和442a）。
1918年2月,在本卷Mileva Einstein-Maric的一封信里，她对爱因斯坦重提离婚的企图表示反对。一个月后，她似乎接受了爱因斯坦的提议，附加条件是必须保证爱因斯坦死后她拥有寡妇补助金，并且爱因斯坦要直接和她联系、邮寄抚养费，不能通过中间人。由于她脆弱的身体状况，以及在医院和疗养院的长期治疗——这是1916 年夏到1917年秋最糟的事，导致对孩子们的安排和照顾不周。而且在1918年的头几个月，当Mileva的身体状况有所改善后，她明确表示不同意爱因斯坦将Hans Albert从她身边带走的提议卷 8, 文档 461a, 475a, 482a 和482b。
1918年夏天，爱因斯坦取消了回苏黎世与孩子们同去阿尔卑斯山旅行的计划。在1918年6月系列信件的第一篇，近8岁的Eduard表达了自己对爱因斯坦取消假期计划的失望，同时还有Hans Albert的一封信。在随后的通信中，Eduard对父亲讲述了他最近的读书、爱好、玩伴等情况，以及因为健康不佳无法参与学校活动的遗憾（卷 8, 文档 557c 和659c, 卷 9, 文档 183a）。当时在四个月内，Eduard两次遭受西班牙流感的侵袭卷 8, 文档 557a, 588a 和646a。Hans Albert在他的信里也表达了对爱因斯坦不能前来的失望之情；一个月后又解释说他自己无法前往德国看望父亲，因为 （在苏黎世）他要照料家庭的日常生活而无法脱身卷 8, 文档 557b 和 588b。
1918年6月底前，爱因斯坦与Elsa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前往波罗的海海边度假。期间，爱因斯坦与瑞士的学术界讨论了他前往苏黎世任职的事。尽管爱因斯坦拒绝了瑞士方面的就职提议，他还是接受了每年两次共5到6周时间的讲学访问邀请。当年夏天，爱因斯坦与Mileva的离婚行政判决也在苏黎世做出。两人于6月最终签署了离婚协议。8月底，爱因斯坦向Mileva的律师，也是他们共同的朋友Emil Zürcher Jr.写了一封正式信函，表明两人的关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1918 年12月，爱因斯坦离开柏林前往苏黎世离婚法庭；在1919年初，他游历瑞士并做了第一次系列访问讲座，最终在2月14日办完了离婚手续。
爱因斯坦与Elsa Einstein在1919年6月2日结婚。四周以后，同时也是在日蚀观测证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几天之后，爱因斯坦离开柏林开始为期7周的旅程。他前往瑞士探望病重的母亲，陪伴两个儿子一段时间，并在苏黎世做了关于相对论的讲座。在寄给Elsa的23封明信片中，爱因斯坦详述了他每周往返于苏黎世与母亲所在疗养院之间的行程，以及他“想到母亲受到折磨”时的忧痛。不过在Hans Albert身边他感到“无法形容地快乐”，他们一起制作飞机模型。而Elsa则对爱因斯坦暂居苏黎世的住所感到不快，称那是“一个母狮窝”，虽然当时Mileva不在家里卷 9, 文档 70b 和86a。
在1919年8月中旬重返柏林后，爱因斯坦陆续接到英国天文学家观测日蚀的结果。9月，他得知探测队成功地拍摄到了日蚀图像，并通过Hendrik A. Loren了解到Arthur S. Eddington也获得了支持性的数据。在爱因斯坦对日蚀观测结果发表了简短的评论之后，于10月18日启程去荷兰旅行两周，期间住在好友Paul和Tatiana Ehrenfest的家里。10月23日，他在给Elsa的信中说，Eddington（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已向Lyeden物理学家报告，广义相对论得到了证实。但这一喜悦信息由于他母亲的病危受到压抑。他安慰Elsa，期待病危的母亲很快到柏林卷9,文档 148b 和151a。
1919年10月，爱因斯坦通知在苏黎世的家人说，他们将不得不搬到德国南部居住，因为他认为要支持他们住在瑞士的费用已难以为续第9卷，文档135。Mileva拒绝了这一要求， 解释说她的不稳定健康状况在德国可能缺乏合适的照料，她还辩解说，Hans Albert不应该中断学业，并说改善经济状况的唯一办法只能是让Hans Albert尽快成长自立卷9,文档 148a 和183c。1920年初，爱因斯坦在苏黎世的家人再度分开，住所也被租了出去：Eduard由于肺病复发去往一家疗养院；Mileva回到自己有病的父母身边；Hans Albert则再次与Zangger一家待在一起（卷9， 240a）。
1920年7月，当Mileva和两个儿子又回到苏黎世住所后，爱因斯坦提议秋天由他带着孩子们去德国南部度假文档 70。10月初，在南部欢乐的暂住时光中，爱因斯坦似乎对两个儿子有着矛盾的看法：他写信给Elsa说儿子们都“成长得极好”，同时又说很难把他们看作是他的“血脉传承”；他们有着“硕大厚实的手”，而且尽管“似乎充满了智慧”，但他们又似乎有“难以描述的低智”之处（文档179）。爱因斯坦重申了让Mileva和两个孩子移居德国的想法。作为回应，Hans Albert恳请他的父亲能放弃这个想法，让他不受中断地完成学业文档 212，尽管爱因斯坦继续坚持说Hans Albert来达姆施塔特可以就读很好的工艺学校文档 232。事实上，1920年，爱因斯坦的经济状况有了显著改善，不止薪水大增，而且有关相对论的出版物收入也丰厚起来见记事表。
Ⅱ
在爱因斯坦的信件中, 1920年夏天在德国的反对相对论的公共活动构成了一个重要的话题，详见本卷第二部分涉及的相应内容。1920年八月，一个系列讲座宣称爱因斯坦是一个骗子和鼓吹者。几周后，在巴德瑙海姆（Bad Nauheim）的德意志法制论自然研究者（Gesellschaft Deutscher Naturforscher und ?rzte）的第一次战后会议上，他和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Philipp Lenard为相对论的问题而闹僵。[10]公众一致称赞爱因斯坦为“一个具有自由主义国际观点的犹太人”（第7卷，文档45），正如他自我评价一样，这令反对他的人感到不满。
8月6号，右翼政论家Paul Weyland在国家主义者日报上的一篇具有煽动性的文章中，指责爱因斯坦使用了剽窃和鼓吹手段，这项指责最早是由Ernst Gehrcke提出的，他是柏林物理工业标准的光谱学家。[11]在尖锐且不加掩饰的反犹太偏见中，Weyland声称爱因斯坦拥有其“特别出版社，特别追随者”，它们不停地向公众发布一些支持爱因斯坦的言论。对于一个同时代的读者来说，肯定能理解其中的反犹太主义的暗示。在之前的几个月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柏林人日报报道了1919年太阳日食的结果，并且有一篇夸张的散文称赞“最高的真理，超越了伽利略和牛顿，超越了康德”，被“来自太空深处的神谕”揭开。由犹太出版商Rudolf Mosse发行的这份报纸在反犹太主义者圈内被称作“犹太报纸”；该篇文章的作者，新闻工作者Alexander Moszkowski，是一本犹太幽默书的作者，也是爱因斯坦非常要好的一位朋友。爱因斯坦自己写了一篇关于日食的短文发表在高水平的自然科学杂志Die Naturwissenschaften上（Einstein 1919d [第7卷，文档23]），杂志的主编Arnold Berliner也是一个犹太人。在1919年12月，柏林人报在其头版刊登了一张爱因斯坦的特写照片，标题写着：“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新巨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的理论开创了我们理解自然的一次新革命，他的深刻见解同哥白尼、开普勒、牛顿一样重要”。这个杂志属于乌尔斯坦出版社，它的所有者同样是犹太人。Weyland煽动性地说：假如现在日耳曼科学团结起来，一起反对他，“并且清算总账”，那么爱因斯坦只能去指责自己。
1920年八月中旬，右翼报纸上刊登了一项通告，公布了二十个反对相对论的讲座。讲座设在柏林交响乐团主演奏会大厅（可以容纳超过1600人）。8月24日，Weyland和Gehrcke是最先的发言者。Weyland在他对相对论的批判中，引用爱因斯坦的出版物来证明他的主张。特别地，他将目标放在关于日食的新闻报道上，“从这个总部里（爱因斯坦的人），流行的观点被唤醒”——试图同哥白尼、开普勒、牛顿进行比较。爱因斯坦自己应该被指责：从他到“和他的圈子有密切联系的出版物”中，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令这种“荣耀和尊敬的浪潮”结束。根据Weyland的观点，相对论纯粹是一种奇想和虚构。在讲座中，Gehrcke也认为相对论除了“一堆催眠的东西”什么也没有（Gehrcke 1920b）。
爱因斯坦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他在8月27日通过在柏林人日报发表的文章回应这一争论。不仅仅只针对Weyland，还有其他支持Weyland观点的人，例如Gehrcke和Lenard。爱因斯坦通过他尖锐的措辞指责他们（Einstein 1920f [第7卷，文档45]；亦可参见本卷文档148）。爱因斯坦甚至还准备离开柏林和德国，主要是因为他相信在科学界，Weyland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他也将这一观点在媒体上公开了。
随着事态的发展，爱因斯坦收到了很多来信的支持。各行各业的人士都来信表达了他们对于反爱因斯坦活动的愤怒：例如Toni Schrodt，她称自己为“只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女孩”（文档121），还有Elsa伯爵夫人（文档122）；犹太人（文档117,136）和神父（文档124）；学生和教授（文档111,112,123）。Ina Dickmann曾听过反对相对论的讲座，他恳请爱因斯坦不要离开德国，尤其是当德国处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之中（文档113）。
一些知名的同事，例如Fritz Haber和Max Planck都请求爱因斯坦留在柏林（文档119和133）。普鲁斯教育部长，社会民主人士Konrad Haenisch写了一封支持信，并在每日出版物上刊登（文档135）。一部分杰出文艺界人物发来了电报，包括戏剧导演Max Reinhardt和作家Stefan Sweig，他们在三个星期后发出了他们的个人信件。女权论者和新祖国联盟（League of the New Fatherland）的成员Minna Cauer也表达了她的支持（文档117,151和152）。
爱因斯坦的好友Paul Ehrenfest向他保证，如果决定离开德国，在荷兰可以给他安排全职工作，但是他也表示他认为爱因斯坦在柏林人报上的讽刺性回击是具有误导性的（文档114和127）。
德国物理学会（DPG）会长，物理学家Arnold Sommerfeld两次写信给爱因斯坦（文档131和147）。他请求爱因斯坦不要“逃离旗帜”，并表示德国给爱因斯坦的待遇要比他在战争中其它地方给他的待遇好。Sommerfeld尝试在爱因斯坦和Lenard之间进行调解，他这样做也是担心DPG的柏林会员和首都以外会员间的激烈争论，特别是Johannes Stark，Wilhelm Wien，和Lenard。两个阵线的科学家想要在即将到来的会议上展开辩论，并且可能要讨论DPG的重组。Johannes Stark，Wilhelm Wien，和Lenard代表政治范 围的权利并且拒绝魏玛共和国的宪法民主，而爱因斯坦觉得在一个新共和国里“他的政治愿望可以变成现实”。[12]
爱因斯坦收到的信件也表明了随着他荣誉的提高，他在犹太人群中所处的新地位。一个来信者特别提到了纳粹的徽章，它出现在讲座大厅，并且是反犹太的；另一个来信者拿他和Baruch Spinoza、Moses Mendelssohn进行比较；如果爱因斯坦想去巴勒斯坦，一个艺术家以他的名誉承诺，他可以在计划中的希伯来大学中得到职位；东加沙犹太复国组织告诉他，他们因为他是犹太人而感到骄傲（文档115，118，136和178）。
爱因斯坦想离开德国的第一个传言在媒体上出现后十天，人们才得得知爱因斯坦对这一传言的明确回复。海尼斯是首先收到回信的人之一：爱因斯坦已经决定离开柏林（文档137）。致Ehrenfest的信中表达了他对自己那篇文章的遗憾，但是强调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面对一而再、再而三的无端指责，他有必要向大众表明自己的立场。另一方面，爱因斯坦也相信“反相对论团队将会很快瓦解”，并且开玩笑地说，他不会“如Sommerfeld所说的那样远离旗帜”文档139。Weyland的倡导在科学、社会领域没有得到太广泛的支持，随后只有一篇反对相对论的文章发表。
在“我对于反相对论团体的回应”（Einstein 1920f [第7卷，文档45]）中，爱因斯坦向他的对手们提出了挑战，在一个月后的GDN?会议上进行一场辩论。在反相对论运动开始前，爱因斯坦已经打算同数学家Robert Fricke和Arthur Schoenflies就相对论在会议上展开广泛的讨论，以替代计划中的讲座（文档48和50）。但是现在，很多人，包括日耳曼出版物的编辑，希望出现一个轰动性的“爱因斯坦争论”。但最终根据不完整的记载（参见第7卷，文档46），爱因斯坦和Lenard之间简短的十五分钟“斗争”，或是“斗鸡”（文档163），被报纸描述成交换意见的激烈争论，其间人们堪称“冷静的典范”。不过气氛还是非常紧张，并且辩论大大影响了Elsa Einstein，她后来得了病（文档154和166）。
这些事件后，一些爱因斯坦的朋友和同事开始担心更深入地宣传爱因斯坦和他的工作可能产生的结果。1920年十月Alexander Moszkowski打算出版一本书，内容主要是来自与爱因斯坦对话。Max和Hedwig Born强烈地要求爱因斯坦停止它的出版。他们认为这本书可能引起新的反对爱因斯坦的消极运动，因为 Weyland曾指责爱因斯坦一直在自吹自擂，而这本书似乎印证了这一点。通过读Moszkowski的其它文章，Hedwig Born（即Max Born的妻子）担心这本自传可能会成为“同犹太人的粗鲁对话”，特别是担心这样的作品可能为那些指责爱因斯坦自行出版的人提供借口。相比他的妻子，Max Born给出的警告更为严厉：如果这本书出版了，爱因斯坦的“犹太朋友将不会得到反犹太团伙想得到的东西”。显然受Born观点的影响，身处荷兰的爱因斯坦写信给Elsa说，自传的出版将是“悲惨的”。在他看来，这件事比今年夏天的反相对论宣传和讲座要“严峻得多”（文档166,174,175,180,182-185以及187）。最后，这本书出版时在它的介绍中有一个免责声明，爱因斯坦对其中的内容不负任何责任（Moszkowski 1921）。
但爱因斯坦重新建立了他对反犹太主义和犹太社区在德国地位的看法，并称不管是犹太人中的同化主义还是激进主义，它们都无助于消除某些德国公众的反犹太情绪（参见第7卷，文档34、35和37）。1920年9月，抗议反犹太主义联盟（Association for Combating Anti-Semitism）邀请爱因斯坦加入领导团，他让他的继女和秘书Ilse做出了回复，因为他不相信“我们犹太人能够直接同反犹太主义战斗”，所以他们应该避免将他选入管理层（文档150）。1920年12月柏林的官方犹太社团要求爱因斯坦交付长期拖欠的会税，他告知他们，他从来没有正式加入犹太社团：虽然他认为自己是犹太人，但他已经远离了“传统的宗教形式”。然而，他已经准备好每年都向犹太慈善事业捐赠（文档238）。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爱因斯坦得到了超过以前作为科学家的名流地位：当广义相对论和它的大量出版物在1919年晚些时候初次被大众接受后，爱因斯坦面对的攻击则是针对他的科学工作，他的犹太人身份以及他的左派政治观点。二月份“文学大厅的喧闹（Uproar in the Lecture Hall）”（参见第7卷，文档33），八月份柏林交响乐大厅事件， 1920年10月在Bad Nauheim的相对论争论以及“Moszkowski事件（Moszkowski affair）”将他置于公共和个人的论战中并消耗了他大量精力。虽然他的瑞士的同事多次尝试说服他回到苏黎世（文档192），虽然Ehrenfest建议他在Leyden谋得一个全职，在那里爱因斯坦可以充分享受自己的时光，但他还是留在了柏林。在一些记者眼中，Sommerfeld呼吁一种爱国主义意识（参见日程表1920年8月28日，P. Havel），爱因斯坦感觉有责任避免这种尴尬并且意识到这可能使他和柏林的同事间造成疏远，而这些同事给予了他很大的支持（文档211,239和245）。当爱因斯坦本人对海外新闻报告轻描淡写时，日耳曼官方却认为它们有其它含义（参见文档239）。德国驻伦敦大使，Friedrich Sthamer表示，英国媒体用非常不友好的言辞猛烈攻击爱因斯坦，特别是“爱因斯坦教授是把德国文化元素放在第一位的，随着爱因斯坦的名字被广泛关注。我们不应该使这样一个人离开德国，有了他我们可以做真正的文化宣传”。[13]
交响乐团的事件卷入了其它政治漩涡之中。在1920年3月中旬的反对派卡帕政变（Kapp Putsch）和激进右派的暴动之后，和平主义者和其他一些被描绘成“叛国者”的人认为德国正在变成暴力的目标。[14] 5月份，爱因斯坦签署了一份建议书，提交给德国科学院，支持共和国宪法，并且6月份他又一次表达了他的国际方向和主张（参见文档3和56）。1920年6月6日，新宪法下的第一次选举中，魏玛联合政府被击败，对社会民主党和德意志民主党是一个大的损失，政治派别更加分化。[15] 1920年夏天，柏林的和平主义学者受到威胁和恐吓。Hellmut von Gerlach因为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而取消了演讲并考虑离开德国。Emil J. Gumbel被打倒并且被判为凶杀犯，而爱因斯坦早期曾支持过的Georg Nicolai也面临着来自右翼的暗杀的危险。[16] 正如本卷中所反映的，此时民族主义者和反动倾向遍布学术生活的每个地方，例如在罗斯托克大学（University of Rostock）（文档12）和图宾根大学（University of Tübingen）（文档38）。
爱因斯坦的新名声使许多组织寻求他的支持。在1920年7月，他参加了倡导和平和社会公正的组织，并和国际学生交流（文档73,74,86,87和141）。10月和11月，他为支持Jozsef Kelen出席了一个审讯，后者是一个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受审的匈牙利工程师（文档186,194,200和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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