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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约翰博格兼备经济学家的思维与传道士的性格。——《华盛顿邮报》
博格是共同基金的巨头之一。——《财富》
半个世纪前,一位“心情忐忑但又意志坚定”的普林斯顿在校大学生已经显示出其特立独行的迹象。几乎在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认定,共同基金的股东并没有得到公平的待遇。这位尚处萌芽阶段的金融家当时花费大量的精力做了一番详尽的研究,完成了一篇题为“投资公司的经济作用”的毕业论文。
那个学生就是约翰博格。那篇具有突破性的论文,首次未加修改地完整地收录在书中,其内容深刻地改变了未来的投资方向。《约翰博格的投资50年》是一本他50年来的投资生涯概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约翰博格的传奇生涯”。他被誉为“投资界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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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约翰博格是20世纪卓越的金融巨头之一。由于对共同基金高额成本,以及对投资者长期收益的损害而深感忧虑,他于1974年创立了先锋基金。在短短几年内,他率先在业内引入了指数基金,开创了现代免佣基金并重新定义了债券管理基金。通过创建一种新型的由股东所有的基金企业,他给数百万名投资者提供了一种崭新的、高效的方式进行投资,在业内率先对原有的金融秩序发出挑战。
约翰博格仍在那里战斗。本书回顾了他辉煌的职业生涯,其中包括几个重要的投资主题:
简单投资策略的作用
长期投资的效率经济学
不良情绪如何导致投资失败
指数投资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
指数基金如何通过降低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为投资者带来财富
对21世纪的投资者来说,约翰博格的思想是实现独立投资的坚实根基。在书中,他充分展示了自己在追寻公平和诚实的过程中所展现的坚韧、远见和毫不妥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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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约翰博格
被《财富》杂志评为20世纪四位投资巨人之一。他是世界第一大基金管理公司先锋集团的创始人与董事长,这家基金公司旗下管理着超过1万亿美元的资金。他是指数基金的缔造者,正是他所创造的指数基金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投资时代。而在这些光环环绕之下的约翰博格还有着另一面:他被人称为基金行业的“圣徒”、资管行业的“讨厌鬼”。因为身为基金行业教父的他,年逾80岁高龄却仍像不知疲倦的堂吉诃德一样,在媒体上批评讽刺基金行业的弊端。他长年为工薪族投资者提供低费率、低风险、收益稳定的投资产品,由于他对小投资者的担当与承诺,他被誉为“投资界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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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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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一(保罗沃尔克)
推荐序二(威廉艾伦)
前言
第一部分
精明投资者的投资策略
1 新世纪的投资:百吉饼和多纳圈
2 投资的文化冲突:复杂性与简单性
3 股票型基金的选择:针还是干草堆
4 自信年代的风险和风险控制(或者是贪婪吗)
5 买入股票?别犯傻!
6 指数投资的垂死挣扎
7 指数投资25年:当主动型经理赢了的时候,谁输了
8 选择股票型共同基金
9 第三类共同基金
第二部分
从事共同基金行业
10 共同基金:光明与黑暗的悖论
11 经济学101:共同基金投资者基金经理
12 提升基金行业竞争优势
13 创造股东价值:通过基金为基金股东
14 沉默的基金:投资策略和公司治理
15 迷失方向:独立董事在哪里
第三部分
经济学和理想主义:先锋基金试验
16 先锋基金:幸运儿
17 变革之风:先锋基金的内部管理试验
18 解救
19 拉长的阴影,经济学和理想主义
20 站在历史的正确一面
第四部分
个人视角
21 基金行业的转变:狐狸与刺猬
22 简单化的威严
23 如何衡量人生价值
24 神奇的心
25 不顾一切坚持到底
第五部分
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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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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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尽管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一切仿佛又回到从前。当时的我是普林斯顿大学3年级主修经济学的学生,小平头打扮,还未完全褪掉青涩的面孔,内心惴惴不安但又对未来充满希望。坐在新开张的费尔斯通图书馆的阅览室中阅读最新的商业杂志,为即将来临的毕业论文寻找适当的论文选题。当一束金黄色阳光射进阅览室大厅的时候,我正在翻阅1949年12月的《财富》杂志。我想当时命运之神一定垂青于我,当我翻到第116页的时候,一篇文章的标题跳入眼帘:波士顿的大笔资金。文章涉及的是一个以前被我完全忽视的行业:共同基金。我想也许是天意让我在当时读到此文,以后的发展只是顺其自然罢了。
当读完两遍这篇文章后,我迅速下定了决心,将基金行业作为我的毕业论文选题再合适不过了。原因有很多。首先,很早之前我就下定决心写一篇以前从来没有人涉及的题目,在筛选过程中我阅读了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著作,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等。其次,这个题目很少有人写,因此意味着这是开展原始研究的一个极好机会。情况也正是如此,当我完成论文的时候,《财富》杂志的这篇文章仍是我所能发现的、在主流杂志发表的、有关共同基金的唯一有分量的文章。最后,该文将这个行业形容为“弱小并颇有争议”。对我而言,“弱小”意味着有增长的潜力,“颇有争议”正对我性格当中争强好胜、顽固不化、背道而驰的胃口。
一切看上去都那么完美,令人难以置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在费尔斯通阅览室的一个小单间里开始了艰苦的研究和论文写作。期间我阅读了大量文章,包括《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及行业杂志上的文章,每年由亚瑟韦泽伯格公司Arthur WeisenbergerCompany出版的三本《投资公司》手册,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向国会提交的整整4?217页的报告,以及由此通过的《1940年投资公司法》。同时我也拜见了一些基金行业的经理,然后评估从基金行业协会(也就是如今投资公司协会的前身)获得的有限数据。在此非常感谢约翰谢菲(John Sheffey),作为一个日理万机的公司执行董事,能够在4个月的时间里答应并配合我收集信息的请求。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刺激的项目。1951年3月,我终于在打字机上将这篇140页的文章逐字逐句打印完毕,配上自己手绘的图表并装订成册后,将这篇题为“投资公司的经济作用”的毕业论文在截稿前交给了指导老师。
一些人断然认为我的毕业论文已经勾勒了未来先锋公司的雏形,但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不过无论怎样,当年我提出的许多主张和做法,过了50年后证明确实是公司赖以成功的核心:“共同基金的主要功能就是管理它们的投资组合,其他都是为之服务的……未来行业的增长率可以通过降低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来实现最大化……共同基金的市场表现并不会超过市场平均水平……基金行业的巨大增长潜力有赖于它满足个人和机构投资者需求的能力。”文章还用了一些华丽的辞藻收尾,指出基金应该以“尽可能最高效、最诚实、最经济的方式”来运营。我当年的这些文字是否只不过是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的狂妄之语,太过于理想化?或者它们真的是一个成熟企业的早期设计?我想把这些问题留给你们解答。不过,不管这么多年以前我的真实想法究竟如何,这篇论文明确地提出了共同基金的股东必须给予认真对待的建议。
三大惊人转变
正如所发生的那样,第一个转变是这篇论文将我的大学生涯带向了令人惊讶的高峰。当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求学的早期,我还在苦苦挣扎以获得满意的成绩。由于智慧的缺乏、艰难的学术环境,尽管学校慷慨地给我提供了全额奖学金,但我还不得不在校园花费大量时间打工赚取零花钱,以及也许是自身的不够成熟,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导致我的学业不佳。确实,第一门经济学课程的期中考试我只得了4+(相当于今天的D+),几乎威胁到我申请奖学金的资格以及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生存。不过,这些成绩也给了我极大的刺激,使我后来发奋努力达到学业高峰。我的成绩也逐渐提高,先到3,再到2,最后提高到了1。随着我的毕业论文获得了令人垂涎的1+,我毕业证书的学业成绩一栏里也填上了成绩优等。
第二个转变是我与麻省理工学院著名教授保罗M.?萨缪尔森(Paul M. Samuelson)的关系。他的第1版《经济学导论》正是我在1948年秋季学习的经济学课程。没想到当时我入门学得很差劲的经济学,却在50年之后得到了惊喜的收获。1993年,当时已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萨缪尔森博士亲自给我的新书《博格的共同基金》撰写前言,后来又在1999年为我的另一本《共同基金常识》大力宣传。
第三个转变同样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我将毕业论文寄了一份给《巴伦周刊》的共同基金栏目的编辑保尔约翰逊先生Paul Johnston。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没过多久他就催促我赶快修订编辑一下,准备由《巴伦周刊》旗下的道琼斯公司出版。受此鼓励我感到非常兴奋,连忙按他们的要求照做了。唉,后来他们决定不再继续下去,让我空欢喜一场。不过看来上天自有巧妙安排,距我1949年冬天坐在费尔斯通阅览室苦读刚好过去整整50年之后,麦格劳-希尔(McGraw-Hill)出版公司找到了我,建议我将这些年来有关投资哲学和战略的文章汇编成该公司准备出版的新系列的第1册,该系列以“金融的伟大思想”命名,并以开启我职业生涯的那篇古老论文作为核心内容。没想到过了50多年,我的论文终于出版了!正如约翰米尔顿(John Milton)诗歌中提醒我们的那样:“那些只能站着等待的人,他们也是有价值的。”
金融的伟大思想
毕业以后有关我职业生涯的故事,在本书的不同章节都有详尽的描述,在此就不再赘述。1965年当我年满36岁的时候,我在大学毕业后就随即加盟的公司里被提升为负责共同基金机构的主管,没过多久就在一次不太明智的公司合并中受到一次重击。1974年1月,我被解雇了,随即在同年9月成立了先锋基金公司。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开始公开谈论基金行业事务,刚开始是作为一个内幕人士,随着先锋基金走上不同寻常的发展道路——独特的治理结构、异乎寻常的经营、奇特的投资哲学以及对人性价值的开明态度,后来就在共同基金殿堂里被视为标新立异的怪才。
在我多年以来一系列的演讲当中,我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思想,希望将善行纳入金融的伟大思想之中,同时它们也构成了一条哲学理念。其根本原因是存在沉重的投资摩擦成本,投资者要想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击败市场的概率小得令人非常沮丧,也许不到130。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累积财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努力抓住金融市场提供的年度收益,年复一年地充分利用复利累积效应达到目标。
这个目标,事实上可以通过将各种投资成本如销售费用、咨询费用、税务费用等最小化来加以实现,同时在你所投资的金融市场领域寻求获得尽可能最高的年收益率。当然,你获得的年收益率会低于市场年收益率,你需要意识到这一点并接受这一事实。为实现这一目标,理想的投资程序包括以下四个要素。
(1)简明性:投资目标应尽可能与市场收益率保持一致,而不是超过市场收益率;资产配置侧重战略性而非战术性。
(2)集中:将有利于效益增长的投资最大化,如利润分配、分红和利息收入;将不利于效益增长的投资最小化,如改变市盈率等。
(3)效率:经济运行,将佣金、税费等摩擦成本最小化。
(4)职责:将客户的利益放在首位,坚守人类永恒的道德价值——正直、诚实、公正。
“一个崇尚节俭的王国,它的国王生活也很简朴”,这句谚语很好地总结了这一切。多年以来,实践已经证实了这一理论。在真实世界中,投资的实际经验已经证实了这些原则。
作为重要的措施,先锋基金的公司结构、强调成本和客户服务以及业界首创的指数型基金合在一起构成了我长久以来一直观察的理想主义和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开明的理想主义就是健全的经济学。即使你只是偶然读到过我早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论文,你也会发现这种理想主义无处不在。时至今日,我仍用这句话来定义我的各种观点的起源,从驱动金融市场的动力(按照凯恩斯爵士的永恒公式:进取心和投机)到无法令基金经理像企业公民一样行事的各种因素(见第14章)。但这种理想主义的最高表现形式,也就是我长期以来形成的观点,即共同基金业务的中心原则并不是向客户推销金融产品,而是为客户做好投资服务工作。
然而,基金行业的做法正好与这个中心原则背道而驰。共同基金的崛起令人印象深刻,目前已成为美国家庭的主要投资选择。持续10年以上的大牛市也助长了这一变化,人们对股票的态度也由原来的重视股息分红转向现在的重视资本增值。如今,基金行业特点的变化同样惊人。市场营销取代管理成了基金公司的工作重点,如今投资咨询服务方面的支出与广告促销、大肆宣传过往业绩等方面的支出相比只能是相形见绌,而这一切都与我当年的论文内容完全相反,而我坚信我的论文是经得起时间检验,是具有长久价值的。尽管基金行业的资产出现了指数型的增长,但是基金的单位成本实际上却提高了。基金持有人直接支付的美元成本从1950年的1?800万美元上涨到2000年的预计620亿美元!(如果算上基金组合交易导致的间接成本,还需要加上另外的1?250亿美元。)
如今,基金行业不仅被基金发起人、基金经理、华尔街的经纪人和银行家视为“现金奶牛”,而且越来越被他们当作短期投机的工具。这个趋势部分原因是行业过分强调市场营销所致。现在平均每只基金持有股票的时间是400天左右,这个数据与我6年前写文章的时候大致相同。现在的基金股东平均持有每个共同基金大约3年,与15年前或者50年前的数据相当。这真是一个可怕的停滞不前。我相信不会再有比这更糟的情况,因为这个时间跨度已经大大超出历史上最好的媒体对长期投资者的定义范围。
本书的结构
本书分为5个部分。前4个部分包括我在过去30年来根据25次演讲的内容整理的文字材料,表达了我有关健全投资的哲学思维。
第一部分:精明投资者的投资策略。内容涉及股票基金选择和指数型基金(“百吉饼和多纳圈”与“针还是干草堆”);简单和复杂的相对优点;1988年和2000年的投资风险(“买入股票?别犯傻”)及债券基金的选择。
第二部分:从事共同基金行业。本部分描述了驱动基金行业的过去与未来的趋势(“共同基金:光明与黑暗的悖论”),如何开展基金业务的相关信息(“经济学101:共同基金投资者……基金经理)以及反映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内容,包括共同基金作为投资者所起的作用以及基金本身的治理(“独立董事在哪里”)。
第三部分:经济学和理想主义:先锋基金试验。本部分涉及我极力试图灌输给企业的投资价值和人性价值方面的内容。本部分包括“变革之风:先锋基金的内部管理试验”,来源于先锋基金1974年成立6个月后向公司高管解释公司的任务,以及1971年所做的题为“解救”的演讲。这篇演讲早在先锋公司成立3年前就已发表,描述的公司结构和思想与后来成立的先锋基金的结构和思想不谋而合。
第四部分:个人视角。本部分包括面向公众的5次演讲内容。其中一次是199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基金行业的转变:刺猬与狐狸”)。在那里我获得了“普林斯顿为国家服务”的伍德罗威尔逊奖(Woodrow Wilson Award)。另一次是1999年在一个高中毕业班上的致辞(“如何衡量人生价值”);还有一次是2000年5月针对器官捐献的评论(“神奇的心”)。本部分以1992年范德堡大学商学院开学典礼上的演讲(“不顾一切坚持到底”)作为结尾。
第五部分:毕业论文。本部分全文照录1951年我用老式的史密斯-科罗拉牌(Smith-corona)打字机亲手打印的论文,未做任何编辑和修改。
在编辑出版这本演讲集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在下面两种方案中作出选择:①每次演讲内容完整,不加任何修改。其优点是每篇演讲相对独立,缺点是有些主题和数据难免重复出现;②对每篇演讲进行适当地修改,以避免内容重复。其代价就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难免会觉得有些突兀,缺乏连贯性。我们采用了第一种方案,当然也做了一点点修改,删掉一些太过多余的重复内容。每个周末,神父都会在教坛上谈论上帝、黄金法则和十条戒律,也许我可以从狭隘的角度认为,我的那些重复起到了强化我的观点和原则的作用。
尽管这么多年以来我的基本想法从未发生过改变,但我仍会怀疑你们是否注意到,我在表达这些基本原则有效性的时候变得更为自信,甚至有点刺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一些想法和观点出现了偏差和错误,在这次整理过程中,我也没有进行修改,而是保持原样。我认为保持演讲的原汁原味非常重要,因为它反映了作者当时的心境和背景。在某种程度上,人们的观点确实会发生改变。我非常欣赏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Felix Frankfurter的名言,他在被问及为什么对某件法律事务的看法发生改变的时候回答道:“智慧通常很难出现,所以我们不应该因为它来晚了就加以拒绝”。
两段职业生涯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漫长职业生涯几乎是与我的写作生涯同步的。我还记得最早关注写作是在1945年秋天,那时我还是布莱尔学院的3年级学生。我跟随一位名叫亨利史密斯(Henry Smith)的老师学习,他是我所遇见的第一个熟练掌握英语的人,并且总是给人巨大鼓励。4年级的时候,他的位置由马尔文加菲尔德梅森(Marvin Garfield Mason)接任,后者是一位更加令人难忘的角色。梅森先生似乎意识到我在写作方面的潜力,每周他都怀着魔鬼般的热情给我布置写作题目并进行详细批改,至今我都还能回想起当年他用红笔在我的文章上划过的横线。他所灌输给我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麦考利(Macaulay)评价约翰斯博士的一句话:“他的精神力量克服了身上的一切障碍。”
由于这两位大师的帮助,我对普林斯顿大学所要求的广泛写作题目、论文和考试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大学头两年,我只不过是一个写作还算过得去的人,毕业论文才是真正成就我写作生涯的第一巨著。当你阅读这篇论文的时候,我想你既不会因为优雅的笔调也不会因为有力的论点而感到折服。不过恕我直言,我已充分认识到我的不足,并从此以后努力在这两个方面加以改进。我希望苛刻的读者会注意到这些年来我写作质量方面的逐渐进步,并将注意力集中在我50年来的观点和思路上。
我爱英语,几乎每天都要翻阅一下《牛津英语字典》。不仅是为了确保我的用词准确无误,而且我从学习这个词的出处中得到了乐趣。每个单词都有相应的来源!文字具有力量。正如我在写作第2本书《共同基金常识》“领导”章节的时候,恰当的文字具有“塑造投资者看待我们的方式,以及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的某种力量。例如,在先锋基金我们不说雇员而说船员;不说顾客而说客户;不说产品而说共同基金。我总是对英语母语的华丽辞藻充满激情,并希望这种激情能够反映在我的写作上面。
鉴于事实上我已经成为这本书反映的哲学理念的传教士,多年来的高产著作,在我作为首席执行官和金融作家这两个孪生职业生涯之间存在着某种密切的联系:语言和书的力量在将我1949年的观点转变为2000年的现实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文字和书的力量,即解释伟大的思想并使其引人注目,阐述宏伟的目标,这些正是传教士兵火库中最重要的武器。正是由于这些世俗的主张,也就是本书提出的看似简单的伟大金融思想,正在逐渐改变美国人的投资方式。福音继续传播,并且依然是最好的。
约翰博格
宾夕法尼亚州,福吉谷
2000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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