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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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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6年起，＂笔会＂年选，每年一本，成为众多文学爱好者的收藏本。本书选文，文体多样，体裁多样，风格多样，有多位名家作品，也有新锐作家的作品，囊括了一年中本栏目的美文精华。对中学生来说，非常适合作为写作练习的范文；对文艺爱好者来说，是赏心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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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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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文汇报"笔会"栏目的年度精选集，编辑部从2013年度的文章中选取70多篇各种风格的散文，按内容编成七辑：有写日常生活的，谈艺术的，回忆人物的，等等；作者有杨绛、迟子建、朱天心、李娟、刘庆邦、舒乙、毛尖、康正果、恺蒂、林行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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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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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自然
陈四益我们能有另一种期望吗？
迟子建谁能让我带走星空
朱天心用自己的语言和方式
原野边疆书
邵燕祥萤火提灯
李娟再说羊道
刘庆邦野生鱼
地球村
康正果身体教堂
胡晓明为什么要把塔梅尔兰赶出去
利求同出借种子的图书馆
恺蒂只剩下曼德拉
俞可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搏斗
林行止生日歌的版权
王晔他抓住了杀死他的凶手
汪涌豪歌德的洛克特
李黎十九号房间
谈艺录
雍容唐顿庄园中的Manners
章祖安兰亭集序中的怏然自足
蒋原伦文物与宝物
俞晓群只是想听一下音律，娱乐一下
李皖油菜花开的季节
孙洁京剧乎？纪录片乎？
陈尚君140字能写什么
孟晖疾奔的锦布障
何频吴征镒的文艺癖及草木小言
张柯看点看不懂的东西
徐皓峰黎明即起
谈瀛洲听姚公白师弹《孤馆遇神》
张伟周作人致康嗣群的一封轶信
李天扬垂向大地的杨柳
日常
毕飞宇演唱生涯
吴非因为一个电话
唐吉慧松雪斋的老先生
刘心武回忆无禁区
唐小为觉笋香
杨扬聚书的忧喜
宗璞云在青天
陈子善炎夏在古诗中
陈辰哦，相亲
金宇澄怨恨的寒冬与无情的酷夏
严锋兄弟
李敬泽壶碎
康剑禾木村的曲开老人
杨绛忆孩时
徐敏霞下降的三十岁
舒飞廉水杉记
黄永玉骨灰论
叶京生父亲给我上的最后一课
书间消息
沈诞琦不响不争，以柔克刚
黄德海"我绝不和一个炸弹发生任何关系"
木叶谁为死去的见证者作见证
王继军他誊写着心中已在的一部书
会思想的芦苇
唐韧高薪养廉的逻辑前提
黄可静安古寺与书画园林
杨逢彬教师是宾客，不是属员
江晓原科学主义，才会违背科学常识
詹克明满壁爬山虎
骆新说人话
于莺是时候离开了
张炜贵人多忘事
舒乙这么小就进了博物馆
王得后一百年后，国人还会写汉字吗？
邵燕君"小时代"与"金钱奴隶制"
毛尖也想打来也想骂
张蛰鸿门宴
梁小民那些误导读者的译书名
陈平原作为一种农活的文学教育
守先待后
王安忆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
刘绪源怀舒展
葛剑雄廿八年华正当时
张汝伦伯夷之隐
陈占彪保钓前辈林孝信
施雪钧他有"伟大的文化梦想"
张晖"小小成绩，皆需狮子搏兔之力"
刘新园我和我的老师范祥雍
李天纲我所了解的罗竹风
李章辛丰年的信
丁天缺国立艺专忆往
阮仪三最留恋苏州平江路
跋备忘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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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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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孩时（五则）
杨绛
回忆我的母亲
我曾写过《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我很奇怪，怎么没写《回忆我的母亲》呢？大概因为接触较少。小时候妈妈难得有工夫照顾我。而且我总觉得，妈妈只疼大弟弟，不喜欢我，我脾气不好。女佣们都说："四小姐最难伺候。"其实她们也有几分欺我。我的要求不高，我爱整齐，喜欢裤脚扎得整整齐齐，她们就是不依我。
我妈妈忠厚老实，绝不敏捷。如果受了欺侮，她往往并不感觉，事后才明白，"哦，她（或他）在笑我"，或"哦，他（或她）在骂我"。但是她从不计较，不久都忘了。她心胸宽大，不念旧恶，所以能和任何人都和好相处，一辈子没一个冤家。
妈妈并不笨，该说她很聪明。她出身富商家，家里也请女先生教读书。她不但新旧小说都能看，还擅长女工。我出生那年，爸爸为她买了一台胜家名牌的缝衣机。她买了衣料自己裁，自己缝，在缝衣机上缝，一忽儿就做出一套衣裤。妈妈缝纫之余，常爱看看小说，旧小说如《缀白裘》，她看得吃吃地笑。看新小说也能领会各作家的风格，例如看了苏梅的《棘心》，又读她的《绿天》，就对我说："她怎么学着苏雪林的《绿天》的调儿呀？"我说："苏梅就是苏雪林啊！"她看了冰心的作品后说，她是名牌女作家，但不如谁谁谁。我觉得都恰当。
妈妈每晚记账，有时记不起这笔钱怎么花的，爸爸就夺过笔来，写"糊涂账"，不许她多费心思了。但据爸爸说，妈妈每月寄无锡大家庭的家用，一辈子没错过一天。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她是个忙人，每天当家过日子就够忙的。我家因爸爸的工作没固定的地方，常常调动，从上海调苏州，苏州调杭州，杭州调回北京，北京又调回上海。
我爸爸厌于这类工作，改行做律师了。做律师要有个事务所，就买下了一所破旧的大房子。妈妈当然更忙了。接下来日寇侵华，妈妈随爸爸避居乡间，妈妈得了恶疾，一病不起，我们的妈妈从此没有了。
我想念妈妈，忽想到怎么我没写一篇《回忆我的母亲》啊？
我早已无父无母，姊妹兄弟也都没有了，独在灯下，写完这篇《回忆》，还痴痴地回忆又回忆。
三姊姊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
我三姐姐大我五岁，许多起码的常识，都是三姐讲给我听的。
三姐姐一天告诉我："有一桩可怕极了，可怕极了的事，你知道吗？"她接着说，每一个人都得死；死，你知道吗？我当然不知道，听了很害怕。三姐姐安慰我说，一个人要老了才死呢！
我忙问，"爸爸妈妈老了吗？"
三姐说："还远没老呢。"
我就放下心，把三姊的话全忘了。
三姐姐又告诉我一件事，她说："你老希望早上能躺着不起床，我一个同学的妈妈就是成天躺在床上的，可是并不舒服，很难受，她在生病。"从此我不羡慕躺着不起来的人了，躺着不起来的是病人啊。
老、病、死，我算是粗粗地都懂了。
人生四苦："生老病死"。老、病、死，姐姐都算懂一点了，可是"生"有什么可怕呢？这个问题可大了，我曾请教了哲学家、佛学家。众说不一，我至今该说我还没懂呢。
太先生
我最早的记忆是爸爸从我妈妈身边抢往客厅，爸爸在我旁边说，我带你到客厅去见个客人，你对他行个鞠躬礼，叫一声"太先生"。
我那时大约四五岁，爸爸把我放下地，还搀着我的小手呢，我就对客人行了个鞠躬礼，叫了声"太先生"。我记得客厅里还坐着个人，现在想来，这人准是爸爸的族叔（我称叔公）杨景苏，号志洵，是胡适的老师。胡适说："自从认了这位老师，才开始用功读书。"景苏叔公与爸爸经常在一起，他们是朋友又是一家人。
我现在睡前常翻翻旧书，有兴趣的就读读。我翻看孟森著作的《明清史论著集刊》上下册，上面有锺书圈点打"√"的地方，都折着角，我把折角处细读，颇有兴趣。忽然想起这部论著的作者名孟森，不就是我小时候对他曾行鞠躬礼，称为"太先生"的那人吗？他说的是常州话，我叔婆是常州人，所以我知道他说的是常州话，而和爸爸经常在一处的族叔杨志洵却说无锡话。我恨不能告诉锺书我曾见过这位作者，还对他行礼称"太先生"，可是我无法告诉锺书了，他已经去世了。我只好记下这件事，并且已经考证过，我没记错。
五四运动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现称青年节。当时我八岁，身在现场。现在想来，五四运动时身在现场的，如今只有我一人了。当时想必有许多中外记者，但现在想来，必定没有活着的了。作为一名记者，至少也得二十岁左右吧？将近一百二十岁，谁还活着呢？
闲话不说，只说说我当时身经的事。
那天上午，我照例和三姐姐合乘一辆包车到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上课。这天和往常不同，马路上有许多身穿竹布长衫、胸前右侧别一个条子的学生。我从没见过那么高大的学生。他们在马路上跑来跑去，不知在忙什么要紧事，当时我心里纳闷，却没有问我三姐姐，反正她也不会知道。
下午四点回家，街上那些大学生不让我们的包车在马路上走，给赶到阳沟对岸的泥土路上去了。
这条泥土路，晴天全是尘土，雨天全是烂泥，老百姓家的骡车都在这条路上走。旁边是跪在地下等候装货卸货的骆驼。马路两旁泥土路的车辆，一边一个流向，我们的车是逆方向，没法前进，我们姐妹就坐在车里看热闹。只见大队学生都举着小旗子，喊着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坚持到底）""劳工神圣！""恋爱自由！"（我不识恋字，读成"变"。）一队过去，又是一队。我和姐姐坐在包车里，觉得没什么好看，好在我们的包车停在东斜家附近，我们下车走几步路就到家了，爸爸妈妈正在等我们回家呢。
张勋复辟
张勋复辟是民国六年的事。我和民国同年，六岁了，不是小孩子了，记得很清楚。
当时谣传张勋的兵专要抢劫做官人家，做官人家都逃到天津去，那天从北京到天津的火车票都买不到了。
但外国人家门口有兵看守，不得主人许可，不能入门。爸爸有个外国朋友名Bolton（波尔登），爸爸和他通电话，告诉他目前情况，问能不能到他家去避居几天。波尔登说："快来吧，我这里已经有几批人来了。"
当时我三姑母（杨荫榆）一人在校（那时已放暑假），她心上害怕，通电话问妈妈能不能也让她到波尔登家去。妈妈就请她饭后早点来，带了我先到波尔登家去。
妈妈给我换上我最漂亮的衣裳，一件白底红花的单衫，我穿了到万牲园（现称动物园）去想哄孔雀开屏的。三伯伯（编注：即前文所说的三姑母，姑母旧亦呼伯伯）是乘了黄包车到我家的，黄包车还在大门外等着我们呢。三伯伯抱我坐在她身边。到了一个我从没到过的人家，熟门熟路地就往里走，一手搀着我。她到了一个外国人的书房里，笑着和外国人打了个招呼，就坐下和外国人说外国话，一面把我抱上一张椅子，就不管我了。那外国人有一部大菱角胡子，能说一口地道的中国话。他说："小姑娘今晚不回家了，住在我家了。"我不知是真是假，心上很害怕，而且我个儿小，坐椅子上两脚不能着地，很不舒服。
好不容易等到黄昏时分，看见爸爸妈妈都来了，他们带着装满箱子的几辆黄包车，藏明（我家的老佣人）抱着他宝贝的七妹妹，藏妈（藏明的妻子）抱着她带的大弟宝昌，三姐姐搀着小弟弟保俶（他的奶妈没有留下，早已辞退），好大一家人都来了。这时三伯伯却不见了，跟着爸爸妈妈等许多人都跑到后面不知哪里去了，我一人站在过道里，吓得想哭又不敢哭。等了好一会，才看见三姐姐和我家的小厮阿袁来了（"小厮"就是小当差的，现在没什么"小厮"了）。三姐姐带我到一个小院子里，指点着说："咱们住在这里。"
我看见一个中国女人在那儿的院子里洗脸，她把洗脸布打湿了把眉毛左右一分。我觉得很有道理，以后洗脸也要学她了。三姐姐把我衣角牵牵，我就跟她走进一间小小的客厅，三姐姐说："你也这么大了，怎么这样不懂规矩，光着眼睛看人，好意思吗？"我心里想，这种女人我知道，上不上，下不下，是那种"搭脚阿妈"，北京人所谓"上炕的老妈子"，但是三姐姐说的也不错，我没为自己分辩。
那间小客厅里面搭着一张床，床很狭，容不下两个人，我就睡在炕几上，我个儿小，炕几上睡正合适。
至于那小厮阿袁呢，他当然不能和我们睡在同一间屋里。他只好睡在走廊栏杆的木板上，木板上躺着很不舒服，动一动就会滚下来。
阿袁睡了两夜，实在受不了。而且伙食愈来愈少，大家都吃不饱。阿袁对三姐说，"咱们睡在这里，太苦了，何必呢？咱们回家去多好啊，我虽然不会做菜，烙一张饼也会，咱们还是回家吧。"
三姐和我都同意，回到家里，换上家常衣服，睡在自己屋里，多舒服啊！
阿袁一人睡在大炕上，空落落的大房子，只他一人睡个大炕，他害怕得不得了。他打算带几张烙饼，重回外国人家。
忽然听见噼噼啪啪的枪声，阿袁说，"不好了，张勋的兵来了，还回到外国人家去吧。"我们姊妹就跟着阿袁逃，三人都哈着腰，免得中了流弹。逃了一半，觉得四无人声，站了一会，我们就又回家了。爸爸妈妈也回家了，他们回家前，问外国人家我们姊妹哪儿去了。外国人家说，他们早已回家了。但是爸爸妈妈得知我们在张勋的兵开枪时，正在街上跑，那是最危险的时刻呀，我们姊妹正都跟着阿袁在街上跑呢，爸爸很生气。阿袁为了老爷教他读书识字，很苦恼，很高兴地离了我们家。
演唱生涯
毕飞宇
是哪根筋搭错了呢？1990年，我26岁的那一年，突然迷上唱歌了。
1990总是特殊的，你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些什么，而我对我的写作似乎也失去了信心。可我太年轻，总得做点什么。就在那样的迷惘里，我所供职的学校突然搞了一次文艺会演。会演行将结束的时候，我的同事，女高音王学敏老师，她上台了。她演唱的是《美丽的西班牙女郎》。她一开腔就把我吓坏了，这哪里还是我熟悉的那个王学敏呢？礼堂因为她的嗓音无缘无故地恢宏了，她无孔不入，到处都是她。作为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人，我意外地发现人的嗓音居然可以这样，拥有不可思议的马力，想都不敢想。
我想我蠢蠢欲动了。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悄悄来到了南京艺术学院，我想再考一次大学，我想让我的青春重来一遍。说明情况之后，南艺的老师告诉我，你已经本科毕业了，不能再考了。我又来到了南京师范大学，得到的回答几乎一样。我至今都能记得那个阴冷的午后，一个人在南师大的草坪上徘徊。我不会说我有多痛苦，只是麻木。我怎么就不痛苦的呢？
可我并没有死心。终于有那么一天，我推开了王学敏老师的琴房。所谓琴房，其实就是一间四五平米的小房子，贴墙放着一架钢琴。王学敏老师很吃惊，她没有料到一个教中文的青年教师会出现在她的琴房里，客气得不得了，还"请坐"。我没有坐，也没有绕弯子。我直接说出了我的心思，我想做她的学生。
我至今还记得王学敏老师的表情，那可是1990年，唱歌毫无"用处"，离"电视选秀"还有漫长的十五年呢。她问我"为什么"，她问我"有没有基础"。当然，她没有谈"费用"的事，那时候，金钱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概念，甲乙双方都羞于启齿。
我没有"为什么"。如果一定要问为什么，我只能说，在二十岁之前，许多人都会经历四个梦：一是绘画的梦，你想画；一是歌唱的梦，你想唱；一是文学的梦，你想写；一是哲学的梦，你要想。这些梦会出现在不同的年龄段里，每一个段落都很折磨人。我在童年时代特别梦想画画，因为实在没有条件，这个梦只能自生自灭；到了少年时代，我又渴望起音乐来了，可一个乡下孩子能向谁学呢？又到哪里学呢？做一个乡下孩子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然而，如果你的学习欲望过于亢奋，你会觉得你是盛夏里的狗舌头，活蹦乱跳，无滋无味，空空荡荡。
我在音乐方面的"基础"是露天电影留给我的，大约在八、九岁之后，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多了一个习惯，关注电影的电影音乐。我不识谱，但是我有很强的背谱能力。--电影的主题音乐大多是循环往复的，一场电影看下来，差不多也就能记住了。
我母亲任教的那所小学有一把二胡，看完了电影之后，我就把二胡从墙上取下来，依照我的记忆，一个音、一个音地摸。摸上几天，也能"顺"下来。可我并不知道二胡一共有七个"把位"，我只会使用一种，52弦。这一来麻烦了，每一首曲子都有几个音符对不上，你怎么摸都摸不到，这很要命。旋律进行得好好的，一个音突然"跑"了，不是高，就是低，真是说不出的别扭。我问过许多人，也没人知道这是为什么。他们说，其实也"差不多"。可音乐没有差不多，这是音乐特别不讨喜的地方，它较劲、苛刻，没有半点宽容，你要是跑调了，听的人会想死。--我的"基础"就这些了。
王学敏老师还是收下我了。她打开她的钢琴，用她的指尖戳了戳中央C，是1，让我唱。说出来真是丢人，每一次我都走调。王老师只能视唱："1--，"这样我就找到了。王学敏老师对我的耳朵极度失望，她的眼神和表情都很伤我的自尊，可我就是不走，我想我的脸皮实在是厚到家了。王老师没有把我轰出去，也无非是碍于"同事的情面"。
对初学者来说，声乐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打开"，它必须借助于腹式呼吸。说出来真是令人绝望，王老师告诉我，婴儿在嚎哭的时候用的都是腹式呼吸，狗在狂吠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说话"，人类的发音机制慢慢地改变了，胸腔呼吸畅通了，腹式呼吸却闭合了。所谓"打开"，就是回到人之初。一旦"打开"，不仅音色变得圆润，音量还可以变得嘹亮，只要趴在地上，完全有能力与狗对抗。我们身体的内部隐藏了多少好玩意，全让我们自己弄丢了。
我已经用胸腔呼吸了26年了，要改变一个延续了26年的一个生理习惯，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老师不厌其烦，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她一遍又一遍地给我示范，我就是做不到。王老师也有按捺不住的时候，发脾气，她会像训斥一个笨拙的学生那样拉下脸来。是的，我早就错过学习声乐的最佳时机了，除了耐心，我毫无办法。老实说，作为同事，被另一个同事这样训斥，心理上极其痛苦。我得熬过去。
每天起床之后，依照老师的要求，我都要做一道功课，把脖子仰起来，唱"泡泡音"。--这是放松喉头的有效方法。除了唱"泡泡音"，放松喉头最有效的方法是睡眠。行话是这么说的："歌唱家都是睡出来的"，和爱情是"睡出来的"其实是一个道理。可是，因为写作，我每天都在熬夜，睡眠其实是得不到保证的。王老师不允许我这样。我大大咧咧地说："没有哇，我睡得挺好的。"王学敏把她的两只巴掌丢在琴键上，"咚"地就是一下。王老师厉声说："再熬夜你就别学！"后来我知道了，谎言毫无疑义，一开口老师就知道了，我的气息在那儿呢。我说，我会尽可能调整好。--我能放弃我的写作么？不能。因为睡眠，写作和歌唱成了我的左右手，天天在掰手腕。
如果有人问我，你所做过的最为枯燥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的回答无疑是练声。"练声"，听上去多么的优雅，可文艺了，很有"范儿"了，还浪漫呢。可说白了，它就是一简单的体力活。其实就是两件事：咪，还有嘛。你总共只有两个楼梯，沿着"咪"爬上去、爬下来，再沿着"嘛"爬上去、爬上来。咪--，嘛--；咪、咪、咪，嘛、嘛、嘛；咪～～嘛～～。我这是干什么呢？我这是发什么癔症呢？回想起来，我只能说，单纯的爱就是这样，投入，忘我，没有半点功利，它就是发癔症。
王学敏老师煞费苦心了。她告诉我，"气"不能与喉管摩擦，必须自然而然地从喉管里"流淌"出来。她打开了热水瓶的塞子，她让我盯着瓶口的热气，看，天天盯着看。为了演示"把横膈膜拉上去"，她找来了一只碗，放在水里，再倒过来，让我拿着碗往上"拔"，这里头有一种矛盾的、等张的力量，往上"拔"的力量越大，往下"拽"的力量就一样大。是的，艺术就是这样，上扬的力量有多少，下沉的力量就有多少。老实说，就单纯的理解而言，这些都好懂。我能懂。我甚至想说，有关艺术的一切问题都不复杂，都在"好懂"的范畴之内--这就构成了艺术内部最大的一个隐秘：在"知识"和"实践"之间，有一个神秘的距离。有时候，它天衣无缝；有时候呢，足以放进一个太平洋。
小半年就这样过去了，我还是没有能够"打开"。我该死的声音怎么就打不开的呢？用王老师的话说，叫"站不起来"。王学敏老师在琴房里急得团团转。我估计，她用一把斧头把我劈（打）开来的心思都有了。终于有那么一天，在一个刹那里头，我想我有些走神，我的喉头正处在什么位置上呢？王老师突然大喊了一声："对了对了，对了对了！"怎么就对了呢？我有些措手不及。26年前，当我第一次嚎哭的时候，我身体的发音状况就是这样的么？我不可能记得的。我只是知道，经过不懈的努力，我发明了一种极其亲切的回忆。难怪博尔赫斯说："不是历史照亮了现在，而是现在照亮了历史。"是的，历史被照亮了，它是一条不用训练就能"打开"的狗。
哪有不急躁的初学者呢。初学者都有一个不好的心态，不会走就想跑。我给王老师提出了一个要求，想向她学唱"曲子"。王老师一口回绝了。根据我的特殊情况，王老师说："前两年还是要打基础。"我一听"前两年"这几个字按捺不住了，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一个人来到了足球场。它是幽静的，漆黑、空旷，在等着我。我知道的，虽然空无一人，但它已然成了我的现场。我不夸张，就在这样一个漆黑而又空旷的舞台上，每个星期我都要开三、四个演唱会。学生宿舍和教工宿舍离足球场不远，我想我的歌声是可以传递过去的，因为他们的声音也可以传递过来。传递过来的声音是这样的："他妈的，别唱了！"
别唱？这怎么可能，我做不到。唱歌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一首曲子你就可以上瘾，你停不下来。我的心想唱，我的身体也想唱。不唱不行的。
可我毕竟又不是唱歌，那是断断续续的，每一个句子都要分成好几个段落，还重复，一重复就是几遍、十几遍。不远处的宿舍一定被我折磨惨了--谁也受不了一个疯子在深夜的骚扰。他们只是不知道，那个疯子就是我。
事实上，我错了。他们知道。每个人都知道。我问他们，你们是怎么知道的？一个年纪偏大的女生告诉我，这有什么呀，大白天走路的时候你也会突然撂出一嗓子，谁不知道？就你自己不知道。很吓人的毕老师。我们都叫你"百灵鸟"呢。
我不怎么高兴。我怎么就成"百灵鸟"了？一天夜里我终于知道了。王学敏老师有一个代表作，《我爱你，中国》，第一句就是难度很大的高音--"百灵鸟从蓝天飞过"。有时候我也唱的。当我铆足了高音唱出"百灵鸟"的时候，嗨，可不是百灵鸟么。
写到这里我其实有点不好意思，回过头来看，我真的有些疯魔。我一个当老师的，大白天和同学们一起走路，好好的，突然就来了一嗓子，无论如何这也不是一个恰当的行为。可我当时是不自觉的，说情不自禁也不为过。难怪有不少学生很害怕我，除了课堂和操场，你根本不知道那个老师的下一个举动是什么，做学生的怎么能不害怕呢。我要是学生我也怕。
一年半之后，我离开了南京特殊师范学校，去了《南京日报》。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我的演唱生涯到此结束。我去看望我的王老师，王老师有些失望。她自己也知道，她不可能把我培养成毕学敏，但是，王老师说："可惜，都上路了。"
前些日子，一个学生给我打来电话，我正在看一档选秀节目，附带着就说起了我年轻时候的事。学生问："如果你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你会不会去参加？"我说我会。学生很吃惊了，想不到他的"毕老师"也会这样"无聊"。这怎么就无聊的呢？这一点也不无聊。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不经历"难以自拔"的人永远也不能理解，有些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发出声音的。我喜爱那些参加选秀的年轻人，他们的偏执让我相信，生活有理由继续。我从不怀疑一部分人的功利心，可我更没有怀疑过爱。年轻的生命自有她动人的情态，沉溺，旁若无人，一点也不绝望，却更像在绝望里孤独地挣扎。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去王老师的琴房上过一堂声乐课。说到这里我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我其实并没有学过声乐，充其量也就练过一年多的"咪"和"嘛"。因为长期的熬夜，更因为无度的吸烟，我的嗓子再也不能打开了。拳离了手，曲离了口，我不再是一条狗了，我又"成人"了。我的生命就此失去了一个异己的、亲切的局面。--那是我生命之树上曾经有过的枝丫，挺茂密的。王老师，是我亲手把它锯了，那里至今都还有一个碗大的疤。
骨灰论
黄永玉
我说我那个妈真行。她活着的时候，我曾经问过她：
"妈，你今年多大了？"
"跟润之同年。"她说。
"你见过他？"我问。
"嗯！"她答。
我那时多蠢！"文革"过了不少日子了，该乘机多问她一些事。什么时候入的党？怎么入法？谁介绍的？"文革"两次关进班房，审问你些什么？……还可以再找些有意思的事问她。现在想起来，一切都来不及了。
她的牙齿一颗没掉，胃口特别好，精神特别之足，那时候大家都穷，如果多寄点钱给她，肚子油水足一点，起码能活到九十多或一百多岁。
她的思想十分开通：
"我喜欢火葬，干干净净，省地方、省心。"
她逝世之后，遗憾的是在家的弟弟孝心太重，没按她的想法办，并且千辛万苦从清浪滩盘回父亲的遗骨，把两老口合葬在屋背后的山上。
世界至今对于火葬还不习惯。
我对于葬仪的知识，除日本的"木酋山节考"之外，几乎跟大家一样，或者多一点。比如"崖葬"、"水葬"、"天葬"、东北小兴安岭森林地带亲眼碰见死了的小孩挂在树枝上之类……
我从小至今，不太把死亡放在心上，只是有过一次伤心。
大概是一九四一年、四二年前后，我在福建福清县一个剧团呆过。一天跟同龄的团员好友颜渊生到四十里外（？）一个名叫"东张"的乡下去探望一位戏剧界资深的朋友陈津汉，（长话短说）回城的时候，我建议不绕回还的山路而直接从东西方向山岭上走回去。据说这一道起起落落的山脉两年前跟日本军队有个惨烈的战斗。"去看一看！"颜渊生同意了。
我们一直从东西向的山脊小路上下走着，忽然一颗雪白的骷髅头横在眼前，我们惊呆了。
绕了两圈，我跪下来捧起他。
"救护队怎么把他漏了？"
让他一个人留在山峰顶上，让风吹，让雨淋，太阳晒，每天晚上月亮和星星陪着，他姓甚名谁？哪里人氏？……
右前方有座大石头。我们把他安放在可以挡风雨的缝隙里。
该讲点什么呢？面对着他，一句话也讲不出。想到我们这一分别，世上就永远留他一个人在这里了……
回来之后我写了一封长信给妈妈。妈妈回信说几天都睡不着……
这际遇，眼泪，不济事的。
"文革"后期，我随中央美术学院下放石家庄部队劳动三年，曾经到火葬场搬过一次骨灰。
是一布袋一布袋的东西。运回场地，堆起来有两层楼高，像一座小金字塔。我们种了很多水稻，这东西很肥田，种出的稻谷颗粒又大又油，大家吃过自己种出的稻米两年。
我们这个世界是个很实际的世界。人死了之后愿意送火葬场的，家人取回来的骨灰只是一小包圣洁珍重的纪念品，不是全部。你要那么多干什么？都运回来你往哪里放？
所以我自己有个打算，遗嘱上一定要写得明明白白，死了之后给我换上最不值钱的衣服，记得剥下左手腕上的手表，家人和亲戚朋友送我到火葬场，办完手续交了费上车回家，一齐到家里喝杯咖啡或茶。一点骨灰纪念品都不要，更谈不上艺术骨灰磁罐和黄花梨骨灰盒。
试问，你把我骨灰带回家干什么？好好一间客厅、一间卧室放这么一个骨灰盒煞不煞风景？阴风惨惨。儿女说不煞；孙子孙女说不煞；重孙子孙女呢？他们知不知道这盒子里头装的什么鬼玩意儿？分家呢？怎么分？有心的说，找个地方挖个洞埋了罢！到时候那地方搞旅游，修飞机场，弄公共厕所……
所以，全尾全须交给火葬场什么都不带回来最是妥当。
当然，我最大的后顾之忧是有人舍不得把我送火葬场而偏要把我装进棺材深埋泥坑里，地面上再弄些神乎其神的手脚，花岗岩、大理石、刻上狗屁捞糟的言不由衷的表扬文章。正如菲尔汀先生在《汤姆琼斯》第八章描写碧姬小姐所说的：
"一个女性脸红若没人看见，她就等于根本不曾脸红。"
我从来脸皮厚，对我来说，不是脸红问题，我困守泥坑，动弹不得，破口骂娘他们也听不到。直到百年、千年以后，渊博的考古学家把我挖出来，经过多种仪器测验做出的结论是：
"这个人虽然脸皮厚，由于地面多角度的强烈刺激，百千年至今脸上还常常透出蚩尤之色。"
一个人，死了就死了，本是很自然的事，物质还原嘛！却喜欢鼓捣灵魂有无的问题。要是真有灵魂，那可能比活在世上自在多了！遨游太空，见到好多老熟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连汽车飞机钱都省了。顺这个道理说，全尾全须送火葬场的应该比埋进土里的自由得多吧？比死了之后还要过集体生活的当然更不用说了！
讲一个解放前的老笑话。
老华侨夫妇回国过海关，检验行李。
"这是什么？"检查员问。
"玻璃丝袜。"华侨答。
"玻璃还能做丝袜？瞎扯！"
"这是什么？"检查员问。
"巧克力。"华侨答。
"干什么的？"检查员问。
"吃的。是一种糖。"华侨答。
"毒品吧？"检查员问。
"甜的，我吃给你看！"华侨答。
找开一个木盒子，很多粉末，检查员抓了一把放进嘴里："这是什么？"
"我爹的骨灰。"华侨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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