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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季羡林先生是一代大家，其一生治学和求学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北大清华度过的，这4本专辑是《季羡林说 北大那些人》《季羡林说 北大那些事儿》《季羡林说 清华那些人》《季羡林说 清华那些事儿》，均以北大清华两校为切入点，选取特定的视角，通过世纪老人生动真实的回忆，追溯北大清华的流年岁月，描述风流韵事，月旦骚人墨客，进而唤起社会各界，尤其广大青年学子以及其他立志成才者对北大清华的了解和关注，使其“以人为镜知得失，以史为鉴明利害”。总之，这4本专辑力求做到立意新颖，主题鲜明，浅近简约，通俗易懂，聚焦热点，针砭时弊，贴近广大读者尤其青年学生及其家长，满足他们的兴趣爱好，成为人手一册的“启蒙书”。值得收藏于书架案头释卷不缀。
这4本专辑本着绝不以偏概全、断章取义的原则，一方面综合季老一生在北大清华的活动经历和特点，一方面查阅研读季老与此相关的大量文献资料，忠实原著，切中主题，采用已被证明最受读者欢迎的季老知人论事、纵谈学苑风情的作品，全面具体、生动形象地展示他所亲历的北大清华的人和事儿，以使广大读者留下余思或反思，全面准确地评判和阐示季老的道德文章，直接或间接地感受大师风采且内心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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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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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康庄镇，2009年7月11日病逝于北京。 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人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吐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季羡林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了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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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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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说北大那些事》
代序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编者前言1
《学海泛槎》（节选）：风风雨雨五十年
治学生涯
北大传统：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北京大学》序
我看北大
我和北大
《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序
巍巍上庠 百年星辰
回眸五十年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人世文丛》序
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
历尽沧桑话爱国
爱国与奉献
一个预言的实现
颂中华民族故土园
漫谈出国
我对出国留学的看法
北大展望：北大之风 山高水远
迎新怀旧——21世纪第一个元旦感怀
千禧感言
一点希望
豪情半怀迎新纪
我对未来教育的几点希望
在首届北京大学文科论坛上的讲演
《北大研究生论文集》（文科版）序
《学者论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与智能》序
欢送北大进入新世纪新千年
论博士
论教授
答凤凰卫视主持人杨澜问
与蔡德贵的谈话
致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十五周年贺信
《道统论》序98
我们要奉行“送去主义”
东学西渐与“东化”
学习哪一种外国语
怎样学习外国语
燕园寄情：真情 真思 真美
春满燕园
春归燕园
燕园盛夏
梦萦红楼
梦萦未名湖
汉城忆燕园
怀念西府海棠
马缨花
幽径悲剧
二月兰
喜鹊窝
清塘荷韵
月是故乡明
喜雨
赋得永久的悔
咪咪
老猫
一条老狗
赞“代沟”
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
老年十忌
公德
《牛棚杂忆》（节选）：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自序
缘起
牛棚生活1
牛棚生活2
牛棚生活3
最后十年：肩负特殊的文化使命
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的谈话
在“庆祝季羡林先生九十一华诞暨人文教育主题茶话会”的讲话
在中国亚非学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季羡林说国学》代前言
致北京论坛的信
在全国政协举办的“21世纪论坛——不同文明对话”研讨会的发言
致山东大学孟子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贺信
出任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文化顾问和第十一届全运会文化顾问的讲话
与北大艺术学院叶郎、彭吉象、丁宁教授的谈话
与江泽民同志的谈话（摘要）
在三○一医院五次与温家宝同志的谈话
与蒋树声、张梅颖谈“和谐”
关于人的素质的几点思考
漫谈伦理道德
《华林拾珍》序
《中国少林寺》序
与《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卞毓方谈“和谐”
与北大附中师生的对话
与金庸的谈话
元旦思母
晚晴之美：悲欢离合总是情
八十述怀
1995年元旦抒怀——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最后的抚摩
寸草心
虎年抒怀
温馨，家庭不可或缺的气氛
梦游21世纪
希望21世纪家庭更美好
做人与处世
谈孝
讲忍
难得胡涂
九十述怀
我的家
九三述怀
九十五岁初度
在病中
病房杂忆
我的美人观
笑着走
《季羡林说北大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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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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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说北大那些事》
我和北大
北大创建于1898年，到明年整整一百年了，称之为“与世纪同龄”，是当之无愧的。我生于1911年，小北大十三岁，到明年也达到八十七岁高龄，称我为“世纪老人”，虽不中亦不远矣。说到我和北大的关系，在我活在世界上的八十七年中，竟有五十一年是在北大度过的，称我为“老北大”是再恰当不过的。
在北大五十余年中，我走过的并不是一条阳关大道。有光风霁月，也有阴霾漫天；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而后者选远超过前者。在这里，我同普天下的老百姓，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不管怎样，不知道有什么无形的力量，把我同北大紧紧缚在一起，不管我在北大经历过多少艰难困苦，甚至一度曾走到死亡的边缘上，我仍然认为我这一生是幸福的。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我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在我这仅有的可贵的一生中，从“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少不更事的青年，一直到“高堂明镜悲白发”的耄耋之年，我从未离开过北大。追忆我的一生，怡悦之感，油然而生，“虽九死其犹未悔”。
有人会问：“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这个问题是我必须答复的。
记得前几年，北大曾召开过几次座谈会，探讨的问题是：北大的传统究竟是什么？我个人始终认为，北大的优良传统是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有人主张，北大的优良传统是革命。其实真正的革命还不是为了爱国？不爱国，革命干吗呢？历史上那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以暴易暴”的改朝换代，应该排除在“革命”之外。
在古代，几乎在所有的国家中，传承文化的责任都落在知识分子的肩上。不管工农的贡献多么大，但是传承文化却不是他们所能为。如果不这样认为，那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传承文化的人的身份和称呼，因国而异。在欧洲中世纪，传承者多半是身着黑色长袍的神父，传承的地方是在教堂中。后来大学兴起，才接过了一些传承的责任。在印度古代，文化传承者是婆罗门，他们高踞四姓之首。东方一些佛教国家，古代文化的传承者是穿披黄色袈裟的佛教僧侣，传承地点是在寺庙里。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者是“士”。士、农、工、商是社会上主要阶层，而士则同印度的婆罗门一样高踞首位。传承的地方是太学、国子监和官办以及私人创办的书院。婆罗门和士的地位，都是他们自定的，这是不是有点过于狂妄自大呢？可能有的；但是，我认为，并不全是这样，而是由客观形势所决定的，不这样也是不行的。
婆罗门、神父、士等等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本钱就是知识，而文化与知识又是分不开的。在世界各国文化传承者中，中国的士有其鲜明的特点。早在先秦，《论语》中就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们俨然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安危系于一身。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传统一直没变，后来发展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后来又继续发展，一直到了现代，始终未变。
不管历代注疏家怎样解释“弘毅”，怎样解释“任重道远”，我个人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所传承的文化中，其精髓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我在上面详细论证的爱国主义；一个就是讲骨气，讲气节，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帝王将相的非正义的行为面前不低头，另一方面，在外敌的斧钺前面不低头，“威武不能屈”。苏武和文天祥等等一大批优秀人物就是例证。这样一来，这两个特点实又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了，其关键还是爱国主义。
如果我们改一个计算办法的话，那么，北大的历史就不是一百年，而是几千年。因为，北大最初的名称是京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的前身则是国子监。国子监是旧时代中国的最高学府，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前身又是太学，则历史更长了。从最古的太学起，中经国子监，一直到近代的大学，学生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这也是存在决定意识这个规律造成的，与其他国家的大学不太一样。在中国这样的大学中，首当其冲的是北京大学。在近代史上，历次反抗邪恶势力的运动，几乎都是从北大开始。这是历史事实，谁也否认不掉的。五四运动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虽然名义上是提倡科学与民主，骨子里仍然是一场爱国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只能是手段，其目的仍然是振兴中华，这不是爱国运动又是什么呢？
我在北大这样一所肩负着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背后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学府，真正是如鱼得水，认为这才真正是我安身立命之地。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我身上的优点不多，惟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我将来变成了灰，我的每一个灰粒也都会是爱国的。这是我的肺腑之言。以我这样一个怀有深沉的爱国思想的人，竟能在有悠久爱国主义传统的北大几乎度过了我的一生，我除了有幸福之感外，还有什么呢？还能何所求呢？
1997年12月13日《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序
了解北大情况的人都会知道，郝平同志是北大教职员中最忙碌的人物之一。北大在中国以及世界上享有特殊的地位与威望，许多国家的著名学府和科研机构，都同北大建立了名目不同的合作和交流关系。外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各种不同学科的权威学者，都以能够到北大来参观访问，特别是发表演讲为毕生光荣，大有“不到北大非好汉”之慨。至于其他形形色色的访问者更是络绎不绝。在党委和校办领导之下，承担种种接待任务的首当其冲的就是北大外事处，而郝平正是外事处的负责人。据我个人的经验和观察，外事处的日历同其他各处都不一样，他们没有双休日、节假日以及什么寒假暑假，终日忙忙叨叨，送往迎来，宛如燕园的一盏走马灯，旋转不停。一群男女青年就是这一盏走马灯上的人物，居其中而众星拱之的就是郝平。
我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位忙碌的郝平同志忽然有一天送给我了一大摞稿子，内容是讲北大开创时期的校史的。写校史，不是写小说，写诗歌，只要有灵感就行，这里需要的不是灵感，而是勤奋，需要辛辛苦苦，爬罗剔抉，用竭泽而渔的精神，搜集资料。郝平告诉我，他在国外留学时就开始了资料的搜集。回国以后，成为走马灯的主要人物以后，又锲而不舍，继续搜罗，常常用别人午休的时间来从事此项工作。夜里则利用睡眠的时间，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一直到累得病倒，进医院动了手术，而其志弥坚，终于写成了此书的初稿。
谁听了这样的故事，能不肃然起敬呢？
说句老实话，我真正受到了感动。现在北大的青年教员中，能拼命向学的，确有人在。但是，身为教员而不读书者或者读书劲头不够，心有旁骛者，也决不乏人。现在有了郝平这一面镜子，摆在自己眼前，何去何从，每个人都会做出自己的抉择，也必须做出自己的抉择的。这是我的信念，也是我的希望。
这话说得远了一点，还是回头来，谈一谈郝平的《校史》，因为讲的是北大创办时期的历史，我为此书定名为《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得到了他的首肯。根据郝平自己对本书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本书的主要论点。为了叙述准确起见，我还是先做一个文抄公，抄一段郝平自己的话：“（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不仅仅是戊戌变法的产物，其根本原因应当追溯到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清王朝的失败引起仁人志士如林则徐、魏源和龚自珍等人的思考，并在全国掀起了一场维新思潮和洋务运动。同文馆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激起了康梁等进步力量要求政治改革的强烈呼声。京师大学堂既是这场改革的产物，又是自鸦片战争五十年来，人们不断探求救亡之路的最高要求。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历史过程。”郝平这个简短扼要的论述，其基础和根据就是大量的确凿可靠的原始档案资料。这些资料都写在本书中，用不着我来重复叙述。
郝平对资料的搜集付出了极大的劳动，他搜集得颇为齐全，分析得又极为细致，分析中时有新意，真令人想浮一大白。这些资料都是别人不甚注意的，更谈不到使用。郝平这样做的目的是追溯北京大学创办的起源问题，是研究北京大学校史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他发前人未发之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就是“从京师同文馆到京师大学堂”。他能自圆其说，他的这个看法是能够站得住脚的。
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这只能是北京大学创办起源的说法之一，不是唯一的一个。而且我们还不要忘记，不是先裁撤了同文馆然后创办京师大学堂，而是在京师大学堂创办以后才裁撤了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中的。同文馆是清政府为了办理洋务必须同洋人打交道，而打交道首先必须有懂外文的翻译人才，而建立的一所培养翻译的一种特殊的学堂，以后才逐渐增设了一些洋文之外的课程。同文馆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见其作用之所在。要勉强找一个来源的话，明代的四夷馆庶几近之。解放后原隶属外交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颇有类似之处。
我个人没有下过功夫研究北大的校史。可是我多少年以来就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我曾在许多座谈会上讲到过，也曾对许多人讲到过，曾得到许多人的同意，至少还没有碰到反对者。最近在《北京大学校刊》1997年12月15日一期上，读到萧超然教授答学生问，才知道，冯友兰先生也有这个意见，而且还写过文章，他的文章我没有读过，也没有听他亲口谈过。郝平书中讲到，北大前校长胡适之先生也有过完全一样的说法。我现在斗胆说一句妄自尊大的话，这可以算是“英雄所见略同”吧。
究竟是什么意见呢？就是：北大的校史应当上溯到汉朝的太学。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家，第一，中国尊重历史，寰宇国家无出其右者。第二，中国尊重教育。几千年来办教育一向是两条腿走路：官办和民办，民办的可以以各种名目的书院为代表。当然也有官办的书院，那就属于另一条腿。在办教育方面，多数朝代都有中央、省、府、县——必须说明一句，这三级随朝代的不同而名称各异——几个等级的学校。中国历代都有一个“全国最高学府”的概念，它既是教育人才的机构，又是管理教育行政的机构。这个“最高学府”名称也不一样。统而言之，共有两个：太学和国子监。虽然说，东汉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始设太学。但是“太学”之名，先秦已有。我在这里不是专门研究太学的历史，详情就先不去讲它了。晋武帝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始设国子学，北齐改为国子寺，隋又改为国子学。隋炀帝改为国子监。唐代因之，一直到清末，其名未变。
物换星移，沧海桑田。在过去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上，改朝换代之事，多次发生。要说太学和国子监一直办下去，一天也没有间断过，那是根本不能够想象的，在兵荒马乱，皇帝和老百姓都处于涂炭之中的情况下，教育机构焉能不中断呢？但是，最令我们惊异的是，这种中断只是暂时的，新政权一旦建立，他们立即想到太学或国子监。因此，我们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在将近两千年悠长的历史上，太学和国子监这个传统——我姑名之曰学统——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断过。不管最高统治者是汉人，还是非汉人，头脑里都有教育这个概念，都有太学或国子监这个全国最高学府的概念，连慈禧和光绪皇帝都不例外。中国的学统从太学起中经国子监，一直到京师大学堂，最后转为北京大学，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没有中断。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以上说的可以算是冯友兰先生、胡适之先生和我自己的“理论”或说法的依据和基础。我们在这里并没有强词夺理，也没有歪曲史实。研究学问，探讨真理，唯一的准则就是实事求是，唯真是务。我抱的正是这样的态度。我绝无意为北大争正统，争最高学府的荣衔。一个大学办得好坏，绝不决定于它的历史的长短。历史久的大学不一定办得好，历史短的大学不一定办得不好。无数事实俱在，不容争辩。但是，我也算是一个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事实如此，我不得不如此说尔。
按照目前流行的计算法，今年是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这在北大无疑是一件大事。在全中国，无疑也是一件大事。在这样吉祥喜庆的日子里，郝平同志把他这一部心血凝成的《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拿出来献给学校，献给全校的师生员工，献给遍布在全世界各地的，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做出了不同程度贡献的北大校友们，真可以说是锦上添花之举。我相信，这一部书一定会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的。
我在这里还想加上一段决非“多余的话”。我在很多地方都说过：中国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分子，他们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爱国主义。例子不用到远处去找，在我上面讲到的“学统”中，在北大遥远的“前身”中就有。东汉太学生反对腐朽的统治，史有明文，决非臆造。这个传统一直传了下来，到了明末就形成了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的：“使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来演变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北京大学创办以后，一百年来，每到中国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关键时刻，北大师生，以及其他大学的师生就都挺身而出，挽救危亡。五四运动就是最好的证明。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这一段历史占了北大百年历史的一半，北大师生爱国之心未曾稍减，此事可质诸天日，无待赘述。
现在距北大百年校庆只有四个月的时间了。据说今年从全国各地以及全世界各地回母校参加校庆的校友，数量将是空前的。这种爱校之心与爱国之心，完完全全是一致的，完完全全是相应的。这种心情与中国两千年来的知识分子——中国古代的士——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完完全全贯通的。它预示着我们伟大祖国未来的辉煌。
现在有两本书摆在全校师生，全体校友，全国和全世界关心北大的朋友们的面前：一部是郝平的《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一部是萧超然教授的《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前者告诉我们创业维艰，后者告诉我们照亮北大百年漫长道路上的星光。无前者则不会有后者，而无后者则前者也是徒劳无功的。两部书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整体，为我校校友增添了无量欢悦，为想了解北大的人提供了确实可靠的知识，真可以说是功德无量。
再过两年，一个新的世纪和千纪就将降临人间。我相信，我们北大全校同仁和同学，受到这一次校庆的鼓舞和激励，怀千岁之幽情，忆百年之辉煌，更会下定决心，乘长风，破万里浪，前进，前进，再前进，为我们伟大祖国再立新功。
1998年1月2日
《季羡林说北大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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