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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最经典、最权威作品，套装全8册、大陆首发
“阴阳一割，昏晓两分，抒情与评论不再收在一起。”《分水岭上》是余光中先生的第一本评论文集。
余光中先生的这本评论文集，虽为特殊场合而执笔，却十分认真写成。二十年后，作品仍然不失讽时的价值，显然经得起时光的浪淘，没有被文学史淘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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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书以《分水岭上》为名，表示在那之前，作者的文集常将抒情文与议论文合在一起，但从此泾渭分明，就要个别出书了。这本评论集，评析内容包含新诗、古典诗、英美诗、白话文、小说、综论等，虽为特殊场合而执笔，却十分认真写成。
检讨白话文西化的三篇文章，是有感于当日中文的时弊，不吐不快而一吐再吐的杞忧。二十年后，此弊变本加厉，变成了积弊，足见这些文章仍不失讽时的价值，值得仓颉的子孙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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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余光中 当代著名的散文家、诗人。一九二八年生于福建永春，因孺慕母乡常州，神游古典，亦自命江南人。又曾谓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
一生从事诗、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写作的四度空间。被誉为当代中国散文八大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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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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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诗
徐志摩诗小论
用伤口唱歌的诗人
——从《午夜削梨》看洛夫诗风之变
青青桂冠
——香港第七届青年文学奖诗组评判的感想
谈新诗的三个问题
古典诗
连环妙计
——略论中国古典诗的时空结构
星垂月涌之夜
重登鹳雀楼
三登鹳雀楼
英美诗
另一首致萧乾的诗
马蹄鸿爪雪中寻
苦涩的穷乡诗人
——R.S.托马斯诗简述
白话文
论中文之西化
早期作家笔下的西化中文
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
小 说
断雁南飞迷指爪
——从张爱玲到红卫兵带来的噩讯
红旗下的耳语
——评析金兆的小说
从逃避到肯定
——《毕业典礼》的赏析
综 论
分水岭上
选 灾
给抓到小辫子
横岭侧峰面面观
——论作品中词性之变换
诗的三种读者
亦秀亦豪的健笔
——我看张晓风的散文
缪思的左右手
——诗和散文的比较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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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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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水岭上》是我中年的评论杂集，里面的二十四篇文章都在1977年至1981年间写成；1981年4月由纯文学出版社初版，后来曾经三版，但是纯文学歇业后，迄未再印。二十多年后改由九歌接手重印，我这做母亲的总算把流落江湖的浪子又召回了一位。他如《焚鹤人》、《青青边愁》、《在冷战的年代》等等，也将一一召回。
书以《分水岭上》为名，表示在那之前，我的文集常将抒情文与议论文合在一起，但从此泾渭分明，就要各别出书了。在那以后我又出版了五本评论文集，其中的文章有的是自己要写的，不吐不快，有的是应邀而写的，包括编者邀稿，会议命题，或是作者索序。回顾这本《分水岭上》，也有这种现象。例如检讨白话文西化的三篇文章，就是有感于当日中文的时弊，不吐不快，而一吐再吐的杞忧。二十年后，此弊变本加厉，变成了积弊，足见这些文章仍然不失讽时的价值，值得仓颉的子孙参考。另一方面，像《亦秀亦豪的健笔》一篇，原为张晓风女士的新书《你还没有爱过》作序，这些年来竟成了学者与记者经常引述的“定论”，足见吾言不虚。这本文集九歌最近重印，作者在感言中竟说，重读我的旧序，仍然十分感动。作品要传后，评论同样也要经得起时光的浪淘。她的书，我的序，显然都没有被文学史淘走。这是多么可贵的缘分。
九歌将我的浪子一一接回家来，固然非常温馨，但是相应地我也要重校旧籍。目前我正在自校五百多页的《梵高传》，不由对吾妻我存叹说：“我就像一个古老的帝国，终将被众多的殖民地拖垮。”
为了抢救帝国，我存常在灯下戴起老花眼镜为我分担校对之劳。这本《分水岭上》有一半是她校的，另有一小半是维梁夜宿我家所接力。容我在此谢谢他们。
余光中 2009年5月14日于左岸
谈新诗的三个问题
从五四到现在，中国的新诗已经有六十年的历史，迄今名诗人已经很多，而大诗人仍然渺渺，论者每以新诗“成绩欠佳”来责备诗人。六十岁在人，已是花甲之年，但在文学史上，却不能算长。唐开国百年，才出现李、杜、王、孟、高、岑等大家：杜甫和高适、岑参、储光羲等同登慈恩寺塔的那一年，唐朝立国已有一百三十四年了。欧阳修开始写诗的时候，宋朝已有七十年的历史；等到王安石、苏轼出现，那就更晚。六十年来，我们的国势不比唐宋，诗的成就怎能直追前贤？
有人会说，尽管如此，为什么小说的成绩要比诗好？我想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小说的传统比诗浅，对后继者的压力和束缚也比诗小：相比之下，新诗对旧诗更是“突变”。第二，旧小说用白话文已成传统，新小说发轫之初，在语言上只是“渐变”。新诗用白话文，在语言上和旧诗不能衔接，在格律上要挣脱旧诗，又要引进外国形式，一时难以调整。第三，在古代，写诗是读书人必具的修养，进可以应科举，退可以怡性情、酬知己；但在那时，写小说和写戏曲一样，都是儒者闭门自娱的小道，不登大雅之堂，而小说作者也多是失意的文人。但是到了现代，小说取得了正宗的文学地位，稿费又高，市场又大，不但成为报刊争取的对象，更有征文重奖加以鼓励，即使电影电视，也不能完全取代它的地位。
中国的新诗发展至今，出现了不少问题，致使论者与作者辩论不休，争而不决。这中间，有的是纯文学的问题，有的还涉及政治意识，更形复杂。以下且就三个最迫切的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是大众化的问题。论者往往指责新诗，说它孤芳自赏，不够大众化，长此以往，中华恐成无诗之国。其实六十年来的新诗固然不够大众化，但是黄遵宪、苏曼殊以来的旧诗又何曾大众化呢。有五百年来第一人之誉的陈散原，似乎也没有多少读者。真正称得上大众化的，还是唐诗宋词之类。老实不客气地说一句，政治进入民主，教育兼重文理，传播工具商业化之后，儒家的诗教，蔡元培的美育等等已经不能维持——真正大众化的诗，既非李杜，也非徐志摩，更非陈散原，而是流行歌。此所以大陆三十年来的“诗教”，抵不住邓丽君的一匣录音带。
大诗人也不见得就能大众化。以李白而言，“床前明月光”固然人人会背，但是《襄阳歌》、《梁甫吟》之类又有多少解人？杜甫的《春望》、《登岳阳楼》等固然脍炙人口，但是《壮游》、《遣怀》一类较长较深的作品，也不见得怎么大众化。苏轼的名句，像“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都已变做成语，流行自不待说，但是像“不减钟张君自足，下方罗赵我亦优”之类的作品，又有几人能懂？同样地，诗经的句子很多已成后世的成语，楚辞则绝少此种现象。
一般人口中的大众化，往往只指空间的普及，而不包括时间的持久。其实真正的大众化应该兼顾两者，不但普及，还要持久。畅销书往往一时普及，但十年百年之后，便已湮没无闻，那样的大众化是靠不住的。例如王渔洋在清初，诗名满天下，曾在大名湖赋《秋柳》诗，和者数百人，但三百年后，谁也不记得那首诗了。反之，李贺生前虽少知音，但迄今千余年，他的作品仍持久不衰，甚至知音日众。又如梵高，生前只有三五知己，画都卖不出去，身后却家喻户晓，名重艺坛。诗之大众化，有时隔世始显：杜甫号称诗圣，但今传唐人所选唐诗九种，只有一种载录杜诗。直要等到北宋中叶，杜诗才“大众化”起来。
大陆的文艺最爱讲大众化，但是江青揠苗助长的那些“小靳庄”诗歌，现在恐怕已随她的样板戏销声匿迹了吧。我认为让所谓无产阶级也来写诗作文，本无害处，但要自发自然，像“帝力于我何有哉！”那样的民歌才算天真可爱，否则即使是农民写的，却一味忆苦思甜，颂德歌功，岂不成了新式的“应制诗”？所以那些诗，只能当做政教合一的工具，写字造句的练习，不能美其名曰文艺。那样的东西只能当做“政治运动的消耗品”，用完便丢，绝不耐久。那样的大众化，只有大众，没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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