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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张贤亮是中国第一个写性的，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劳改队的……
他是著名作家，是成功商人，在新时期文学领域影响最大、争议最多；
他是著名书法家，本书由他亲笔题名；
独领风骚的“伤痕文学”，独树一帜的“反思智慧”，源于苦难的“思想活水”，心系家国的“时代呐喊”——张贤亮三十年小说、散文佳作全面收录，最值得收藏的权威珍藏本
张贤亮经典语录：
凡是名人都有在一段黑暗的矿坑里骂醒的经历。他孤独，他没有原著，他的前途仅仅是一点微光。只有当他历尽千辛万苦在洞口站起来，他才有资格说：“我是一个大写的人！”
贫穷与富裕相比，更能使人堕落；绝对的贫穷造成绝对的堕落！
世界如果没有女人便不成其为世界，如果我在摇篮中发现这个世界没有女人，我一定在摇篮中自我窒息而死。
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这些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已经逐渐替代了那些看起来颇为吸引人而实际上是反科学的空洞理想。
我们的“超前消费”如果仅指商品而言还不可怕，令人担忧的是人生命的“超前消费”。
黑暗真是一个奇妙的境界：在黑暗中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说。不是假话害怕阳光，而是真话害怕阳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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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套书全十册：短篇小说卷《灵与肉》；中篇小说卷《绿化树》、《浪漫的黑炮》；长篇小说卷《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的菩提树》、《男人的风格》、《一亿六》；散文卷《心安即福地》、《美丽》、《小说中国》。
本套丛书是迄今为止，收录最全的张贤亮作品集，基本涵盖了张贤亮自1979年重新执笔以来，所创作的全部小说代表作和相当一部分散文佳作。作为新时期影响最大、最受争议的作家，他是勇闯“文学禁区”的先行者，他个性独特、风格多变的文字，他塑造的人物形象，他对“文革”的描写与反思，他对“改革开放”的深层剖析……像一面面反射镜，还原出每一个时代的本来面目，其充满思辨力量的行文给无数读者带来了智慧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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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贤亮
1936年生于南京，江苏盱眙县人。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即开始文学创作，1955年从北京移民至宁夏，先当农民后任教员。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发表诗歌《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押送农场“劳动改造”
长达22年。1979年重新执笔创作小说、散文、评论、电影剧本，成为中国当代重要作家之一。1993年在宁夏银川市郊创办镇北堡西部影城，现为其董事长。
代表作品有《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绿化树》《浪漫的黑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一亿六》等。曾三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有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其作品被译成30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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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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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小说卷
《灵与肉》普贤寺
夕 阳
陇上秋色
初 吻
邢老汉和狗的故事
灵与肉
肖尔布拉克——一个汽车司机的故事
临街的窗
无法苏醒 ；
中篇小说卷
《绿化树》绿化树
龙种
河的子孙
《浪漫的黑炮》浪漫的黑炮
土牢情话
青春期
早安！朋友
长篇小说卷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习惯死亡
《我的菩提树》个人的命运自己很难预料，世界上每个人都面对着黑暗。
小说中国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男人的风格》
第一章 命运的弹指声
第二章 原来这里没有一点罗曼蒂克
第三章 我是程砚秋
第四章 孙玉璋市长
第五章 在公园长椅上开的市委碰头会
第六章 城市白皮书
第七章 “杯酒释兵权”
第八章 一个城市的诞生
第九章 龙舌兰要开花了
第十章 标准答案
第十一章 婚姻线与爱情线
第十二章 爆 炸
第十三章 他已经把巨人神仙和公主忘记了
第十四章 小说中的小说
第十五章 那是多么美好的岁月
第十六章 “甜蜜的女人”
第十七章 市委书记圆舞曲
第十八章 伏尔龚斯卡雅公爵夫人
第十九章 香香要跳迪斯科
第二十章 风
《一亿六》
散文卷
《心安即福地》
第一辑 北欧随感
“维京”的后代
金发碧眼的董仲舒
思索和表现人生的艺术
没有被遗忘的角落
从照顾残疾人说开去
天涯若比邻
文学的殿堂在股票市场的楼上
“文化大革命”与北欧
“铁骑士”、“滂克”、“自由城”
第二辑 创作杂谈
访英问谈
小说的公式
小说规律
我的倾诉
对生命的贪婪
我眼中的女作家李东东
追求智慧
睡前絮语
谈俄罗斯文学
变形语言的审美享受
第三辑 生活点滴
我应该有所表示
何为我“本命”？
对一种负疚的分析
消遣的方式
大话狗儿
排泄与喧嚣
玉 缘
作家出游
夜 歌
羊杂碎
丫头?婆姨
我与《朔方》
美丽的眼睛
心安即福地
第四辑 寻“根”情怀
野鸟原音
发疯的钢琴
悼“外公”
老照片
故乡行
父子篇
随风而去《美丽》第一辑 文人参政
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
我的态度
“三个代表”拓展了中国的未来
参政议政应有一定的前瞻性
加强地方人大、政协在地方政治生活的作用
“公务员法”中应增添家庭财产及收入定期申报条款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
拖欠民工（员工）工资应受法律惩罚
建设文化大国
中国文化产业概谈
西部吸引人才应有新思路新办法
莫让孔雀东南飞
发展职业教育，树立多途径成才观念
关于筹建“文革”博物馆的提案
“不可说”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应该是有传承性的、兼容并蓄包罗万象的系统
第二辑 文人经商
“文人下海”
宁夏有个镇北堡
出卖“荒凉”
西部企业管理秘笈
“全盘推出，闪亮登场”
关于文化产业及宁夏旅游的汇报提纲
第三辑 “文革”回想
今日再说《大风歌》
美 丽
第四辑 文人观点
也谈“小人”
参与、逃避和超越
中国土著的廉政观
透视中国人的英雄观
雨?天话语
国际接轨第一功
《小说中国》
第一章 统治者的宝典
第二章 “红地毯”
第三章 “改造”共产党
第四章 国民素质“乐观”录
第五章 呼唤“精神贵族”
第六章 “实事求是派”
第七章 干部素质忧思录
第八章 给资本主义“平反”
第九章 重建个人所有制
第十章 在世纪末展望中国未来
《小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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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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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小说卷
《灵与肉》
罗和很多善男信女坐在普贤寺前的一级级台阶上。过往行人还以为他们是一群游客在那里憩息。天天总是这一群人，天天总是默默地坐着，早晨来，傍晚散，像上班一样，于是就有好事者打听，渐渐市民们才知道，原来是一群佛教徒在请愿。普贤寺前有一个公共汽车站，站名就叫“普贤寺”，先是上下车的乘客围观片刻，后来闲散的人越聚越多，围在周围像看耍把戏，本来很幽静的普贤寺一下子热闹起来。可是时间长了，观众见这群人既不举标语牌，又不喊口号，连传单也不发一张，只是静静地坐在台阶上，渴了喝水，饿了吃饭，有尿撒尿，有屎拉屎（自行车棚旁边有个收费的公共厕所，一个老太婆管看车子带打扫厕所，很干净的），和别人没有两样，请愿人堆里又没有一个美女俊男，全是老头老太婆，兴趣也就淡了。
普贤寺其实已经不是一座寺庙，大门上虽然高悬着斑驳的牌匾，上有乾隆皇帝的御笔——“普贤寺”三个字，里面却是响当当的政府机关，门外两边的红柱上挂着几块白底黑字的机关标牌。原先解放军围城的时候，和尚就跑光了，大雄宝殿和配殿里所有的菩萨及楹联，全被驻在寺里的一连国民党兵搬下来烤了火。那个连长后来被俘，后来又劳改了十几年，被整得死去活来，后来又在离普贤寺不远的市郊农村当农民，娶妻生子。前不久，那个村子忽然被划成“高新技术开发区”，村民们一下子因地致富，烧菩萨的连长有了钱，据说也皈依了佛教。大千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
普贤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隋朝。建了毁，毁了建，断断续续到民国，一直是本市一处名胜，骚人墨客吟哦的对象。解放军进城后，庙里既然没有了和尚，新政权就住进来了。四十年来，换过不同的机关，有几年是财政局，有几年是民政局，甚至气象局都在里面办过公。到“文化大革命”，这里还曾是造反派的司令部，闹出了一场全国有名的武斗，很轰轰烈烈过一番的。以后政府机构增多，又挤进来好几个单位，譬如新成立的环保局、物价局什么的。可是，那些单位的头头，包括造反派司令，都没想到把大门上方那块“普贤寺”的牌匾摘掉。这样，市民仍然把这块地方叫做“普贤寺”。政府开始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后，佛教协会就要求重修普贤寺。佛教协会简称“佛协”，影响很大的，也有钱，比靠政府拨款维持的什么“作协”、“科协”富得多。自地方到全国的政协会议，还不断提出提案，从文化、历史、旅游、宗教政策、海内外影响各个方面，支持“佛协”的要求，呼声很高，但住在里面的所有单位都不愿意搬出去。奇怪的是这个地方的“气场”好，气功在机关干部中普及以后，在这里办公的干部都觉得一来上班就“得气”。工间休息时，大院中间两棵宋代的古柏周围就围满了人，男男女女都作“骑马蹲裆式”，伸出两掌朝着古柏发功，如同电影《少林寺》中的一个场景，很壮观的。收了功，干部们再接着办公仿佛就精神焕发了。市政府也不同意把这所院子交给“佛协”，市里财政紧张得要命，发工资都勉为其难，要搬迁四个局级机关谈何容易！也正因为这个城市的财政一向没有好过，所以大院里从没盖新房，还是寺庙的建筑格局，干部们都挤在庙里办公，大雄宝殿被隔成几间，做几个局长的办公室，因此，干部们常开玩笑地把上班不叫上班，说是“去当和尚”。
既然建筑格局没有变化，要改成寺庙，把干部换成菩萨就行了，“佛协”就有了充足理由，再加上有官方的人在幕后支持，所以更振振有词。市政府和“佛协”双方僵持了好几年，终于发生了今天佛教徒们来静坐请愿的事情。
普贤寺，确切地说是几个机关的门口，忽然来了一群人坐着不走，刚开始，干部们还很厌烦，可是这些人很和气的，人堆中间还有意留出一条通道，并不妨碍人进进出出，临走时把门前打扫得比里面的院子还干净，地上连瓜子皮都没有，干部们也就和请愿者相安无事了。其实，有几个请愿者是就在这里上班的干部家的老人，他们和儿女一起上班，一起下班，有一位老人的儿子还是环保局的办公室主任，门口的请愿者能喝到茶水，用滚烫的开水泡方便面，就靠这层关系。日子长了，两边的人都熟悉了，即使在别处见了面也打招呼的。
罗是“佛协”的侯先生叫来请愿的。侯先生是罗的接引人，侯先生说罗有宿根，一看就知道罗的本质淳厚。罗虽然在大学里学的是化学同位素专业，可是一辈子不能学有所用，是化工局的一个“万金油”干部，后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却也给他评了个工程师职称，刚评上工程师，组织上又说他年龄到了，就叫他退休。退休以后，一个人待在家里无事可干，也学别的老人天天到公园打太极拳。侯先生先是在公园给人教太极拳，气功流行了又教气功。罗学太极拳很认真，学气功也很专注，差点走火入魔，整天好像有顶帽子箍在脑袋瓜上。侯先生说是因为他太执著了。做什么事都要“破执”，太执著了反而不好，就不让他再练功，引导他学佛。从太极拳到气功再到信佛，是随着政策一步步开放的程度，走体育（太极拳）——科学（气功）——宗教（佛教）的路子的。中国的事情全是按这样的逻辑发展的，可惜没人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这种现象，其实这里面的学问很大。侯先生为了帮助他“破执”，治他脑袋瓜发闷的毛病，先教他诵《心经》。那册《心经》有白话文解释。罗拿回去正襟危坐地在灯下翻开，读着读着便潸然泪下了。
罗觉得读了《心经》，别的经论似乎都不用读了。“五蕴皆空”四个字，像是给他的当头棒喝，一棍子把他打醒了。他的流泪，并非由于得道的欣喜，却是因为一个“空”字，使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想想自己一辈子，组织上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别人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说他浑浑噩噩也好，说他忠诚老实也好，反正他就是这么过了六十多年的。读了《心经》，他第一个感觉就是自己的肉身原来真正是一副臭皮囊，不仅皮囊里面空空的，一辈子也是空空的，根本没有干过什么事情，碌碌无为，年华虚度。解经的白话文引用《圆觉经》上的话说，“一切世界设满中水，水上有板，而板有孔。有一盲龟，于百岁中，乃一举头，欲值于孔，斯亦甚难，求索人身，甚难甚难！”是的，求得做个“人”，而不做羊、不做牛、不做马，竟如此之难，那么自己有了一副“人”的好身坯，又干了些什么呢？
他向侯先生请教，侯先生赞他问得好。这正是他有宿根的缘故呀，前辈子没有作过孽，所以今生从未“贪、嗔、痴、慢、疑”过，他才是一个真正有福的人啊。什么是“福”呢？“平安即福”是也！于是，他也觉得自己虽然没有什么成就，比起他人来却也没有受过大罪。在机关工作了几十年，亲眼看到被拉去批判斗争，劳改劳教，妻离子散的人，掰着指头也数不清楚，自己居然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都莫名其妙地从边缘滑了过去，不是福是什么？从此他更加感谢上苍，谨小慎微了。心一平，气一和，即使还算不上什么“开悟”，脑袋瓜子里的气果然化解了，清醒了许多。所以，有一天侯先生跟他说，佛的法力无边，但要学法还要有个道场，有了道场，才可以度更多的人脱离苦海，普贤寺本来就是座庙，千百年来都是供佛礼僧的地方，后来被机关占用了，要机关撤出去，政府还拖着不办，咱们只好到庙前坐着，催政府赶紧落实政协的提案。侯先生现在是市“佛协”的理事，罗总是很听领导的话的，于是也就来了。
头两天罗还有点不好意思，第一次在大庭广众面前亮相，被众人指指点点地议论，脸上不由自主地发烧，来是来了，却总是把头埋在膝盖中间。不久，看见别的老人都理直气壮的，意气风发的，任凭别人怎么说，全都岿然不动，信净土宗的数着念珠默诵佛号，旁若无人；信禅宗的老头老太，平时在家也很寂寞，现在有机会聚在一起，一个个谈笑风生，很有意思的。尤其是环保局办公室主任的老爸，提着水壶不断地跑进跑出，到散场时，又抱出一大捆扫帚分给大家，别的请愿的人都坐在地上，唯独他端个板凳，跷着二郎腿高高地坐在大门口，傲然四盼，很神气的，不由得令他暗暗羡慕。看，人家是怎么活的！后来，来看稀奇的观众也没有了，他也就更轻松了，完全融入请愿者之中。
普贤寺前一溜长得很粗大的槐树，这时正槐花盛开，一片雪白，花影浮动，暗香四溢。他和梅就是在这时候认识的。梅，人家叫她梅老太。当他渐渐抬起头后，才发觉他前面的台阶上坐着这么一个老妇人。一次，他泡方便面的搪瓷缸子滚了下去，刚好滚到梅老太身边，梅老太回头朝他一笑，替他拾起来，还用一块细白的手巾仔仔细细擦干净，才交到他手上。他慌得连“谢谢”两字也忘了说。说来惭愧，这一辈子好像也没人这么关心过他，替他擦餐具。梅见他老带方便面来，顿顿泡方便面吃，便劝他说方便面不可多吃，那里面有化学成分的东西，吃多了会致癌的。他就是学化学的，知道有的物质会致癌，有的不会致癌，不是所有的添加剂都致癌的，但他也觉得梅的话对，马上对方便面产生了反感。可是除了方便面，又没人给他做别的食物带来，只好换成买饼干。梅又说饼干太干了，总吃饼干没营养的，于是把她带来的馍馍请他吃，还有自己家腌的小咸菜。罗尝了小咸菜，味道果然好极了，咸淡适中，略带甜味，还有一股清香。罗连声赞好。梅很高兴，笑着说以后你就别带吃的了吧，吃我的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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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卷
《绿化树》
大车艰难地翻过嘎嘎作响的拱形木桥，就到了我们前来就业的农场了。
木桥下是一条冬日干涸了的渠道。渠坝两旁挺立着枯黄的冰草，纹丝不动，有几只被大车惊起的蜥蜴在草丛中簌簌地乱爬。木桥简陋不堪，桥面铺的黄土，已经被来往的车辆碾成了细细的粉末。黄土下，作为衬底的芦苇把子，龇出的两端参差不齐，几乎耷拉到结着一层泥皮的渠底，以致看起来桥面要比实际的宽度宽得多。然而，车把式仍不下车，尽管三匹马呼哧呼哧地东倒西歪，翻着乞怜的白眼，粗大的鼻孔里喷出一团团混浊的白气，他还是端端正正地坐在车辕上，用磕膝弯紧夹着车底盘，熟练地、稳稳当当地把车赶过陷阱似的桥面。
牲口并不比我强壮。我已经瘦得够瞧的了，一米七八的个子，只有四十四公斤重，可以说是皮包骨头。劳改队的医生在我走下磅秤时咂咂嘴，这样夸奖我：“不错！你还是活过来了。”他认为我能够活下来简直是个奇迹，他有权分享我的骄傲。可是这几匹牲口却没人关心它们。瘦骨嶙峋的大脑袋安在木棍一般的脖子上，眼睛上面都有深窝。它们使劲时，从咧着的嘴里都可以看到被磨损得残缺不全的黄色牙齿。有一匹枣红马的嘴唇还被笼头勒出了裂口，一缕鲜红的血从伤口涔涔流下，滴在车路的沿途，在一片黄色的尘土上分外显眼。
但车把式还是端坐在车辕上，用一种冷漠而略带郁悒的目光望着看不见尽头的远方。有时，机械地晃动一下手中的鞭子。他每晃动一下，那几匹瘦马就要紧张地抖动抖动耳朵。尤其是那匹嘴唇破裂了的枣红马更为神经质，尽管车把式并不想抽打它。
我理解车把式的冷漠和无动于衷：你饿吗？饿着哩！饿死了没有？嗯，那还没有。没有，好，那你就得干活！饥饿，远远比他手中的鞭子厉害，早已把怜悯与同情从人们心中驱赶得一干二净。
可是，我终于忍不住了，一边瞧着几匹比我还瘦的牲口，一边用饥荒年代的人能表现出来的最大的和善语气问他：
“海师傅，场部还远么？”
他分明听见了，却不答理我，甚至脸上连一点轻蔑的表情也没有，而这又表示了最大的轻蔑。他穿着半新的黑布棉裤褂，衣裳的袢纽很密，大约有十几个，从上到下齐整的一排，很像十八世纪欧洲贵族服装上的胸饰。虽然拉着他的不过是三匹可怜的瘦马，但他还是有一种雄豪的、威武的神气。
我当然自惭形秽了。轻蔑，我也忍受惯了，已经感觉不到人对我的轻蔑了。我仍然兴致勃勃。今天，是我出劳改队走上新的生活的第一天，按管教干部的说法是，我已经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没有什么能使我扫兴的！
确切地说，这只是到了我们前来就业的农场的地界，离有人烟的居民点还远得很。至少现在极目望去还看不见一幢房子。这个农场和劳改农场仅有一渠之隔，但马车从早晨九点钟出发，才走到这里。看看南边的太阳，时光大概已经过中午了吧。这里的田地和渠那边一样，这里的天更和渠那边相同，然而那条渠却是自由与不自由的界限。
车路两边是稻田。稻茬子留得很高。茬口毛茸茸的，一看就知道是钝口的镰刀收割的。难道农场的工人也和我们一样懒，连镰刀也不磨利点？不过我遗憾的不是这个，遗憾的是路两边没有玉米田。如果是玉米田，说不定田里还能找出几个丢失下来的小玉米。
遗憾！这里没有玉米田。
太阳暖融融的。西山脚下又像往日好天气时一样，升腾起一片雾霭，把锯齿形的山峦涂抹上异常柔和的乳白色。天上没有云，蓝色的穹窿覆盖着一望无际的田野。而天的蓝色又极有层次，从头顶开始，逐渐淡下来，淡下来，到天边与地平线接壤的部分，就成了一片淡淡的青烟。在天底下，裸露的田野黄得耀眼。这时，我身上酥酥地痒起来了。虱子感觉到了热气，开始从衣缝里欢快地爬出来。虱子在不咬人的时候，倒不失为一种可爱的动物，它使我不感到那么孤独与贫穷——还有种活生生的东西在抚摸我！我身上还养着点什么！
大车在丁字路口拐了弯，走上另一条南北向的布满车辙的土路。我这才发现其他几个人并不像我一样呆呆地跟着大车，都不见了。回头望去，他们在水稻田后面的一档田里低着头寻找什么，那模样仿佛在苦苦地默记一篇难懂的古文。糟糕！我的近视眼总使我的行动非常迟缓。他们一定发现了可以吃的东西。
我分开枯败的芦苇，越过一条渠，一条沟，尽我最大的力气急走过去时，“营业部主任”正拿着一个黄萝卜，一面用随身带的小刀刮着泥，一面斜睨着我，自满自得地哼哼唧唧：
“祖宗有灵啊——”
“祖宗有灵”是劳改农场里遇到好运道时的惯用语。譬如，打的一份饭里有一块没有溶化的面疙瘩；领的稗子面馍馍比别人的稍大；分配到一个比较轻松而又能捞点野食的工作；或是碰着医生的情绪好，开了一张全休或半休的假条……人们都会摇头晃脑地哼唧：“祖宗有灵啊——”这个“啊”字必须拖得很长，带有无尽的韵味，类似俄国人的“乌拉”。
我瞟了一眼：他手中的黄萝卜不小！这家伙总交好运道。“营业部主任”也是“右派”，但听他诉说自己的案情，我却觉得他不应属于“右派”之列，似乎应归于“腐化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一类才恰当。他自己也感到冤枉，私下里说是百货公司为了完成“反右”任务，把他拿来凑数的。当在“生活检讨会”上，他知道我的高祖、曾祖、祖父、外祖父都是近代和现代的稗官野史上挂了名的人，父亲又是开过工厂的资本家时，会后曾悄悄地带着羡慕的口气对我说：
“像你，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右派’哩！浪过世面，吃过香的喝过辣的！像我，从小要饭，后来当了兵，他妈的也成了‘资产阶级右派’！熊！哪怕让我过一天资产阶级的日子，再叫我当‘右派’也不冤哩……”
可是，他并没有从此对我态度好一点，相反，还时时刻刻带着一种刻骨的嫉恨嘲讽我，以示他毕竟有个什么地方比我优越。他年龄比我大得多，比我更为衰弱，一脸稀疏肮脏的黄胡须，鼻孔常常挂着两条清鼻涕。他不敢跟我斗力，却把他的外援和好运道在我面前炫耀，以逗引出我的食欲和馋涎。他知道这才是最有效的折磨。我对他也有一种直觉的反感，老想摆脱他却摆脱不了。因为都是“右派”，分组总分在一起。这次释放出来，他也由于家在城市，被开除了公职，又和我一同分到这个农场就业。
这是一块黄萝卜田。和青萝卜田不一样，黄萝卜田里是没有畦垅的，播种时就和撒草籽似的撒得满田都是。撒得密的地方黄萝卜长得细小，挖掘的时候难免有遗漏下的。但这块田已不知被人翻找了多少遍，再加上地冻得梆硬，我蹲在地上用手指头抠了许多有苗苗的地方也没找到一个。
“营业部主任”刮完了泥，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和嚼冰糖一样把萝卜嚼得嘎巴嘎巴响，有意把萝卜的清脆、多汁、香甜用响亮的声音渲染得淋漓尽致。
“这萝卜好！还不糠……”他趁咽下一口时，这样赞扬。
这种萝卜只有在田被冻得裂了口的裂缝中才能抠得出来。我是有经验的。我又顺着裂缝细细地寻找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那必须是裂缝中恰恰有个黄萝卜，也就是说恰恰有个遗漏下的萝卜长在裂缝中，可想而知，这样的概率非常非常之小。“营业部主任”的好运道就表现在这里！
然而我今天却毫不气恼。我站直腰，宽怀大度地带着勉强的微笑从他面前走过去，斜斜地抄条近路去追赶那辆装着我们行李的大车。
《浪漫的黑炮》
有人以为写小说很困难，以为这种脑力劳动一定有什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诀窍，或是绝对地需要天才，需要灵气，需要超于常人的想象力。其实不然。生活中随时随地都是故事，几乎能俯拾即得。你看看，这条大马路上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地走着的芸芸众生，有的悠闲自在，有的兴致勃勃，有的东张西望，有的目不斜视地埋头赶路，有的成双成对地勾肩搭背、旁若无人地溜达……还不说那些骑自行车的、坐在电车上的、站在公共汽车上的和靠在小轿车舒适的沙发上的许许多多人了。你只要盯住这成千上万人中的任何一个，如果你有一股钻劲，有一股韧性，有一副不刨到根、不盯到底绝不罢休的执拗脾气，那么，你一定会从这个人身上得到一个甚至若干个有趣的故事。你把他的事和围绕他展开的事原原本本地照实记录下来，就是小说了。
困难的是，你要学会钻到这个人心里去的本领，就像孙悟空能钻到铁扇公主的肚皮里去一样。铁扇公主心里的念头一动，孙悟空马上就能知道，不上她的当。当然，写小说的人和被描写的人之间不存在什么上当不上当的问题，但道理却有相同之处。一则是，没有心理描写，你的文章就不叫小说，而是新闻报道了；并且，写人物的行为却不写行为的动机，有时会使读者莫名其妙。你把人物那最隐秘的心理，那一霎间的闪念写出来，才会使你的小说较为生动，较有情趣。二则，你要是钻到他或她的肚皮里去，你就会发现，那里面隐藏的东西要比他或她外表表现出来的东西丰富得多，有趣得多。老实说，故事多半是从那里开始的，而不是从你眼睛能看到的表情行为上开始的。
比如说吧……好！我们就从那家电影院门口的青年男女中找出一对做例子。你看，那人群里穿着打扮得最时髦的一男一女，亲亲热热的，看样子还没有结婚。现在，他们出了电影院，女的主动地挽起男青年的胳膊，把全身重量的一半靠在他的身上，朝旁边的水果店走去。他们的面孔也像那水果店里的苹果，成熟的幸福全部洋溢到外表上来了。但是，且慢，如果我们钻到他们心里去，你就会发现：那女的痴痴呆呆地什么都没有想，只一个劲儿地沉浸在毫无逻辑的快感里；而那男的却一门心思地想着刚刚看的那部电影中的女演员。他心里说：“假使靠在我身上的不是她，而是她，那该多么好！”对他身边这位傻姑娘的亲昵，他已经感到有点不舒服了。
这还是看得见的一对。现在我们再把目光转到别处去。好，我们就在公共汽车里来找吧。幸好这趟车不挤，人人都有座位。你看，坐在左边位置上的那个男人，和坐在右边位置上的那个女人，年纪都有三十多岁。他们隔着通道分开坐着，显然并不认识。女的打扮得很朴素大方，像个机关干部，面庞清秀，有一对颇能传情的大眼睛，但眉间有几丝不易觉察的细纹，看来她的婚姻遭遇过不幸。那男的一看就知道是个教员或技术人员，外表斯斯文文，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他们俩在汽车的摇来晃去中不时地相互瞥那么一眼，每一瞥不超过一秒钟。好，让我们这时钻到他们心里去吧。原来，他们两人此刻都非常渴望认识对方；他们两人在不时的一瞥中，从外表表现出的内在气质上，都发现了他是她以及她是他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人。他们之间有种无形无影的生物电的磁场，有一种歌德称之为“亲和力”的东西，有一种心灵的感应，使他们彼此都觉得他们能非常和谐、非常亲密地在一起生活一辈子。“是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暗暗地企盼的仅仅是一件事——幸福的艳遇。”流亡巴黎的俄国作家、后来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伊凡?阿历克谢耶维奇?蒲宁，就写过许多在路上、在餐馆里、在轮船上偶然相识，而演出了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的短篇小说，如《中暑》、《三个卢布》、《在巴黎》等等。上面那句话就摘自《在巴黎》这篇绝妙的小说。然而，这可怜的一对却没有能继续演下去，公共汽车在一个站上停下了，女的站起来，用一种很坚定的步子，绝没有一丝顾盼地走下汽车。其实她这种坚定正掩饰着内心深沉的惆怅与惋惜。正如蒲宁写的：“可结果呢，却空等了一场……”而他和她的面容，将长久地印在她和他的脑海里。
你看，这有趣没有趣？
好，现在我们再把目光投向那些坐在小轿车里的人物。就说这辆从我们身边飞驰过去的“丰田”吧。那后面的沙发上坐的是一位省级干部，身躯微胖，四方脸盘，眉宇之间都显出一派“汉官威仪”。他要去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议，讨论重新划分几个专署的行政区。如果我们钻到他心里去，你就会发现他这时的心思并不在那个什么会上，而是在想一个古老的笑话。这个笑话是这样的：过去有两个毗邻的县官，为了划分自己的管辖范围，约定好第二天早晨从自己的衙门开始，不坐轿，不骑马，徒步相对而行，他们在哪里碰到，哪里便是他们的县界。一个县官天没亮就爬起来跑，另一个县官直睡到日上三竿才醒来，等他穿好衣裳急急忙忙出了衙门，正好在县城门口迎面碰上那个赶夜路的县官。于是，这个睡懒觉的县官的权力只能到他的城门口为止，城关以外的大片土地、众多百姓都由那个县官统治了。这位领导干部在想：用这种办法来解决行政区域的划分倒不错，省得旷日持久地在会上争争吵吵。他虽然是那个会议的主持人，却对那个会厌烦了。
我们再看另一辆小轿车，就是那辆黑色的“伏尔加”。坐在里面的是一位外贸部门的高级干部。他从这个城市一家最大的饭店出来。那家饭店是一般人有钱也不能问津的。他刚宴请完几位外商。吃的菜，喝的酒，席面的规格和服务的质量，我们用“高级”两个字来概括就行了。可是你要钻到他的肚皮里去，你就会知道，他表面上虽在剔牙，仿佛陶醉在酒足饭饱里，但心里想的既不是昨天签订的那项合同，又不是刚吃的那桌酒菜，却是他妈妈在他上中学时每个星期天给他烙的锅盔。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初，县城的中学没有食堂，住校的农村学生每星期要往学校带一包袱干粮，在六天当中顿顿就着白开水吃。他在想，要是时光能够倒转，让生活重新开始一次多么好啊！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就成了未卜先知的人了，可以少犯甚至不犯错误，抓住许多别人不能发现的时机，到他这个年纪，至少当上党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了！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假如你有兴趣，我们不妨实验一下。你就在这条大街上随便挑选一个人，不要挑我们刚刚看见的红男绿女，也不要选那些坐在小轿车里的人物，因为实验必须用最一般的材料来进行，所以你最好挑一个最平常的、最普通的、最不起眼的人来，让我们盯住他，试试看能不能随着他的行踪写出一篇有趣的小说。
长篇小说卷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也许我过去见到过她而没有留意，也许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她。总之，这一次，她却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两个月前，我从大组被抽调出来，去管水稻田。在劳改队里，我是大组长，调到田管组，我仍然是田管组组长。调我出来的王队长，一个本地干部，农民出身的小老头，吸着自卷的喇叭筒对我说：“调你出来当组长，是领导对你的信任。熊！那十二个人可难管！人人都能干，人人都一身毛病。你婊子儿要能把那十二个家伙管好，出去就能当管千儿八百人的厂长了。”
当时，他蹲在高高的斗渠坝上，我刚从灌满一农渠水的渠口中上来，光着脚站在他面前。他似乎还想说什么，然而终于没有说，只是一门心思地吸烟。布满皱褶的干瘦的小脸上，显出一副沉思的神情。我当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知道这是任何一个劳改干部在单独对某一个劳改犯人布置特殊任务时，都必须显露的神情。沉思的神情表示着严肃，而严肃又表示了他与你之间那不可逾越的界线。这种神情还表示了他的布置是慎重的、是经过反复掂量的，甚至是翻着你的档案材料由更高一层的集体讨论所决定的，同时，也说明了这个任务的重要。文化程度不高的、不善于言辞的干部，常常用沉默来引起你对他只言片语的重视。默默无言，倒会使你意识到：从此，由于这种“信任”，你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并且，又由于这不仅仅是对你的一般性改造，而是加倍的改造，所以往往能使你获得立功受奖以至提前释放的机会。因而，这又往往是你一生命运的关键。
他装模作样的沉默中藏有他所能表示的善意，我理解。
他蹲在渠坝上面吸烟，我站在渠坝下面交替地捯着脚，用脚底板搓着光光的脚背。水稻刚播下地的时候，蚊子还没有出世，但成群的“小咬”集结成团，一拥而上，会叮得人心烦意躁。这种比一粒沙尘还微小的飞虫，能钻到人的耳朵里、眼皮里、脖颈里、腋窝里、头发根里、裤裆里……简直是无孔不入。让它叮一下，皮肤上即刻就会肿起一个比它大几百倍的包。我一面搓着脚，一面挥着臂，手舞足蹈地仰面看着这位队长。
然而他还不说话。他穿着线袜，戴着帽子，手里又拿着烟，他有一整套防备“小咬”的设施，因此他并不着急走。大队已经走得很远了。高高的斗渠坝的尽头，就是那渠水拐弯的地方，几株粗大的柳树下面，金色的夕阳映照着他们黑色的囚服。他们列着队，扛着锹，甩着手臂。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颇觉得他们精神抖擞得可爱。在渠水拐弯的那里，正经过有姑娘媳妇的村庄。当然，对他们的亲切感，主要还是因为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属于劳改队的，而不是属于其他什么地方。况且，那边还隐隐约约传来如此熟悉的歌声，和着渠水潺潺的节拍在刚播下种的田野上荡漾：
……
改造，改造，改那么个造呀！
晚上回来，一——大瓢呀！
嘿嘿！呀嗬嘿嘿！呀——嗬嘿！
尽管我被“小咬”叮着，也不由得展开一丝调皮的、会意的微笑。这是我们犯人自编的“劳改队队歌”的最后一句。“劳改队队歌”以诙谐的西北俚语叙述了劳改犯人一天的生活，用轻松滑稽的“宁夏道情”的调子谱成曲，主旋律表现出了铁丝网里的乐观。“改造，改造，改那么个造！”用本地口音唱出来，极像正在推广的普通话“倒灶，倒灶，倒那么个灶”。而“晚上回来一大瓢”，那是多么喷香诱人的一大瓢啊！葱花撒得很多，大米面条是稠稠的。“呱唧”、“呱唧”、“呱唧”……炊事员不停地奋力挥动着粗壮的手臂，俯在热气腾腾的大桶上，以机械式的迅捷和准确，用海碗那么大的短柄铁瓢，一大瓢一大瓢地把“米面调和”打到劳改犯人的饭盆里。这“米面调和”里还洒有炊事员的汗珠，因而那机械式的音响——“呱唧呱唧”和机械式的动作，都实实在在地洋溢着人情味。
我想赶快回到那行列中去，赶快回到号子里去，赶快去享受那“一大瓢”。那号子里的一片“唏溜唏溜”的吃饭声，是多么美妙啊！
但是，王队长不发话，我便不能走。这是劳改队里的规矩。我是熟知全套规矩的，因为我已经劳改了两次了。正因为我劳改了两次，是“二进宫”，正因为我熟知全套规矩，所以我才能荣幸地一被押进劳改队即当上管四个组、六十四个犯人的大组长。今非昔比，这次劳改比上次劳改可风光多了。劳改队里奉守的是完全不同于外部世界的那一套观念和价值标准。这说来奇怪但又不奇怪。在外面，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是被歧视的，不能重用的，道德败坏的人倒常常当作“人民内部矛盾”看待，认为是生活作风上犯了错误，是“小节”，被列为团结和教育的对象。在劳改队，政治犯却几乎都能得到劳改干部的信任，虽然这种信任只表现在极为狭窄的方面，但毕竟与他们对刑事犯的态度不同。并且，劳改队里还能够做到“人尽其才”，谁能干什么，就把谁安排在能发挥他专长的地方。劳改队本身就是个独立王国，农、工、商百业俱全，包容了所有不同的劳动种类。有一个在外面成天打扫厕所的医生，进了劳改队倒当上了内科主治大夫。啊，在这个混乱的年代里，劳改队是天堂！
《我的菩提树》
我不知道为什么从这天开始记日记。这一天，在“改造”我的农场里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从我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投入这个劳改农场以来，到今天已经过了七百多天。我已经完全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好像我一生下来从小到大都过着这样的生活似的。锋利的刀已将我拦腰斩断，又把我有意识的这一部分抛到荒郊野外。我不知道我的另一部分在哪里和我是不是曾经完整过。当狠狠地砸在地上时，唯独疼痛的感觉是真实的，但疼痛了七百多天后人就麻木了，我不再感到疼痛而只感到饥饿。
如果没有这本薄薄的日记本，我就会怀疑那一段生活是否真实。人，其实是健忘的。不管是快乐或者痛苦，人总是面对此时此刻。但世界和人的现在是过去的结果，未来的世界和人又是现在的结果；历史和人的生命都不会白白地、毫无痕迹地消失。
然而，现在有许多人仍然不仅不敢面对现实，而且不敢面对过去，我就觉得应该将这本真实的日记公之于世，并且要详加注释了。
且说这天晚上我翻开刚刚从小卖部买来的日记本，想在上面写点什么的时候，我最感兴趣的不过是我手中的这支钢笔。为什么要记日记？也许就是因为我还拥有这支钢笔。钢笔这类东西，在劳改农场是换不出去的。即使是一小撮旱烟，一小块饼子，也没有人愿意拿出来换它。在劳改农场，一样东西的交换价值完全要看它是否有助于生存，与生存毫无关系的东西便毫无价值。除了钢笔，其余多少有利于生存的东西，我已经换了食物吃掉了。这时对我来说，能够保存一具纯粹生理意义上的“活”的躯体，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人不怕冷，像猴子一样光着身子也能“活”，我会把裤衩都脱下来换了吃掉。
这是支外国名牌钢笔，在一堆破破烂烂的东西中闪闪发光。我握着它，它仿佛本身就有着温度。这温度暖人心肺。它提醒我，我还曾经生活在另外一种世界。有时，那个世界也会在我脑海中出现，但是显得极为虚无缥缈，并且徒然引起我莫名的忧郁。而钢笔却指点我还能利用在那个世界中获得的一种技能在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在一切求生的办法都用尽了之后，它就对我发出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引诱。
这支闪亮的钢笔与周围的现实是那么不协调，但它却是我与另一个世界的唯一的物质联系。它闪亮的光也许是我的一线希望？
这本日记是我利用钢笔作为一种求生的手段在空隙中间记的。而记日记的时候我首先想的并不是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和我今天有什么想法值得记下来，却是我在日记本上千万不能记下哪些事和哪些想法。我们当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不允许任何人有个人隐私。任何人的任何隐私都要向党“交代”出来，包括个人的日记在内。领导根据人们交代出来的隐私的隐秘程度，来测定每个人对党忠诚的程度。领导认为只有那些把最不可告人的隐私都交代出来的人才是最忠诚的。有的人为了表示自己极端忠诚，绝对忠诚，甚至虚构出许多自己原来并没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而恰恰是这样一些人最终受到处罚，被投入劳动改造。在众多的“思想犯”中，因为主动交出的日记上有某些字句被领导发现问题的人，占很大比例。
于是，经验使人们学会了虚伪。随着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不断地卷入更多的人，这种经验便普遍化了，以致虚伪几乎成了中国人的共同习惯。这种习惯不仅贯穿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影响了当时和后来整个中国的道德文化和文学艺术。
书写出的文字既然会使自己的“反动思想”暴露，当然也能用来粉饰自己。经验又教会了人们怎样利用各种各样的书面文字向领导或他人婉转地传递某种有利于自己的信息，这是虚伪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日记，则可成为不是为自己而写却是为向别人宣传自己而写的宣传品。在六十年代的中国，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烈士们和活着的英雄们的日记，这些日记中充满着他们的“崇高精神”和“先进思想”，而被领导指定为人们必读的学习材料。从表面上看，写日记的人似乎是独自一人面对自己的心灵坦率地记录个人的心迹，实际上却是早就准备着向读者娓娓而谈。
我并不想成为烈士或英雄，但也不想因为日记而受到更大的磨难。我只是为了写而写。既然要写，则既要处处防备这本日记将会落入他人之手，又要预先想到一旦落入他人之手后自己怎样解释，如何为它“负责”。这样，这本日记当然只能记得像一本流水账。后来，果不出我所料，这本日记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就被我就业的农场的领导人所没收。他们仔细地检查后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这本日记并没有成为当时处罚我的又一个证据，才使我和我的日记一起留在这个世界上。
现在，这本像流水账一样的日记的确增加了我注释的难度。北魏时代的郦道元注《水经》，花了多年时间跋山涉水，探微究疑，考异辨难，最后才写成了著名的《水经注》。但在记忆中扒掘并不比考证大量的典籍容易。那一段生活又如梦、如雾一般地模糊。我要忠实地再现当时的现实，不但需要心灵和此时此刻的现实分离，以便使自己完全沉浸在往事里，而且要再一次地受到往事的折磨。在注释一份历史文件时居然在心、身两方面都会受到摧残，是任何注释家不会遇到的。然而我仍然庆幸我那时没有把日记记得更为详细些。因为，如果我在这本日记里再多吐露一个字，我现在便不会安然地在这里注释它，这本日记也就归入了死刑犯的档案而被销毁了。
事实上，一九七〇年这本日记被没收后，检查者已经在上面画下了质疑的记号，只是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质问我。画记号的地方，我也如实标出。不过仅有两处，可见得我这本日记写得多么“干净”。
一九八〇年，我平反后，这本日记和其他档案一起退还给我。其他档案——表格、自我检查、别人对我的检举揭发等等——按政策规定当着我的面销毁了，我只要求把它交还给我保存。今天，又只剩下它成了我与另一个世界的唯一联系。难道我过的那段生活，我付出了生命中最可贵的青春只得出这样一个结果？已经发黄的纸张，褪色的笔迹，一一牵动出往事。往事如许，使我不能不相信那的确是我的一段生活。我不想评论那段历史，也不准备用现在能够获得的资料来丰富我的注释。我只想让它原原本本地告诉人们世界和人会降到多么低下的水平，在那样低下的物质水平和精神水平中人以什么样的状态生存着。
再来说这一天，一九六〇年的七月十一日。“基建”，就是盖房子。我们都不知道在肚子都吃不饱的时候，在犯人接二连三死亡的时候为什么劳改农场要这么起劲地盖房子。七月，在西北地区是个农事比较闲散的季节：秋作物正在生长，夏作物已经收割。若干年前，农民们总是利用这个时候休养生息，在柳荫下，在小河边，把自己疲劳的身躯安放在生育他们的土地上。过去的骚人墨客从这种画面中看到农民的悠闲和自得，而在失意和受到挫折的时候吟出“归去来兮”的诗篇：农村似乎永远是中国人向往的乐园。可是自农村实行公社化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农民们再也没有一天轻松的日子，我们劳改农场的犯人更不用提了。体力劳动既然是改造人思想的唯一有效手段，那就要像病人服药一样，一天也不能中断。
然而这年的七月真是一个天气非常好的月份。太阳并没有因为饥荒变轻变薄，她依然厚实而丰满。我现在又梦到那没有污染的蓝天，那舒卷自如的白云。是的，我们现在很难见到那种没有污染的天空了。在“基建”工地上，就是在那准备盖房子的一片台地上，可以看到青葱的水稻散发着墨绿色的如缎子般的光泽。不时有燠热的、裹带着庄稼的馨香的风吹来，使疲惫的劳动号子也显得不那么疲惫了。
《男人的风格》
他两级并一步地走上楼梯，心里暗暗为自己的肌肉还富有弹力，脚步仍然轻捷而觉得快慰。送他的上海牌轿车刷的一下掉了头，前大灯在楼道的窗户上一扫，很快就消失了，楼道即刻陷在黑暗之中，像一眼很深的枯井。他在二楼的台阶上磕绊了一下，但没有摔倒，这再一次证明他的反应力没有下降，至少还和三十多岁的人一样灵活。最近，他经常在遇到意外的活动障碍后有意地测试自己的机体组织。磕绊了一下，站定以后，他不觉微微地笑了。
现代医学，把四十五岁以上的年龄称作初老期，即老年前期，并把四十岁以上的人列入老年病早期预防的对象。他知道生物的衰老具有一定规律的阶段性特征，超越衰老的自然进程而出现加速老化、提前老化的现象，称之为早衰。有些刚过四十的中年人，由于组织弹性的减退和器官的过早老化，上楼梯时就感到气喘、心悸、胸闷了。而这些症状他全然没有；他今年四十五岁，在身体的各方面仍然自我感觉良好。既然有“早衰”，那就应该有“迟衰”。但医学界还没有注意这种现象，至少在他了解还没有。“迟衰”是一种特异的禀赋？抑或是后天锻炼的结果？他相信这是长寿的征象，而长寿是有遗传性的。他祖父在农村活到九十六岁，并且在九十岁的高龄上创造了安然度过“低标准、瓜菜代”的奇迹。他父亲是祖父最小的儿子。父亲虽然只活了五十七岁，但父亲的死属于“非正常死亡”之列，不能作为他推测自己潜在的健康因素的依据，所以他确信自己是得天独厚的。而这种对自己体质的自信又是促使自己“迟衰”的一个心理因素。他清楚这一点，于是，在平时，他从各种对自己机体组织的细小的考验中有意加强这种自信。
他很喜欢把中年、青年合并在一起的提法，譬如“中青年干部”、“中青年科技人员”、“中青年作家”、“中青年教师”等等。把中年和青年作为一个概念，在他这个惯于过观念生活的人的脑子里，仿佛会消除中年与青年之间的生理界限，而使自己的青年期延长。这好像很可笑，带有形而上学的味道，他也很自然。本来嘛，死，才是一个限定；这个限定在一般情况下，谁也难以预卜。那么，人从生到死，又何须划分这么多阶段？这些阶段，又难道不是形而上学的吗？有的人没有到所谓的衰老期已经老了，有的人到了所谓的老年前期却正是青春焕发的时候——他是这样想的。
他丝毫没有觉得气喘地在四楼自己的单元门口站住。门下泻出一线黄色的灯光，但他还是掏出钥匙开开门。
和他结婚不久的罗海南坐在客厅的小沙发上，歪着上身，在罩着粉红色纱罩的落地灯下捧着一本厚书，聚精会神地读着。见他进来，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你呀，纯粹是个卡列宁！”
“是吗？”他又微微一笑。但灯光使他眯缝起眼睛，笑容就带着一丝嘲讽的神情，“那么你就是安娜啰，我祝愿你找到一个沃伦斯基。”
他知道她捧的那本厚书一定是她百看不厌的《安娜?卡列尼娜》。
“我迟早要找的！迟早会找到的！”海南啪地合上《安娜?卡列尼娜》，愤然地反唇相讥。
“我毫不怀疑。”他轻轻叹息一声，脱下外衣，挂在衣帽架上，随即推开自己小书房的门。但又回过头来说，“不过，我奉劝你和你的沃伦斯基采取措施，不要像安娜一样又生出一个女儿来。我对计划生育可是抓得很紧的。”
他无声地关上门，在黑暗中准确地扭开台灯。柔和的灯光从书桌上缓慢地铺泻开来。
小书房大约十平方米，陈设简单，但几桌明净。墙上挂着那幅由意大利记者拍摄的周总理的相片，隐没在由一丛文竹形成的阴影里。相片中的背景和这团阴影非常地调和。另一幅荣宝斋木版水印的徐悲鸿的《奔马》，却似乎在朦胧的光中活动了起来。靠墙放着两个书架，书籍成双排整整齐齐地插立在那里。书脊多数是平装的，但也有烫金的和线装的。他把小书房称作自己的“加油站”。多年的秘书工作，使他养成了只有在安静的环境里才能读书和思考的习惯。这常常给他带来不便，但他知道只有在“加油站”加足了油，才可以获得在复杂的政务活动中对付种种出其不意的事情的应变力，所以他坚持在书房里不看文件，在办公室里只办公，而又使二者相辅相成的方法。这种方法，逐渐形成了他固定的生活习惯了。
这间小书房是属于他独个儿的天地，他不容海南染指。刚刚搬到T市来，客厅和卧室还没收拾好，他一个人把自己的小天地就布置妥当了。他不能容忍这里有任何一点居家气氛和与他气质不协调的摆设，那会破坏他思考时的情绪。而理性思考的进程和结果，往往受思考时的情感状态的制约。海南比较喜欢暖色调，比如红色、粉红色、紫色和咖啡色，而他却比较喜欢冷色调，小书房里的灯台、窗帘、沙发布都是淡绿色的。他也知道，海南之所以喜欢暖色调，不过出自这样一种谬见，以为借着红色、粉红色反映出的光，会掩盖她那老姑娘特有的憔悴和暗黄的肤色。殊不知有时这种光反而更衬托出她的——怎么说呢，按医学术语来说应该是——“早衰”。当然他没有跟她这么说，和年龄比自己小很多，而实际的生理状况相差却并不那么悬殊的妻子相处，需要处处谨慎小心地维护她的自尊心。
但是，年轻的妻子并不尊重他的自尊心。刚才的话虽然近乎玩笑，却败坏了他进家门前的愉快心情。理解与不理解，温暖与不温暖，常常仅在一句话上就能表现出来。海南不是一个没有知识的妇女，她的玩笑里面总有着某种含义和旨趣。醋酐和水虽然都是无色的液体，却决然不同而且具有刺激性。“卡列宁”！他心头掠过一丝不快。一个不理解丈夫所从事的事业的妻子，有时比反对你的敌人还要令人烦心。
他踱到窗前，把绿色的窗帘撩开。从四楼望去，整个城市灯火寥落，夜阑人静。西边，不远处的电石厂放射出一片强烈的红光；今夜没有风，电石厂大烟囱里冒出的乳白色的烟雾，穿过边缘模糊的红光袅袅而上，一直到那浩渺的天顶上才溶化开来。夏夜的星光灿烂，但大大小小，明明灭灭，毫无规则地散落在深蓝色的夜空上的群星，却又使他联想到T市的杂乱无章。这种夜景，非但排遣不了他心中的不快，还更增添了心理上的负担。
“八方湖山收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过去，他不知道在一本什么书上看到过这样一副对联。今天，当了市委书记，他才深刻地体会到这副对联的含义。
他住的这幢楼在城市的边缘，虽然只有四层，在这个城市也算高层建筑了。在一片片朦胧的阴影后面，他知道那里隐藏着许多湫隘简陋的土坯房，好些还是解放前，甚至是上一个世纪的产物。和他站的楼同层的新宿舍楼，疏疏落落地在整个城市东一幢西一幢地伫立着。没有风格，没有个性，在淡青色的路灯中，每一幢楼的面目都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气。不用去视察，那里也和他住的这幢楼一样：灰顶塌落，天花板漏雨，水泥地面粗陋得跟海滨的沙滩一样，二楼以上就上不去自来水……然而，就是这样的房子，也是市民们的天堂。
刚才，他从坐落在市中心区的市委回来，快到市区的边缘时，上海牌小轿车的两道灯光，从当做路篱的小榆树丛中扫出一对对正在谈情说爱的青年男女。他们神色仓皇，但向小轿车投来的眼光也同轿车的前大灯一样的刺目。司机老高告诉他，T市也有许多两代同堂，甚至三代同堂的家庭。尤其是那些当教员的小知识分子，他们没有力气，也没有“关系”，在已快倾塌的土坯房外，再接上一间几平方米的小屋，只好一家人来个“大团圆”。青年人谈恋爱，总不能当着爸爸妈妈、弟弟妹妹的面吧，不到这僻静的马路上来到哪儿去？
“还有邪的哩，”胖老高掌着方向盘说，“我现在要是把你拉到公园去，那儿准有一对对儿搂着睡觉的。你要过去干涉他，那两口子会掏出结婚证来揍你，你说咋整？……”
胖老高笑着，他却笑不出来。住房、就业、交通、教育、产品的分配和商品的供应……种种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现在统统垒起来成了一副沉重的担子，落在他的肩上。“历史的使命”，这个概括的、很抽象的词组，在他面前将是一件件非常具体，甚至非常琐屑的事务。在这种关头，他非常希望妻子在精神上支持他，和他共同享受斗争的幸福或不幸。然而，他遇到的却是海南这样的女人。
《一亿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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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叙述的是中国未来一位伟大的杰出人物是怎样形成胚胎的。到本书结尾，这位伟大的杰出人物还未诞生，只不过在母体里受孕了而已，所以，本书可以看作是他的前传。
四十年多后，即到二〇五〇年左右，全世界每个人都会知道这位中国伟大的杰出人物。但是，目前他的父母亲戚与他们的朋友情人等等，绝大多数不仅健在，有的还很年轻。为了本书中提到的所有人的生活不受干扰，因而作者尽可能不写出他们的真实名字。为了叙述方便，有的地方必须要有人的姓名及机构名称作为符号，作者就随意起个姓名或名称。如果今天现实中有人的姓名与机构名称与作者随意起的姓名、名称雷同，纯属偶然，务请不要对号入座。
天机不可泄漏。作者在此只能略微透露两点：
一、这位在中国未来历史上将有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姓陆，子随父姓，他的父亲当然也姓陆。
二、他父亲是中国四川省人氏，母亲也是中国四川省人氏，他开始形成胚胎虽然是在中国宁夏，但制造这个胚胎的精子和卵子结合之前，男女双方各自的经历还是在四川省。为了贴近生活，贴近现实，作者在写人物对话时，使用了四川方言方音。有的四川方音很难用文字表达，如作者采用的文字和四川方音不准确、不符合，还请读者谅解。中国很多地方的许多方音是文字难以表达的。在本书中，只是请读者都把普通话的“六”（liù）按四川方音念作“陆”（lù）即可。何况，“陆”本身又是大写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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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亿六姓陆，在“陆”字前面陡然加了一个亿，起始于快收工的时候，他一不小心让手推车在一辆轿车门上剐了一下。轿车锃光雪亮，却像婴儿皮肤般经不起磕碰，马上出现一条惨白的剐痕。一亿六大吃一惊，当即蹲在地上，直抓脑袋。他以为自己惹了很大麻烦，车主不会轻易放过他，可是他又必须承担责任。这辆车要多少钱？弄不好，车主要他赔辆新的。他经常在外面惹事，长这么大了，用他姐姐的话说，老是要她来为他“擦屁股”。想到这点，他就感到非常惭愧，既对不起车主，又对不起姐姐。他就这样在轿车旁蹲着，工地上的人喊他：“下班了回家！”他似乎也没听见。虽然“家”指的不过是工棚，可是那儿有一份大家挤在一起的集体性温暖。他特别喜欢住工棚。
等工人们都走光了，太阳快落坡的时候，车主才慢悠悠地走来。看到他的轿车旁有一个埋着头的壮汉，像是怀着一腔怨气似的等着他，也吃惊不小。四周杳无人迹，手推车上还有一把铁锹，这家伙要搞啥子名堂？现在医患关系紧张得要命，前天就有个淋病患者为算错了几块钱医药费，一脚踢破了性病专家的睾丸。病人的生殖器治好了，性病专家却失去了生殖能力。即使官司打赢了又能咋样？能把行凶者的卵蛋割下来移植到被害人的大腿根上吗？于是车主警惕地站得远远的，掏出手机想拨打110。而这时一亿六也看见车主了，立起身低着脑袋向他慢腾腾地走来。
车主下意识地把手护住前胸，把手机捏得紧紧的，连忙问：
“你做啥子？你做啥子？”
一亿六摸着短发嗫嚅地告诉他：“真对不起，先生，我在你车上剐了条印子。”
这下车主的胆子壮了，到车旁一看，气也来了。
“你这是搞啥子名堂嘛！推车不看路，眼睛瞎啦？”
其实，车主绝非粗鲁之辈，还是个知名的知识分子，骂一亿六“眼睛瞎了”只是出于刚才受了惊吓。看到车门上只不过稍稍擦了一下而已，不注意还看不出来。再说，车上了保险，自有保险公司承担他的修理费。如果把警察保安叫来追究，还是自己的过错：没把车停在停车线内，正好占了半边工作通道。他只好踢了踢手推车：
“拉远点，拉远点，啷个？啷个？你还不想让我开车呀！是不是撞坏了你的手推车还要我来赔？”
“不是的，不是的！哪敢嘛！我说，我说，不过，给你修这条印子要多少钱？我看我赔得起赔不起。”
车主觉得稀奇，诧异地上上下下打量一亿六。他活到这大把年纪还没碰到过这么个老实人。车主很快用医学专家的X光眼看出来：剥掉一亿六身上穿的那套农民工常穿的蓝色工作服，一亿六身高一米七八至一米八之间，五官端正，鼻梁高耸而挺直丰满，眉目俊朗，肩宽、胸围、腰围、上下身及四肢与躯干的比例，都完美地符合“人”的标准，就像美国人发射到外太空想与外星人取得联系的探测器上，装的那个刻有地球位置和呈“大”字形的人体图像中的男性标本一样。
车主一拍脑袋，刹那间产生了灵感。他跺了下脚，“嗨”了一声，心想：“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于是车主立刻换成和颜悦色的态度问：
“你姓啥子哟？在哪里工作？我先修车哈，要多少钱等我修好再说哈。你说好不好？”
对一亿六来说当然再好不过。一亿六赶忙一边推开手推车：“你老人家走好！你老人家走好！”一边告诉车主他姓陆，工作单位嘛恰恰就在医院旁边的工地。一亿六在医院卖出的土地上盖商品房。
散文卷
《心安即福地》
“维京”的后代
在介绍现代北欧人之前，我们先看两段史书的记载。古代阿拉伯史学家伊本?法兰德在十世纪时这样描写瑞典人：
我见到了那些罗斯人（也就是瑞典人）携带着货物在伏尔加河上登岸，扎下了营地。我从没有见到过比他们更威严的人；他们身材高大，犹如棕榈树，脸色红润，头发煊红。他们所穿的，既不是短外衣，又不是长袖袍，但是男人都有一种粗糙的斗篷，披在一边，一只手伸在外面。每个男人都带着一柄手斧、一把小刀和一支宝剑，从来没有看见他们不带武器……女人胸前挂着一个小囊，质料或铁或铜，或金或银，照她丈夫的家产而定。
另一个时期较早的阿拉伯作家伊本?都斯塔的描写是这样子的：
他们既没有固定资产，又没有占领城镇或田地；他们唯一的职业就是从事黑貂、松鼠和其他各种兽皮的贸易，谁愿承购，他们就卖给谁。他们把交易所得的金钱收藏在腰带里。……他们勇猛英武。他们出去攻打别族人民的时候，非到把敌人完全歼灭决不罢休；他们把被征服者劫掠无遗，收为奴隶。他们身体结实，相貌堂堂，勇于袭击；不过他们的英勇精神并不表现在马背上，因为他们的一切充满战斗行为的事业都是在船只上进行的。
瑞典人、挪威人是海盗的后代，并以此为自豪，他们经常提到他们历史上的光荣时期，即“维京”时代。在瑞典大使馆宴请我们代表团的午餐会上，漂亮的、“相貌堂堂”的瑞典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就向我们介绍说，他们在举杯祝酒时所说的“斯柯”（即“干杯”）原意却是“骷髅”，即死人的头骨的意思。“斯柯！”“斯柯！”我在北欧跟着说了不知多少遍。我们现在举着精致的高脚玻璃杯，那时的海盗们举着的却是死人头。当时的海盗们向西到法兰克帝国，向南到地中海，向东，经过伏尔加河、黑海直达阿拉伯。难以想象的是，那时他们就驾驶着我在奥斯陆的一所博物馆看到的像水瓢似的无顶船。驾驶着那种靠桨划动的木船远去万里征服四面八方，的确需要勇敢、有力与坚忍不拔的精神。
我在斯德哥尔摩，还看到一艘他们在一九六一年时打捞上来的远洋船——“瓦萨号”。这艘船建造于一六二五～一六二八年，现在修补完好，保持原样。使我惊奇的是，在船员舱里用蜡塑的蜡人，要比现代北欧人矮得多。如说蜡人不足为凭，不能证明当时北欧人的身高，那么那船员舱里的床是“有物为证”的了。船员的床是折叠式的，形状像抽屉，里面放着被褥，白天折起来收在舱壁上，晚上打开来，一个抽屉里颠倒着睡两个人。而抽屉的长度至多只有一米七。我问向导，向导也承认，当时的瑞典人一般只有一米七左右的高度。这就绝不像古书上说的什么“身材高大，犹如棕榈树”了。
现在的北欧人，除了我在挪威看到的一位曾在中国留过学的人因生理缺陷而驼了背之外，年轻人几乎都超过一米八。三百年来北欧人身材增高了十厘米。
在奥斯陆金狮饭店，我和文夫休息时总爱凭窗眺望街景。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所有的男女青年（有的还背着很重的滑雪行囊）急煎煎赶路的模样，那真可说是“健步如飞”。到奥斯陆的第一天，晚上一位记者赫根请我们去饭馆吃饭，走在路上，他不无自豪地说：“到挪威来的外国人都说，走在街上一看，就知道所有的挪威人都明白自己要去干什么。”我只好笑笑，对他说：“到我们中国的外国人走在街上一看就知道，时间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我们有的是时间，所以总是不慌不忙。”
北欧人不但身材高大，并且漂亮，尤其是女人，一律是金发碧眼。北欧曾给好莱坞输送去不少演员，成为世界明星的英格丽?褒曼和嘉宝，就是瑞典人。在街上，我也没有看见过面带病容的人；他们爱好运动，爱好户外活动。如那位记者赫根，他说他来看我们之前，白天已经在山上滑了四十公里雪。而我只好打趣说：“我们比你还厉害，你来看我们之前，我们已经在天上飞了一万多公里。”
北欧人身材高大、健康、漂亮，同他们所处的气候条件和食物构成有关。北欧气候寒冷，但并不严酷。四月间，我们在纬度低得多的北京起飞，一天之间到了北欧也不用加衣服。漫步在濒临海边的奥斯陆街头，风凉而不刺骨。奥斯陆的海湾是不冻的，海水碧波涟漪，山上却盖满皑皑的积雪，蓝与白交相辉映。北欧人饮食的烹调在我们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中国人吃来真淡而无味，但多是鱼虾奶酪，营养价值极高。在瑞典陪同我们的霍尔小姐也认为，北欧人近百年来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北欧人身材增高的主要原因。可是霍尔小姐自己，吃饭却非常简单，她陪我们下餐馆的时候，总是大嚼生菜沙拉。所谓生菜沙拉，就是生卷心菜、生黄瓜、生西红柿上蘸点奶油凉拌一下。这道菜，我是敬谢不敏的。霍尔小姐老吃这种菜且能保持旺盛的精力，大概是如我们中国人常说的，“有底”了吧。
寒冷的气候锻炼了北欧人的体魄，同时也使北欧人的性格比较内向、朴实。霍尔小姐说：“要了解瑞典人就像倒西红柿酱一样困难。”我没有倒过西红柿酱，不知道其困难程度；我们在北欧的短促访问，也不可能把他们了解得很多。仅就所见所闻来说，三个国家的人民好像也不太相同。
挪威人生活比较简朴，并且讲究实际，说明白了，就是比较节约。三国对我们的接待，似以挪威为最差，但他们并不是有意慢待我们，确实是按他们生活的基准线定出的较高规格来招待的。在挪威四天，我们从来没有吃到过一道热菜，席间只有三明治而已。不过三明治里夹的是生鱼片和虾，不是火腿肉片。有一次吃饭，我对挪威笔会中心主席内塞女士说：“我们中国人连吃饭都体现了集体主义精神。我们是把一盘盘菜端上来，大家用筷子在一个盘子里夹着吃，不像你们这样分成一份份的用各自的盘子吃。”内塞女士说：“三十多年前，我们普通人民也是像你们中国人那样吃的：一家人围着一口锅，用勺子在里面舀汤喝，就着自己手里的面包。现在这种吃法，是近几十年来才普及的。”我脑海里马上浮现出苏联童话故事片《大萝卜》和高尔基的《我的童年》中的场景：中间一锅冒着热气的白菜汤，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围着它，贪婪的一勺接着一勺的稀里哗啦地抢着。原来，他们摆脱贫穷并不久；他们还没有学会奢华。
在金钱往来上，西方人一般都划得非常清楚。我们中国人过去讲究在“政治上划清界限”，西方人可是一直在金钱上“划清界限”的。而挪威人，我看是到了滴水不漏的程度。到挪威的第三天，一位年轻的出版商与几位作家在豪华的派克饭店请我们吃饭（也只是冷餐而已）。饭后，按给我们规定的日程，我们应该前往奥斯陆大学东亚语系的教授何莫邪家。可是没有车来接，要我们自己雇出租车去。于是我们在出版商的汽车里只好向他借一百挪威克朗去雇车，讲好我们用美元换了挪威克朗后还他。他如数借给了我们，开车走了（他已经完成了他的接待任务）。等我们到何莫邪教授家吃完了晚饭要回金狮饭店时，又没钱了，又得向何莫邪教授借钱。这一天，我们向外国人做了两笔“贷款”。我私下里认为，区区一百克朗（约合十几元美金，三十元人民币），他们会慷慨解囊的。在中国，倘若有外国作家到我家吃饭，雇出租车送他们回宾馆，本来就是我分内的事，怎么能让外国客人自己付钱呢？殊不知，我们换了挪威克朗在第二天还他们的时候，他们毫不谦让地照收不误。
如果相信子英的介绍，那就有更多的笑话了。他说：在瑞典，假使你忽然烟瘾大发而又忘了带烟，要向旁边的人讨一支来抽，你也必须花钱。旁边那个人即使衣着华丽，他同样会毫不脸红地收下一支烟钱。不像在我们中国，在公共场合中你向别人讨一支烟抽，不管是谁都会给你的。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校舍里，十二个学生共用一个公共厨房。厨房是现代化的，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是非常“高级”。但那些很富裕的瑞典学生们相互之间连一撮盐、一块方糖也分得很明白。瑞典年轻人在谈恋爱的时候，男女上咖啡馆，去迪斯科舞厅，一人一半，各出百分之五十。要是请客，必须先说清楚谁请谁，如接受了别人的邀请，就应有回请，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这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好莱坞制造的义男淑女的神话差得很远了。
不但在婚前，在婚后，夫妻之间的经济也分得够仔细的。据子英说，那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古典式家庭结构，在西方已经很少见了。
下面，我们再把话扯回来。
《美丽》
直到1978年底，我还在银川市附近的南梁农场劳动。职业是“农业工人”，而身份却很复杂，头上戴着好几顶“帽子”。为什么说“好几顶”呢？头上戴着几顶帽子自己都不知道吗？难道我是傻瓜或脑袋麻木？当然不是。但那时我确实不清楚。现在我们就来算一算：一顶是“右派分子”帽子；一顶是“反革命分子”帽子，这两顶帽子是“实”的。“实”的意思是有正式文件收进个人档案的。可是什么叫做“正式文件”，直到今天我仍不清楚。
当我在电脑上输入这些字句，想表述明白，让现在50岁以下的读者能够理解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无能为力。这要比写小说困难得多。虽然小说有想象的、虚构的成分，但我的写作能力基本还可以胜任，这有我出版的多部小说为证。可是，如果限制我发挥想象力，不加一点虚构地描述那个荒谬的年代，真实地反映那一段历史，我必须绞尽脑汁字斟句酌，仔细推敲。可是，我发现，这一来，我就陷入了要步步为营的迷魂阵。因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汉语就逐渐被搞乱了，汉语的词语逐渐失去原本的意义而被另一种“崭新”的意义替换了，更有大量的词语变得粗糙，变得模糊。其实，我们现在说的“拨乱反正”，有很大部分在于词语上的“拨乱反正”。其中很多我们已经“反正”过来了。正因如此，所以现在我用同样的词语来表达就会让今天的读者难以理解。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系统，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词，可是其词义往往不亚于古文和现代语文之间的差别。孔子说了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被质疑了上千年，就因为“女”在古文中常作“你”和“你们”解，而现代汉语只当“女性”和“妇女”讲，所以孔子在地下至今不得安生。因而，我觉得写这篇文章要比写小说吃力，在我企图说明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还要把这个问题所涉及的词语也加以解释。
同时，作为一篇个人记录，我也不想从已经披露的历史材料中搜寻依据，虽然这已经很方便，敲敲键盘点点鼠标即可，并能减少难度且更为可靠。可是那样一来，文章就成了资料的堆积，失去感觉和感受的色彩，而我正是要写一代甚至两代人的真实感受。现在披露的历史材料包括种种红头文件，在当时都是极其神秘的，只有极少数人掌握，绝大多数人只能受其摆布，即使陷入绝望的境地也莫名其妙，无处求告。所以，我以下的文字可能与历史资料有出入，但它虽非“历史”却是“史实”。这是让历史学家永远头疼的难题：“历史”往往与“史实”不同。
譬如，就拿那时的“正式文件”来说吧。如果今天的中青年人用今天“正式文件”的形式去看，那绝对是非正式的，是个笑话。可是，我说中国人就曾经生活在那种“非正式”的“笑话”之中，而且长达近30年之久，今天的中青年读者又会把我的话当作笑话。难就难在这里。
且让我用事实来说话吧。
首先，是由谁来决定某某人是“右派分子”呢？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全国各地各单位揪出的“右派”当然非常之多，因为那时定有指标，上级规定是按本地本单位人数的5％来“打”（你看，这个“打”字又须有注释，但类似的词语太多，此处只好从略）。因为中国人特殊的政治积极性，“打”出来的“右派”会大大超过这个百分比，所以，最后总应该有个决定性的权威机构。这个决定某人是否“右派”的机构叫做“五人小组”。各地县、处级以上单位都有这样的“五人”。可是这“五人”具体姓甚名谁，各地各单位的普通群众是不知道的。你说是主要负责人吧，可是转眼间这个主要负责人也成了“右派”，可见，还有更高层次的“五人”。总之，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别问出处，也问不清楚。
这样一下子，全国就有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而当时全国可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数只有550万～600万。55万之说见于后来为“右派”平反的文件，实际远远超过这个数目；550万～600万之说见于1956年公开发布的统计数字。
这里，我仍忍不住想说说这个“打”字。“打”一词，在“反右运动”中是政治积极性的褒义词，我没看过当时公布有某某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一说，可是后来给“右派分子”平反时，又一律称为某某人被“错划”的说法，其实应称为“错打”才对。
好了，不说别人，就说我自己，这是最可靠的。
我发表长诗《大风歌》正值1957年7月，“反右运动”最激烈的时候，《人民日报》马上发表了一篇严厉的批判文章《斥大风歌》。《人民日报》今天仍有很高的权威，当时简直就是“圣旨”，于是我当仁不让地成了“右派”，受到处理“右派分子”的顶级惩罚：开除公职，押送劳动教养。
“正式文件”是怎样的呢？当时压根儿没给我出示。到1979年我平反时，给我平反的有关单位从我的个人档案里只找到一张21年前押送我到劳改农场的小纸片，类似“派送单”这样的东西。我名字后面，填写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除此之外，再没有一份证明我是“右派分子”的法律根据，更没有说明为什么要把我“打”成“右派”的原因，即具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这张纸我见了，只有巴掌大，纸质脆薄，比现在公共厕所里放的最差的厕纸还差。我认识这种纸，那叫“雪莲纸”，用稻草造的，因为它不经磨损，不耐存放，一般只写个便条，写信都不用它。而这劣质的“雪莲纸”却奇迹般地在我的档案中静静地陪伴了我22年之久，拿出来还灿然如新。
然而，麻烦也就来了，如果我是“坏分子”，我就不在专门针对“右派分子”而制订的中央文件的范围内，按1978年另一份中央文件精神，“坏分子”早就该“甄别”了。可是，22年来我明明是被当作“右派分子”对待的。怎么办呢？
幸好，这已经是1978年，开始实事求是了。原来我的大麻烦，即当年《人民日报》及地方报纸、文学刊物对我的批判，又成了我是“右派分子”的证明，从而让我有资格“享受”文件精神予以平反。“不幸”与“幸”的转换，需要我等待22年。后来，我碰到一位当年主持把我打成“右派”的前领导，问他当年为什么把我订为“坏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他笑着说：你只发表了一首诗，没有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年纪又轻，我们研究了一下，尽量照顾你的政治前途，就定个“坏分子”算了，“坏分子”总离政治错误远一点吧。我理解他们的宽厚，“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中，看起来只有“坏”没有政治性。他们哪知道后来“地富反坏右分子”通通在一个菜篮子里，最后“一锅烩”了。我也笑着告诉他：到了地狱，不分你是吊死鬼还是饿死鬼，都是一律同样对待的。他却说：那不是你的一笔财富么？不然，你怎么能有今天？于是，那个“五人小组”又仿佛成了我的恩人。
这样看来，“五人小组”能网开一面，当然也能指鹿为马，把不应是“右派”的人打成“右派”。同样也说明了，当年报纸杂志上的白纸黑字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众口铄金”的功能，都可以作为罪证置人于死地。当年，众口一词很快会转化为约定俗成，大家说你是什么，你就成为什么，何必有“正式文件”！
你看，我受了22年苦，就因为这张薄薄的“雪莲纸”，这就是“正式文件”！
我生于1936年，但直到今天我的户口本、身份证上填写的却是1938年出生。这也来自“正式文件”。
1968年2月，我第二次劳改释放，手拿劳改农场给我开具的释放证到分配我去就业的农场报到。这个我去就业的农场也是1965年押送我去劳改的农场。这么说似乎有些绕口，干脆点说，就是我从这里出去劳改一趟又回来了。农场政治处干部看看释放证，丢给我一张纸，那是照例要填的农场工人登记表。在出生年月日一栏，我如实地填上“1936年”。干部凌厉地打量我一眼，说：你明明生在1938年，为啥填1936年？我奇怪地问：哪来的1938年？干部指着释放证说：你看，你看！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的，你还耍赖！好像我非争取在1938年出生不可似的。我一看释放证，又是那倒霉的“雪莲纸”，劳改农场干部用蘸水钢笔写1936的“6”时可能蘸了一下钢笔水，6在纸面上洇成了更像8而不像6。我哪敢跟干部犟嘴，他说是8就是8吧。
这个“正式文件”从此之后减了我两岁，不知是否能让我多活两年。
费了这么多笔墨才大致把当年所谓的“正式文件”交代明白。这个“明白”也是我自以为是的，尚不知今天的中青年读者能否明白。回忆往事，常常用“隔世之感”这句成语，我想，自古以来没有哪个时代中的人回忆起往事有如此的“隔世”。近30年中国的变化不仅仅是世代之隔，简直就是两个世界之隔。由此产生的老少之间的隔阂不止是代沟问题，根本上是阴阳两界的问题。所以，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在老少之间的交流上有我们中国人这样困难。
《小说中国》
一?大话小说
近几年书市上，以“中国”为题的书多了起来，什么《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为何可以说不》、《中国的对抗》、《中国大趋势》、《中国战略大策划》、《为中国声辩》、《21世纪中国大预测》等等，不一而足。“中国”，真和爱情一样，一言难尽，永远是个谈不完写不完的话题。无论作者抱着什么样的情绪和观点，都能在这个大题目里发挥得痛快淋漓。我拜读了一些这类书后，发现除中国社会科学院每年编辑一本的“经济蓝皮书”是在统计学基础上立论的之外（此系列每册也以“中国”为题），其他不少书尽管很“大”，实际上多半是作者情感的宣泄或纸上谈兵，所谓书生意气而已。“中国”，这个议论对象，真跟男人对女人或女人对男人一样，议论起来都是以主观感情用事的。
我应该首先申明，这本书不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评论或分析中国，更不想作什么策划或声辩，我之所以不得不在书名上冠以“中国”二字的缘故是：因为我不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遇到什么触动我感情或思考的人或事，总会联想到“中国”。有文学评论家根据我的小说对我个人进行心理分析，说我有“恋母情结”。这点我承认，有“恋母情结”并不等于同时有“俄狄浦斯情结”，会用刀去杀死自己的父亲。而“恋母情结”绵绵地延伸开去，就泛滥成“恋国情结”，即“中国情结”。“中国”，像我的影子似的在我身边和心中挥之不去。“中国”，常常是我欣喜和忧虑的重要原因：她常常在我因个人某些问题而抑郁伤感的时候使我振奋，也常常在我因个人某种幸运而兴高采烈的时候令我忧伤，她更常常使我踌躇自满或彻夜难眠。因而，这本实际上是记叙上面所说的“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遇到什么触动我感情或思考的人或事”的书，就只好和“中国”联系起来了。
想写一本书名有“中国”的书的念头，不是最近才产生的。我很早就抱有这个想法，在写小说时就尽量贯彻了进去，我曾偏激地说我写的所有小说都是“政治小说”，就有这层意思在内。最近，我在写小说的过程中碰到了方法上的障碍，想在小说创作的间歇期换一种创作方式来写另一种体裁的书，于是顺理成章地就开始了这个计划。
“中国”，这个话题太大了，古今中外任何人写这个话题的文章或大部头著作，实际上也只是落入“中国”这条奔流不息的长河中的一滴水珠，成了“中国”的沧海一粟。但任何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又都有资格评头品足地议论中国。然而对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不论作者给自己的书名起得多么囊括一切，以“大”自命，也只能够是“小”说而已。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这本“小说”之所以“小”，就是与“大策划”、“大预测”之“大”相对而言的。
此乃这本表达个人情感和思考的、纯个人色彩的“大”散文名曰《小说中国》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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