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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如何提升领导干部素质？
中国领导人如是说：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此书是国内第一本研究高层领导人读书生活和读书方法的书，是提升学习能力的中国式领导羊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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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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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精选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任弼时、陈毅等几十位我党高层领导人的读书生活和读书方法，内容全面、文字通俗流畅、读书方法剖析深刻，是构建学习型政党，施政治学的实用书，更是广大领导干部、中青年白领、青少年和普通读者不可多得的读书方法指导书，求学修身的励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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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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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钦，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党史文史、世界各强国崛起史及日本、韩国史，经管励志，编著有研究毛泽东的图书二百多万字。已出版《毛泽东读书治国》、《鬼才魏忠贤》、《管理中的心理操纵术》、《低碳博弈》、《崛起之路——共和国风云六十年》、《建设学习型政党经典必读》等几十部图书。多次在《学习时报》、《党的文献》、《博览群书》等重要刊物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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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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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毛泽东：“吕蒙如不折节读书……怎能充当东吴统帅？”
“吕蒙如不折节读书……怎能充当东吴统帅？”
“忙，就要挤”
一个阶段抓一个问题，集中看相关的书
读书重务求甚解、“三复四温”
“不动笔墨不读书”
“贵有恒何必五更起三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毛泽东‘古为今用’是没有人能企及的”
“下轿伊始问志书”
周恩来：“慎思而明辨”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
刘少奇：“不是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
心怀天下、向书中寻找答案的“刘九书柜”
要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离不开研究理论
要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离不开研究历史
邓小平的宝贝
少读《革命军》，立志做“革命军”
睡前爱看武侠小说
爱看“鬼书”的改革家
陈云：“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的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毛主席三次要我学哲学”
“我准备集中时间看看书”
任弼时：“人活着就要学习”
“欲为士，必宜发愤求学”
为求学勇过三关
青年的导师
坚持阅读学习并激励孩子们用心读书
李大钊：坚决不当“蛀书虫”
离经叛道、潜心研读西方“政理”
坚决不当蛀书虫
瞿秋白：与友人一同研讨文艺、时事
与友人共同研讨、翻译俄罗斯文学
“根本问题在包子上面”
读书形成科学的思维方法
与中苏友人共同研讨、倡导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左翼文坛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四夜写成《〈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赵世炎：从小爱读《满江红》的时代英杰
博览群书，从小爱读《满江红》
在北师大附中读书，受到新思想的启迪和教育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何叔衡：“急望求新学，为国为民出力”
不管钱粮，甘当“穷秀才”
“急望求新学，为国为民出力”
在学习上永不知疲倦的人
彭湃：从书中获取真理
为寻求真理而读书
“农民大王”教育救国
邓中夏：古文堆里走出来的革命斗士
从“一心只读圣贤书”到“大壑”——在北大的转变
他启发工人：读书是为了不受愚弄欺压
临刑前仍不忘读书
刘志丹：具备文人气质的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读书要爱国，爱国更要多读书”
“虽有文事，必有武备”
徐特立：一代师表启后昆
从“十年破产”到“长沙称王”
“定量、有恒”
彭德怀：“我别的没有什么吩咐，就是惦记我那些书……”
打仗闲暇不忘读书
暂别世间事，只读圣贤书
刘伯承：“精通军事，以报国”
“精通军事，以报国”
“学一门就要努力学到手，就要力求精通，否则就永远是个半瓶醋”
叶剑英：“攻书莫畏难”
攻城莫畏坚，攻书莫畏难
“抓紧时间工作，挤出时间学习，偷点时间休息”
独特的读书“三遍法”——“一读，二记，三用”
一读，即浏览、圈点
二记，即笔记、脑记
三用，即主席用马列主义，我们用毛泽东思想
陈毅：实事求是读马列的“文豪”元帅
差点成为“文豪”的元帅
“现在是民国了，无须出皇帝！”
勇敢亮出自己对《红楼梦》的见解
实事求是读马列
罗荣桓：“学习毛主席著作要以中共党史为线索”“重在学习精神实质”
“用教条主义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那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
“学习毛主席著作要以中共党史为线索”
徐向前：被蒋介石当作“书呆子”的开国元帅
书中自有“铁打的胆”
被蒋介石误当作“书呆子”的开国元帅
胡耀邦：读万卷书，读一生书
马列著作使他头脑清醒
博览群书铸就领导魅力
古诗词陶冶领导才情
孜孜不倦，求知一生
杨尚昆：该精读的精读、该速读的速读
杨尚昆为什么能够看完几万卷书？
与毛泽东的一笔“交易”
政治家以文学魅力征服文学青年
彭真：读书使他成为豁达的共产主义者
争分夺秒地读书
真正的追求
逆境中坚持读书
万里：从才子到改革家
“孺子可教也！”
“才子”原本喜欢文学
为解决现实问题寻找理论依据
用书勉励后人
“你们新华社每天发的内部报道，对我们很有帮助”
谭震林：爱书少年是如何成长为将军的？
“偷书”的小学徒
学习不能停
张鼎丞：把书读进心里
要强国就要读书
辞校长当和尚，书中找到革命之路
王首道：通过读书学习把握人生方向
因读书走上了领导农民革命的道路
“现在不是战争年代，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文化”
新时期“学习小平文选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在变化的形势中
不转向”
吴玉章：从书生到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家
“读书告诉我中国需要革命”
读书造就的无产阶级教育家
“读书使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读书造就语言文字家
罗瑞卿：腹有诗书气自华
“红军真神了，才来了3天就将我们这里的事编进戏文了”
教学相长——毛泽东称赞罗瑞卿“你这个‘监工’不错”
王震：酷爱“喝墨水”的将军
从“大老粗”到“墨水瓶”
“子弹打不到的地方，科学知识是可以打到的。”
爱结交“秀才”的将军
读古书指导当下
萧克：“军人学者”
读书立大志——读“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等书籍
是将军，亦是作家
许世友：床头放着红楼梦的将军
“不读书，不看报”“是担负不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任的”
将军床头怎么放着《红楼梦》？
“天天读地图，得点实惠哟！”
李克农：情报工作就是搞调查研究
革命道路上的“新青年”
“笨方法”也能获取大情报
陶峙岳：适应时代的需要读书
出身书香门第的革命派
读进步书籍
郭化若：“勤读书多读书的习惯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落榜状元”
“我们红四军又多了一位秀才啊”
第一个研究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人
“古有孙子，今有郭子”
“诗歌、书法、文章”三绝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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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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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向非常重视领导干部的教育，他读到《三国志》中的《吕蒙传》时，读出了领导干部需要加强学习的紧迫感。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借用历史人物吕蒙启发、号召广大干部崇尚读书、多读书的呢？
1958年9月，毛泽东视察安徽，同行的有民主人士张治中和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
一天，毛泽东正在车上阅读《三国志》，张治中和罗瑞卿进来。在闲谈中，毛泽东说起吕蒙发愤读书的故事。
孙权手下的大将吕蒙，15岁就当兵打仗，以骁勇著称。有一天，孙权对他说：你也算是管事的人了，应该读书长点学问。吕蒙回答说：军机事务都穷于应付，哪有时间读书？孙权一听不高兴了，就说：我难道是让你穷经皓首去当博士吗？只是要懂点历史罢了。要说事多，你比我还多吗？我自统领江东以来，读了历史和诸家兵书，大有收获。你很聪明，难道可以不读？吕蒙听了孙权的话，从此发愤读书。几年后，议起事来，他的上司、读书人出身的鲁肃，有时也得让他几分，并赞扬道：你已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而当“刮目相看”了！
讲完故事后，毛泽东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14］
毛泽东后来也曾经说：“吕蒙如不折节读书，善用兵，能攻心，怎能充当东吴统帅？我们解放军许多将士都是行伍出身的，不可不读《吕蒙传》。”［15］
吕蒙正是通过不断地学习，才成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在江陵一战中，吕蒙采取伪装偷渡的奇袭战法，攻心为上，兵不血刃，夺取江陵，堪称独具特色的偷渡破袭战例，在中国战争史上写下了传奇的一笔，史称“白衣渡江”。这次奇袭战是战略战术上的一次胜利。自古南方立国者，皆以长江为天险，而荆州居于长江上游，顺流直下即可攻吴，对于东吴来说，荆州不得，如芒刺在背，荆州落入东吴之手，则日后进可攻退可守。而且虽然此战吴蜀联盟出现裂痕，然蜀汉欲独抗曹魏，无异于以卵击石，终将联合东吴。后来诸葛亮掌权，即派邓芝前去修缮关系，联合东吴，共抗曹魏，由此可知，夺荆州之举实乃上策。
顺便提一下，毛泽东读《三国志》时，在《吕蒙传》里有一个批注。书中说：吕蒙上书孙权说，关羽正带兵攻打樊城，为了防备我率兵从背后袭他，在荆州留下不少兵马。我们可以撤走一些自己的部队，我也以治病为名回到建业，这样关羽就会把他的荆州之兵调往樊城前线，我们再突袭他的后方。
读到这里时，毛泽东在这段话旁批了两个字：“诡计。”
“武圣”关羽果然中了后起之秀吕蒙的这一计谋，终至败走麦城，遭吕蒙擒杀。可见读书之益。
吕蒙最终取得了荆州战役的胜利，使孙权的势力从局促的江南向长江上游伸展，获得了一片宝贵的战略缓冲地带，同时也解除了来自荆州上游的威胁，为孙权政权的稳定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正是由于孙权掌握了荆州，使刘备继续扩张的趋势骤然停顿，孙、刘长期稳定的联盟才成为可能，三国鼎立的局面才基本确定，吕蒙对孙权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此，所以孙权后来对吕蒙的早逝十分惋惜并深感沉痛。
毛泽东还对罗瑞卿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罗瑞卿回京后，挤出时间熟读了《吕蒙传》，又请人将它译成白话文，印发公安部门各级干部学习，用以激发大家学习文化的热情。这对公安系统干部队伍的建设起了一定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的领导干部大多行伍出身，在革命战争时期能够冲锋陷阵，其大无畏的精神体现了一代领导干部应具备的优秀品质。革命胜利后，其思想一时转变不过来，仍是片面倚重“枪杆子”，深信“战争解决一切”。长期身处农村环境，使得一些人沾染了不少小农习气，一些基层干部，甚至一些相当级别的干部，不但不懂得经济，而且经常做出破坏经济发展的事情。毛泽东早已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觉得干部的文化素质有待提高。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政策应该有相应的转变。对于“干部的准备”，除“依靠老的解放区”以外，“必须同时注意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中去吸收”。毛泽东指出，“国民党区大城市中有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能够参加我们的工作，他们的文化水准较之老解放区的工农分子的文化水准一般要高些。国民党经济、财政、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除去反动分子外，我们应当大批地利用。”为了掌握城市的经济，“发展工业、商业和金融业”，“利用一切可用的社会现成人才，说服党员同他们合作，向他们学习技术和管理的方法，非常必要”。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早在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这一点。1950年8月1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中写道：“国家的伟大的经济建设工作和文化建设工作，已经开始。”我全体人民解放军“今后必须为完成新的任务而奋斗。鉴于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况，为了要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就必须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此，中央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学习文化”。［16］这些思想，充分体现了在由“武”而“文”的历史转变时期，毛泽东对于改进自己队伍的文化成分的热切期望。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历史上少有的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这与他崇尚读书、广泛地阅读和学习有着直接的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时期，毛泽东联系军队干部的实际情况，通过讲吕蒙的故事号召我军行伍出身的高级干部向吕蒙学习，提高素质、有勇有谋，这对改善我军文化结构，提高领导干部的军事素质及自身的文化素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能不说是高瞻远瞩之举。
新的时期，我们面临更加复杂的现实问题。领导干部要加强读书学习，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构建学习型政党的需要。通过读书，领导干部不但可以获取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还能够加强自我约束，严格要求亲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升个人修养，提升个人综合素质，自觉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忙，就要挤”
不读书，有一个最重要的借口就是工作太忙，没时间读书。毛泽东作为党、国家、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日理万机，但他真正做到了博览群书。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个人藏书近10万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毛泽东在中南海的藏书室作过这样的描述：“这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领导人的会客室。”
毛泽东是如何做到博览群书的呢？
1945年12月24日，毛泽东收到一本普列汉诺夫著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第二天他就读了11页，第三天读到27页；27日到29日，虽忙于为中央起草给东北局的指示，仍读了14页……就这样，一本300多页的书，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读完了。
1949年12月，在出访苏联前夕，毛泽东亲手挑选了有关苏联政治经济的书籍、几本马列著作、唐诗宋词、名人字画、中国和世界地图以及鲁迅的著作。在赴莫斯科途中，他除批阅文件和有关同事谈沿途各地的历史名胜风土人情外，其余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在莫斯科，各种外事活动非常紧张，可他还挤出饭前饭后的点滴时间认真地阅读鲁迅的著作。一次，刚回到住地，就要开饭了，他也不愿休息，拿出一本鲁迅的著作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当工作人员把饭菜放在桌上时，他仍然顾不上吃。当工作人员轻声催他吃饭时，他说：“还有一点，看完就吃。”他用笔在书上圈圈画画，一直把20来页看完才开始吃饭。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八大二次会议，在开会的20多天中，他为了不耽误读书，就在办公室里吃饭。吃饭时，他把面前的文件、书刊往旁边一拨，端起饭就吃。还没有等咽下最后一口饭，他就又全神贯注地工作或学习起来。正是阅读，使毛泽东能够及时发现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专门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作新闻报道时如何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坚决抵制“五风”的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叫吴冷西注意在“报纸报道上不要尽唱高调”，“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
1958年9月19日，毛泽东来到芜湖，刚刚住下，询问过服务员的姓名、年龄、父母及家庭的生活情况之后，随即问道：“有没有今天的《芜湖日报》？”服务员取来后，毛泽东便看起报纸来，边看边对服务员说：“读书看报，每天都不能少！”
有一年夏天在武汉，如同火炉，毛泽东照样每天看书学习。书上的字很小，只好加大亮度。这样房子里就更热了，汗水不停地顺着脸颊往下淌。工作人员拿来毛巾请他擦一擦，他风趣地说：“看来读书学习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流下汗水，学到了知识！”
晚年，他仍然是一边吃饭，一边看书。他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饭可以少吃，觉也可以少睡，书可不能少读啊！”
早在延安时期，在最艰苦最紧张的革命战争环境里，毛泽东也不忘读书。他提出：“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之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他曾经对旧日的同窗萧三说：“大家总推忙得很，学习不可能……我自己过去也总是这样推诿，但近年把这种理论推倒了。忙，就要挤，比之木匠在木板上钉钉子，就可以挤进去的。”
一个阶段抓一个问题，集中看相关的书
据毛泽东的国际问题兼英文秘书林克回忆，毛泽东读书的一个特点是一个时期有所侧重。一个阶段抓一个问题，有一个侧重点，就集中思考，集中看相关的书籍材料。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体现在毛泽东的“三论”（即《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较早系统论述其哲学思想的，当是1937年7、8月所写的《实践论》《矛盾论》。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股思潮总是忽隐忽现，导致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失败、挫折或走弯路。毛泽东正是针对这两股错误思潮，写下了不朽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
对立统一整体观、实践检验真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及其转化、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矛盾运动形式及抓主要矛盾等，其逻辑之严密、思想之深、语言之鲜活，随读随新，无时无处不在闪烁着伟人的思想光辉！
1937年，毛泽东在写《实践论》和《矛盾论》时，集中读了大量的哲学著作，他把当时译成中文的马列著作及20世纪30年代苏联教授和中国左翼哲学工作者编写的教本、讲话，都找来认真研读，并做了笔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整理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辑了毛泽东对10本书的批注和一篇读书摘录。10本书中有8本是这一时期批读的。
据林克回忆：
“1954年搞宪法时，他就让田家英、大逄指逄先知和我找过各种西方的宪法书籍，有英、法、美、日及苏联的宪法，这些书找来后他都看了，在上面作了圈点。再如1957年4月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稿，他就集中思考这个问题，晚上睡不着觉，把我找来，说要给各省市党委发个电报，内容我都记下来了，很详细，其中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15天内用电报发来。’想得非常细，毛泽东就是这个特点，一个阶段抓住一个问题，有一个侧重点，就集中思考，集中看相关的书籍材料，这两个方面是并行不悖的。”［17］
毛泽东的读书方法启示我们：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一个焦点问题。有重点地集中看相关方面的书，有利于对焦点问题全面地、深入地、细致地了解和思考，从而为解决焦点问题找到思路和有效的方法。一个阶段集中看与焦点问题有关的书报、资料，不但能提高阅读的有效性，更能大大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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