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海明威研究权威学者卡洛斯 贝克（Baker, Carlos）说：“早在他五十五岁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多年以前，海明威已经是个世界公民了。”因此，对这位美国小说家的学术研究早已跨越国界，具有国际意义。参与海明威评论的，不仅有美国学者，而且有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古巴、俄罗斯以及中国和日本的学者。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位“世界公民”其人其作进行了生动有趣的解读，而海明威文学创作的精华也被融入各个不同的民族文学，为广大读者所接受。
卡洛斯 贝克的论断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海明威是上世纪20年代从巴黎崛起的。他利用为《多伦多之星》（Toronto Star）写报道的机会，直接接触当时欧洲主要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事件，到过瑞士、奥地利、西班牙、德国、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等地，采访了一些重要的国际会议，会见了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苏联贸易代表特茨策林、希腊国王乔治等国际政坛重要人物，增长了见识，拓宽了视野，积累了经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寄居的巴黎当时已成为著名的现代主义先锋派的文艺中心。海明威喜爱充满活力的巴黎，广交文艺界和新闻出版界的朋友，特别是结识了成名作家格特鲁德 斯坦因（Stein, Gertrude）、多斯 帕索斯（Dos Passos, John）、埃兹拉 庞德（Pound, Ezra）、舍伍德 安德森（Anderson, Sherwood）、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 Francis Scott）、英国作家福德（Ford, Ford Madox）和乔伊斯（Joyce, James）等人。他刻苦练习创作，学会写好每个叙述句。1923年7月，他的第一部作品《三个短篇小说和十首诗》（Three Stories and Ten Poems）问世了。他善于选择密歇根北部的生活素材和捕鲑鱼的细节。1924年3月出版了第二本书《在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海明威选择了欧洲不同的地方作背景，视野更开阔了。1926年，由纽约斯克莱纳出版社出版的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获得了成功。三年后，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与读者见面，评论界好评如潮。海明威成了一位名扬欧美的划时代的小说家。1927年10月1日，他在巴黎给帕金斯（Perkins, Maxwell）的信中说，他有两家英国出版商，还有一家法国的、一家德国的、一家瑞典的、一家丹麦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自豪和惊讶。事实上，早在1924年，他就在一些德国、美国和法国的小杂志上发表过诗和散文。所以，在东欧、西欧、中东、亚洲、澳洲、北美、南美和非洲，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和读他的书。《太阳照常升起》问世后一年多，海明威就具有国际声誉了。
到了1930年，海明威的作品被译成许多种语言，如德国人买了上述两部长篇小说的版权并译成德语，Fiesta（《太阳照常升起》）和In Einem Andern Land（《永别了，武器》）。挪威文版Og Solen Gar Sin Gang（《太阳照常升起》）和Farvel Til Vabnene（《永别了，武器》）也与读者见面。一年后，巴黎出了新译本L’Adieu aux armes（《永别了，武器》）和海明威一些短篇小说的法文版。
在巴黎短短的六年，海明威勤奋努力，迅速崛起。作为一个青年记者，他走遍了欧洲主要国家，了解了当地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和政坛风云；欧洲人民也逐渐了解了他和他的作品。
卡洛斯 贝克的论断的另一层含义是：海明威的主要作品，尤其是四大小说《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和《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都是以外国为背景的。书中常有外国人物。《太阳照常升起》的背景是一战后的巴黎、西班牙和意大利。男主人公巴勒斯是个在一战中受伤的美国青年，战后留在巴黎当记者和编辑，女主人公布列特是个失意的英国女人。书中还有西班牙斗牛士罗慕洛、希腊主教米比普勒斯伯爵、美国犹太作家柯恩和布列特的未婚夫康贝尔等。《永别了，武器》的背景是一战中的意大利战场。男主人公亨利是个美国青年，志愿到意大利当红十字救护队司机；女主人公凯瑟琳是个战地医院的英国护士。书中还有意大利神父雷纳蒂和士兵等。《丧钟为谁而鸣》背景在西班牙内战时期的西班牙。男主人公是志愿到西班牙支持进步力量的美国大学讲师乔登，书中人物还有西班牙游击队员彼拉、安塞尔莫、玛丽娅等多人和俄罗斯将军高尔兹。《老人与海》的主人公圣地亚哥是个古巴老渔民，背景是古巴某渔港和墨西哥湾流。海明威在哈瓦那客居二十二年，拥有许多当地渔民朋友。
海明威唯一以美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是《有钱人和没钱人》（To Have and Have Not）。小说描写了大萧条时期基韦斯特普通居民摩根一家的遭遇，但评论界反应不佳。
1954年，海明威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在授奖词中指出，海明威获此殊荣是“由于他精通现代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近作《老人与海》中，同时也由于他对当代文风的影响”。瑞典皇家文学院秘书安德斯 奥斯特林在颁奖词中说得更明白：“这一类杰作，特别是《老人与海》，令人难忘地叙述了一个古巴渔民和一条大鱼搏斗的故事。当渔民出海捕鱼时，一场人与命运搏斗的戏开始了。这篇故事讲的是即使弹尽粮绝，仍坚持斗争到底的动人一幕。它是道德上获得全面胜利的赞歌。这个戏剧性情节在我们面前逐渐展开，一个个富有活力的细节积累起来，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正如小说中所写的：‘人并不是生来被打败的。人可以被毁灭，但决不能被打败。’”这些评价概括了海明威文学作品的两大贡献。一是创造了崭新的叙事风格，即海明威所说的“冰山原则”和简洁、优美、生动的文风。电报式的语言和口语化的对话，改变了亨利 詹姆斯（James, Henry）晦涩难懂的文风，开创了一代新风。二是海明威塑造了打不败的硬汉子形象。与大自然搏斗的圣地亚哥老渔民、与法西斯殊死决战并壮烈牺牲的乔登等都是读者心中的偶像。他们表现了人类的尊严和意志，体现了“压力下的体面”。他们坚持不懈地拼搏，虽败犹荣，虽死犹生。
作为一个“世界公民”，海明威一直关注人类的命运。从《在我们的时代》到《老人与海》，他总是念念不忘时代的变化和下层人民的苦苦挣扎。他从亲身经历中看出社会的不平等带来的恶果。罪恶势力的横行造成了战争，给无数平民带来灾难。西班牙内战让他认识到一个民族是全人类的一部分，反法西斯斗争与人类正义斗争是分不开的。他明确地站在正义的一边。他鲜明的政治态度和小说中积极向上的基调获得各国读者的认可。
诚然，海明威的创作经历了一个起伏的发展过程。他的作品并不都是成功的。各国学者在肯定他的突出成就时，往往也指出他存在的缺陷。这对他是个有力的鞭策。诚如美国批评家莱昂内尔 特里林（Trilling, Lionel）所说的，“（文学）批评在海明威创作生涯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许没有一个美国天才作家像海明威这么受到公众关注而不断发展……”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从海明威的第一部作品《三个短篇小说和十首诗》开始，评论界就对他向诗人发展或向小说家发展提出了预测。斯坦因建议他多写诗，做个新诗人。远在纽约的青年批评家艾德蒙 威尔逊（Wilson, Edmund）则认为他写的诗不怎么样，他的散文却是一流的，他会成为出色的小说家。成名作家菲茨杰拉德则劝他写长篇小说，并帮他阅读了《太阳照常升起》的手稿，还建议他删去开篇十多页。这部小说出版后获得了成功。实践证明，海明威接受了威尔逊的建议，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成名后的海明威往何处去？这成了一个严肃的新问题。1929年华尔街银行倒闭，美国进入了大萧条时期。经济危机波及美国各地，下层民众生活困苦。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左翼作家纷纷深入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大量涌现，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海明威没有投入这场热潮，而是在第二任妻子葆琳（Pfeiffer, Pauline）的叔叔戈斯的资助下，带葆琳去非洲狩猎旅行。30年代初他陆续出版了描述西班牙斗牛的《死在午后》（Death in the Afternoon, 1932）、短篇小说集《胜者无所得》（Winner Take Nothing, 1933）、非虚构作品《非洲的青山》（Green Hills of Africa, 1935）等，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左翼作家批评海明威逃避现实，不关心大萧条阴影下民众的疾苦，追求个人安逸和乐趣。这给他敲响了警钟。海明威从思想上引起重视。1935年西班牙爆发了内战，佛朗哥发动军事叛乱，妄图推翻民选的民主政府。海明威作为北美报业联盟的记者，赴西班牙战地采访。他的所见所闻使他擦亮了眼睛，明确地站在进步力量一边，反对法西斯势力。1937年7月，他在全美作家代表大会上应邀作了题为《法西斯主义是个骗局》（“Fascism Is a Lie”）的报告，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同年，他出版了以基韦斯特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有钱人和没钱人》，艺术上不太成功，但评论界称赞他转向“政治缪斯”。此后，他撰写的电影脚本《西班牙大地》（The Spanish Earth, 1938）、短篇小说《激战前夕》（“Night Before Battle”）、《蝴蝶与坦克》（“The Butterfly and the Tank”）、《山脊下》（“Under the Ridge”）和《告发》（“The Denunciation”）等都很受欢迎。但剧本《第五纵队》（The Fifth Colunm）则是艺术上的败笔之作。不过，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使他恢复了崇高的声誉。1942年他主编并写序的《男人们在打仗》（Men at War）又受到了欢迎和重视。可是此后八年，他没有新作问世。195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过河入林》（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受到学术界的严厉批评，遭遇了新的挫折。
尽管如此，海明威并不灰心失意。他继续坚持写作，精心构思，终于在1952年推出了中篇小说《老人与海》。它几乎获得美国批评界的一致好评。第二年荣获普利策奖。1954年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海明威的声誉达到了巅峰，轰动了全球。作为一个世界公民，海明威以他的崇高声誉又一次走进世界各国读者的心中，成了各国学者议论的热点之一。
1961年7月海明威去世后，留下的遗著至今已陆续出版，主要有：《流动的盛宴》（A Moveable Feast, 1964）、《湾流中的岛屿》（Islands in the Stream, 1972）、《伊甸园》（The Garden of Eden, 1986）、《曙光示真》（True at First Light, 1999）和《在乞力马扎罗山下》（Under the Kilimanjaro, 2005）。它们继续受到欧美等地学术界的重视，各种评论仍层出不穷。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海明威对各国文学的影响。
应该指出，海明威生前对批评界的意见是重视的。早在1923年读到威尔逊在《日规》（The Dial）上对他的赞扬后，海明威非常高兴，同年11月11日、11月25日以及1924年10月18日连续给威尔逊去信表示感谢，并送给他《在我们的时代》。海明威在信中说他在拼命工作，努力创作，去过一次西班牙，很喜欢那里的斗牛士和斗牛情景。不过，海明威成名后，对一些指出他作品中缺陷的人是很恼火的。如30年代，他在纽约斯克莱纳出版社总编帕金斯的办公室巧遇批评他写西班牙斗牛不真实的伊斯特曼（Eastman, Max）时竟怒不可遏，与对方格斗，双双倒在地板上，令纽约文坛十分震惊。晚年，他的态度略有转变，在第四任夫人玛丽（Welsh, Mary）的劝说下比较宽容。如对菲利普 扬（Young, Philip）的“创伤论”，海明威很不赞成，不同意他引用自己的作品，后经玛丽说服才勉强同意。海明威在阅读卡洛斯 贝克的手稿《海明威：作为艺术家的作家》（Hemingway:The Writer as Artist）时，对稿中凡提到象征主义的地方都打上问号，但贝克坚持己见。这本书出版后，海明威也不再计较了。贝克说，他们二人还是好朋友，虽然学术上有不同意见。
今天，大量的论文和专著显示：在有海明威作品翻译引进的国家，海明威过去拥有，现在仍然拥有许多粉丝和批评者。在几十种不同的语言里，他的作品的优缺点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与其他大多数同代美国作家相比，海明威的作品更容易跨越国界，走进不同的民族文学，不管那个民族拥有何等特殊的天才作家。正如意大利批评家西格纳 卡米卢奇（Camilucci, Sigor）所说：“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所写的人与事，尽管时空不变，已经成为人类（斗争）故事的普遍象征。”海明威用他的智慧和才华展现了这个特征，讴歌了人类战胜罪恶势力、战胜大自然的崇高品质和打不败的精神。这就是他文学成就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确是个实实在在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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