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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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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历史中的中日关系，国际关系中的中日关系和21世纪的中日关系为主线，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三个层面梳理阐述了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中国学界的日本研究、东亚共同体的形成过程、日本与中国及亚洲各国的外交关系、日本对晚清中国社会的影响等诸多问题，从历史和学理上对中国、日本及东亚地区的现实和发展推出颇具思想挑战的、最前沿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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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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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廷江，东京大学博士，日本中央大学法学系教授、清华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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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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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日本研究的方法与中日关系【李廷江】／1
特邀专论
开创新的日中关系【御手洗冨士夫】／3
全球化时代的日中关系展望【绪方贞子】／12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过程与问题【步 平】／18
政权交替和日本的走向【田中明彦】／33
专题论文
日本外交的主流思维——“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赵全胜】／47
多极化趋势下的中日美三国关系与朝鲜半岛形势【王少普】／70
东盟国家如何看待中日关系——以新加坡为中心【李 文】／80
日本智库的沿革及其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吴寄南】／91
20年来中国的日本外交研究（1985～2005年）【李廷江】／106
专辑 东亚共同体的谱系
东亚共同体形成的意义【平野健一郎】／125
东亚共同体与亚洲主义【山室信一】／134
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与美国【刘世龙】／153
韩国东亚论述系谱与分断体制克服的意义【白永瑞】／161
论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理念及主要特点【石源华】／171
从满洲到东亚共同体——西田几多郎的再现【石之瑜】／181
会议专辑 晚清中国社会变革与日本
日韩合并在华反响及其对清末宪政改革进程的影响【李细珠】／197
“同文同种”下的陷阱——试论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陈力卫】／224
在中国发现武士道——梁启超的尝试【陈继东】／257
清末军制改革与日本——以张之洞为中心【李廷江】／284
张之洞与日本模式海军建设的嚆矢——创建湖北海军的颠末【冯 青】／299
法政速成科与清末中国【李晓东】／318
从文学方面看中日两国百年历程——历史和展望【刘岸伟】／328
研究笔记
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日本研究：实证材料、方法和视野
——以《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
发展主义》为例【高 柏】／343
自古兴邦赖老成——张謇父子与涩泽荣一【李 佩】／366
清华四大导师与日本【石长慧】／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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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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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日本研究的方法与中日关系
李廷江
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于中国与国际日本学界转型之际以及中日两国进入战略互惠新时代的重要时期。具有两大优势。第一个优势，是国际日本学格局出现了新的调整与变化。“时来天地同协力，远去英雄不自由”。近年来，面对中国的高速发展和日本社会的变化，欧美学界的日本研究锐气大减，不少学者对日本和日本研究向何处去产生了相当大的困惑和危机感。而中国的日本研究却生机盎然。清华大学对日本研究的重视和决心，反映了中国正在探索走出一条日本研究的新路，同时也预见了新一波研究日本的高潮即将在中国兴起。
第二个优势，是中日关系历史性变化提出了新的课题。为什么在国际上的日本研究走向低谷时，中国却掀起了又一轮的日本研究热呢？我想，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方面的变化和中日关系的变化。对于中国的日本研究而言，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外部环境，也是重要的内在因素。因此，中日两国领导人提出建立战略互惠关系以及两国民众的善意回应，不仅仅是新一轮日本研究兴起的契机，也是保证把它做好做大的源头活水。
那么，当下中国的日本研究处于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它和中日关系具有怎样的联系呢？就此，我想从三个方面向大家汇报几点不成熟的思考。
一 “以中国为中心”的日本研究
中国的日本研究始终与中日关系有着密切的关联，一部日本研究学术史就是一部中日关系史的真实记录。这里，我想以中日关系的视点，把近代中国的日本研究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清末以明治维新为样板，进行改革与革命的时代。众所周知，1895年甲午海战之后，是清朝政府于震惊和觉醒之中，朝野上下学习日本的开始。在政治层面上，戊戌变法是光绪皇帝效仿日本的直接结果，清末新政是慈禧太后学习日本的间接结果，辛亥革命则是孙中山认同明治维新的必然结果，日本成为引发中国政治变动的重要媒介；在学术层面上，大批的中国学生留学日本，数以千计的日本教习顾问进入中国社会，近40年间中国总计翻译了2717本日文著作，日本成为影响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源流；在社会层面上，明治改革的经验给中国刺激与启迪，富国强兵的国策催生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侵略战争的创伤在中国民众的心底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日本成为触动中国民众情感脉搏的重要因素。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一些重大变化都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是，相对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的对日研究十分逊色。此时中国学术界关注日本政治制度，只想通过引进日本的经验，尽快解决好自己的事情，表现出急切的拿来主义和实用主义。其结果，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很大，中国对日本的理解还很片面与浅薄。
第二，参考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改革开放的时代。事实证明，战后日本的发展是促使邓小平决心改革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日本的发展模式又开始广泛影响中国。首先，在认识层面上，中国领导人通过多次出访目睹了现代化的日本，从找出差距到认识了改革开放势在必行。其次，在决策层面上，由主管领导和专家组成的经济调查团，连续几批访日考察写出了受到中央领导高度重视的调研报告，加快了初期改革决策的步伐。最后，在民众层面上，代表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日本各类电器产品涌进中国社会后，表面上，人们的好奇心在硬件上，实质上，人们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是经济。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由经济领先的日本研究在全国政府和研究机构迅速铺开。最初是参照日本模式改革了企业管理制度，接着，借鉴日本经验深化改革一度成为决策层和学界的共识。到了后来，日本以及日本经验已经成为中国民众实感现代化内涵，继续改革开放的一个参照。这时的中国民众迫切希望了解“日本现象”的本质和什么是“日本经验”。但是，研究刚刚深入不久，应对解读中日之间的摩擦冲突逐渐上升为日本研究的主要内容。以至于学界前辈再三提醒和呼吁，中日关系研究固然重要，但是毕竟不能代替日本研究的全部。说到底，缺少历史感和整体认识的日本研究，能为社会提供的知识与实际的参考毕竟是有限的。可是，无论重视经济也好，还是转向中日关系也好，其目的就是要为我服务，希望从日本找到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答案。
也许可以说，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前夜的近百年的时间里，从中国问题意识出发，使用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始终是中国日本研究界的最大特点。一方面，这个视角是人们长期形成的观念，是时代的产物，本来没有好与不好的问题；另一方面，这种习惯性意识，固定了我们理解日本的基本视野，影响了真正的学术研究，造成了日本形象与真相之间的差距。因此，如何改换问题意识，如何放宽研究范围，如何接近理解日本社会真实等，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越来越为大家所关心。
虽然，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令人欣慰的是，变化来得很快。今天，中国的日本研究的问题意识正在告别“以中国为中心”的阶段，即将拉开“以日本为中心”的时代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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