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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慈禧垂帘:祺祥政变始末(27岁,祺祥政变;47年,慈禧垂帘:皇权正统、承德和北京、慈安和奕?……)

書城自編碼: 2271180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中國史
作者: 王开玺著
國際書號(ISBN): 9787506073363
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4-03-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264/2150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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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本书有近70副珍贵的历史图片。
2.作者叙述历史深入浅出,可读性强。
內容簡介:
祺祥政变开启了慈禧垂帘。
年仅27岁的慈禧如何能够取得祺祥政变的胜利,从而开始了长达47年的垂帘听政生涯?是天时、地利,还是人和?似乎都是。
本书以“灭建州者叶赫”的谶语作引,勾勒出晚清道光皇帝立储隐忧的朝局和烽烟四起、内忧外患的政局变幻图景,全面接受了祺祥政变的历史背景;描述了随着祺祥政变的风起云涌,慈禧步步为营、游刃内外,最终彻底摆脱了以肃顺为首的赞襄政务八大臣的掣肘,登上最高权力宝座的跌宕起伏的过程,概括了黄色垂帘之后的慈禧,点了三位小皇帝的将,决定了晚清47年的朝局走向,进而影响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历史脉络。
在叙述的过程中,本书也一一解读了:慈禧为什么要发动祺祥政变?是为了自保,还是为了政治野心?在政变中,她是如何整合自身以及周边的各种势力,并逐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作为胜利者,为什么她执政时间是历史上492位皇帝中的“第七帝”,是唐朝女皇武则天执政时间(21年)的两倍多……
關於作者:
王开玺,1949年生,河北辛集人,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到目前为止,他已出版学术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内容多属晚清政治史范畴。
目錄
目 录
再版总序
引子——灭建州者叶赫
帝国危机
谁主沉浮——皇位本应是我的
无声之变——一张出奇制胜牌
封号问题——兄弟失和的导火线
异军突起——肃顺集团的形成与政绩
为政苛猛——肃顺播下失败的种子
君命难违——恭亲王奉命议和前后的处境与心态
热河风云
初露峥嵘——一个未被重视的女人
好男好女——镶蓝旗中的生死冤家
进退两难——咸丰帝的愤懑与无奈
托孤何人——咸丰帝的抉择
君权臣权——两个女人与八位男人的对抗
矛盾初显——权力平衡机制被打破
紧急联盟——是亲情所系还是情势所迫
政变始末
辅政垂帘——生死攸关的权力之争
无形兵谏——胜保、僧格林沁的态度
卧榻安枕——肃顺等人的麻痹与无知
出奇制胜——一场漂亮的宫廷政变
顾命无命——几家欢乐几家愁
慈禧垂帘——真正的胜利者
中兴未兴——帝国垂毙
历史的沉思
初版后记
再版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內容試閱
1.纵观清代历史,有两个现象极其有趣,同时更令人深思。
其一,清王朝自天命大汗努尔哈赤至宣统帝溥仪,共计十二帝。这十二帝的子女之多寡,似乎与大清王朝的兴盛衰败有着某种密切的关联。
天命大汗努尔哈赤一生共有16子,8女;崇德帝皇太极11子,14女;顺治帝福临8子,6女;康熙帝玄烨35子,20女;雍正帝胤禛10子,4女;乾隆帝弘历17子,10女;嘉庆帝颙(yónɡ)琰(yǎn)5子,9女;道光帝旻(mín)宁9子,10女;咸丰帝奕2子,1女;同治帝载淳子女皆无;光绪帝载湉(tián)子女皆无;宣统帝溥仪子女皆无。清朝各帝所生子女虽没有全部成活,有一些刚出生即夭折而死,有一些则是幼年而亡。但总的说来,道光帝以前各帝所生子女较多,这就使其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具有了较大的选择余地(虽然也会随之带来诸子争夺皇位的斗争,如康熙末年的诸子储位之争)。而自咸丰帝以后,除咸丰帝生有两子(一子尚未及命名即早殇而亡)外,同治帝、光绪帝皆无子女,这就使得清王朝在皇位继承人方面,几乎丧失了选择的余地或可能,当然更谈不上对于皇位继承人德才贤愚等方面的考虑与选择了。
其二,清朝十二帝寿命之短永,似乎也与大清王朝的兴盛衰败有着某种密切的关联。
天命大汗努尔哈赤享年68(虚)岁(本书若无特别说明,岁数皆为虚岁),崇德帝皇太极52岁,顺治帝福临24岁,康熙帝玄烨69岁,雍正帝胤禛58岁,乾隆帝弘历89岁,嘉庆帝颙琰61岁,道光帝旻宁69岁,咸丰帝奕31岁,同治帝载淳19岁,光绪帝载湉38岁。道光帝以前的各帝,除顺治帝情况较为特殊,只活了24岁外,其他皇帝均活至五六十岁,甚至八九十岁。而自咸丰帝始,同治帝只活了19岁,咸丰帝、光绪帝虽寿命较长,但也不过才30余岁。
清帝寿命如若绵久永长,其子继承皇位时一般皆已长大成人,如雍正帝继位时是45岁,乾隆帝25岁,嘉庆帝36岁,道光帝39岁,咸丰帝继位时也已20岁。这就至少可以在年龄方面保障新帝继位后马上即可独自处理政务,可以较好地保证皇位与皇权的平稳和顺利过渡。
但是,如果皇帝的寿命过于短促,其皇位继承人年龄就必然偏小。皇位继承人年龄较小,学业未成,不但没有任何基本知识的储备与积累,没有必要的政治经验,也不具备基本的是非判断与思维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新继位的小皇帝,或者必须借重于朝廷重臣,或者依赖于亲近太监,或者直接依靠自己的母后,出现一段皇位与皇权的分离时间。这就有可能导致权臣专擅、太监弄权或母后外戚专政,太阿倒持的朝局。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都将或多或少地引起朝局与政局的多变与混乱,导致皇权的旁落。
顺治初年和康熙初年,摄政王多尔衮、辅政大臣鳌拜等人的专擅揽权,造成朝局的混乱,与继位皇帝年龄较小有着直接的关系;晚清之时,慈禧太后之所以能够数十年干政垂帘,无疑与清末三位皇帝年龄太小,特别是同治帝年龄太小,有着直接的关系。
2.死的皇帝敌不过活的太后
九月三十日(11月2日)自早到晚几乎一整天,清宫内外都是风平浪静,没有任何声息动静。这是因为两宫太后早已特命办事处的人员,“勿知会怡、郑二王”,即不通知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而是秘密通知清一色的留守北京的王公大臣于申酉之时,即下午的六点左右到宫内准备召见。这时一个明确的信号,一个明确的政治表态,即两宫太后所信任,所依靠的政治力量,是以恭亲王奕为代表的“北京派”官员,每一位受召见的王公大臣都能清楚地意识到其中的政治意义。
11月初的北京,天气已经很冷了,六点左右,天也黑了下来。这时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文祥、大学士桂良、大学士贾桢、大学士周祖培等王公大臣都来到宫内。
这一天,载垣等人一直停留在军机处,监视着朝廷内外的政治动向。天将傍晚之时,当他们发现恭亲王奕等留京大臣全部都来到宫中之时,颇感意外,预感朝局可能即将发生变化,或许已经知道事情有些不妙,但仍故作镇静地大声斥责说:“尔等皆外廷臣子,怎敢擅入宫中?”恭亲王奕当时并不与之直接冲突争论,只是淡淡地说:“是皇帝有诏,命我等入见”。载垣等人仍力图阻止,并声称两宫太后无权召见朝廷大臣。
就在载垣等人与恭亲王奕等人纠缠争论之时,两宫太后又命人传来第二道上谕。该上谕称:载垣等人竟敢擅行阻拦太后召见大臣,实属“肆无忌惮”,命将载垣、端华、肃顺三人“革去爵职拿问”,并交宗人府会同大学士等官,严行议罪。
载垣等人或许至此仍未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或许是欲做困兽犹斗之举,颇有些不服气地大声斥责说:“我辈未入,诏从何来?”意思是说,我等赞襄政务八大臣奉咸丰帝遗诏辅政,凡一切诏书谕旨,都必须由我等八大臣草拟,交太后钤印后才能生效。现在我等八大臣没有入朝视事,更没有起草诏书,这一诏书根本无效。
但是,这时是在北京的皇宫,而不是在热河的避暑山庄。在热河,他们掌握着宫廷的侍卫权,周围多是自己的亲信之人,孤立无援者是两宫太后;而在北京,孤立无援者则是他们一方。八大臣中没有了灵魂人物肃顺,其政治气势已大为减弱;而两宫太后已不再是软弱可欺的妇道人家,她们已经得到了恭亲王奕及其他朝廷重臣的支持,已经取得了人数与气势上的优势。
在这一间不容发的紧要关头,恭亲王奕以亲皇叔的身份,紧紧抓住文武百官及宫廷侍卫人员普遍存在的正统皇权和忠君思想,手中高举诏书大声喝道:有王命在此,“谁敢者”。挟天子之命,可以号令诸侯,当然更可以号令当时在场的各位大臣,谁人敢抗旨不遵王命?况且当时的宫廷侍卫皆已改换为忠于两宫太后的人。恭亲王奕一声“拿下”之令,即有侍卫数人来前,褫去载垣、端华二人冠带,拥出隆宗门。
另据时人王闿运的《祺祥故事》记载,当奕向载垣、端华等人出示将其治罪的上谕时,两人面对赫赫皇权、皇命,一时也是不知如何是好,“皆相顾无语”。奕问其是否遵旨?载垣等人深知抗旨不遵,乃十恶不赦之罪,罪及全家。“头雁顶住风,群雁跟着冲”,没有肃顺站在前面鼓气壮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敢冒抗旨犯上之险,只得老老实实地向至高无上的皇权低头,表示“焉有不遵”,遂束手被擒。
载垣、端华等人带来的护卫随从见状,谁敢前来冒死救护,知大势已去,遂各自逃回王府报信。载垣、端华等家人无兵无权,亦只能听天由命,坐待朝命了。
赞襄政务八大臣已去其七,剩下的肃顺一人,早已是单丝不线,孤掌难鸣。清廷拿办载垣、端华等人虽极其顺利,但对于一向桀骜不驯的肃顺则不敢稍存大意,掉以轻心。清廷派人擒拿肃顺之时,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
首先发一道谕旨,命醇郡王奕立即来京。其实这仅是一个幌子,意在使奕能有一个较为充分的理由离开护送咸丰帝灵驾的大队,而不致引起肃顺的怀疑。醇郡王奕奉旨刚刚离开肃顺,在回京的路上就收到第二道上谕,“著派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将肃顺即行拿问,酌派妥员押解来京,交宗人府听候议罪”。
此时肃顺等人护送咸丰帝的灵驾刚刚行至密云行宫,距离回到京城至少尚有两天的行程。肃顺对于北京已经发生的政变一无所知。这天晚上,肃顺将咸丰帝的灵驾安顿好以后,拥抱着自己的妻妾已经安歇。
深夜时分,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抵达密云行宫后,估计肃顺不会像载垣等人那样轻易束手就擒,遂决定采取强力手段将其直接拿获。他们在德木齐札布管理的上虞备用处和伯彦诺谟祜管理的向导处配合之下,手捧谕旨,率领所带来的亲信兵丁人等一拥而上,砸破大门,很快解除了肃顺亲信护卫的武装,直扑肃顺的住处。肃顺此时知道事情有变,虽心中不服,仍在屋中咆哮骂詈(lì),但因随行护卫已被解除了武装,亦毫无反抗能力,很快被人踹破房门,绳细索绑,押上囚车,直回北京。
在宗人府内的监禁室内,肃顺与载垣、端华相见了。肃顺见到他们以后,又恨又气,大声呵斥二人说:“若早从吾言,何至有今日?”意思是在埋怨他们没有听从自己的主意,未能尽早对慈禧太后等人采取断然的措施,以致今日成为其阶下之囚。载垣、端华二人此时也有些后悔,颇为无奈地说“事已至此,复何言”,说什么已经晚了。载垣更是抱怨端华说:“吾之罪名,皆听汝言成之。”
关于肃顺所说“若早从吾言”之“吾言”,到底是指什么,未见明确的史料记载。据许指严《十叶野闻》记载,当咸丰帝病危之时,肃顺曾“劝怡亲王先攫传国玺,次以兵队监守两太后”,但是怡亲王载垣不肯从其计而行。其后,肃顺又建议,可先解除恭亲王奕和荣禄的职权和兵权,“然后回京行事”,“而怡亲王怯懦不前,致玺印为慈禧所得,大事业已去矣”。如果这一记载可靠的话,则肃顺、载垣等人之罪愈大矣。
三个人的相互埋怨已经是于事无补了,无论责任在谁,他们的最后结局都是一样的。其实,他们三个人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即他们过于相信自己受命于咸丰帝,具有任何人都不可撼动的政治地位,过于小瞧了两位年轻的寡妇人家,特别是慈禧太后了。对此,台湾学者庄练先生曾说:“死的皇帝敌不过活的太后。”
3.慈安和慈禧对垂帘的态度
垂帘听政,真的并非两宫太后的本意吗?两宫太后真的愿意在同治帝成人后归政于他吗?这需要具体分析,不好一概而论。
慈安太后一向为人较为厚道老实,并不热衷于权力。这不但是人们的一致看法,而且也符合其以后的历史实际表现。如果说上述思想基本上反映了慈安太后的想法,大概是不会错的。
慈禧太后的情况则十分复杂。不但人们普遍认为其人权力欲望极强,工于权术,喜怒无常,手段阴险,而且在以后的数十年中,两次另立年幼新帝,三次垂帘,始终不肯放弃清廷的最高权力。因此,如果说上述思想也基本上反映了她的想法,大概就很难令人信服了。这是人们对慈禧太后一生所作所为的总体认识和评价,所讲的也是事实,因而是正确的。但是,慈禧太后于同治帝病死之前,特别是发动祺祥政变之前,则未必一定是这样。
客观地说,慈禧太后在咸丰帝生前,的确具有一定的权力欲望,但后来在咸丰帝与肃顺等人的防范下,有所收敛。她之所以参与推倒赞襄政务八大臣的政变,既是其权力欲望使然,又的确具有如何确保将最高权力紧紧掌握在自己儿子手中的考虑;她和恭亲王联盟共同与肃顺等人展开激烈的斗争,既有利害利益的冲突,也有皇帝之母与皇叔联合与外姓争权的因素。因此,慈禧太后未必一开始即具有如同后来那样强烈的权力欲望和野心。
试想,假如同治帝于1873年亲政后,不是很快病逝,而是活到40岁,50岁,60岁,那时慈禧太后已分别是61岁,71岁,81岁了,是否一定会再次出现垂帘听政的局面呢?绝大多数人应该会持否定的意见。
同治帝死后,慈禧太后之所以要立年幼的载湉为帝,原因大概有两个。首先是出于其个人的权力私心。慈禧太后在祺祥政变后,出面垂帘听政,对于最高权力的重要性有了更为切身的体会,她本人的权力欲望确实提高或膨胀了。其次是慈禧太后对于自己的政治能力过于自负、自信,对于皇族中溥字辈中其他人的政治能力和资质是不放心的,的确有一种大清朝舍我其谁的自负。
因此,两宫太后有关垂帘听政并非所愿的说法,有其真实可信的一面,至少对于慈安太后来说是这样。
4. 大清覆灭与慈禧
我们说清王朝的“同治中兴”是“中兴未兴”,除了上述清皇位皇权的危机之外,还有清王朝始终面临着在全国政治统治危机的原因。
这一危机,首先是来自于外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
同治十年(1871),沙俄出兵侵占中国的伊犁地区。
同治十三年(1874),日军发动侵略中国台湾的战争。
光绪元年(1875),英国制造了入侵中国云南的马嘉理事件。
光绪十年(1884),法国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光绪二十年(1894),日本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光绪二十六年(1900),英、法、美、俄、德、意、日、奥等国发动了八国联军侵略战争。
光绪三十年(1904),日本与俄国为争夺中国的东三省,在东北地区展开了厮杀。
外国侵略者对中国每发动一次侵略战争,清政府就要与他们签订一次不平等条约,丧失部分国家利权。
章太炎先生曾作一对联,用词工力极深,生动形象,淋漓尽致;用意则语语中的,鞭辟入里,精妙至极,将慈禧太后一生误国卖国行为刻画得惟妙惟肖。其上联是: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下联是: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
此联之妙在于,章太炎先生不但将慈禧太后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庆寿之年,所丧失的国家领土与主权予以了高度的概括,而且将“万寿无疆”这一祝寿语,巧妙地变换为“每逢万寿祝疆无”,用词之妙,实在令人叹服。
从上述对联中,我们还可以联想到慈禧太后一生中的另一个有趣现象,或者说是慈禧太后一生中的一大遗憾。
慈禧太后生于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1835年11月29日),按照中国传统的虚岁纪年方法,1874年应是其40岁的整寿,这一年不但发生了日本侵略台湾的战争,而且慈禧太后过完40整寿以后刚三个月,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帝即一命呜呼了。
1884年,是慈禧太后的50岁整寿,却是在中法战争中度过的,使她未能很好地庆贺一番。
1894年,是慈禧太后的60岁整寿,且是干支纪年中60年一个轮回的甲子之年,中国人向来十分看重六十大寿的庆贺。但非常不幸的是,这一年日本又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慈禧太后虽不顾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在战争的硝烟和隆隆的枪炮声中,为自己庆了寿,但朝廷上下却毫无喜庆的气氛。中日战争失败后,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了日本,“万寿无疆”的祝寿词,再次成为了“祝疆无”。
而到了1904年,慈禧太后70整寿之时,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又发生了日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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