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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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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爬梳大量资料，既关注社会大势，又关注裹挟于此大势中的个人，更关注其思想转变和探求，力图复原历史现场，立论有据，述评精当，显示了比较好的学术训练和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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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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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聚焦的对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造就的新文化知识分子和新青年，他们面对20年代中后期“五四”立场的蜕化、社会革命的兴起、新的政党政治出现等一系列历史状况，遭遇到怎样的现实的、思想的困境与挑战，在此历史境遇下，在文学与政治的张力关系中，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思想转变、道路抉择以及发挥了什么样的现实作用，由此勾勒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何经过社会革命的洗礼而发展出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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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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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凯，1974年生，1993—2004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已出版专著《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构建——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的历史沿革》（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曾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现代中国》、《文化纵横》、《读书》、《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台）、《人间思想》（台）、《现代思想》（日）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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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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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第一章从"文学家"到"革命文学家"
创造社"文学梦"的碰壁与新觉悟--政治性言论的资源与出发点--对文学的检讨与新文艺观--赴广州："出路"抑或"畏途"
第二章"文学与政治的交错"
沈雁冰进入"文学"与"革命"的路径--社会改造语境下的文学主张--从"血泪文学"到"革命的文学"：关于文学与革命的初步想象--"实际工作者"对新文学的批评："革命人"与"革命文"--寻找革命文学的"内在立场"：社会价值与文学价值的中介--"新俄文化"的直接经验：召唤"无产阶级文化"--《论无产阶级艺术》：波格丹诺夫理论的转述与改写--"五卅风暴"：新的现实与新的意识起点
第三章1925、1926年北京新文化言论界：再造"思想革命"的起点与终点
从"首都革命"到"三一八惨案"：五四时代的终结--"北京政变"、"溥仪出宫"与反思"民国"：新文化言论界复兴的历史契机、面向及其困境--政治与法理、"雪耻与御辱"：围绕"五卅事件"呈现的新文化思想界之分歧--党派性言论的确立：反思学生运动与思想革命的路径分歧--告别北京
第四章"广州事情"
广州的"进步"与"落后"--从广东大学文科风潮到"革命人"--广州"右倾"和郁达夫对"革命"的批判--成仿吾的理论准备：检讨"趣味"--《两地书》中所见的革命观察--鲁迅在广州：革命与文学以及革命青年的鲁迅论
第五章武汉左派政权下的"革命文化"、"无产阶级文化"言论
革命文学历史书写原则的检查："历史性叙述"的出现及其限度--"武汉时期"的形成--"建设革命文化"一个官方口号提出的契机与内含--武汉的舆论环境与"革命文艺"的初步讨论--检讨"新文化"：从推崇"民众艺术"到批判"资产阶级艺术"--世代交替：创造"无产阶级文化园地"--"武汉时期"的终结以及它为什么在历史中被遮蔽--分共之后：摘掉"国民革命"的帽子？
第六章当还是不当"留声机器"与革命思想的更生
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尴尬：从政治领域回到文艺领域--"当一个留声机器"：命题的提出及其历史指向--"不当一个留声机器"：革命的另一种理解和路径--批评资本主义与知识阶级的转向--意识斗争理论与现实革命的碰撞
第七章"硬译"与鲁迅的论战层面
在正确立场之外：如何定位鲁迅在论战中的位置--从"直译"到"硬译"：文化改造立场的延续--作为"报复"的"硬译"与"无产阶级文学论"：主体改造理论的颠覆与深化
第八章"小资产阶级文艺"的出路与革命的出路
"写小资产阶级"与反思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同位置、立场上的"小资产阶级观"--观念与个人的"出路"
结语 理解"左翼文化运动"
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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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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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928年2月，上海新文化知识分子刊物《一般》发表了朱自清一篇长文《那里走》。这篇文章在第一时间真实传达了一个新文化知识分子面对时代转折时的不安、惶惑、思考以及抉择。
在刚刚过去的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经历了从巅峰到谷底的突变，国共分裂引发一系列白色恐怖、红色恐怖的高潮。曾经积极投入“国民革命”的新文化知识分子和新青年被革命甩出，逃亡到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中栖身，疗伤之余，革命政治中蓄积起来而常被压抑的革命意识被转移到纸面上，思想文化界一场新的革命正初露端倪。
面对这场拉开帷幕的时代大戏，身居“死城”北京 的朱自清似乎比身处风暴中心的同人们更敏感地体会到它的分量和逼迫性。除了个人禀赋，这相当程度上源于他并非以一般意义上的“知识阶级”的一分子来看待大革命已经带来与可能带来的后果，他更自觉地属于“五四一代”——“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他的思想、意识，乃至感觉方式。他内在于新文化运动，内在于它的可能性和它的限度。他以“五四”造就的历史性主体的身份看待、衡量时代的变化——无法去除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质疑交织于其间——他并不将自身的选择困境仅仅看成个人境遇，而是意识到它背后有时代的脉络，有新文化运动展开中遭遇的历史命运。
在《那里走》一文中，“时代与我”一节集中表达了作者对“新时代”的观察、把握。他力图勾勒“五四”至今十年中时代变化的根本：
这时代是一个新时代。时代的界限，本是很难画出的；但我有理由，从十年前起算这时代。在我的眼里，这十年中，我们有着三个步骤：从自我的解放到国家的解放，从国家的解放到Class Struggle；从另一面看，也可以说是从思想的革命到政治的革命，从政治的革命到经济的革命。……在这三个步骤里，我们看出显然不同的两种精神。在第一步骤里，我们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学理的研究；在第二，第三步骤里，我们要的是革命，有的是专制的党，做的是军事行动及党纲，主义的宣传。这两种精神的差异，也许就是理想与实际的差异。
在解放的时期，我们所发见的是个人价值。我们诅咒家庭，诅咒社会，要将个人抬在一切的上面，作宇宙的中心。我们说，个人是一切评价的标准；认清了这标准，我们要重新评定一切传统的价值。这时是文学，哲学全盛的日子。虽也有所谓平民思想，但只是偶然的怜悯，适成其为慈善主义而已。社会科学虽也被重视，而与文学，哲学相比，却远不能及。这大约是经济状况剧变的缘故吧，三四年来，社会科学的书籍，特别是关于社会革命的，销场渐渐地增广了，文学，哲学反倒被压下去了；直到革命爆发为止。在这革命的时期，一切的价值都归于实际的行动；军士们的枪，宣传部的笔和舌，做了两个急先锋。只要一些大同小异的传单，小册子，便已足用；社会革命的书籍亦已无须，更不用提什么文学，哲学了。这时期“一切权力属于党”。在理论上，不独政治，军事是党所该管；你一切的生活，也都该党化。党的律是铁律，除遵守与服从外，不能说半个“不”字，个人——自我——是渺小的；在党的范围内发展，是认可的，在党的范围外，便是所谓“浪漫”了。这足以妨碍工作，为党所不能容忍。几年前，“浪漫”是一个好名字，现在它的意义却只剩了讽刺与诅咒。“浪漫”是让自己蓬蓬勃勃的情感尽量发泄，这样扩大了自己。但现在要的是工作，蓬蓬勃勃的情感是无训练的，不能发生实际效用；现在是紧急的时期，用不着这种不紧急的东西。持续的，强韧的，有组织的工作，在理知的权威领导之下，向前进行：这是今日的教义。党便是这种理知的权威之具体化。党所要求于个人的是牺牲，是无条件的牺牲。一个人得按着党的方式而生活，想自出心裁，是不行的。
虽然朱自清在文中称十年所经历的三个阶段是连续的，而且都囊括在由“五四”开创的“新时代”中；但他更强调，以“五四”为标志的“解放时期”和以大革命为代表的“革命时期”在精神上的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冲突。而后者所开创的将是一个真正的“大时代”：“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决不从它巨灵般的手掌中放掉一个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着它的威胁” 。在作者看来，作为这个时代标志的阶级斗争将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展开，将在何时终结都是不确定的；可以确定的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打造出来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自由主义的行动准则、学理研究的理想将在“大时代”中没有容身之地。于是：“我总预想着我们阶级的灭亡，……这灭亡的到来，也许是我所不及见，但昔日的我们的繁荣，渐渐往颓废的路上走，总可以眼睁睁看着的。”
然而，事实上，“解放时期”与“革命时期”这两个阶段真的如此截然对立吗？革命政治的兴起真的意味着对文化主义、个人解放的全面摧毁吗？而且，更重要的，如果承认从“解放时期”到“革命时期”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那么，如何看待、解释“五四”造就的新青年决然地从高扬个人绝对价值、崇尚学理研究、充满浪漫情感走向服从“理知的权威”、“有组织的工作”、主义的宣传、无条件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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