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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讲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大批美国社会各界精英包括医生、雕塑家、画家、小说家、物理学家、教育学家等横渡大西洋,来到巴黎进行文化寻根的历史场景。这些人包括有詹姆斯 费尼莫尔 库珀、塞缪尔 摩尔斯、奥古斯塔斯 圣高登斯、拉尔夫 沃尔多 爱默生、亨利 朗费罗、玛丽 卡萨特等等。对于来自新生美国的留学生来说,当时的巴黎是先进和发达的,所以他们不远万里,横渡大西洋来到巴黎学艺,学成之后又将这些带回美国,以奠定美国此后的繁荣。
同时,本书还从一大帮美国文化人的角度,写下了19世纪巴黎的历史,说得更广一些,甚至是法国的历史。包括“七月革命”、1848巴黎起义、第二帝国的统治、普法战争、巴黎公社和第三共和国的诞生、凯旋门和埃菲尔铁塔的建造、巴黎歌剧院的横空出世以及巴黎的一些奇闻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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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美)大卫 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著名传记作家、教师,分别以《杜鲁门》和《约翰 亚当斯》两次问鼎普利策奖;以《大海之路》和《马背上的早晨》两次问鼎国家图书奖。麦卡洛其他有名的著作还包括《1776》《勇敢的同伴》《大桥》和《约翰斯敦的洪水》等。麦卡洛赢得了无数的奖项和荣誉,包括美国平民最高的荣誉——总统自由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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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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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一批美国人在巴黎
第一部分
第一章 越洋之路
第二章 这就是巴黎!
第三章 摩尔斯在卢浮宫
第四章 医学界
第二部分
第五章 美国热潮
第六章 风雨欲来
第七章 城市大变革
第八章 注定成功
第三部分
第九章 围城
第十章 疯狂
第十一章 重返巴黎
第十二章 法拉格特
第十三章 才华横溢
第十四章 再见了,巴黎!
尾声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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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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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越洋之路
一想到要远涉重洋,我的心就狂跳不已。—— 查尔斯 萨姆纳
一
他们当时是把去巴黎作为一生的梦想来谈论的,虽然许多人在此都遭遇了各种各样的艰难与挫折,但他们仍然把这段经历看做自己一生中最具价值的时光。19 世纪30 年代,越来越多有抱负、有才华的美国人涌向巴黎,他们就是这涌向巴黎大潮中的第一浪。他们中没有人像早期的本杰明 富兰克林、约翰 亚当斯或者是托马斯 杰斐逊那样在外交或政治领域声名卓著,也没有人企图在实业或者商业方面取得成功。好像只有一个青年作家有点儿固定的工资收入,也不过就是为纽约的一家报社打打工赚点工资而已。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难民,也不认为自己是背井离乡的流亡者。他们旅行的目的不是寻欢作乐,更不是想要在海外引起什么轰动。他们的目标不同寻常,几乎每个人的目标都是那么具体,每个人的追求都是那么认真。他们志存高远、雄心勃勃,都希望在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上有所成就。他们把在巴黎的时光、在巴黎的经历看做实现梦想的必由之路—— 当然,就像詹姆斯 库柏在解释为什么他需要那段在巴黎的经历时所说的那样:其中不可避免地“有一点儿快乐隐藏在杯底”。他们来自波士顿、纽约、费城、俄亥俄、北卡罗来纳、路易斯安那,当时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几乎所有24 个州中,每个州都有人来到巴黎。除个别人以外,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本身生活富足,要不就是父母很富有。他们中多数人都是二十几岁的单身男子,身材相貌各不相同。以奥利弗 温德尔 霍姆斯为例,他身材不高、温文尔雅,是一个经常面带笑容的波士顿人,看上去比他25 岁的年龄还要年轻一些,他诙谐地提到他的身高是5.3英尺(约合1.62 米),“这是穿着带跟的靴子量的结果”。而他的朋友查尔斯 萨姆纳则和他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查尔斯有着竹竿一样的身材,高6.2英尺(约合1.89 米),说话声音洪亮,长着浓密的眉毛,看上去年龄好像在三十开外,其实他比温德尔还小两岁。
有几个人,也就是六七个吧,他们比其他人大十岁左右,其中的三个已经小有名气了。像库柏,他已经凭借其作品,特别是《最后一个莫希干人》,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小说家;塞缪尔 摩尔斯已经是一个成名的肖像画家;爱玛 薇拉德是爱玛 薇拉德特洛伊女校的创办者,是第一个公开支持美国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
同时还有一点很值得一提,那就是这三个人各自在1824 年拉法耶特侯爵返回美国的事件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库柏参与组织了纽约市欢迎拉法耶特的盛大仪式;摩尔斯为纽约市绘制了拉法耶特的画像;而拉法耶特在哈德逊流域访问的一个亮点就是参观爱玛 薇拉德特洛伊女校。这三位都公开地表达了对老英雄的敬爱,他们各自作出漂洋过海、来到法兰西的决定中也包含了想再见这位老英雄一面的愿望。
库柏出发到法国的时间比别人要早很多,那是1826 年,他时年37 岁。当时,他带着妻子和五个2—13 岁的孩子和一个16 岁的侄子就上路了。在那个年代,全家一起闯北大西洋是一件非同凡响的事情,后来据他们年龄最大的孩子,名字叫做休的回忆说:“我亲爱的母亲听到这个想法时简直惊呆了。” 按照库柏的说法,他们去欧洲是为了他的健康—— 他的脾胃已经“完全紊乱”,同时也是为了让孩子们受到更好的教育。
当他们的船从纽约出发时,有一条小艇从旁边经过,艇上的人认出了库柏,于是朝他大声喊道:“你准备离开多久?”
“五年。”库柏回答道。
“你永远不会回来了。”那人喊道。
这几句对话让库柏终生难忘。
1892 年年末,摩尔斯38 岁,在经历了意外的丧妻之痛之后,他把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托付给了亲戚照看,自己独自踏上了旅程。
而爱玛 哈特 薇拉德已经是年近五十的孀妇了,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海上旅行的艰苦对于一个文雅的女士来说是太过分了,除非万不得已,还得有一个合适的旅伴,否则是不可行的。然而在爱玛的概念里,没有那么多针对女性的条条框框,她的事业就是建立在冲破对女性偏见的基础上的。她的医生也曾建议她进行海上旅行,因为她之前有一段时间身体不好而在当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认为海上的空气对各种疾病有治疗效果。不过她似乎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别人的意见对她影响甚微。
薇拉德女士除了创办和管理她的学校外,还编写地理和历史课本。她出版的《美利坚共和国历史》一书就足以让她在经济上不依赖任何人。她是一个有着“古典美”的女人,长得棱角分明,罗马人的鼻子赋予了她特有的坚毅气质。作为校长,她总爱穿质地上等的黑色绸缎衣服,头戴白色无边帽。据她的一个学生回忆:“她是一个仪表非凡的女人,她年轻时完全符合我心目中女王的形象。”薇拉德女士总爱对学生们说:“发挥出你的最大才能,你的才能也会更加完善的。”
她把学校交由妹妹照管,在20 岁的儿子约翰的陪伴下,登上了驶往法兰西的航船,准备勇敢地面对人生旅途中以后一切的未知。去看一看期盼已久的欧洲、拓展自己的视野是她“一生的期望”,她决心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地汲取能够学到的一切知识,不仅仅要让自己和学生受益,也要让自己祖国的妇女姐妹们受益。
奥利弗 温德尔 霍姆斯,人们常叫他温德尔,也是抱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去巴黎的。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是一个诗人,他的诗《老铁壁》已经为他赢得了名声,这是一首对美国“宪法号”军舰的颂歌,就是这首诗把这艘具有历史意义的战舰从废铁堆中拯救了出来。
啊,撕下她破烂的国旗!它已高高飘扬了很久,许多人都看到,那面旗在天空飘扬,旗下曾响过战斗的呼喊,迸发过大炮的怒吼──海洋上空的流星,将不再扫过云层。
他写道:“我已经品尝过作品问世时那醉人的快意。”但他不满足于只把写作当做生活的全部。他曾上过一年的法学院,后来又转向医学。就在他的医学学习即将完成之时,他和几个波士顿的年轻人一起出发去了巴黎,因为巴黎当时被许多人认为是世界医学和医疗学习之都。
和他一起去巴黎的有小詹姆斯 杰克逊和乔纳森 梅森 沃伦,他们的父辈是波士顿著名的医师—— 詹姆斯 杰克逊和约翰 柯林斯 沃伦,是马萨诸塞总医院的创办者。对于这两个年轻人来说,去巴黎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愿望,同时也是其父辈的梦想。
温德尔 霍姆斯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得说服强烈反对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个神父,温德尔去巴黎对他来说是一笔花费,同时他非常担心在巴黎那样一个臭名昭著的纵欲之地,他儿子的道德会堕落成什么样子。但是温德尔坚决要去,他说如果他在医学上想要有所成就,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只会发放药剂的农村配药员”的话,他至少需要两年在巴黎医院的经验。另外,他渴望逃离生活的“单调”和家庭中浓重的加尔文教义的气氛。霍姆斯后来在回忆起他、姐姐和哥哥所受的家庭教育时写道:“我们被告知是一群堕落的小可怜虫,要面对上帝的愤怒,而引起上帝愤怒的原因是一些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我想我们一点儿也不相信这一套……”
查尔斯 萨姆纳关掉了自己在波士顿刚建立的律师事务所,从朋友那里借了3000 美元来实现自己海外求学的愿望。他上中小学时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才华,上哈佛时虽然受到了大家的喜爱,但学业并不出众,单数学这门课就令他头痛不已(有一次,一位教授提问他时,他回答说自己对数学一无所知,教授吼道:“数学!数学!你看不出区别吗?我的问题不是关于数学,而是物理的。”)。不过萨姆纳热爱读书,在法学院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据说他变成了“一个不知疲倦、无所不学的学生”,他的眼睛“由于熬夜读书总是红红的”,从此后他再也没有懈怠过。他从小就渴望去看看欧洲,于是他决定学法语,以便尽可能多地听索邦神学院那些著名专家的课。
这种对学问的热爱也可能会给人带来实际生活中的好处。才几年前,萨姆纳的朋友亨利 瓦兹沃思 朗费罗旅居欧洲回来,由于他在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德语上都有相当的造诣,虽年仅28 岁,哈佛大学也给他提供了一个现代语言教授的位置,这个机会改变了他的生活。
“一想到要远涉重洋,我的心就狂跳不已,”萨姆纳写道,“当我自己想着去欧洲的事情时,我觉得就像想着一个可爱姑娘的姣好面容一样,我爱上了欧罗巴。”
也有许多艺术家和作家怀揣梦想奔向巴黎,他们希望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们一起学习生活,聆听大师们的教诲,感受完全不同于美国的那种文化的震撼。
甚至像塞缪尔 摩尔斯那样已经成功的人士也认为巴黎经历是极其必要的。摩尔斯在耶鲁上大学时就一直绘画,28 岁时被指定给詹姆斯 门罗总统画像;1822 年,他自己决定开始画众议院议员开会的肖像,这是一个以前从未尝试的题材;1825 年,当拉法耶特访问纽约时,他受命为纽约市画一幅拉法耶特将军的全身像,这使他的事业上了一个新台阶。摩尔斯跟随拉法耶特到了华盛顿,拉法耶特同意在华盛顿出席几次会议,摩尔斯因此非常兴奋。然而,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摩尔斯的世界崩塌了:噩耗传来,他的妻子卢克利希亚在生下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三周后去世了。他悲恸欲绝,几近崩溃,此时他更加感到时不我待,为了事业的发展,他必须去巴黎。
他坚持认为自己需要巴黎,“没有在巴黎的经历,作为一名画家,他所接受的教育就不是完善的”。他已经厌倦了画肖像画,决定跳出这个领域,继承美国绘画大师本杰明 韦斯特和约翰 杜木布尔的传统,成为一名历史画家。为了避免误解,他在自己护照上的职业一栏里填写了“历史画家”。
对于年轻得多、还在奋斗的无名艺术爱好者、来自波士顿的乔治 希利来说,巴黎更是希望之地。当摩尔斯希望跳出肖像画这一领域时,年轻的希利却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其中。希利的父亲是天主教徒,母亲是新教徒,他是家里五个孩子中的老大。因为作为船长的父亲的收入不足以养家糊口,希利从小就成了母亲的“小帮手”,在各个方面帮着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值得一提的是,他父亲的画像是吉尔博特 斯图亚特画的,而他外祖母的水彩画画得“相当不错”。不过希利直到16 岁才拿起画笔,一旦拿起画笔,他就再也放不下了。
他身材不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性格“相当腼腆”,在同龄人中他异常努力,他身上有一种异于他人的特别气质,很讨人喜欢。作为一个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人来说,他绘画的才能显然是非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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