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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加拿大国家最高奖——总督文学奖入围作品
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展开，又不乏精彩的细节重现，如同婚姻本身一样充满诱惑和魅力。
一幅关于爱情、性、誓言、离婚、种族、金钱、婚礼……的历史画卷
从古迄今，婚姻无疑是人类最为重要的关系之一。因此作者说：“我们的社会总是哀叹婚姻是个即将衰亡的制度，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大部分人都会结婚，还经常再婚。在研究和组织材料的时候，我频频为过去到现在的各种巨大变化感到震惊——甚至也为那些至今没什么改变的事物感到震惊。”
《婚姻史》不仅精彩记述往事，而且试图阐述和分析今日婚姻的状况，作者的雄心是定位和讨论与婚姻发展历程有关的最重要的问题。换言之，《婚姻史》的潜台词，是过去与现在的联系，婚姻曾经是什么样子以及现在成了什么样子。
本书内容宽泛而有针对性，批评尖锐又满怀希望，行文智慧与信息性并重，风格幽默狡黠，带领我们深入观察和思考人类的行为和个体的生活。作者是一位令人愉悦的故事讲述者，新见和趣事散布全书，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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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作者以热情与好奇，将最公开又最私密的婚姻关系——男男女女之间的故事——生动地展现在字里行间
“婚姻”对人类和每一个个体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备受称颂的历史学家伊丽莎白?阿伯特将其视为一种法律、习俗和宗教方面的制度，并在爱情和责任、性与忠诚、育儿与同居、经济互相分担、社会认知等方面探讨婚姻的真相，涉及同性结合、父母包办、嫁妆、自婚和童婚、婚姻礼仪等。
配偶双方除了在一起还有什么别的选择？以死亡为终点的婚姻，平均延续时间有多长？穿长裤的丈夫和穿裙子的妻子每天都在过着怎样的生活？男人剥夺女性的投票权、控制属于她们的金钱、获得她们孩子的监护权、不受惩罚地搞外遇，到底有多普遍？家务管理的标准和现实是什么样的？食物如何准备？离婚还很罕见的时候，离婚法是什么样的？富人和穷人的婚姻体验分别是怎样的？解开古老规条的婚姻今天面临哪些问题？人类婚姻的前景到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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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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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 阿伯特Elizabeth Abbott，加拿大作家、历史学家。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历史学博士，1991年到2004年担任多伦多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University of Toronto）大学女生部主任。她对社会正义和女性问题、动物治疗、环境等领域有特殊兴趣。其人类关系三部曲《婚姻史》《独身史》和《情妇史》深受好评，被翻译成16种语言出版。1991年获得国家杂志环境写作奖。其著作《糖：苦甜参半的历史》获得2009年查尔斯 泰勒奖非小说类提名。阿伯特还是书评家和演说家。她新近成为祖母。她是个流浪狗救援者，和三条狗、两只猫住在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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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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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附目录与试读章节
鸣 谢
第一部分 历史上的婚姻
引 言 过去的婚姻（真相）
第一章 过去的丈夫与妻子
第二章 婚姻与生命礼仪
第三章 婚礼与婚后
第四章 婚姻中的爱与性
第五章 婚姻与家居
第六章 你们要生养众多：作为婚姻核心的子女
第七章 出现问题怎么办
第二部分 现在与未来的婚姻
引 言 我们心目中的过去与现在的婚姻
第八章 未婚者与时常单身者
第九章 从同性恋角度看待婚姻的本质
第十章 现代婚姻中的子女及其抚养
第十一章 无论贫穷富足：婚姻与金钱
第十二章 婚姻与种族
第十三章 婚姻政策
第十四章 婚姻争论的核心问题
尾 声 休止符
注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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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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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妆箱与进入社交圈
大多数西欧和北美的女孩都盼望结婚，而且在婚姻方面深受各种文学作品的影响。她们需要在了解本国婚姻习俗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家庭。女性亲属会帮助她们准备一只“嫁妆箱”（hope chest，“希望的箱子”）。“嫁妆箱”这个名字本身就反映出不是所有女孩都能找到理想的丈夫。嫁妆箱是个坚固的盒子——不过有时候可能是一只抽屉或者衣柜的一部分——专供存放亚麻衣料和银器等基本的家庭用品。嫁妆箱起源于中世纪欧洲的农业文化，在 19世纪的最后十年和 20世纪的最初十年这段时间里，欧洲和北美的农民与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们都有这么一只嫁妆箱。
直到最近几十年，嫁妆箱在北美家庭中还是相当普遍。1967年，大学生们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有 38%的家庭为女儿备有嫁妆箱。“在某种程度上，”研究者们总结道，“嫁妆箱已经成为一种象征，反映出年轻女子待嫁的心情，从现实角度看又表现出她们对未来家庭生活未雨绸缪的考虑。 ”从生日时积攒的勺子、圣诞用的茶杯、复活节枕套等物品可以看出成长中的女孩的价值观与期盼，让我们从家庭用品方面对其婚姻生活有所了解。
特权阶级女子的嫁妆箱则有所不同，她们大部分希望寻觅与自己门当户对的配偶。工业革命结束后，资产阶级变得十分富有，他们甚至可以和贵族阶级联姻，因为人们总是希望把社会和经济地位相当的青年男女撮合到一起。年轻女子“进入社交圈”的仪式为这种撮合提供了机会和场合。这些少女通常只有十七八岁，借着参加舞会、宴会和正式邀请的机会步入成人社会。在英国，圣詹姆斯宫的会客室是有身份的年轻女子的首选社交场所，此外还包括其他皇家宫殿、舞厅或者豪华饭店等。
这些女子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跳舞、唱歌或者演奏乐器的场合，借机了解各种社交规则和风俗，顺便展示自己的外貌。当然，这些活动的效果都要受到其父母社会地位、名声、财富以及其本人会给自己的婚姻带来什么好处的影响。
少女们有一个社交季的时间寻找丈夫，在英国是 4月到 8月，在北美通常是 11月到次年 1月。早在 1748年的美国，费城就有 59个家庭为年轻女孩们举行“跳舞聚会”，帮助她们进入社交圈并且找到未来的丈夫。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女孩及其父母会非常失望。她仍然会结婚，但是由于每个社交季节都有新人到来，她会降低择偶标准，其在婚姻市场上的估价也会打折扣。
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南部，十多岁的女孩从学校毕业后就要进入社交圈，在那里寻找并取悦心仪的情郎，然后与之结婚，把余生奉献给操持家务和养育儿女，就像她们的母亲一样。从无数女子的日记来看，这种模式的问题在于：虽然她们进入了社交圈，穿着时髦的衣服展示自己的教养和容貌，但是“她们明显表现出对进入人生下个阶段——寻找丈夫——的抗拒”，历史学家安雅?加布尔在《斯嘉丽的姐妹》中写道。
上述抗拒者中包括北卡罗来纳州的佩妮洛佩?斯金纳，为了避免结婚，她先和人调情并吸引他们，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拒绝那些追求者：在三年的时间里，她赶走了 30位追求者。华盛顿特区的劳拉?沃尔特拒绝了三次求婚，她说：“我没有爱上任何人。 ”和大部分条件优越的女孩一样，佩妮洛佩和劳拉最后都结了婚，不过在婚前的许多年中她们度过了一段自由的“待字闺中”的欢乐时光。
佩妮洛佩最终爱上并嫁给了托马斯?沃伦。他是一位医生，经常因工作关系出国，所以，她经常遭受孤独的折磨：“除了悲戚哀叹，我没有别的事情可做——而你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或者年轻的朋友可以陪伴左右，”她抱怨道，“与你们分离让我如生病一样痛苦——它成功地控制了我——让我变得尽可能地温驯。”劳拉和托马斯?兰德尔结了婚，她闷闷不乐地离开了家（“我的心在颤抖……它已经死了……因为这件事我杀死了自己”）——和丈夫搬到了佛罗里达。
佩妮洛佩 ?沃伦很快就怀孕了，她立刻把精力转移到照顾自己上面：在写给丈夫的信中，她描述了自己的健康食谱、“宽松的”服装，还有“烦人”但“不是特别令人痛苦”的痔疮，显然她的精神不错。1841年 1月，她生了一个女儿，因为对生产的过于恐惧，不久她就死去了。
劳拉?沃尔特?兰德尔没有因此死掉，但是，虽然有一位白人护士和几位黑人女奴照顾她，她还是被频繁的怀孕和养育婴儿弄得疲乏不堪：“我宣布，如果我的余生都要过这种日子，我宁愿——这就是我准备说的——躺下来死掉，这是一种最可怕的奴役——如果你的一生都耗在这上面的话！”劳拉对自己的婚姻和丈夫也不满意，她不再爱他了。“像我丈夫说的那样，我现在是‘他见过的最痛苦、可怜、一无是处的女人’。”
比起爱情，英国的贵族阶层更加看重金钱和地位，因此女子对婚姻的期待也有所不同。19世纪 70年代，初入社交圈的少女爱丽丝?凯瑟琳?迈尔斯把自己在社交季节的择偶经历忠实地记录在日记中。因为人口众多，爱丽丝的家族无法给她太多进项，到了 17岁，爱丽丝意识到只有利用人际关系和自己的美貌，嫁给一个每年至少有 5000磅进项的有钱人才能满足自己奢侈的生活品位。当然，以她的条件，也配不上像年轻爱调情的亨利?查尔斯?佩蒂 -菲茨莫里斯——第五代兰斯当侯爵，继承了英国和爱尔兰境内的 14万英亩土地——那样的巨富，所以把心思用在这样的富人身上是浪费时间（玩世不恭的侯爵本人同样也不会把她放在心上）。爱丽丝知道，她可能永远无法与哈莉艾特?伊芙斯?莱特小姐相比，“她是个相当美丽的女继承人……我猜她每年至少有 4000磅的收入”。
与本阶层的典型一样，爱丽丝执着于配偶的收入和财产。表兄在给她介绍对象时，都要“悄悄告诉她对方的财产和社会地位”，例如这样耳语：“比尤蒂 ?坎贝尔，警卫队上尉，在北部拥有很大的庄园，每年进项两万磅： ——比尤蒂上尉——迈尔斯小姐。”爱丽丝一度没有理睬其中一位追求者——萨缪尔爵士，“我之前确定他每年只收入 4000磅”，这比她的最低标准还要低。
爱丽丝狡黠地算计和追求着理想中的婚姻。但家庭无力提供足够的嫁妆给她带来很大的劣势，但是正因如此她才在个人素质的准备方面下了很多功夫。1869年底，21岁的爱丽丝锁定了一位合适的追求者：乔治?杜帕，33岁，牧场主，已在新西兰挣下一笔家业。虽然对两人的婚姻前景不抱过高的期望，但她相信乔治的财富会弥补两人年龄的差距以及所有不配的地方，不过真正要紧的是，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长期目标——猎取一位有钱的新郎。
第三章 婚礼和婚后
1840年维多利亚女王的盛大婚礼
不同时代和地区的婚礼仪式各有不同，还要受到个人口味和条件的影响，因此没有一定之规。直到 18世纪末和 19世纪初，才确定婚礼仪式的重头戏是父母表示同意（应法律要求）和办理婚姻凭证。一般来说婚书都要贴出来。从 16世纪中期开始，大多数基督徒的婚礼就按照英国圣公会规定的仪式标准举行，念诵《公祷书》，新教教会婚礼仪式使用的祈祷词大同小异，罗马天主教婚礼有他们自己的祈祷词。
到了 18世纪中期，婚礼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公众仪式。但是成本变成大家考虑的主要问题，有些不想“自婚”的穷人负担不起最简单的婚礼费用，他们常会先公开婚书和交换誓言，然后住在一起来代替婚礼。富裕一些的人会举办气氛欢快的婚礼，通常在家进行，以适合自身条件的方式表示庆祝和娱乐。
至于婚礼服装，有的极为简朴，有的则奢华至极，这些都是由当事人家庭的心态、地位和能力决定的。在欧洲，贵族女子会穿上用最昂贵材料——天鹅绒、丝绸或者锦缎，有时还会绣上金银丝线——制作的华美礼服，颜色选择也是要么深沉要么艳丽——例如红色、靛蓝或黑色——只有非常有钱的人用得起这样的礼服。他们看不起经济适用型的服装，喜欢宽裙大袖，再缝上动辄几码长的奢华裙裾。皮毛衣服和珠宝首饰通常是嫁妆的一部分，而且能和婚礼服装完美搭配。
新娘的礼服历史悠久，其标准往往是根据王室和贵族的爱好确定的。1468年，为了和“勇敢者”查尔斯联姻，约克的玛格丽特订做了一件镶满珠宝的长裙，因为衣服太重，得有人抱着她上教堂。她的发冠近五英寸高，精心装饰着珍珠和象征约克家族的上釉白玫瑰，还用红、绿、白三色珐琅组成她的名字，姓名的起头字母 CM是金色的，包围着同心结。（现在到亚琛大教堂还能看到这件发冠）。
富裕的女子会竭力模仿贵族的样子，使用大量的布料和比较便宜的狐皮或兔皮缝制礼服，还要佩戴自己最好的首饰。没那么有钱的新娘会裁制亚麻或羊毛的衣服，比她们平日穿的家纺粗布衣服柔软，而且只能用买得起的植物染料染色。不过，为了追求华丽的效果，可以缝上大袖子和裙裾，虽不实用却很美丽，有一种隆重的感觉。对于节俭或者拮据的家庭来说，做一件新衣服是他们能满足的唯一条件，只求劣质的染料不要在衣服上留下斑点。灰色服装最流行，白色的不实用。穷人家置办衣服只能手头有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
欧洲的婚姻传统连同礼服的颜色迷信一起越过大西洋传到了美洲：蓝色是罗马新娘和圣母玛利亚婚服的颜色，象征纯洁和多产，因此新娘穿蓝色礼服会令丈夫忠贞不贰；粉色固然漂亮，但不是幸运色；红色暗示不道德，象征罪恶；18世纪流行黄色，但是绿色会让人想起仙子和茂盛的植物；家纺布的棕色太普通；灰色很流行，象征聪明有用，但是有哀悼之嫌。打成同心结的彩带会给平淡的服装增色不少，而且仪式结束后，客人可以把彩带扯下来带回家做装饰。19世纪，鲜花取代了彩带，新娘头戴鲜花，手捧花束。
18世纪晚期，工业革命使得机器制作的廉价服装走进家庭，轻薄的印度平纹细布成为婚服材料的选择之一。18世纪末，白色婚服大行其道，有时是银白相配，再加上一个彩色披肩，不失典雅。1816年 5月，夏洛特公主身穿镶着银色亮片的银色礼服结婚，礼服周围包着一圈铃铛和银片组成的花朵，这次婚礼备受称道。1840年，维多利亚女王开创了身穿白色礼服结婚的传统，她身着华丽庄重的礼服，在相当公开的场合下嫁她的挚爱阿尔伯特。虽然当天太阳很毒，仍然有数千民众提前几个小时前去圣詹姆斯宫的王室教堂观礼。上午十点，看热闹的民众和持票入场的观众组成了庞大的队伍，表现出他们急切的心情。在教堂内部等候的正式观众达 2100人之多。中午，21响礼炮点燃，宣告女王步入她的马车，马车经过之处欢呼声此起彼伏。阿尔伯特亲王及其随从在小号和鼓点的伴奏下首先到达教堂，迎接王室成员和各位显要人物入场后，他们开始等待新娘的到来。伴着音乐，维多利亚及其众多亲随缓缓步入教堂。
维多利亚的礼服是白色绸缎制作的，边上绣着橘子花，同样质地的裙裾约长六码，由 12名伴娘挽着。女王头戴橘子花花环，与面纱相连，面纱有一码半长，点缀着钻石和霍尼顿蕾丝，从肩膀一直披到背部（61年之后，维多利亚就是穿着它下葬的）。礼服上的荷叶边也是霍尼顿蕾丝，有四码长，是由比尔村的两百多名蕾丝裁缝专门制作的，成本超过一千英镑。维多利亚的鞋子是方头的，皮质的平底鞋跟做出一段弧形，缠着六条缎带，和她的其他服装一样，也是英国制造。维多利亚亲自设计了伴娘的礼服；她们“全部穿白衣，手持白玫瑰，形成一种美丽的效果，”她在日记中写道。 26女王送给伴娘们的饰针是阿尔伯特亲自设计的，都是鹰形，镶嵌有绿松石、珍珠、红宝石和钻石——这是按照传统新娘送给每位伴娘的礼物。
一段感人的典礼仪式——其间人们诵读了《圣经》诗篇第 67篇——过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离开教堂。这时，阳光已经驱散了浓雾和雨水，天气一片晴朗，新娘的眼睛“饱含泪水，但是从表情上看非常幸福，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以夫妇的身份走在一起，显得从容自信，不失为一道悦目的景观，”王太后萨拉?里德尔顿回忆道。
几百份报纸和杂志详细报道了此次婚礼，连欧洲之外其他地方的成千上万的新娘们都读到了这些报道，这种盛况也许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对婚礼的服装、音乐和典礼过程的注目，是因为它的意义十分重大，而且大家关心的是婚礼本身，并非女王的婚姻。
维多利亚的婚礼模式瞬间变成了“传统”，她不是第一位身穿白衣结婚的王室成员，但是因为其礼服出现在报纸和时尚杂志上，便引起了疯狂模仿的潮流，成为新娘们及其父母效仿的模板。因此，尽管过去的新娘会穿着深色服装，手持简朴的花束，而白色在传统上是王室哀悼使用的颜色，尽管维多利亚女王当年的礼服是未经漂白的，现在会被定义为乳白色，白色还是已经成为现代新娘礼服的经典颜色。
维多利亚之所以选择橘子花作为装饰，是因为中国古代认为这象征着纯洁和多产，结果引起无数新娘竞相模仿，女王的婚礼模式成了民间学习的教科书。如果找不到真正的新鲜橘子花，新娘们会用蜡花代替。维多利亚使鲜花成为婚礼上的常见装饰物，连“去摘些橘子花”这句话都成了“去找个妻子”的委婉说法。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的婚礼之盛大，仪仗、庆典和音乐之繁复都在深刻影响着欧洲乃至北美的婚姻习俗，各地婚礼纷纷加入戏剧化的表演元素，新娘服装的档次也迅速提高，婚礼致辞几乎立刻成为传统项目。结果，斯蒂芬妮?孔茨写道：“成千上万的中产阶级女性竞相效仿女王，把她们的婚礼变成人生中最迷人的事件。”
还有一个传统的婚礼习俗是所谓的“有旧、有新、有借、有蓝”，通常被解读为：回顾家庭历史（旧），新娘的未来生活（新），新人共享美好爱情（借），新娘礼服选择代表圣母玛利亚的颜色、象征纯洁和多产（蓝）。少有人知道，这个说法来自一首诗，诗的最后一句是“在她鞋子里放一枚六便士的银币”，人们相信，在新娘左脚的鞋子里放银币，会给她带来好运。
第四章 婚姻中的爱与性
婚姻与性
所谓“婚姻的感情化”和“作为妻子的满足”有许多潜在的含义。一位温柔善良的妻子似乎应该把幸福寄托在丈夫身上，丈夫则应该为其提供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支持，成为她的代理人——例如男人有投票权而女人没有。如果遇到不负责任或者能力有限的丈夫，女人的道德优越感就占了上风，普遍的建议是，这时候她们还是装傻充愣比较好。（所谓的依据是，有主见的女人“可能会有人羡慕，但是永远不会招人喜欢”，这句话是一位尽责的父亲提醒他十几岁的女儿的，她非常爱读文学名著。）
但是这种尊重和内在化也让“天使”变成了无性的生物：毕竟，谁会对这样一个从不犯错、自我满足和毫无激情的个体产生欲念？所以就出现了只要求女性保持贞洁却不要求男性的双重标准，大批男性带着性经验和对妻子是处女的期望走向婚床，通常情况下，女人只能浑身颤抖，要么带着恐惧等待最终的侵犯，要么期盼着这方面的人生经验尽快得到圆满。
人们对性的看法是矛盾的，恐惧与喜爱并存。性意味着男人的愉悦和女人的苦痛。在一个娼妓猖獗的时代，性病的肆虐甚至让受害者的子女也受到牵连，病人的身体常会发出恶臭，而女人的道德和法律责任便是忍受。如果妻子拒绝性交，丈夫有权采取法律手段迫其就范，而妻子却无法以强奸的罪名控告丈夫的侵犯。
这种双重标准还允许男人放纵情欲，大搞婚外情、嫖妓或者包养情妇（假如能够负担得起的话）。女人则不得不保持忠贞，因为她们有责任维护家族血统的纯洁。结果导致所谓的“好妻子”就应该在毫无享受可言的性关系中忍气吞声，满足丈夫的需要。而且医学观点和流行文学都认为这是恰当的性关系，说什么女性的器官比男性更冷，至少不如男性那么容易受到激发等等。（结果所谓的“好丈夫”就不敢采用他取悦情妇甚至妓女时的前戏和性技巧来对待妻子，以免吓着她。）假如，惊讶或震惊中的“好妻子”表现出意料之外的热情，积极回应的话，她会认为自己的品行堕落，而很多丈夫也是这样想的。最初被美国列为禁书的玛丽 ?斯特普斯的《婚姻之爱》指出，这是因为丈夫被妻子的兴奋吓着了，因为他“认为这是一种失控的状态”。
这种自相矛盾的性文化导致有的丈夫几乎无法与妻子做爱。斯特普斯的一位熟人就是这样，他“在度过放荡的前半生之后，遇到了一个自己尊敬和爱慕的女人，他娶了她，但是为了保持她的‘纯洁’——这是她的与众不同之处，他从未与她发生关系”。
在美国南部，这个问题还有植根于奴隶制的种族色彩，因为白人男性会和有色人种的女性而不是自己的妻子发生关系来追求色情满足。直到奴隶制结束，他们还会遵从“传统”——与黑人女性（通常是奴隶）发生关系来结束自己的童贞。“先生，当你看到（白人）晚上企图溜进黑人女子的房子的时候，一定会大吃一惊的。”一位黑白混血儿在奴隶解放后这样表示。因此，白人男性会寻找和强迫自己与黑人女性发生关系，既破坏了对方的家庭，也毁了自己。生于密西西比州的 20世纪作家威利?莫里斯直到 12岁才意识到白种女人是一种性别存在。一位观察家评论说：“人们认为白人女性应该在失去贞操的时候才会意识到自己曾经是处女。”
在奴隶时代，有的白人妻子以各种方式对抗这种传统，包括惩罚或者卖掉丈夫喜欢的女奴。不过大多数人选择假装忽略家中出现的黑白混血儿的父亲的身份，包括那些男主人养在家里可供随时泄欲的原是奴隶身份的小妾。白人妻子接受了双重标准——无论是性别还是种族意义上的——这种标准在其文化中安营扎寨，又被赋予她们的所谓“特权”（如法律保护她们的妻子地位并否认其丈夫的私生子女的合法性）淡化。这些法律规定奴隶的子女继承其母亲的法律地位，从而解决了许多棘手的混血儿问题——到 1860年，
12.5%的非裔美国人是黑白混血——尽管它们与英国的习惯法相违背。
因此我们容易看出，性方面的双重标准和女性受到的压迫使得北美各地到处都是对性灰心失望的妻子。不过，很多妻子也会“厚着脸皮”像丈夫一样享受夫妻性爱。如罗伯特和艾丽扎?赫尔这一对，男的是个 50岁左右的鳏夫，带着三个孩子，女的 38岁，显然很享受两人的性关系。她曾经戏谑地表示，这样做“打扰了他的休息”。一位邦联军士兵的妻子艾伦?沙克尔福德?吉福特对丈夫打趣道：“上次看到你被下了药或者‘被诱拐’（这是他们的性暗语），我非常高兴。你不觉得这很不错吗，亲爱的？”另一位邦联军人的妻子，简?古德温，给丈夫寄了一封信，内容充满各种挑逗，堪比情色文学：
你是否曾经回忆起我们初夜的结合，那种只有我们两人见证和享受的爱和愉悦？……詹姆斯，我亲爱的丈夫，你是否还记得那天半夜，我们在沙发上先后体验到那种灵魂和身体的极乐境界……健壮的身躯拥抱着纤弱的身体，在娇小但坚实的胸膛上流连……你的某些部分富有冒险精神……你知道我说的是哪里……你要摸清我那高贵而慷慨的炮台的位置，那里常常赐予你宽慰和愉悦。你的见解是如此的独特，就像一个贵格会教徒：简，掀起你的亚麻裙，张大你的双腿，以上帝之名，接受雅各的播种。詹姆斯……请个假吧……我认为足够的假期是生活的必需……你会发现，进攻我的炮台只有一个困难——你的子弹也许不够用……你也无需害怕……每隔 12小时援军自会来到……你的多次进攻都令我们双方感到满意，而且不会造成任何伤亡……期盼你的回信。
简?古德温显然不是唯一陶醉于性爱并且利用这一点维系自己和出门在外的丈夫的关系的人。可是也有无数女人害怕怀孕，有的是因为朋友死于生产——美国内战之前的南方地区，死于产难的妇女数量是北方妇女的两倍，以至于妇女们将性爱和生产甚至可能的死亡联系到一起，性活动的短暂愉悦与之相比也黯然失色。已经生过五个孩子的丽兹?奈斯布莱特绝望地给丈夫写信：“这种对生产的永不止息的恐惧一直压抑着我想要见到你和拥抱你的冲动，我的渴望被套上了缰绳。”
也有些不太追求享受的妇女，她们对性保持沉默，中产阶级的白人女子中不乏此类，她们可能接受了流行的观点：女性的激情是反常的，而对性不感兴趣则可以说明一个人的道德高尚。婚姻的目的是繁殖，繁殖必然离不开性活动，然而出于对性的道德意味的畏惧，她们耻于追求纯粹的愉悦，也不把它视为增进情感的途径。
所以，有的妇女会借生病之机或者装病逃避性活动。家境贫困的哈莉艾特?毕彻?斯托被养育孩子的重担压得苦不堪言。为了逃离这样的生活，她长期待在布拉托波罗疗养院，在那里和她的姐姐凯瑟琳住在恰如其名的“天堂疗养区”，可以做“水疗”，在新鲜空气中锻炼，花上几个小时和其他女人聊天。欲求不满的丈夫加尔文?斯托在一次探望之后对她表示：“和你睡在另一座房子、另一个房间的另一张床上，而你又像干枯的老太太一样冷淡，似乎不是我的妻子……拥有这样的婚姻，享受不到应得的权益，在我看来是最丢人的事情。”自从一年前哈莉艾特最后一次流产，他就没有和她睡过，加尔文认为“这足以杀死一个男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男人”。哈莉艾特不为他的恳求所动，在布拉托波罗待了 18个月。“多年以来我从未享受过如此快乐的生活，”她回忆道。回家九个月后，她生了一个儿子。
有的女人会完全避免和男人发生关系，她们保持独身，通常住在父母或者亲戚家。还有的心满意足地和其他女人住在一起，关起门来互相表达爱慕之情，“女同性恋”这个词还没发明之前就有了这种事。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女孩之间的浪漫友谊是允许的，她们会以最夸张的语言表达对彼此的感觉，互相亲吻和爱抚。不知这是不是女性对其终身大事——未来婚姻生活的预演和彩排？（亨利?沃德沃斯?朗费罗在《卡瓦纳》里回答过这一诘问。）
自亨利 ?詹姆斯在《波士顿人》中指出这样的关系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成人中也十分普遍之后，人们便将这种关系称为“波士顿式婚姻”，即女性之间忠诚坚定的恋爱关系，她们大部分是未婚的专业人士。浪漫的友谊和波士顿式婚姻的差别在于是否同居，同居本身就带有可能的同性恋情意味。北美洲还有拥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未婚女性和寡妇住在一起的现象，尤其是美国内战之后，战争造成了大量的未婚女子和寡妇，这些非亲非故的女人在一起生活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接受。
波士顿式婚姻也在这样的保护伞下繁荣发展起来，没有了男性的控制和干预，女人们可以在平静安定的生活环境中实现个人目标。有的只希望彼此相守共度余生，有的则想要实现职业目标或艺术野心。“在黑暗的 19世纪， ”莉莉安?费德曼写道，“她们奇迹般地创造了一种全新但昙花一现的‘女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做任何事、成为任何人、去到任何地方’的观念。”
有些波士顿式婚姻的原因是女性不愿接受异性恋婚姻的束缚，她们本身并非同性恋。19世纪的女雕刻家哈莉艾特 ?赫斯默写道，从事艺术的女性如果结婚，就犯了“道德错误”，因为她的艺术事业及其家庭必有一个受罪，使她要么成为一个可怜的艺术家，要么是个可怜的母亲。“我向这种固定的关系宣战，”她宣布。但有的女人相互之间结成了这种固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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