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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俄中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 （俄）米?列?季塔连科、安?弗?维诺格拉多夫 27 中俄未来发展趋势与战略合作 胡鞍钢 35 俄罗斯新欧亚一体化设想：问题与前景 （俄）伊?伊?阿贝尔加季耶夫 58 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问题与前景 李永全 64 俄中在亚太地区维护安全与稳定的相互协作 （俄）维?伊?特里丰诺夫 68 中俄关系中的日本因素： 中俄应在对日领土要求问题上进行战略合作 薛衔天 77 论国际政治体系中意识形态因素对俄中关系发展之影响 （俄）伊?弗?卡拉别江茨 83 中国与俄罗斯应致力于共同崛起 王海运 91 第一篇 全球化世界体系中的中俄战略合作 新形势下的中俄战略协作 盛世良 98 全球化世界体系中的俄罗斯与中国 （俄）伊?维?伊利因、奥?格?列昂诺娃 109 俄中两国在金砖五国与俄－印－中合作机制中的相互协作 （俄）谢?弗?乌亚纳耶夫 117 “三角关系”理论视域下的中俄战略合作 刘向文、王圭宇 135 俄中两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相互协作 （俄）谢?根?卢贾宁 160 中俄在中亚合作是两国战略合作的重要方面 赵常庆 174 欧亚主义概念中的俄罗斯与中国 （俄）斯?鲍?乌里扬诺娃 184 俄罗斯的亚太战略及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 左凤荣 188 第二篇 中俄战略合作的历史经验及其思考 俄中战伙伴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俄）米?列?季塔连科、维?伊?特里丰诺夫、谢?弗?乌亚纳耶夫 202 对中俄关系20年的回顾与探析 丁明 222 变化世界中的俄罗斯外交政策调整 杨闯 233 中俄关系中的中国国家利益 冯玉军 255 影响俄中战略伙伴关系因素之评价，并预测其未来演化的可能性方案党际关系 （俄）娜?列?玛玛耶娃 271 20世纪中俄民间组织的合作与中俄关系 黄立茀 282 对中俄合作关系发展的若干思考 丁佩华 299 俄罗斯对外战略调整及对华政策 包素红 308 结构失衡：中苏同盟破裂的深层原因 沈志华、李丹慧 314 第三篇 中俄科技、军事、安全领域的战略合作 俄罗斯科技发展走向及对中俄科技合作的展望 孙万湖 328 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与提高科学研究水平 李培杰、何良菊 347 俄中军事技术合作：成就、问题与前景 （俄）帕?鲍?加缅诺夫 354 中俄加强共同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合作问题研究 姜振军 367 俄中两国在移民问题上的合作 （俄）亚?伊?潘申 378 第四篇 中俄经贸领域的战略合作 提升中俄经贸合作水平的战略意义与思路 陆南泉 384 国际视野下的中俄能源合作 王奇、黄秋菊、云继洲、武保艳、吴昌盛、金海兰 396 中俄能源合作的现状、动因和前景 夏义善 433 俄中贸易：成效、问题与前景 （俄）弗?雅?波尔加科夫 440 弗?弗?普京新任期中俄经贸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李建民 455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中俄加强区域合作的战略新构想 戚文海 466 俄罗斯结果导向预算改革的启示与借鉴 童伟 487 中俄天然气合作的现实问题与前景 庞昌伟 498 第五篇 中俄在文化、教育领域的战略合作 中国与俄罗斯：思想交流与智库合作 张树华 510 拓展中俄文学交流合作对策研究 温哲仙 515 外国文学经典传播中的“安?帕?契诃夫经验” 查晓燕 530 20~21世纪之交的俄中教育、科技领域合作：现状、问题与前景 （俄）阿?列?维尔琴科 536 中俄战略合作框架下的中国大学俄语教学 何红梅、马步宁、武晓霞 550 中俄留学教育合作的战略与前景 李莉 562 结束语 齐心协力，共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美好明天 谢维和 578 后 记 583 內容試閱： 论俄中战略伙伴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 [俄]米 列 季塔连科、安 弗 维诺格拉多夫 王琦　译 毋庸置疑，如此全面的相互关系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俄罗斯和中国最早体验到这种新型历史发展因素的作用。起初，新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破坏性影响，直接向两国社会体制、政治制度和政权机关提出严峻挑战。应对挑战的方式体现出两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差别，这对两国关系发展可能产生消极影响。所幸的是，这一切并未发生。目前，双方都已从过去意识形态的对抗中悟出一损俱损的道理。全球化的冲击对促进俄中关系起到积极作用，证明双方存在共同利益，但俄中两国仍面临共同问题，缺乏合理、密切的相互协调机制。 不过要指出的是，早在两国开始感受和回应世界历史进程的变化时，建立双方睦邻友好关系的前提条件就已确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苏联实行改革后，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这反映出两国领导人在现实核心利益方面的战略性选择，以期有利于现代化，建立更广泛、更开放的外交关系，深化经济与科技现代化改革。但自20世纪80年代起，两国关系未能积极持续地发展，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时各自忙于国内改革。两国努力从自身寻找应对外界挑战的答案。改变了自身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制度，部分原因是历史包袱，尽管大部分缘自心理问题。历史上双边党际关系建立在严格的意识形态基础上，阻碍了两党关系积极、快速的发展，同时，在新的条件下制约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为了克服历史的惯性，需要鼓足勇气并付出巨大的努力，当然，还需要时间。 米?谢?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与邓小平会晤，标志着双边关系步入正常化时期。当时两国领导人积极努力地营造良好的国家和社会氛围，做出大胆及负责任的决定。试想，如果以前两党关系和原有意识形态分歧的不良惯性能够得以克服，那么，两国间合作的潜力将会被推向更高的层次。但在历史奋力向前推进的那段时期，双方对此无暇顾及。 最终，政治动荡导致了俄罗斯社会制度的改变，然而这却对双边关系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全新”的关系摒弃了历史上的尖锐问题，并从以往的负担中挣脱出来。但是现实生活提出了新的挑战。原本两国沿一致方向共同前进，但自20世纪90年代，两国又开始分道扬镳。其主要原因是俄罗斯抛弃了在20世纪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后，开始拼命地追赶发达国家。延续对欧洲的历史归属感，俄罗斯毫不犹疑地选择了自由主义的改革道路，希望再次以革命方式直接融入欧洲，实现经济、政治关系和生产力的现代化目标。崇尚欧洲文化的俄罗斯知识精英们对选择这条道路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向西看”的自然结果是为了自由、民主和人权，强烈要求摆脱充斥着左倾、集体主义思想和强权思想的亚洲负担，还要求事实上摆脱以原苏联亚洲各共和国为代表的亚洲包袱。 仿效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俄罗斯在外交政策上同样也重新定位于“向西看”，力求使俄罗斯不仅在社会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成为欧洲的一部分。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开始尽力消除与欧洲的各种界限，这为俄罗斯政治的西化创造了良好氛围。强烈要求融入西方，尽管这种愿望绝对不理智，俄罗斯对两方集团做出了单方面的让步。俄罗斯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却不认为这是损失，而认为是融入欧洲大家庭的正常代价。西方越强硬（其中也有俄罗斯让步的反衬），俄罗斯就越想融入西方，甚至自愿放弃历史、外交主动性。俄罗斯在亚洲地缘政治上节节败退并几乎丧失殆尽。在国内政治极不稳定的情况下，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对西方财政援助的严重依赖，这使俄罗斯领导人几乎无路可走。不但没有得到西方的任何实惠，俄罗斯反而失去了刚刚建立的实力基础，最终也未能在世界大家庭中找到新的位置。 由于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内政治反对派的压力、西方地缘政治地位的丧失、政治文化中无法克服的缺点暴露以及愿望未实现的强烈失落感，俄罗斯的政治阶层确信，有必要继续寻找新的社会经济和外交政策模式。但深深植根于俄罗斯领导层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几乎用尽的内政外交资源影响了更加平衡的外交政策的实施。在俄罗斯历史地位和潜能依然存在的东方，成为建立新的对外关系的重要资源，也许，这正是俄罗斯尚能与西方进行对话的理由。 1989年后，中国也同样经历了一段非常时期。当时，中国的改革因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和诸多期望而停滞不前。然而，为顺应全球发展趋势，中国于1992年选择了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改革要求继续扩大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国内改革的总体目标客观上为经济合作的发展开辟了空间。尽管存在细节上的差别，但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改革总体目标保持一致，而且两国都借助外部条件融入国际社会，这使两国关系越走越近。随着两极化对抗的结束，冷战以西方国家的胜利而告终，俄中两国在单极世界中都极具危机感。特别是中国，与自愿接受西方社会发展标准的俄罗斯不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台湾、西藏、新疆和保护人权等问题上经常需要承受来自西方国家的巨大压力。正因如此，中国迫切需要在世界上找到值得信赖的伙伴，通过合作、借助伙伴国家的力量抵抗外来压力并保持认同。 俄罗斯同中国一样，同样承受着外部压力，而中国是最为亲近的天然盟友。在这种情况下，1994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莫斯科时，将俄中关系确定为建设性伙伴关系。俄罗斯和中国在历史进程中再次走到一起。客观上的共同利益推动俄中关系走向长远，不断扩大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技术领域中的合作。 1995~1996年俄罗斯进行总统和议会大选，开始对内政和外交政策做出变革。由于克里姆林宫实行自由主义改革并严重依赖新兴阶级和欧洲经济援助，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困难重重。1996年对俄罗斯外交来说至关重要，其对外主动性得以恢复。建立了俄白联盟，与中国签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协议并形成“上海五国”机制，这确定了俄罗斯外交政策上新的东西战略方向，在某种程度上平衡了欧洲大西洋、独联体国家和与中国的关系。在全球一体化及单极世界条件下，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的重新一体化和与中国的接近是恢复并加强其在世界舞台上地位的唯一途径。 虽然俄中关系的发展从根本上受到国际社会的影响，是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客观需要，但江泽民与鲍?尼?叶利钦的私人关系同样起到重要作用，因为两人在个人经验上的认同大于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尽管鲍?尼?叶利钦与西方领导人也都成为了朋友，但他在江泽民身上发现了西方领导人不具备的特点。政治文化的共同点要比意识形态的理想和偏好重要得多。在个人层面上形成的双方领导人的互信关系体现出两国在20世纪共同的历史命运和共同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文化，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双边关系的基础。 对于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而言，国际社会不仅是中国应该应对的挑战，而且是中国积极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江泽民的领导下，中国模式得到了观念上的完善，其基础是中国的经济快速攀升，包括总指标及综合国力的提升。实质上，该模式（工业化阶段模式）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是唯一可行的模式，因为这种模式能够最大程度地利用中国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同时，该模式以及中国外交资源不足，即缺乏外交经验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外交方针的选择。根据邓小平的外交理念，该模式确定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中叶起，中国开始建立以双边关系为基础的外交方针。双边关系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不需要任何无偿的投入或经济上不可替代的努力。这样，外交方针解决了一些国内问题，且需要制定长效措施。而对外政策也显示出中国在同期不高的国际影响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这一对外政策的合理延续，加大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的可能性，但是并未改变其性质，这为一些国家指责中国缺乏国际责任提供了借口。 但在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之后，显然，尽管经济高速发展，但中国依然是世界上高能耗、低附加值的国家，不符合国际高级标准。新一代中国领导人面临着完善这一模式，并赋予其新动力的任务。在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关于必须改变发展方式的论点（即科学发展观）。形成新的外交理论对于中国整体战略而言意义非凡，这一理论反映出中国发展与国际社会相互关系的原则。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国际社会的作用在不断加大。 总体而言，在21世纪初，中国经受住了外部世界的冲击，沿着既定的现代化道路前进，逐渐取得了经济发展的重大成就。而此时，俄罗斯仍未能融入国际社会，不得不继续寻找自身发展道路。依靠自己的经济或军事实力，俄中两国均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对两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具有重要影响。 在成为世界重要一极后，中国有机会运用重要的外交资源，而新的经济地位则要求新的外交和军事对外政策。经济中心东移到亚太地区，中国利用这一有利局势，加强了在亚太区域内的外交地位，促进了区域内的南北合作，主要在上海合作组织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框架美国扩张欲望非常重要。自2003年起，“中国的和平崛起”成为新的外交定位，这表明国际歧视时代终结，中国恢复了在强国俱乐部中的地位。“和平崛起”的理念将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完全结合起来，承认中国是整体世界的一部分。2005年中国提出的建设和谐世界的新观点与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完美结合，并指出了今后进一步的发展方针。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提出遏制中国的战略方针，并让中国选择与世界领袖的关系模式：按照美国标准成立两大国联盟或者遏制中国。而第一种模式完全没有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外交政策上的自主性。中国反对这一提议，并做出自己的选择，保留了自己独立发展和探索的权力。为此，中国表明立场：中国永远坚持和平共处，在可能的条件下，以历史的创新和定位保障与美国的任何联盟，最终，能与美国竞争。目前为止，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有力地证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是有效的，并具有生命力。 俄罗斯于2000年提前举行大选，这意味着一个新时期的来临，曾推动俄罗斯最初阶段改革的幻想和陈规业已消逝。在弗?弗?普京第一个任期初期，俄罗斯面临的任务是阻止社会倒退，恢复基本秩序并实现国家团结。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促进了俄罗斯能源资源及原材料价格的提高，为解决国内问题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条件。美国发生的恐怖事件为俄罗斯建立与西方的合作伙伴关系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一希望再次落空，西方世界仍把俄罗斯视为其地缘政治的威胁。 弗?弗?普京在国家意识形态的选择上政策比较宽松。他在执政期间提倡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俄罗斯加强了自己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经济发展和内政稳定为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俄罗斯恢复了部分丧失的地位，但是尚需努力，国家需要制定内政外交的新目标。俄罗斯需要调整，这时恰逢世界经济危机，国家内部需要集中与团结，以期未来继续发展。2012年弗?弗?普京重归克里姆林宫后，开始明确提出适合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新的发展战略。在弗?弗?普京参加竞选的演说中已经宣布了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基本方向——继续团结后苏联空间各国，实行东西方平衡的战略方针。外部平衡政策并非意味着与各国关系远近相同，而是指有效利用一切机会，确定今后的优先发展方向。俄罗斯在冷战中失败，试图融入西方的举措也未成功，经济危机大大降低了俄罗斯对外界的吸引力。紧随世界发展动态，俄罗斯准备在东方与东方国家一道续写世界历史新篇章。为此，俄罗斯就应积极参与该地区事务。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和在东亚地区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新的世界力量中心开始形成。经济危机首先削弱了欧美国家的实力，加快了世界经济活力向东方转移的过程。 亚太地区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冲突。对美国而言，巩固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至关重要，该地区已经成为新的世界中心。中国为该地区的发展做出了积极努力，也非常希望成为该地区的主导国。中国利用本国优势，致力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借助于经济联系和自由贸易区的机制整合各国。美国反对以中国为主导的经济合作，利用政治军事手段遏制中国。 随着美国的不断施压，在东海和南海上的领土争端（与日本、菲律宾、越南）不断尖锐的环境下，中国迫切需要在北方与俄罗斯加强友好关系，因为俄罗斯也是一个大国，能够从根本上影响本地区力量的格局和正在形成的关系架构。 如果俄罗斯能成为亚太地区的正式成员国，那么俄罗斯将积极发挥其在该地区的作用。对俄罗斯而言，成为这个世界增长点的组成部分至关重要，这将有助于利用该地区优势促进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融入正在发展的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重新整合原苏联各国；建立欧亚联盟，以此应对全球化挑战。应该说，俄罗斯具备先决条件：地理位置、大国地位和军事政治潜力。正是上述因素促使俄罗斯积极实施其东方政策。 对中国而言，重要的是俄罗斯将与谁共同进入该地区。中国单独对抗由美国所建立的反华联盟尚显势单力薄。因此，应积极支持俄罗斯成为真正的亚太地区成员国。 但俄罗斯与中国的合作不能仅限于地区事务中。俄中是两个不断发展的大国，其经济和国际地位要求采取一系列措施，有效地影响全球范围的世界进程。当俄中更加充分地考虑到其在现行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和联合国）中的地位时，建立金砖国家成为协调这些组织力量的手段。金砖国家的作用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该模式还可以成为解决地区问题和全球问题的组织雏形。 世界危机使得各种不确定因素增加，其压力也在客观上密切了俄中关系。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俄中关系正处于重要的深化战略合作的新阶段。 【作者米 列 季塔连科：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院士；安 弗 维诺格拉多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 译者王琦：清华大学中俄战略合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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