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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本书与当下牵动世界媒体神经的乌克兰和泰国的动荡局势，高度契合。br
2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教授、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所所长杨光斌作序推荐！br
3 本书话题前沿，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是优秀的本土原创研究成果br
4 华侨大学政治学学科重点建设项目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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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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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被视为民主政治运转的轴承。作为民主政体的实施机制，具有社会整合面向的政党政治，对于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巩固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本书基于乌克兰和泰国的第三波民主化经验基础上，总结和提炼出人格政治、庇护政治、派系政治、运动政治等弱政党的民主政治形态，将经济、社会、政治制度等民主巩固的影响因素串联起来，通过梳理弱政党政治与社会分裂之间的关系，着力阐述弱政党政治无法弥合社会分裂问题，试图揭示出弱政党政治对民主巩固的消极影响，并借此从反面来证明政党政治的重要性，从而得以揭示“政党过时”或“政党终结”的普适性局限。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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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叶麒麟br
1983年生，福建省南安市人，先后在华南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法学博士学位。现为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学研究。至今已主持或参与10余项各级科研项目，公开发表40余篇学术论文，其中多篇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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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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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回到政治常识 杨光斌1br
导论1br
一、问题的缘起1br
二、研究综述7br
三、研究创新及难点23br
四、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24br
第一章 社会分裂与政党政治26br
一、政党政治的社会整合面向28br
二、政党政治的社会分裂面向33br
三、在社会整合与分裂之间：政党政治之定位37br
第二章 社会分裂与民主巩固44br
一、社会分裂与民主巩固的逻辑关联45br
二、“国家性”问题与乌克兰民主巩固58br
三、 阶级对立与泰国民主巩固81br
四、社会分裂与民主巩固：乌克兰和泰国的比较100br
第三章 弱政党政治与民主巩固103br
一、弱政党政治的民主政治形态103br
二、弱政党政治与乌克兰“国家性”问题111br
三、弱政党政治与泰国阶级对立124br
四、弱政党政治与民主巩固：乌克兰和泰国的比较140br
结语143br
一、制度的可实施性：社会整合、政党政治与民主巩固 143br
二、研究的启示149br
参考文献158br
一、中文文献158br
二、英文文献167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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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175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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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目次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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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政党政治的社会整合路线图43br
图2-1 社会分裂与民主巩固的逻辑关联57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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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李普塞特和罗坎的政党体制产生模式28br
表2-1 民主巩固的各种界定53br
表2-2 1991年乌克兰总统选举投票结果的地域分布66br
表2-3 1994年乌克兰总统选举中的得票率67br
表2-4 20世纪90年代乌克兰的经济状况69br
表2-5 1999年乌克兰总统选举中的得票率71br
表2-6 2004年乌克兰总统选举中的得票率74br
表2-7 2006年乌克兰议会选举结果77br
表2-8 2007年乌克兰议会选举结果78br
表2-9 2010年乌克兰总统选举中的得票率78br
表2-10 泰国历年贫困率概况92br
表2-11 乌克兰和泰国民主巩固问题的比较100br
表3-1 1994年乌克兰议会党派的席位数113br
表3-2 1998年乌克兰议会党派的席位数114br
表3-3 1998年乌克兰主要议会党派支持率的地域分布114br
表3-4 1998年乌克兰单名制选举中各党派席位的地域分布115br
表3-5 2002年乌克兰政党名单制选举中议会党派的席位数116br
表3-6 2006年乌克兰议会党派的得票率和席位数116br
表3-7 2006年乌克兰议会党派支持率的地域分布117br
表3-8 乌克兰主要议会党派议员的变动情况（1998—2002）118br
表3-9 2002年选举后不久乌克兰议会党派的席位数119br
表3-10 在各国议会选举中至少获得10%选票的政党的平均年龄126br
表3-11 2001年泰国机构信任度调查结果127br
表3-12 1995—1996年泰国政党基层组织情况129br
表3-13 1997年泰国政党基层组织情况130br
表3-14 泰国议员候选人转党情况130br
表3-15 泰国在任议员转党情况130br
表3-16 1975—2005年泰国历届下议院大选情况131br
表3-17 乌克兰和泰国政党政治的比较141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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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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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br
即使政党的主体地位受到新社会运动、利益集团和大众媒体等其他政治活动主体的挑战，但无论如何，政党依然是自由民主政治生活中的关键角色，依然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有效的联系机制。——〔英〕杰弗里普里德汉姆（Geoffrey Pridham）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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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缘起br
众所周知，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但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则是在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谓“第一波民主化浪潮”中的西方国家产生的，它们是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在西方自由民主政治体制下，政党被定位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位置。政党政治正是通过利益综合、政治认同、组织竞选和政府治理等基本功能的发挥，借助政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使得自由民主政治生活得以运作和维系。因此，政党被视为选举政治的工具，政党政治被视为民主政治运转的轴承，是民主政体的实施机制，从而成为了当代民主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br
但是，随着人类历史进程推进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时，政党政治对民主政治上述的促进作用，不仅没有在前两波民主化时期那样明显，甚至还出现了“衰落”现象。美国学者艾伦威尔（Alan Ware）指出，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中，政党政治的衰落主要体现在：政党之间的选举竞争受到国家的干涉；随着现代媒体等科技和竞选技术的进步，现代民主政治更看重政党领导者或竞选者的人格特征，而较少看重政党的组织和纲领；政党未能提供大众在候选人提名、政党政策目标以及指导竞选活动等方面参与的机会和条件；党内民主仍难以捉摸；政党难以在对国家和对社会渗透之间求得平衡；新社会运动、利益集团和媒体等正在挑战政党在民主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及作用。另外，美国学者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和理查德冈特尔（Richard Gunther）指出，在过去的20世纪的后四分之一时间里，民主正以令人始料不及的速度在全球蔓延着，政治自由达到历史新高，唯独民主形式的政府才能获得充分的合法性。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民主蔓延的同时，对具体的民主制度尤其是政党制度的不满和不信任却不断升温。不仅在工业发达国家，公众的政党依附（Partisan Attachments）不断衰减。在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中，政党依附甚至更弱。显然，在现代化、全球化和信息化交织进行的当今时代背景下，在许多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也出现了与那些旧民主国家相似的社会物质条件（如电视广播等公共媒体）和社会组织结构（存在大量的利益集团等社会组织），因而政党政治在这些国家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同样受到某些限制。无怪乎美国学者理查德海因伯格（Richard Heinberg）提出了“政党终结”的论断。br
不可否认，政党政治尤其是旧民主国家的政党政治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衰落。但对于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党政治衰落现象，我们应该清楚两点：第一，旧民主国家中的政党政治衰落是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民主政治已经定型和成熟的背景下的。第二，即使政党政治衰落，但政党依然存在，并没有终结。正如英国学者杰弗里普里德汉姆指出，无论如何，政党依然是自由民主政治生活中的关键角色，依然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有效的联系机制。br
相对于旧民主国家而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一些新兴民主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化转型正是由政党直接推动的。例如，墨西哥和台湾的民主化转型正是由主导型政党所推动的。此外，在美国学者胡安林茨（Juan Linz）和阿尔弗莱德斯泰潘（Alfred Stepan）看来，一个民主政体得以巩固需要具备五个场域（即条件）：“必须存在一个自由和活跃的公民社会可以发展的条件；必须存在一个相对自主并且受人尊重的政治社会；必须有法律可以确保公民合法的自由权利和独立的结社生活；必须存在一个国家官僚系统，可供新的民主政府利用；必须存在一个制度化的经济社会。”除了这些场域之外，还需要“国家性”（stateness）作为先决条件。因而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民主之所以能够巩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林茨和斯泰潘同时也指出，“在巩固的民主之中，上述五个场域之间持续地相互协调，每个场域都恰好处于其他场域的影响力‘范围’之内。”另外，正如亨廷顿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在现代有着广泛社会动员与复杂经济体系的环境下，实现稳定政治统治（无论是威权统治还是民主统治）的效能最终决定于组织化的问责体系，而这种问责体系又取决于政党组织。”因此，被林茨和斯泰潘视为政治社会核心制度的政党制度，必然会影响到民主巩固的其他场域。对此，普里德汉姆等一些学者指出，政党政治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等部分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民主巩固过程中发挥着某种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从第三波民主化的经验现状来看，与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乌克兰和泰国等其他第三波民主化国家虽然初步完成了民主化转型，即初步具备了相当程度的参与和竞争的选举民主形式，却由于严重的社会分裂，加之脆弱的政党政治又无法有效地进行社会整合，以致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步履蹒跚，民主巩固仍任重而道远。就此而言，不能因为当代世界尤其是在旧民主国家中出现了政党政治衰落现象，而贬低政党政治理论的价值，轻视政党政治在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鉴于此，本书基于乌克兰和泰国的第三波民主化经验，着力阐述弱政党政治无法弥合社会分裂问题，从而影响到民主的巩固，并借此从反面来证明政党政治并不过时。br
本书之所以选择处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乌克兰和泰国这两个国家进行案例研究，若就这两个国家本身而言，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理由：br
1.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分裂较为严重。社会分裂主要是指一个社会中的种族、宗教、性别、阶级、地域等群体之间的分殊和对立。乌克兰的社会分裂主要集中在东西乌克兰基于种族、宗教和语言之上的“特性”分裂。虽然1991年乌克兰宣布了独立，但由于历史和地缘战略原因，后苏联时代的乌克兰存在着严重的民族国家认同危机，即“国家性”问题。大部分西乌克兰曾置于波兰和哈布斯堡帝国统治之下，此地域的人口绝大部分为乌克兰裔并说乌克兰语。西乌克兰普遍视俄罗斯为威胁或负面影响，并且希望与欧洲和美国加强联系，即亲西方和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地位。相比较而言，东乌克兰曾是俄罗斯帝国的组成部分，此地域的人口大部分为俄罗斯裔并说俄语。东乌克兰更愿意与俄罗斯保持密切联系。而泰国的社会分裂主要体现在贫富差距导致的阶级对立。泰国的经济命脉主要掌握在城市中上层阶级手中，而广大农民和城市下层民众则处于贫困状态。2001年他信当选泰国总理后，推行“草根政策”，深得下层阶级拥护，但由于损害到中上层阶级的利益，因而遭到中上层阶级的抨击，2006年军事政变后被迫下台。泰国的阶级对立导致了下层阶级组织的支持他信的“红衫军”和中上层阶级组织的反对他信的“黄衫军”之间时不时的对峙。br
2.这两个国家的政党政治都比较脆弱。对于存在着严重社会分裂的国家而言，作为主要承担社会整合功能的政党政治尤为重要。但从经验现状来看，乌克兰和泰国的政党政治非常脆弱。一般而言，探寻政党政治作用强弱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从政党与国家（政府）、政党与社会、政党之间以及政党内部等方面入手。乌克兰的政党的社会根基比较深厚，倾向于经济改革、亲西方和支持乌克兰国家地位的政党（如“我们的乌克兰”联盟）在西乌克兰有着深厚的社会根基，而倾向于和俄罗斯保持密切联系并维持前苏联经济体制中因素的政党（如乌克兰共产党）则在东乌克兰有着深厚的社会根基。但是，有着相对深厚社会根基的政党之间的合作和竞争则受到了乌克兰“总统—议会制”这一宪政体制的限制，从而未能发挥有效的作用。泰国的弱政党政治则主要受到威权主义的传统影响，政党的社会根基不深，政党仓促组建，转瞬即逝。“红衫军”所在的“反独裁民主联盟”只是一种社会运动组织，并不是政党组织，这足以说明泰国政党政治的脆弱性。br
3.这两个国家的第三波民主尚未巩固。在泰国，社会阶级对立，弱政党政治又无法实现社会整合，致使街头运动反复不断。加上军人不断干政和威权主义的传统，泰国的民主巩固步履蹒跚。在乌克兰，东西乌克兰的“特性”分裂，加之有效竞争和合作的政党制度的缺乏，致使作为民主巩固先决条件的民族国家认同的“国家性”问题依然未能解决。总之，弱政党政治致使民粹式的人格政治、庇护政治、派系政治和运动政治等充斥于这两个国家的民主政治生活之中，以致无法对社会分裂进行有效的弥合。br
简言之，仅就乌克兰和泰国本身而言，本书将这两个国家作为案例的主要原因在于，在这两个国家中，虽然社会分裂的内容、弱政党政治的原因以及民主巩固问题有所差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弱政党政治不仅无法弥合严重的社会分裂，而且还制造和加剧社会分裂，以致第三波的民主无法得到巩固。br
另外，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表征，以竞争式选举（普选制）为基本特征的西方自由民主，较大规模地向非西方地区扩张。正是基于此，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称，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不可否认，自由民主所内含的自由、平等、权利和人民主权等，都是具有一定普适性的价值。自由民主凭借其保障和实现社会个体利益的功能，从而被视为当前民族国家重要的政体形式之一。在亚非拉等非西方地区中，自由民主往往被很多人视为摆脱政治以及社会发展困境、实现政治和社会进步的唯一出路。在中国，政界虽然也承认自由、民主等价值的普适性，却明确拒绝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可是，学术界和民间仍有不少人一直在期待和追求在中国施行西方自由民主。br
然而，问题就在于，成长于西方社会土壤的自由民主是否可以完全照搬至非西方地区呢？这是一个一直备受世人所关注和争论的问题。其中，西方自由民主是否需要特定、合适的社会群体结构，这是本书所要关注的问题之一。就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而言，显然，自由民主在乌克兰和泰国这两个国家带来新的政治发展标签的同时，却激活和加剧了原有的社会分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乱象和政治危机，出现了不适的症状。具体而言，在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中，由于历史原因，存在着种族等“特性”分裂，而这种“特性”分裂在欧美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利益博弈之下，升级为民族国家认同危机的“国家性”问题。而这些国家在由专制政体转向民主政体后，民主本意在于让民众参与、表达民意，以实现政治共同体的整合，却由于在以竞争式选举为基本特征的自由民主政治下，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被释放出来，个体努力放大自己的声音，而在欧美与俄罗斯外部的干预、诱使下，原有的种族等“特性”分裂被不断升级，出现民族国家认同危机，从而出现“颜色革命”等政治危机。而在泰国，在自由民主政治的选票逻辑下，城乡贫富分化的“社会结构式”分裂被催化为下层阶级与中上层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致使街头运动不断，乃至军事政变，扰乱了泰国的民主巩固进程。显然，是社会群体结构的不同，导致了自由民主在乌克兰和泰国等一些非西方国家中出现了不适。在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观念分歧不严重的社会，自由民主政治运作不会导致难以弥合的裂痕，如西方发达国家。相反，若社会群体之间的分歧比较严重的社会，自由民主政治的运作会动员起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加剧各个群体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从而使社会陷入分裂的险境，如乌克兰和泰国。总之，自由民主需要在同质性程度较高的社会群体结构之中进行运作，不然，容易出现亨廷顿所谓的“有自由无秩序”状态。即使是西方国家，如1860年的美国，由于当时南北方的蓄奴、废奴之分歧，致使当年的民主选举造成了巨大的裂痕，几乎导致整个美利坚合众国的分裂，最后只能通过一场相当惨烈的内战来予以弥合。因此，本书选取乌克兰和泰国作为案例，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理由在于，通过乌克兰和泰国，来反观当前中国。中国是一个城乡差距比较大、贫富分化比较严重的多民族的国家，简言之，中国也是一个社会群体结构异质性程度较高的国家。若中国施行西方自由民主政治的话，将很有可能步乌克兰和泰国的后尘。因此，乌克兰和泰国的经历将是中国所必须加以关注和重视的。br
综上所述，政党政治虽然在一些旧民主国家对民主的促进作用有所衰落，但它对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尤其是社会分裂严重的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巩固异常重要。因此，本书基于乌克兰和泰国的第三波民主化经验，揭示出弱政党政治无法弥合社会分裂，从而影响到民主巩固，以此从反面来证明政党政治在民主巩固中的重要性。这样的一项研究，无疑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br
具体而言，本书的理论价值主要包括：（1）本书探讨了社会分裂严重的国家的民主巩固问题。毕竟关于社会分裂与民主巩固的研究相对较少，而这样的一项研究算是对其进行充实。不仅如此，这样的研究可以使得民主巩固的研究不会只停留在民主政体本身，而会更加关注民主政体的社会土壤问题。（2）传统的政党政治理论大多是以西方经验为参照依据的，往往集中在发达的政党政治的研究上，而忽视了其他地域尤其是第三波民主化的新兴国家的实际情况。因此，本书从乌克兰和泰国等国家的经验出发，阐述了弱政党政治的形态问题，不仅充实了政党政治与民主巩固的关联性研究，而且也充实了既有的政党政治理论。（3）本书着力探讨弱政党政治对社会分裂严重的国家的民主巩固的消极影响，证明政党政治不过时。这可以从反面来驳斥西方学者所谓“政党终结”的论断，从而证明政党政治研究的理论生命力。br
而本书的现实意义则主要包括：（1）持现代化理论的人往往将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民主尚未巩固的原因归结为文化不适、经济发展水平不够和中产阶级缺失等方面。但这种想法往往被证明是错误的。例如，泰国的中产阶级不但没有成为民主的巩固者，反而成为政局动荡的推动者。而本书认为，乌克兰和泰国等国家的民主巩固问题主要在于社会群体结构的分裂。因此，民主巩固思维不能仅限于文化、经济等，还应重视社会分裂的弥合。（2）在那些社会分裂严重的国家，在完成民主化转型之后，若要使其民主巩固，政党政治相当重要。政党不能仅仅被视为选举工具而已，而应该重视政党在政治系统输入端对分歧的社会群体进行利益综合、利益表达和代表的作用，还应重视政党对政治系统输出的影响。因此，本书的研究结论可以为正在处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国家提供一定的启发，以期重视政党政治的建设。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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