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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都市文化研究论丛是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剑龙先生主编的该中心近期研究成果汇编。丛书作者集合了该研究中心的中坚力量，立足本领域学术研究前沿，进行了深入了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和公认的成就。
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有价值、有意义、有趣味的话题很多。杨剑龙先生集合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界的名家，坐而论文化，坐而论文学，侃侃而谈，是思想火花的碰撞。多年的积累集合成此书，可使读者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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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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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入了作者与诸多学者就当代文化和当代文学问题的讨论文章。第一辑“高峰论谈”中，收入了与著名学者顾彬、杉本达夫、梁燕城、蓝海文、庄钦永、陈德锦、谢冕、孙玉石、骆寒超、王纪人、邱明正、钱文亮等学者的晤谈与讨论。第二辑“博士互动”中，收入了与博士生就文化研究、长篇小说等的讨论。第三辑“友朋之间”收入了与学界朋友就文化与文学的相关热点问题的讨论。第四辑“师生论道”收入了与研究生关于新生代小说、80后文学、留学生文学等的讨论。第五辑“作品重读”中收入了与研究生就《受戒》、《透明的红萝卜》、《棋王》、《顽主》、《冈底斯的诱惑》等经典作品开展的研讨。参与者在学界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学术成就，论题典型而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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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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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剑龙，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创始主任，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纽约大学访问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明报月刊》特约记者。出版有学术著作二十余部，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简史》等著作多部。多次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二等奖、上海市模范教师、上海师范大学教学名师、上海师范大学优秀教授奖等荣誉。创作出版长篇小说《金牛河》、散文集《岁月与真情》等，发表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多篇。已在我社出版《老舍与都市文化》、《新媒体时代的文化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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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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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高峰论谈1
中国城市的中西文化视野
——关于当代城市文化的对话3
小说： 讲述有意思的故事
——中日学者关于中国当代小说的对话27
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困境与思考
——当代作家与中国经验谈35
中国新诗与中国经验44
意象： 新诗创作的精魂
——关于当代新诗创作的对话59
真情实感： 散文创作的真谛
——关于当代散文创作的对话67
郭实腊《万国地理全集》孤本的发现73
第二辑博士互动77
文化热中的思考与研究79
轰动后的思索与反省
——“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三人谈87
岁月如歌 记忆似帆
——长篇小说《汤汤金牛河》师生谈100
在荒诞里表达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
——关于阎连科《受活》的对话113
文学作品必须有一种精神支撑
——《士兵突击》与军旅题材影视剧三人谈124
现代长篇小说的先声
——关于《冲积期化石》的讨论137
官场病态与理想坚守
——刘醒龙长篇小说《政治课》的讨论147
直面苦痛与生命追求
——关于史铁生的价值与意义的讨论157
诺贝尔文学奖与莫言的小说创作172
第三辑友朋之间183
关于文化批评在中国可行性的讨论185
城市更新与文化传承191
学者视阈与史家胸襟
——关于香港文学史撰写的讨论198
“在世纪末的逆光里醉生梦死”
——关于“七十年代”作家的讨论204
写出现代人内心的焦灼和忧虑
——关于崔秀哲小说创作的研讨210
距离与落差： 关于上海文学的讨论219
底层生存与纯文学： 面对时代的问题227
巴金： 符号、光环与意义
——纪念巴金逝世一周年240
第四辑师生论道251
现实主义精神的延续与弘扬
——“新现实主义小说”三人谈253
新生代小说创作谈259
文化的冲撞与融合
——关于朱晓琳留学生文学创作的对话265
写出中国基督徒的复杂心态
——关于许地山小说《玉官》的讨论269
施蛰存小说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275
对“马加爵事件”的思考288
青春与自恋
——关于“80后”作家的讨论303
经典解构与历史戏说318
历史责任与“文革”记忆
——读贾平凹的《古炉》332
准自叙传的生命感悟
——马原新作《牛鬼蛇神》三人谈345
第五辑作品重读357
一幅清新淡雅的风俗画
——重读汪曾祺的《受戒》359
意象建构中的浓墨重彩
——重读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372
知青生活写照中的文化内蕴
——重读阿城的《棋王》383
对“崇高”的反叛与颠覆
——重读王朔的《顽主》392
“把它打碎之后进行重新组合”
——重读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405
附录
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建构和发展路径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剑龙教授访谈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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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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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 中国当代文学为什么这样差，这与中国当代作家与中国传统缺乏联系有关，虽然也有例外，如阿城、汪曾祺等就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深刻的联系。你读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你一般可以不必查阅词典，我的意思是可以不必查阅百科词典，你读德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就不同了，你阅读德国诗人的作品，如果你不了解德国的文化、历史、文学传统，你就看不懂诗人在写什么。更有意思的是，有的诗人从罗马帝国视角来写，很多话是罗马诗人说的，甚至用拉丁文，如果不是大学毕业的读者根本就看不懂。中国当代许多作家与传统几乎没有关系，可以说基本上没有联系。你阅读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几乎难以了解1949年以前的中国，难以了解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中国当代作家基本没有什么思想，有些诗人是例外的，因此与诗人们在一起很愉快，但中国当代小说家基本上没有什么思想，这是我阅读中国当代小说的遗憾。
——《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困境与思考》
蓝海文： 我是抱十分乐观的态度的，我认为目前的诗坛正处于一种转型的时期，文学创作与社会现实是密切相关的，社会的转型、文化的转型不能不影响到文学创作，不能不影响到诗坛。20世纪中国文坛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的，救亡图存的历史现实使文学往往负载着这个历史的重任。五四以后的中国新诗主要也走着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在批判否定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也忽略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也缺少对于新诗艺术的追求与探索，虽然五四后将新诗的语言从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文，但是在其他方面就缺少探索与建树。我认为新诗创作必须掌握艺术的技巧，尤其要注重掌握用意象写诗的手法。新诗必须是诗，而不是政治口号，也不是商业广告；新诗必须是美的，必须追求美的手法和技巧。20世纪80年代以后，许多诗人开始注重诗歌创作的艺术和技巧，开始注重以意象写诗，但是这必须有一个过程，这种尝试和探索并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这个过程也可能是一种艰难的转变过程，甚至可能是一种难产，诗人必须不断探索、不断自我调整，才能真正掌握新诗创作的技巧。
——《意象： 新诗创作的精魂》
张景兰： 作为自20世纪50年代末由英国发起、影响欧美乃至全球的一种学术思潮与理论传统，尽管它以其学科模糊性或跨学科性而著称，文化研究还是有其共同原则的。文化研究的实质是文化（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的研究。格罗斯伯格说：“文化研究的要旨是文化与社会或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总是历史地构成的。”对文化与权力的关系以及对支配性权势集团及其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是文化研究的灵魂与精髓。它的政治学维度和批判性取向是其最引人注目的特点。特别它的价值取向与立场坚决地站在最少拥有教育、财富、健康等资源的边缘弱势群体方面，是知识分子人文关怀与社会参与的价值表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社会存在不公正、不均衡、不平等，文化研究就有存在的价值。文化研究本来是反学科、非机构化的，但随着它的影响不断加强与扩大，它的特有的话语体系乃至价值判断被不断广泛移植与普遍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被机构化、普遍化了。但作为产生于特定社会政治与文化语境下的话语体系，我们必须防止把它作为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圭臬。应该把它作为一种原则、精神和方法，再加以语境化。不同的国家与民族中，社会结构、权利关系不同，其支配性话语和弱势群体都不同（我国现阶段的弱势群体与大众文化状况显然与英美不同），必须作出具体、准确的定位。最后谈谈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关系。当前文化研究备受青睐，理论热潮与文学实践有一定的脱节，忙于介绍西方理论而对当代中国文学自身实践的总结不够，缺少理论建构而追逐西方时尚，与80年代的西方理论热如出一辙。我们当然不能排斥引进与交流，但最重要的是把理论运用于实践，与我们自己的文化实践相结合。文学研究应从外部、内部同时进行，文化研究是一种外部研究，但文本细读——对结构、形式、技巧等的研究也是不可缺少的，此二者应该并行不悖。文化研究实际上给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方法、新途径，但绝不能代替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注重共同性，忽略差异性，而文学研究注重个体性、独创性，可否找到二者的结合点？
李新德： 我们不要忘记一点，美国的一批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学者，按J.H.米勒教授的说法多是50年代出生、70年代成长起来的“电视孩子”，他们没有时间阅读经典，缺少文学经典基础，形成反文学、反经典的倾向，于是转向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当国际比较文学界陷入新的危机时，国外一批学者如伯恩海默提出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心应向文化研究转移，这一观点在国际、国内学界引起很大反响。自1985年后，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泛文化倾向日趋明显。我个人还认为在这个文化多元的时代，不可像有些学者所说的抛弃经典，我们还是应该坚守文学性，将东西方的经典置于世界文学的语境当中，以全球性的眼光来重读经典；不要忘记人文知识分子除关注社会现实外还有一个使命，那就是引导人们进入经典的世界。
杨剑龙： 我认为在文学的文化批评过程中，有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文化研究给文学研究提供一种新视野。文化研究从一种比较宏观的文化视角研究文学，从文学中观照文化，从文化观照文学，拓展了传统文学研究的视野。二、文化批评的引入使文学批评更为厚重。在国内学界也有京派与海派之说，如京派的学者比较注重揭示文学现象的文化底蕴与背景；海派的学者更注重新颖的思维与方法，具有灵气和才气，却往往缺乏京派学者对文化的关注，文化批评的引入使文学批评更重视文学批评的文化底蕴，就显得比以往的仅关注形式、技巧的批评更为厚重。三、加强了对于大众文化与文学、流行文化与通俗文学的关注与研究。过去我们的文学批评大多是一种经典文本的批评，也更关心精英文化，而忽视甚至批判大众文化，在文学史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常常忽略通俗文学，将其一概排斥在文学史之外。文化批评将非经典的、大众的、通俗的文学及种种文化现象都纳入研究的视野中。
——《文化热中的思考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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