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莎士比亚的时代
出于叙述的便利，伊丽莎白（Elizabethan）时代的下限往往会被扩展到詹姆士一世（Jacobean）统治早期。这一时代最引人瞩目的卓越成就，便是职业戏剧的蓬勃发展。
早期的大众戏剧并无正式演出场所，酒馆的庭院被改造为临时代用品，但到了16世纪晚期，伦敦已有专为戏剧表演建造的剧院，可容纳多达3000名观众。大部分剧院所有人组织剧团的架构，有些类似于古老的手工业行会，然而莎士比亚的剧团有点与众不同，因为最终他的剧团成员会逐渐拥有剧院和剧本。股东们不仅代理和拥有剧本，在戏剧中扮演角色，就莎士比亚而言，还是戏剧的创作者。许多剧院股东成为了收入不菲的财主、地产业主，莎士比亚也不例外，但这些都是后话。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初期，戏剧演员仍然被视为杂耍艺人、流浪者和无业游民。
这一时期，大多数文人墨客不得不将生计依附于贵族资助人，恩主们很不情愿出资，伦敦的剧院则表现出对戏剧极大的兴趣，为文人提供了许多编剧的工作。剧作家的写作通常十分匆忙，他们都有合作者，特殊的时候一出五幕戏，每一幕的作者各不相同。这一阶段究竟创作了多少剧作实难确知，莎学权威G．K．汉特（G．K．Hunter）认为，1558到1642年间共产生了3000部戏，其中650部存留至今。一个久远流传故事是，18世纪古典学者威廉?沃伯顿William Warburton主教的厨子为了做馅饼，把许多剧本当柴烧掉了。3000部这个数据非常重要，如其大致正确，我们就可以说当时剧本的产出率约为每年36部，甚至更多——如果考虑到剧院被关闭了相当长一个时期这一事实的话。
在伦敦繁荣发展的金融与商品市场中，新的商业形式不断涌现，戏剧成了一种新型的贸易。报酬不错，又比难以捉摸的恩主来得可靠。但剧团并不能完全独立运作，事实上，只有在某位贵族或官员的保护下，这项生意才可能持续运转。只需考虑到伦敦这座城市是演员根深蒂固的死对头，保护就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剧院有着独一无二的社会处境。他们必须取悦大众，又得避免惹恼仔细审查剧本的官员。他们要谨慎地与满怀敌意的城市打交道，当局不喜欢他们，不仅出于对剧本道德尺度的疑虑，也因为不得不偶尔应付棘手的观众，还要处理剧院外的交通堵塞。
剧团活动的一种方便托词是：获得特许经营证的剧团，其本职工作是受命进宫表演，而宫外保持的活动被官方视为彩排。但公开的表演必然使之受益，他们会到伦敦一些最底层的地区演出，尤其是泰晤士河南岸的酒馆与妓院中间。随着时光推移，不同的社会群体逐渐倾向于不同的消遣娱乐方式。满足这些需求的，一端是以低收入顾客为对象的公共剧院，另一端则是私人的室内剧场。在1609年以前，演员全部是男性。依靠这些多种多样的剧团，相当数量的演员生活优渥，并很容易与整个社会高低各阶层广泛接触。
在后面的叙述中，我会尝试围绕以下几点：正如他的剧团是业内翘楚，莎士比亚也是最伟大卓越的诗人，他为之写作的无数形形色色的观众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恩主。一方面，他是个相当成功的商人，是当时其他行业中常见的类型；而另一方面，他也是位诗人，与贵族有交游，作为英国皇室穿号衣的仆从、一个次要的弄臣，他最终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盾形纹章。他见多识广，在社会各个阶层上下出入。在他职业生涯的20余年中，演员的身份地位大大提升，他并非唯一被授予纹章的戏剧人，也并非只有他才赚得盆满钵满。
一个演员兼剧作家能有这样的机遇真是史无前例。1572年，当时莎士比亚还是个斯特拉福德（Stratford）的8岁少年，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内容是关于对“流氓无赖、流浪汉和强壮的乞丐”采取应有的惩罚，这类对象还包括“所有不属于这片区域任何贵族的剑客、饲熊者、小剧团演员……”接下来几年则出现了许多宗教性的小册子，绝大多数清教徒（尽管并非全部）慷慨激昂地反对剧院。这种敌意贯穿了莎士比亚的职业生涯，在他身后也并未止息。但既然他和同行享受着官方的保护、世俗的成功，并占有着可观的财富，对流浪者课税这点似乎永远不可能打扰到他。他的剧团偶尔卷入与枢密院有关的小麻烦，即便如此，莎士比亚的名字也不会出现在受审者中。
第一章 宗教改革与继位问题
对于想着手简要描绘莎士比亚及其时代的人，第一件工作是将焦点从剧院的生活往回推移，先讲讲关于国家政治这个更广大的世界。贯穿整个都铎王朝，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核心问题是王位继承权不稳定。如果现在看来此事相对遥远且并不重要，那么就让我们回想一下占莎士比亚全部作品四分之一的历史剧，涉及了一系列令人焦虑的问题，实际上包括内战、继位问题，甚至描述了为伊丽莎白女王的祖父亨利七世合法性可疑的即位所进行准备的重大事件。继位问题人人关心，不仅因为当时的君主制比以往拥有更多特权，更因为在都铎时代，所有问题都与宗教差异密切相关，而宗教可以意味着战争。清教徒女王伊丽莎白统治下逐渐扩张的帝国必然招致与天主教西班牙的冲突，也让她得以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但英国的天主教徒仍然听令于罗马教皇，认为伊丽莎白是个非婚生的篡位者，能消灭她的人是可以得到宽恕的。她的表亲、苏格兰玛丽女王一系列反对她的密谋，以及玛丽的天主教追随者们都是周期性发作的严重隐患。
当莎士比亚出生时（1564年），伊丽莎白已经登上王位将近6年，“伊丽莎白时代的和解”[1]已经确立了作为新教的英国国教的地位。尽管属于“高教会派”（这是一种后来的描述）[2]，但英国国教此时完全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这些给英国社会与经济生活带来重大变革的事件，在伊丽莎白的父亲亨利八世及其子爱德华六世时就已发生。传统认为“英国宗教改革”开始于1529年，到1559年结束，后者是伊丽莎白一世《统一法令》与《至尊法令》制订的时间，而于前者，因为罗马教廷不允许亨利八世与他第一任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离婚，他就把自己任命为了英国教会的最高统治者，取代了罗马教皇的地位。这种利落的分期法忽略了14世纪末威克利夫和罗拉德派[3]以来持异见者的历史，在亨利与罗马教廷灾难性的决裂之前，这一改革运动从未被忘记。此次决裂，连同关于英国人是真正的天主教徒但听命于本国教会的声明，虽然遭到强烈反对，却长期地确立了下来。
亨利非常渴望有一位男性后嗣，但在一般被认为无效的第一段婚姻中，唯一存活下来的是女儿玛丽。他的第二个妻子安妮?博林（Anne Boleyn）生下了另一个女儿伊丽莎白，是他的第三任妻子珍?西摩（Jane Seymour）为他诞下了儿子爱德华，爱德华在1547年继承父亲的王位，在短暂的摄政期中主要实行严苛的新教统治。其继位者是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她与自己的母亲一样，是位狂热的天主教徒，并竭尽所能地去恢复与罗马教廷的关系。玛丽与西班牙菲利普王子过迟的婚姻未能留下后代，在她短暂统治结束时，王位被伊丽莎白所继承。伊丽莎白为父亲恢复了国教最高领袖的头衔，并承受住了来自天主教和势力不断壮大的清教徒的强烈反对。
宗教改革不仅影响了神学与礼拜仪式，修道院和其他与教会有关、资产丰厚的机构的解散，使得国家财富与政治权力的分配大为改变。剧变不仅影响了神职人员，普通人也要使自己适应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历史学家们对这次变化的确切实质争论不休。我们以往被告知，这是中世纪的“衰弱”或“秋天”，一个关于失去的故事，或者至少是关于在失去以前最后一段兴盛期的故事。曾几何时，大多数人获得宗教知识的途径不是书本，而是教堂的壁画和彩色玻璃等为天主教圣事（在古代是7件，现在被宗教改革家减少为2件）而存在的庞大的非文学性文本，现在，这个时代终结了。人们曾想当然地认为，旧的礼拜和训导形式已不言而喻地被逐渐废除。罗马教廷不但容许所有形式的陋习，还禁止翻译神的话语——《圣经》，因此人们对宗教改革的需求十分迫切。现在有的历史学家对这种描述表示怀疑，并哀叹旧有的信仰和与之相应的艺术与仪式的灭绝，哀叹那么多世纪以来它对生活方式统治的终结。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埃蒙?达菲（Eamon Duffy）的杰作《拆除祭坛：1400-1580年英国传统宗教》（The Stripping of the Alters：Traditional Religion in England c.1400-1580）（1992）一书的论点。达菲强调了日常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与礼拜仪式相协调的程度，以及传授宗教教义的方式——不仅通过图画，还借助许多并不完全属于弥撒（传统虔诚的典范）的礼拜仪式性动作，比如一年一度扮演耶稣受难片段的不仅有牧师，还有普通信徒，后者用自己设计的戏剧展现这一幕。例如，既然圣约翰提到基督的衣服被分成了几部分[4]，那么在适当的时候两块亚麻布就被从祭坛上移了下来。圣物放置处被用来虔诚地安放“圣体”，当然“圣体”从字面上就是“Corpus Christi”，即基督的身体。在职业戏剧开始前，准戏剧的传统以非同寻常的持久性贯穿了整个时代，当 人们思考这点时，应该将上面提到的表演铭记于心。在16世纪后期的新天地中，职业戏剧吸收了这些表演并将其世俗化，把它们从这些沉默而虔诚的原始素材中转化，带到了伦敦的酒馆和剧院。
戏剧的商业化发展再次表明，曾经被礼拜仪式主导的世界已经被一个更关心资本与劳动力的世界所替代，时间本身有了不同的特性。达菲写到：“礼拜仪式的节奏就是生活本身的节奏。”工作和娱乐的节奏反映出了礼拜和祈祷的日常惯例。宗教改革家们特别憎恶的关于炼狱的教义，无论在日常的生活进程中，还是在临终的卧榻上，几百年来在人们的行为上施加着强有力的影响，即使在被批判很久以后，它依然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这点在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的《炼狱中的哈姆雷特》（Hamlet in Purgatory）（2001）一书中有很好的阐述。
达菲对教堂被拆除的描述，强调了这些损失悲剧性的一面：祭坛（alters[5]）此时被认为有偶像崇拜的意味，并被“圣餐台”（communion tables[6]）所取代。他认为，在宗教改革以前，天主教确实处于一个十分完善的状态，距离衰败尚远。反对者对他的观点展开了争论。我们当然也可以为新教的有益影响找到相应的佐证，也确实有人认为，关于“天主教泰然自若的自足突然被改革粗暴地打断了”这一见解只不过是一种宣传手段而已。而新教在有关知识分子和教育方面的成就，在天主教描述历史的版本中，被大大低估了。事实上贯穿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克兰默[7]《公祷书》里不仅有他著名的散文，还包括关于改革英国国教的文章，该书不同版本收录的文章数目不同，但最终的定稿本有39篇，书中解释了罗马教廷与英国国教在教义上的差异，在每个教区的教堂都可以被查阅。教堂里还有《大圣经》[8]和福克斯的《行动与丰碑》[9]，后者以福克斯的《殉道者传》更为人所知，它有力地宣传了真正的（英国的）“新教式的天主教”（Protestant-Catholic）的信仰，以及王室与女王的权利。这本书也因为反对罗马和玛丽一世对新教徒的迫害而声名狼藉。
这些书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过往体制留下的旧有印象：壁画，彩色玻璃，绘有耶稣在十字架上图案的屏风，装饰过的祭坛。而从日益增强的新教情感上来判断，它们以这种不同以往的方式发挥了很大的影响。有人认为在1585年英国的人口中，百分之五是天主教徒，百分之十五是清教徒，其余的人接受了伊丽莎白规定的中间道路。这类猜测确实多少是合乎情理的。此时当然还有一小部分忠诚的天主教徒，但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从根本上来说还应该被认为是新教徒的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军事两方面都处在与罗马教廷的战争中。
双方都已为国际冲突整装待发，在观念的战争上也不例外。英国有克兰默和裘尔[10]（英国国教传统的辩护者），而罗马派出了传教士如红衣主教博罗梅奥（Cardinal Borromeo），他的护教学[11]被耶稣会传教士分发后在英国变得十分有名。莎士比亚的父亲似乎有过博罗梅奥《灵约》（Spiritual Testament）的一个抄本，这是对茫然无措和受压迫的天主教徒的一本指南。在这种活跃而反对沉寂的生活里，这个时代闻名于它的海盗，以及为了秘密任务而被雇佣的有天资的密探，比如克里斯托弗?马洛[12]。还有一些人寄望于神学上的折衷方案，认为朝着宗教的重新统一前进是可行的，其中包括诗人约翰?多恩[13]。但是在诸如真在论[14]、神父独身等教义方面的差异根深蒂固，实难调和。
与礼拜和出席教堂事务性质有关的规定现在由国家发布，不再需要受罗马教廷支持的教士批准。最重要的是，长期以来被拒绝给予天主教普通信徒阅读的现代英文方言《圣经》[15]，现在成为了信仰的基础。改革后的教会认为它超越了1000年来天主教的曲解而回归，并重新揭示了《新约》中基督教的真实信息。毫不令人惊讶的是，一部分人，特别是出生在旧体制下的普通民众可能仍留恋（主要是出于下意识）着他们年轻时践行过的宗教。再者，改革运动内部也有激烈的宗派之争，激进派想更多地攻城略地，热切地寻找并毁坏所有可以被贴上偶像崇拜标签的对象。
他们没有时间庆祝宗教节日，例如创立于1264年的圣体节，这个祭日有着核心的神学意义，它是对圣餐中基督真实临在的庆祝，但同样也是大型的市民欢庆的时刻，包括由城市手工业行会组织和资助的戏剧循环上演。在这些了不起的作品中，考文垂、约克郡和威克菲尔德[16]的“神秘剧”最为著名（“神秘”是一个描述“手艺”或“技艺”的词汇[17]），这种传统持续到了伊丽莎白的时代。孩童时的莎士比亚很可能在考文垂看过他们的演出，但到他从事戏剧时，它们已经得不到赞赏，圣体节本身也不再合法，这些精心打造的戏剧可能花销过于庞大，于是它们寿终正寝了。
这些作品承载着道德说教的目的，用本地方言表演一长串关于宗教历史的戏剧。《旧约》里的事件被表现为对《新约》中真理的预示（很像教堂玻璃和壁画所做的，或曾经做过的那样），同样被表现的还有圣母玛利亚与基督生活的场景。演出在露天舞台或手推车舞台上进行，这样就可以从一个地方移到下一个去处。每个行会将尽量为自己独特的技艺[18]选择一个适当的主题。演出服装是精心制作的，还有一些对舞台装置的使用。庄重的仪式与粗俗的幽默混合在一起，一些定型角色[19]开始出名，当哈姆雷特告诉巡回演出的演员表演不要过犹不及时，他就在暗示圣体节戏剧传统中那些怒气冲冲大叫大嚷的角色。奇观显现，地狱裂开深壑，恶魔喷云吐雾，有的戏剧比这种描述所说的更加精巧。威克菲尔德（或童雷镇[Towneley]）的《第二部牧羊人剧》（The Second Shepherds’Play）以大胆的双线结构著称，将基督诞生的严肃主题与滑稽笑料糅合在一起，事实上，这种混合的手法能在后来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部分戏剧中找到，米德尔顿[20]的悲剧《调包婴儿》（The Changeling）就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例子。
神秘剧证明了其作者和演员的独创性，也证明了中世纪后期的英国人表演自己的信仰、亲自将他们在布道或壁画中学到的神圣真理表现出来的强烈渴望。这些戏剧将中世纪虔诚言行的形式与叙事转变成了他们自己的流行文体，而且它们很有趣，符合节日的需要。它们证明，无论作为演员还是观众，英国长期以来都与戏剧表演很是合拍。这种趣味被他们的后人在一种大相径庭的环境中继承了下来。一个共同的目标曾经把镇上各种各样的能工巧匠聚集到一起，他们把一个庄重的祭日变成了全民的节日，但却无法在宗教改革的威胁中永远幸免于难。神秘剧的长久持续，是大众宗教的古老形式具有持久耐力的明证，即使强大的力量正着手要将之毁灭。
在短时间内，看似可以一边默认新的法则，一边保持大部分旧的生活方式。亨利八世自己也保持着许多传统天主教徒的行为，直到他1547年去世，人们还可以按曾经的方式生活。弥撒的庆祝仪式伴随着赦免。当伊丽莎白的时代来临，她对一些旧的风俗习惯钟爱有加，并偏爱折衷与节制。当她被逐出教会[21]、被阴谋暗杀所威胁、并被强大的天主教势力反对时，她采取了一种更为严酷、崇尚武力的态度。不过她想要英国国教在罗马教廷和日内瓦加尔文教[22]之间保持中庸之道。夹在充满敌意的罗马教廷与迅猛发展的加尔文教之间，其情况的严峻在约翰?多恩的《讽刺诗之三》（Satire 3）中有出色的描绘，这是对他自己所需要做出的抉择（他从小被培养成一个天主教徒）的一种激动不安的反映，必然得到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共鸣。
在亨利与他的小女儿各自统治之间，还有爱德华六世和玛丽一世。爱德华的顾问都是罗马教廷的坚定反对者，受他们的影响，他宣告所有“天主教的迷信行为”有罪，例如天主教诵经用的念珠、圣水、圣徒祈祷文、典礼蜡烛、节制饮食、特赦豁免、圣餐以及炼狱的存在等。爱德华更易于倾向新教，可能是受他父亲的第6个也是最后一个妻子凯瑟琳?帕尔（Catherine Parr）的影响，后者是宗教改革虔诚的拥护者，当逐渐成熟后，他也和自己的导师一样成为了笃信的新教徒。所以他对作为宗教基础的财富和地产的没收持续得如此积极，以致于历史学家约翰?盖伊（John Guy）把它描述为“继诺曼征服[23]之后最大规模的财富没收与再分配”。
教会财富转移到了世俗人手中，这给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它有时被称为劫掠。早期的反抗是1536年被称为“恩典朝圣”（Pilgrimage of Grace）的叛乱，这次严峻但单纯的事件被亨利轻而易举地镇压了。1549年发生了更为广泛的暴乱，通常是被生存需求所激发，因为尽管有权使用新的财富，国王在军事防御上仍然超支，而穷人不断变得更穷。这些反叛易于从英国北部开始，那里的天主教贵族、绅士和平民百姓仍然因旧有的信仰紧密相连，他们想终止对他们教堂的污损，也想与那些伦敦的异端分子辩驳，后者应该对这类情况负责。
根据埃蒙?达菲的说法，天主教凭借其全部的古老活力，到16世纪40年代依然繁荣兴旺。但是破坏在持续，壁画被涂白了，刻有耶稣像的十字架和圣坛被斧子劈得粉碎。上面提到的新的《公祷书》（1549年版和1552年版），现在因其优美的文笔和与英国国教核心传统密不可分而被重视，但在最初它招致了诸多不满，部分是因为它废除了许多传统的祭日和斋戒日，当时肯定还有很多年长的人渴望参加弥撒。值得注意的是伊丽莎白时代教堂的伟大作曲家威廉?伯德、托马斯?塔利斯和约翰?布尔[24]都依然是天主教徒，可能他们获得了如此行事的特许。伯德甚至为秘密违禁的弥撒庆典作曲。
无论如何，新教在其大部分的表现形式上是一种语言的宗教。有一种老生常谈抱怨道，许多天主教音乐灿烂华丽的复调使得语言晦涩难解，这些听觉的愉悦此刻成为了旧有礼拜仪式上色彩与礼仪的帮凶。经过许多世事变迁，这些音乐将会在英国国教的改编中部分修复，但也将在结束了查理一世的生命和统治的革命剧变中，再次遭到反对和清除。革命也结束了查理一世的“高教会派”大主教罗德[25]的生命，在1649年终结了专制政体的清教徒势力早在至少一个世纪以前就开始积蓄力量了。
爱德华于1553年去世时年仅16岁，王位被天主教徒姐姐玛丽继承，他曾努力改变玛丽的信仰，但最终失败。玛丽的继位违背了清教徒的意愿，她想让英国重归天主教信仰的决心通常被认为是一段宗教恐怖时期的起因，尽管达菲声称“一位天主教徒皇后的登基让人们松了一口气”。玛丽采取了使旧有信仰稍微现代化的方式，例如就像新教徒曾做过的那样，利用印刷厂的力量，制作随处可以买到的印刷本天主教祈祷书。但她被人铭记，更多是因为对其反对者的迫害，而不是她在“有创造力的重建者”方面的努力。
考虑到爱德华和玛丽所造成的宗教动乱，当伊丽莎白1558年继承王位时，如果人们不是仍然有点头脑混乱，那才叫人奇怪呢。接受由伦敦颁布的关于宗教仪式的法令有很强的吸引力。在一个人们因为没去教堂就要冒着被罚款风险的时代，选择不服从将会带来可能的危险，而且有时代价高昂。有些人尽管遭到罚款也保持信仰，有些人大概保持着信仰但并不对外宣扬，而其他可能是大多数人，过着差不多心满意足的生活，模棱两可，选择中庸之道。
上述宗教和教会问题，与都铎王朝的继承权问题之间有着明显的关联，而王朝的终结与国际关系和公共秩序有关。亨利八世对男性继承人的需求要为他与原配离婚承担部分的责任，官方的借口是她之前曾嫁给过亨利的哥哥。所以严格按照法律来说，这段乱伦和不正当的婚姻生下的孩子玛丽，在宗教改革者的眼中必然是私生子。伊丽莎白被认为是国王与安妮?博林非法结合的结果，在天主教徒眼中同时是私生子和篡位者。学者们努力证明她身份的合法性，她现在领导的教会是正统的、原始的天主教教会。不用指望她的欧洲敌人们会同意这点，可能可以借用伊夫林?沃[26]在埃德蒙?坎皮恩[27]传记中的表述：他们并不“认为15个世纪以来被远离世界隐藏起来的真理，有可能突然之间对一群重要的英国人显现”。
因继承权不确定而产生的政治与宗教危机不会停止。玛丽嫁给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儿子——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Philip Ⅱ of Spain），她早年与之订过婚，但只有一次有名无实的怀孕。玛丽对王位的权力，最初受到支持不幸的简?格雷夫人（Lady Jane Grey）的新教徒阻挠，后者是亨利七世的曾外孙女，她被宣布成为女王，不过仅在位9日就被玛丽所取代，她在这场游戏中的命运与通常的失败者无异。而伊丽莎白的继位没有立即引起骚乱，这一时期并没有其他似是而非的候补继承人。人们期待她做得比她姐姐好，于是在伦敦对她进行了热烈的欢迎。新教徒认为她是英国的底波拉[28]，这是以确保了以色列40年稳固统治的女先知的名字来为她命名。
伊丽莎白这时25岁，是一位博学的年轻女子，对旧的宗教习俗比较温和。她钟爱典礼仪式，在她的小礼拜堂中使用蜡烛（这是被爱德华强烈谴责的），并保持着在濯足节（受难日的前一天）为穷人洗脚的风俗习惯。在还是女孩子的时候，她有机会得到人文主义老师如约翰?奇克和罗杰?阿斯克姆[29]的教导。她可以轻松流畅地用法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阅读与写作，她在统治后期曾震惊了一群剑桥学者。当后者坚持在他们的地盘内不允许讲英语时，伊丽莎白先用拉丁语发表了一个有力的即兴演讲，然后用同一种语言对一个放肆无礼的波兰大使进行了令人生畏的谴责。她对国会所作的演讲机智、高贵并充满权威，令人印象深刻。早年她已经能在孤立隔绝中平静地生活，尽管并非没有危险，有时还要被扣留在屋里；她也曾因被怀疑参与了反对玛丽的密谋而被关押在伦敦塔[30]中。随着步入盛年，她证明自己足以胜任王位对于公共表现和人事管理方面的要求。
关于她的继承人的担忧几乎立即被摆上桌面。伊丽莎白并非特别健康，而且她很有可能会被暗杀，一个继承人是随时可能被需要的。她的顾问们惧怕在她死后暂无新王继位的可能性，到那时前来竞争的王位争夺者，可能会决定用暴力来主张他们的权利。还有一个难题是，随着最高统治者的死去，所有国内的施政机构都会停摆，所有职位都将处于真空状态。如果不能立即正式宣布继位者，国家将受到无政府状态的威胁。但伊丽莎白甚至没有结婚，显然她必须马上结婚并生下继承人，但她对此婉言谢绝。她有许多王室的求婚者（其中有萨沃伊公爵[Duke of Savoy]、瑞典的埃里克十四世[Erik XIV of Sweden]、法国阿朗松公爵[French royal Duke of Alencon]），她从他们的求婚中尽可能地获得了政治利益，不过只此而已。考虑到适当的情势，她应该与莱切斯特伯爵（Earl of Leicester）结婚，但她并未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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