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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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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3年6月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说：“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12月，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根据通知精神，制定新的干部考核标准。本书提出了衡量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新指标，是各地组织部门做好这一工作的优秀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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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2013年6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说：“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并在2013年9月的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上进一步指出：“中央看一个地方工作得怎么样，不会仅仅看生产总值增长率，而是要看全面工作，看解决自身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成效”。
2013年12月，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提出了政绩考核要突出科学发展导向、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指标、加强对政绩的综合分析、选人用人不能简单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论英雄等八点要求。
这些措施表明中央正在采取切实措施实施科学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
应该将哪些指标纳入考核评价体系，并且如何衡量？本书为此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思想。
本书是一个名为“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的研究报告的精华部分。这个委员会由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阿马蒂亚 森和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保罗 菲图西领导，成员为来自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的主题是全球最广泛采用的经济活动衡量标准——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否真是衡量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可信指标。研究报告于2009年9月发布。
本书分传统的GDP问题、生活质量、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三个部分，介绍了这一研究的成果。书中全面分析了GDP作为衡量社会幸福程度的标准的局限性，介绍了一系列大胆的新概念，从可持续的经济福利量SMEW到储蓄和财富的评估以及“绿色GDP”，为综合衡量国家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提供了建议。
本报告发布后，引起各国政界、学术界、新闻界以及广大民众的关注和讨论，《纽约时报》评论说：“这是一项发人深省的新研究，阐释了GDP增长为何不足以反映经济与社会的整体健康状况。书中的许多建议无疑会引起决策者和普通人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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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约瑟夫 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总裁和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阿马蒂亚 森Amartya Sen
印度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主要起草人，人类发展指数设计者之一，1998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让－保罗 菲图西Jean-Paul Fitoussi
法国经济学家，巴黎政治学院经济学教授，巴黎政治学院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法国总统萨科齐的经济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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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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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 萨科齐
前言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阿马蒂亚 森，让—保罗 菲图西
执行摘要
为何撰写这份报告？
这份报告为何重要？
报告由谁撰写？
报告是写给谁的？
有哪些要点和建议？
幸福是多维的
下一步做什么？
第一章传统的GDP问题
导言59
估算价值——广泛性与可理解性
在现有的衡量框架内能做什么？
体现家庭视角
第二章生活质量
导言
衡量生活质量的概念性方法
生活质量的主观衡量标准
影响生活质量的客观特征
跨领域的问题
第三章可持续发展和环境
导言
回顾
调整后的净储蓄
以一致认可的方式量化可持续性：主要障碍是什么？
结论
附录： 本报告续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研究报告《民生问题：衡量社会幸福的11个指标》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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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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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初，正当金融危机在全球肆虐之时，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任命成立了一个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主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担任，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阿马蒂亚?森担任主席顾问，巴黎政治学院教授、法国经济研究所所长让－保罗?菲图西担任委员会协调员。委员会成员由来自几个国家（美国、法国、英国和印度）的大学、政府和政府间组织的专家组成。委员会的目的是，确定GDP作为一个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指标的局限性，研究更加确切地描述情况所需的额外信息，讨论如何以最恰当的方式呈现这一信息和评估其他衡量手段的可行性。委员会的工作不止限于法国和发达国家，而是希望为所有相关国家或者一组国家提供一个模板，并激励全世界进一步研究和讨论这些问题。
委员会的最终报告于2009年9月4日在萨科齐总统主持的一场研讨会上公布，并在报告的基础上整理出一部名为《对我们生活的误测》的著作，公开出版。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斯蒂格利茨这样说：
在一个日益以表现为导向的社会中，衡量标准关系重大。我们衡量什么影响我们做什么。如果我们的衡量标准有误，那么我们奋力争取的东西也将是错误的。为追求GDP增长，我们可能最终造成一个国民生活状况更糟的社会。
太多时候，我们混淆了目的和手段。在这一次金融危机发生前的岁月里，我们的经济遭到的批评之一就是混淆了目的和手段——金融部门是让经济更加富有成效的手段，而它本身并非目的。更糟糕的是，混淆幸福衡量标准的改善与幸福本身的改善。我们的经济应该让我们更幸福，而经济本身同样不是目的。
他还指出，人均GDP是一个普遍使用的衡量标准。如果政府能报告说人均GDP增长了，比如5％，那它们就感到高兴。可是，其他的数字可能呈现一种非常不同的情形。在俄罗斯，虽然人均GDP逐渐增长，但是预期寿命逐渐下降这一情况表明，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美国也一样。从1999年到2008年，虽然人均GDP不断增长，但是大多数人发现，在将通货膨胀计算在内后，他们的收入减少了。这呈现了一个迥然不同的经济表现状况。如果在收入增加的同时，收入不平等也加剧，那么就可能出现这种不一致。
而且，那些看起来与个人感觉不同步的衡量标准引起人们的怀疑。如果GDP在增长，但多数人却感觉他们的境况在变糟，那么他们就可能担心政府在统计数字上造假，目的是希望通过告诉人们他们境况更好，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境况更好了。在这些情况下，对政府的信任下降了，而随着人们对政府信任的下降，政府处理对公众至关重要事务的能力将被削弱。
如果把全球化以及环境和资源可持续性的问题合在一起，那么GDP的衡量标准可能尤其具有误导性。如果某个发展中国家出售一个造成污染的采矿公司，这家公司开采权使用费低廉但没有充分的环保规定，那么这个国家的GDP可能增长，但人们的幸福可能降低。
人们还担心，在世界面对全球变暖的危机时，专注于GDP的物质方面可能尤其不合适。在我们衡量表现时，如果一个国家决定以休闲而非只是消费越来越多商品的方式来享受知识进步带来的生产力提高的成果，那么我们要“惩罚”这个国家吗？
因此，要想描述像我们的社会这样复杂的事务，只有一个指标是不够的。试图利用一系列非常小的数字来描述现状可能非常具有误导性。我们可能需要知道在油耗尽前，我们的车速是多少（每小时55英里）和还能走多远（250英里）。可是，比方说把这两个数字相加（305）得到的单一衡量标准对两个问题都无法做出回答。
我们关心，“总体上”我们干得怎么样，但是我们也关心收入分配的状况。此外，我们不仅关心我们眼下过得怎样，还关心我们在未来将过得怎样。如果我们想寅吃卯粮，那我们起码要知道，我们当前的幸福水平是不可持续的。虽然可持续性包括很多方面，但是环境的可持续性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当人们认识到，随着全球变暖，世界正走在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上时。
斯蒂格利茨认为，建立新的衡量系统的时机已经成熟。新的衡量系统该把重点从衡量经济生产转向衡量人们的幸福，而且应该在可持续性的背景下衡量幸福。改变重点并不意味着不考虑GDP和生产衡量标准。GDP和生产衡量标准源自对市场生产和就业的考虑；它们仍然为许多重要的问题，比如监控经济活动，提供答案。但是，强调幸福是重要的，因为总的GDP数据中包含的信息与为普通人带来幸福的因素之间有越来越大的差距。这意味着，要致力于建立一种用着眼于幸福的衡量标准和记录可持续性的衡量标准来补充市场活动衡量标准的统计系统。这样一个系统必须、必然地，由多个衡量标准组成，包含一系列不同的衡量标准。
关于新的衡量标准，委员会提出了如下建议：
建议1：在评价物质幸福时，着眼于收入和消费而非生产
建议2：重视家庭角度
建议3：综合考虑收入、消费与财富
建议4：更加重视收入、消费和财富分布
建议5：把收入标准扩大至非市场活动
建议6：生活质量取决于人们的客观条件和能力。我们应该采取措施更好地衡量健康、教育、个人活动和环境状况。我们尤其要下大力气，在社会联系、政治发言权和不安全感这些能被用来预测生活满意度的方面制定和实施有力和可靠的标准衡量。
建议7：衡量生活质量的所有指标都应当对不平等状况做出全面评估
建议8：要设计一些调查项目来评估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各个维度之间的联系，而且在各个领域制定政策时要利用这一信息。
建议9：统计机构要提供必要的信息来聚合生活质量的各个维度，从而能够建立不同的指标。
建议10：衡量幸福的主客观指标都提供有关生活质量的关键信息。统计机构应当在它们自己的调查中包含记录人们对生活的评价、享乐体验和优先考虑事项的问题。
建议11：评估可持续性需要一系列明确的指标。这些指标的鲜明特征是，可以把它们翻译成一些基本“存量”。可持续性的货币指标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根据当前的技术发展水平，它仍然应当主要着眼于可持续性的经济方面。
建议12：应该根据一组精选的实物指标对环境的可持续性做单独的进一步研究。我们尤其需要一个明确的指标，显示我们离危险级别的环境损害（比如气候变化和渔业储备的消耗）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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