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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聆听海峡对岸的声音，了解台湾人眼里的大陆
知名专家学者，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理性发声
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多方面深入剖析，解读中国大陆发展现状及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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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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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台湾学者汤绍成组织并参与编写的一部学术著作集。参与撰写的其他三位作者，也都是台湾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从自己的专业背景和研究领域出发，从台湾学界的视角观察中国大陆的发展现况，分思想意识、政治特色、经济发展、外事政策四个部分，针对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事务等方面进行评述，其角度之新颖、观点之独到、见解之深刻，均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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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汤绍成，政治学博士，毕业于德国波恩大学，现任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所长兼研究员。身为台湾政治界的著名学者，他对台湾政局、台海问题、两岸关系均有独到见解，曾撰写《两岸关系的新纪元双赛局的分析》等论著。多年来，他曾多次到中国各地演讲，参与各种活动，对促进两岸互动、增进两岸关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朱高正，哲学博士，毕业于德国波恩大学。
杜震华，经济学博士，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现任教于台湾大学。
赵国材，法学博士，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现任教于台湾政治大学外交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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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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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思想意识篇朱高正
第二章 政治特色篇汤绍成
第三章 经济发展篇杜震华
第四章 外事政策篇赵国材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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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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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对中国现代化与重建国际秩序的意义
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最瞩目的话题，莫过于“中国的崛起”。根据统计，从2000年到2009年，也就是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互联网上被点击次数最多的就是“中国的崛起”，它的点击量远远超过排名第二的“伊拉克战争”四倍以上，遥遥领先。尤其自2008年爆发金融海啸以来，中国在世界的舞台上从来就没有那么被重视过，在任何重要的国际场合，中国的领导人总是镁光灯聚焦的亮点。
一、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对“美欧中心主义”的质疑与挑战
中国的崛起牵动了各方的关注，首当其冲的，就是主导了近现代世界最近500年发展的西方势力。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对“美欧中心主义”（US-Euro-centrism）的质疑与挑战，但却也给了包括阿拉伯世界，以及相对穷困的亚、非、拉丁美洲等非西方国家对另类选项的期待。
15世纪末，欧洲的冒险家在一些王公贵族的支持下，开启了“大航海时代”，随之而来的是漫无限制的、赤裸裸的烧杀掳掠，竞相抢夺世界原材料供应与市场的控制权。这就是500年来非西方世界悲惨命运的根源。伴随武力征服之后的，是天主教、基督教改革派的宣教活动。他们以强势文化的姿态散播“福音”，宣传西方的意识形态，蛊惑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借着掠夺非西方世界人民的大量资产，西方国家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600年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紧接着1602年荷兰也成立东印度公司。这个“东印度公司”，说穿了就是西方殖民帝国主义最丑陋的代理人，它们只要定期向母国缴交特定的款项，就可以取得拥有军事武装力量、扩张殖民地，以及发动战争等特权，而其母国却不用承担任何国际公法上的责任与义务。1624年到1661年，台湾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口中的一块肥肉。东印度公司的总部设在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台湾总督由该公司直接派任。而马六甲的历史，更是一页中国的王道政治与西方的强权政治的鲜明对比。
1405年，明成祖朱棣册封流亡在马六甲的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巨港）王子拜里迷苏剌为国王。在此之前，满剌加每年要向暹罗（今泰国）贡献四十两的黄金充当保护费。而15世纪则是马来亚历史上最为风光的时代，当时马六甲海峡几乎成为满剌加王国的内海，其版图除了马来亚外，也拥有苏门答腊的一半，俨然与满者伯夷（今爪哇）、暹罗鼎足而立。
1414年拜里迷苏剌逝世，由其子母干撒于的儿沙继位，他随即亲自率领朝贡团晋见明成祖。成祖下诏书由母干撒于的儿沙继承王位，并赏赐金银、冠带、织金袭衣。1419年，母干撒于的儿沙再次率朝贡团上京，并控诉暹罗对满剌加用兵，向皇帝求助。明成祖随即派遣使者携带诏书赴暹罗，告诫暹罗国王，谓满剌加与暹罗同为明朝属国，如果满剌加有过错，理应向朝廷申诉，岂可私下动武，大家应和睦相处才是。于是暹罗不敢再以武力威吓满剌加。
那时郑和率领世界最大规模的宝船舰队，一路从东海、南海，跨越印度洋，直到东非，所到之处，无不抑强扶弱，敦睦邦谊。当时大明王朝由于郑和七下西洋，维护了国际正义，肃清了整个广大水域的海盗，促进海上贸易，也增进区域的繁荣。
后来由于明朝对外政策的转变，不再派遣宝船舰队敦睦南洋各国，这个广大的水域就沦为西方新兴的殖民帝国主义的俎上肉，而首先出现的就是葡萄牙人。1508年葡萄牙消灭了满剌加王国，于马六甲建立殖民政权，奴役当地人民，拜里迷苏剌的后裔则四处流窜，在马来亚北部建立了几个小王国。17 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马六甲击败了葡萄牙，取而代之。18世纪末，欧洲爆发了拿破仑战争，荷兰为了抵抗拿破仑的军队，抽调所有的海外兵力回国助战，遂将马六甲委托给英国代管，不料英国就把它据为己有。
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有如1840 年英国为了中国政府禁毒，而向中国发动极不名誉的鸦片战争一样。与当时英国窃占马六甲的丑行相比，美国殖民菲律宾的过程也不遑多让。菲律宾原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1896 年，后来被推尊为菲律宾国父的黎刹医生被殖民当局处决，这引发了菲律宾全境群起反抗西班牙殖民政权。在这个反殖民斗争的过程中，美国秘密提供资金、武器、人员训练，大力扶持菲律宾反抗军。
其实，美国出于战略考虑，一直想在西太平洋建立一个根据地，本来1853 年就看上了台湾。因为台湾控制了台湾海峡，这是欧洲国家通往中国的主要水道，再加上台湾拥有丰富的煤矿蕴藏量，足可作为美军船舰在西太平洋的补给站。但后来因为国内的黑奴问题爆发了南北战争，无暇顾及远东的利益，美国乃调整其西太平洋政策。
既然在现实形势下，美国不能占有台湾岛，却也不能坐视欧洲列强得手，所以就打算协助日本取得台湾。甲午战败之后，由李鸿章负责对日《马关条约》的谈判，而他所聘请协助谈判的美籍顾问，却是刚卸下美国国务卿职务的佛斯特，这个人正是主导协助日本取得台湾的政策执行者，这是何等的可悲！
当时台湾既为日本所有，美国只好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与台湾只隔着巴士海峡的菲律宾。1899 年，西班牙已经疲于应付菲律宾群岛的反殖民斗争，遂私下与美国达成协议，将菲律宾群岛转让给美国。美国一得手之后，就运用其过去扶持菲律宾反抗军的情报，一举剿灭42个菲律宾反抗军的主要基地，这就是所谓“被出卖的革命”（the betrayed revolution）。
由此可知，中国台湾、马来亚与菲律宾的命运，其实就是典型的非西方世界与“现代化浪潮”第一次接触的惨痛经验。而当前中国的崛起，正给了这些被西方国家蹂躏过的地区与民族一个崭新的希望。
二、民主并不是西方的传统
过去300年来，西方国家靠着粗暴掠夺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但也由于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取代了拥有大片土地的教士与贵族阶级，因此在政治上新兴资产阶级也造就了后来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与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价值观。
事实上，自由主义最早要颠覆的对象就是天主教会。自由主义的三大支柱是自由契约、自由贸易与财产权神圣。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合流。之所以主张“自由契约”，主要就是为了对付封建社会集体主义的农奴制，以便让农奴从被教会与贵族阶级所控制的土地解放出来，而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自由贸易”就是尽量撤除进出口的限制以及尽可能将税率往下调整，以便使新兴资产阶级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而“财产权神圣”则意味着国家不能任意加重税负，法律应由纳税人的代表来制定。
英国1679 年的《权利请愿书》（Bill of Rights），其实是贵族联手向国王施压所取得的成果：没有贵族院的同意，国王不得增税或对外宣战。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则进一步废除了三级议会，将议会中的教士阶级与贵族阶级的代表予以取消。这就像当时宣传革命的小册子，由锡耶（Emmanuel Joseph Sieyès）所撰述的《何谓第三等级》（Qu''est-ce que le Tiers Etat），“第三等级”就是代表国家。这意味着新兴资产阶级借着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旧体制”而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意气风发的新主角。这一连串的演变也就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由来。
其实，民主并不是西方的传统。古希腊的柏拉图（Plato， 428427BC—348347BC）是主张极权、反民主的代表。从其经典性的著作《国家论》（Politea，通称为《理想国》）可以得知，他主张共产甚至共妻、反对不同阶级间的流动；他的门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élēs， 384BC—322BC）也主张贵族政治、精英政治；中世纪的士林哲学也一向主张神权政治与后来“君权神授”（Divine Right of Kings）的君主制。
一直到18 世纪，西方世界仍然盛行专制主义（Absolutism）。要谈西方的民主，最早要从1679年的《权利请愿书》谈起，所以谈民主就要提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或更早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与佛罗伦萨的马基亚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到18 世纪的孟德斯鸠（Charles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与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等人，才给现代的代议民主体制提供了相关的理论基础。其实，近现代西方的国家哲学深刻影响最近两百年的国际秩序。比如说，康德1795年出版的《永久和平论》（Zum ewigen Frieden），深深影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国际联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组成的“联合国”。由此可知，西方的国家哲学有其特殊形成的背景与所要面对、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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