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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当世界工厂模式已经走到了末路，中国企业怎么办？
著名旅日华裔经济学家李克教授再论中国企业转型升级路在何方：
降低成本
引进人才
“走出去”
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
确立从“二次创新”到“一次创新”、“原创型创新”的创新目标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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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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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需要转型，产业需要升级，这是我国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必然。当时，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应该怎么办呢？本书作者曾经执教过美国、澳大利亚的大学，现在是在日本大学商学院担任终身教授，并且是日本大学里最年轻的商学院正教授。作者参考美国和日本等国的经验，结合国内经济和产业的实际，通过对日本中小企业成功实现自我产业升级、深化和拓展的真实案例的分析，对于我国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提出了许多独到的建议，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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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克博士
日本大学商学院EMBA课程的终身正教授
日本排名前十位的商学院中的首位华人教授和最年轻的正教授
李克教授也是中日管理学院的院长和理事长、日本经济技术国际推进协会的理事长、以及美国圣约瑟夫大学经济学系的讲座教授、《亚太经济评论》的主编、香港城市大学金融与经济学系客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座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讲座教授等。并且，李克教授也是大和证券日本的高级研究员（外聘），亚洲开发银行的外聘研究员，日本太阳经济协会特别顾问等。此外，也是日本和中国多家知名上市公司以及政府咨询类机构的战略顾问。李克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司治理、产业网络与产业集群、公司结构、企业并购、跨国经营、市场网络与定价，以及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等。李克教授在SSCI，SCI级别的国际经济学期刊上发表过近三十篇论文，在日本按照论文下载和参考量等学术影响因素的排名为前30位。同时，在《朝日新闻》、《日刊工業新聞》、《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经济观察报》、《国际商报》、《第一财经》、《环球时报》、《中外管理》等报纸杂志，和新浪、搜狐、金融界等财经网络上刊登过数百篇文章。
目前，李克教授的“李克财经视角”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的专栏栏目和“天下财经”的专栏评论家；CCTV-2财经频道，CCTV-9国际频道的日本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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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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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转型升级为什么这样难？
1．中国可否继续做“世界工厂”？
2．“中国概念股”暴跌的背后
3．警惕房地产泡沫？
4．中国产业现状真的源于“国际阴谋”吗？
5．通货膨胀将会倒逼企业升级？
6．中国企业走入了何种困境？
7．高能耗牵制了中国经济的成长
8．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职业经理人”
9．软件配套和人才培养落后于产业发展
10．产能过剩成为转型升级的“拦路虎”
第二章 中国未来经济如何定位？
1．主动摆脱“中国制造”的尴尬
2．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下的转型升级
3．产业升级仅仅是关掉“三高企业”吗？
4．“后WTO时代”的中国角色定位
5．产业“走出去”，人才“引进来”
6．正在确立的新国际经济秩序与规则
7．突破产业结构的发展瓶颈
8．主动融入并推动“经济区域一体化”
9．从“产业集群”到“产业生产价值链”的重建
10．中国经济如何走出纠结困境
第三章 以“走出去”助推转型升级
1．警惕“欲速却不达”的跨国并购
2．失败的企业“走出去”战略——欧美跨国并购案例分析
3．从中日企业的合作看海外并购
4．企业国际化首先要提高核心竞争力
5．莫把国外制度当儿戏
6．快速有效地抓住外资投资机会
7．中国如何加入东亚一体化进程
8．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和规则的制定
9．全球经济增长受阻下的新兴经济体增长空间
第四章 日本与美国产业升级的经验及现状
1．中国企业应该向日本企业学习什么
2．如何借鉴日本的宏观政策
3．日本企业的“走出去”战略
4．美国企业的国际拓展路线
5．美国企业的转型升级经验
6．如何学习美国与日本企业的升级转型经验
7．推动中国与日本中小企业的合作
第五章 中国经济第二季——转型升级路在何方？
1．经济转型迫在眉睫，刺激国内消费成主要出路
2．“城镇化≠城市化”：莫走入城镇化建设的误区
3．推动企业从“二次创新”发展到“一次创新”、“原创型创新”
4．合理加快企业升级速度
5．推动行业整合，促进企业强强联合
6．从规模到质量，从“做大”到“做强”
7．以“诚信”求生存，以“规范”求发展
8．加快建设“软实力”，提升核心竞争力
9．掌握核心技术，培养优势企业
附录 日本企业实现自我产业升级和转型的案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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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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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升级，中国企业怎么办？》经典连载
选摘：郭海丽
连载一
2013年5月，多位资深华尔街金融人士在杭州《华尔街传奇》国际高端系列论坛上表示：中国制造仍然存在优势，“世界工厂”地位是不会被取代的。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减弱很多，部分制造业正在向东南亚转移。
ENTEXT经济策略研究所首席执行官肖恩·马希尔（Sean Maher）认为，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人口红利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而现在，尽管“中国制造”优势仍在，但必须承认，其面临的挑战要无数远大于以前。
我从2006年起就开始在各种场合提出，“世界工厂”作为一个短期的国家政策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你要想提高、提升，就必须先学习。给别人代工、加工贸易、OEM等模式可以把自己定在一个国际上可以接受的品质和质量的标准上，从这一点来说，“世界工厂模式”没有问题，而且可以快速和国际市场环境相对接。
现在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或者说我们的工作误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我们把它上升成为一种“国家战略”。这就导致从上到下，地方政府也好，企业也好，都在盲目追求GDP增长和贸易额增长。
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看起来不慢，贸易额每年增长的态势也非常好，外汇储备也一直在增加，但实际上我们经济增长的真实效果并不理想，老百姓也没有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
这可以从两个数字看出来，一个是人均GDP的增长，改革开放30多年一共增长不到10倍；而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后期的20多年的增长过程中，人均GDP增长了近25倍。另外一个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人均GDP当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在沿海地区，包括像深圳、苏州这样的招商引资、世界工厂的明星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占人均GDP的30%左右。这就说明了很大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增长模式，成本、能耗太高，大量的GDP增长被成本消耗掉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利润当中，我们自己留下来的不多，大家都知道，因为深圳、苏州外向型成分很高，特别是外贸、代工、加工贸易的比例高，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利润都被转移到外国去了，留给我们的利润空间很有限。
所以，总体来讲这个“世界工厂模式”已经走到了末路，必须开始转型。这并不是说我们自己觉得能不能再安心给别人打工20年的问题，因为现在哪怕你能安下心来，可是世界的资源条件已经没有办法再支撑中国目前的这种“世界工厂发展模式”。中国的GDP目前占全球不到8%，但是原材料的消耗非常高，比如煤炭的消耗超过世界的30%，石油、铁矿石的情况也很类似。
现在单纯通过进一步增加资源消耗来支撑中国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是不可能了，所以我觉得世界工厂再进行20年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可能站得住脚的。
连载二
以浑水研究（Muddy Waters Research）与香橼研究（Citron Research）为代表的市场研究机构，因关注并“做空”中国概念股而雨后春笋般出现，并在业界变得炙手可热。
这些做空者的研究有时并不作出结论，仅仅是摆出证据，提出质疑。虽然这些质疑确实有误导的成分，但到目前为止，仍然保持着超高的成功率。
自2010年以来，在美国、香港等地上市的“中国概念股”股价大幅下降，有的甚至退市，这意味着“中国概念股”不再像几年前一样成为股市香饽饽，这也是关注中国经济领域的人所重点关注的问题。
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在美股市场上刮起了一轮做空“中国概念股”的浪潮，大量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被浑水（Muddy Waters）、Citron等做空机构质疑，在重压之下，有的公司已经选择退市。从美国资本市场的“中国溢价”变为“中国折价”，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普遍遭遇诚信危机，也使得最近一段时间里中国公司赴美上市的窗口被冰封起来。
2010年6月28日，浑水（Muddy Waters）发布针对东方纸业的做空报告，导致东方纸业的股价当周暴跌50%。作为浑水做空“中国概念股”的第一次亮相，这一动作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
2010年11月11日，浑水（Muddy Waters）发布了针对绿诺科技的质疑报告，导致该公司股价当日暴跌，随后于11月19日被停牌。半个月后，绿诺科技被退市，成为这一轮中国概念做空潮中首例由于空头质疑而被退市的案例，从而引发了市场的高度关注。
此后，中国高速频道、多元环球水务等公司都在浑水（Muddy Waters）的做空之下，股价暴跌并最终退市。而与此同时，Mr. Little、Brontecapital等发起对西蓝天然气、旅程天下、普大煤业、西安宝润等公司的做空，最终也导致这些公司退市。“中国概念股”由此进入被市场质疑的小高潮。
但这一轮做空潮还限于传统行业，这些公司市值一般较小，本身的估值较低，所以并没有对整体的“中国概念股”造成太大的影响。在这一段时间，一些主流的“中国概念股”，比如新浪、百度、搜狐等纷纷创出新高。与此同时，搜房、学而思、当当、奇虎等大批中国公司赴美IPO，并受到美国资本市场的热捧。
对“中国概念股”更大的打击始于2011年。2011年4月26日，Citron发布对东南融通的做空报告，随即遭到东南融通的全面回击，而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高盛高华、德意志银行等投行也对东南融通进行力挺。但是，这些努力都无法阻止东南融通股价的波动，终于在5月17日被交易所临时停牌，并于8月17日退市至粉单市场，股价暴跌超过80%。与此前的“中国概念股”被做空不同的是，东南融通是通过IPO上市的，其主承销商包括高盛、德意志银行等国际顶级投行，审计机构是四大行之一的德勤。而且，东南融通此前是国内外包软件行业的龙头企业。所以，东南融通事件成为“中国概念股”整体下滑的标志性事件。
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指出，截至2012年底，据不完全统计，从2010年年底开始的做空“中国概念股”风潮开始，由于各种不合规导致在美国资本市场退市的中国公司多达40家。这些公司退市的主要原因有：业绩和业务发展不佳、被证实财务造假、信息披露无法满足交易所要求、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成员变动等。
连载三
做空机构的质疑确实对这些公司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但其实质仍然是公司自身所存在的各种问题，而做空潮则使这些公司的问题集中暴露出来。直至今日，美国投资者对“中国概念股”的阴影仍然存在。在这些变化中，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事件的背后有很多国外热钱和做空机构在其中兴风作浪，不过我们更要关注的是我们企业和经济的发展形态，特别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现有模式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弊端。
日本著名的管理专家稻盛和夫先生此前曾提出：中国在目前这个阶段是没有办法完全靠投资、金融、房地产等产业来进一步支撑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而要更多地关注实体经济，也就是经济领域近年来总在讨论的产业升级和转型。在美上市的“中国概念股”暴跌，就是实业经济不振的反映。如果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经济转型不能够进一步得到切实的执行和落实，而是继续目前的重金融、房地产的发展模式，将会进一步扩大泡沫，并导致更为严重的问题，这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和重视。
特别是国外热钱在国内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上对“中国概念股”的炒作，以及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炒作，都要非常小心，因为目前已出现一些海外基金在做空“中国概念股”的情况。所以，我们需要多关注这方面的问题，防止由于经济过度的扩张，以及追求速度而忽视经济发展质量所带来的泡沫，警惕这些因素在未来对中国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
那么，中国企业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在现今存在很多误区和错解的地方。其实，我们企业的问题是很多，但是并不是像很多人强调的那样，是技术、研发、管理以及资金方面的问题；我们企业现在的核心问题是，产业的集成能力差、资源的整合能力差！当然，制度层面的问题和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也是困扰我们企业制定和实施中长期战略、不断转型升级、形成良性循环的重要因素。
当然，我们的企业中也在进行着一些有效的尝试和变革，比如说美的集团，这一中国知名家电企业以稳健的发展路径和势头，成为中国企业的典范。最近在日本经济新闻上有一则对美的的专门报道。与以往日本媒体对中国企业的报道不同，这次对美的的报道完全是正面的，这对于国内企业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受一些意识形态和惯性思维的影响，日本媒体对我国企业的报道多以负面为主。而这个报道却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首先提到美的集团目前在变频空调方面做得非常好，已经连续三年在中国国内市场的份额达到13以上，而且发展的势头仍然没有减缓。该媒体在报道中提到：美的空调的优异表现，首先是因为他们在技术方面摆脱了过去民营企业或者家族企业只注重外购订单而忽视技术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问题。比如，他们在2004年开始与日本东芝进行合作，建立了空调核心部件——空气压缩机的合作生产，同时通过引进日本的技术，成功建立起国际化模式。而更让媒体认可的，是美的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改变过去民营企业家族式传统的管理模式，导入现代企业的有效管理模式，这可以说是对日本企业、读者乃至中国企业和读者的重要启示。
连载四
据《新华网》2013年9月4日报道，北京市朝阳区农业展览馆的一个地块当日成交，北京融创恒基地产有限公司以21亿元竞得，成交楼面单价35502元平方米，同时竞建异地医院面积27.8万平方米。据业内人士分析，如果算上配套医院每平方米8000元标准的投资，该地块平分楼面价将超过7.3万，此举已创下北京“地王”新纪录。
2013年以来，一线城市的楼市持续发烧，北京和上海两个地王先后出现，为楼市升温再一次提供了支撑。中国楼市将何去何从，仍然牵动着大众的视线。
2013年10月15日，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荣获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但随后，他直言中国房地产存在泡沫的言论令不少中国人质疑这位诺奖得主不了解中国国情。对此，哈佛经济学教授理查德·库帕（Richard Cooper）则表示，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关键的因素是空置率。因为与美国房地产市场不同，中国人的贷款比例低得多，而且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继续，中国的人均收入仍在增长，相对人人都贷款的美国来说，中国当前的房地产市场更加稳健。
但库帕同时强调空置率的问题，他举例说：“如果我是中国某个城市的市长，就会严格查看该市的空房率，如果空房率很高的话，这就是一个泡沫的标志。”
此外，库帕还以其所居住的剑桥城因征收房产税而让大学受益为例，建议中国征收房地产税。这样不仅有利于教育等社会公益项目还能打击投机行为，抑制空置率。
关于中国房地产是否存在泡沫的争论，近些年来非常激烈；而且，已经成为国际领域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中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是否已经在泡沫破裂的边缘了呢？要回答这些问题，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在国际上曾经出现的房地产泡沫吧。
世界经济在20世纪得到了飞速发展，其中，房地产业的兴盛是刺激这100年间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一些国家出现了可怕的房地产泡沫，让无数投资者在瞬间一贫如洗，留下了一幕幕人间悲剧。
自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以来，在经济领域中出现过不少泡沫现象，比如房地产领域著名的海南泡沫和北海泡沫，这两次泡沫的破裂对当地经济的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海南房地产泡沫破裂所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引起了众多相关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困难和信用危机，1997年海南发展银行的倒闭就是一个综合反应。很多在海南房地产泡沫时期涉足房地产市场的信托投资公司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在泡沫破裂后深受其害，如当时的浙琼、蜀兴、华夏等信托投资公司在海南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由于坏账剧增而出现了支付困难。20世纪90年代初北海的房地产泡沫迅速破裂，由此造成了大量的银行呆账坏账，给北海市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阻碍了北海的经济发展，对其投资环境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个问题直到最近才开始得到解决。虽然只是局部性泡沫破裂而未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全局性影响，但这两次深刻的教训也足以引起我们的警醒。
在20世纪，从美国到日本、香港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都曾出现房地产泡沫，而且这些泡沫都以带来严重的经济危机的结局而破灭。但是，从后果来看，这些泡沫却有着较大差异。
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当时美国经济正处于短暂的繁荣阶段，建筑业也随之兴盛。在此背景下，佛罗里达州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地价在1923—1926年间出现了3~7倍的上涨。然而到了1926年，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泡沫迅速破灭，这场泡沫还激化了美国的经济危机，最终引发华尔街股市的崩溃，此后便发展成为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危机。
20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房地产泡沫出现，东京都的地价曾经超过了当时美国全国地价的总和，特别是以帝国饭店为中心的1平方千米，其地价就超过了当时美国加利福尼亚全州的地价总和。到了1990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和其疯狂的增长一样，再度震惊了世界。这次泡沫直接引发了日本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此后，日本进入了历史上最为漫长的经济衰退，陷入了长达15年的低迷。直至今日，日本经济仍然没有彻底走出当年的阴影。所以，有学者甚至把这次房地产泡沫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联系到一起，认为这是“日本的又一次战败”， 而20世纪90年代，也被称为日本“失去的十年”。
连载五
1998年到2004年，香港楼价也出现了大幅下跌，以著名的中产阶级居住社区“太古城”为例，楼价从最高时的每平方英尺1.3万港币下跌到四五千港币。据统计，在这场泡沫中，香港平均每位业主损失约267万港币，有十多万人由“百万富翁”一夜之间变成了“百万负翁”。
这里，我们再对日本的房地产泡沫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和解说。当然，日本房地产泡沫生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1985年9月，美国、联邦德国、日本、法国、英国财长签订了《广场协议》，决定同意美元对日元贬值。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从这时开始，到1991年为止，日本国内六大城市的商业地价短短六年间上升了3.5倍多，泡沫达至最大。此后泡沫迅速破裂，日本全国大部分城市的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造成银行出现大量不良资产。泡沫破裂的直接后果是引起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财政危机，重创了日本经济。1990年以后，国际资本在日本疯狂获利后陆续撤离，由外来资本首先推动的日本房地产泡沫迅速破灭，美国人也如愿以偿地从三菱所手中买回了洛克菲勒大楼，而许多高高兴兴搬入新家的日本白领，则一夜之间变成了“房奴”。
《广场协议》的教训对人民币升值问题有很重要的启示。在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之前，尖锐的贸易冲突使美国向日本施压，要求日元升值。日元开始升值时正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之时，不断升值的日元给已经不堪重负的日本制造商施加了更多压力，同时也形成了通货紧缩压力。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日本央行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这种政策一般会促进投资和消费，而在当年的日本却催生了规模巨大的资产价格泡沫，日元将进一步升值，而大量流入日本的国际资本对此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必须注意避免中国的人民币升值成为第二个《广场协议》。
日本当年的《广场协议》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应该及早采取对策，避免重蹈日本当年的覆辙。
我们尤其应当注意日本泡沫经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如下几个微观原因：
（1）人们相信土地价格只升不降的神话，争相购置房地产。
（2）人们相信利率不变，企业从银行贷款非常容易。
（3）企业及个人房地产投机盛行。
前面介绍了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经历的房地产泡沫从形成到破裂的过程，当时的情景，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跟中国的今天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更严重。
从以上的历史我们可以了解到，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在不同的国家，世界经历过几次大的房地产泡沫，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80年代的日本、90年代的东南亚和中国香港等，都经历过很大的房地产价格的波动。一直到前两年的迪拜，也经历了一轮房产泡沫从形成到破裂的过程。所以说，房地产市场固然有它的一些特性，特别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情况更是与国外不太一样，但是房地产作为一个行业，还是有一定的经济规律可寻的，还是要符合基本的市场供求规律的，没有一个地方的房地产可以永远上涨而不会下跌，它们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市场那种需求和供给的平衡中去的。房地产价格还是要跟当地实际的工资收入水平相挂钩，跟房屋出租的租金回报率相挂钩的。比如，大家都觉得日本的房子即使到今天还是很贵，不过，如果你知道日本的房屋出租的租金回报率一年能达到12%~15%，你还会觉得贵吗？再看看我们国内的一线城市，像北京、上海，市中心地区现在已经很少有每平方米3万元人民币以下的房子了。但同样是一套1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出租的话一个月能拿到5000元钱就不错了，房屋出租的租金回报率一年能达到2%~5%就不错了。所以说，在北京、上海生活，最好租房子，而不是买房子。现在的中国在国际上是居民住房自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我们的居民家庭住房自有率现在大概已经达到88%~89%，这是非常高的数字。要知道，国际上的一线城市，比如东京、纽约、旧金山、伦敦等，它们居民的住房自有率大概才到40%左右，也就是说有60%的居民是租房子住的。
其实，目前大家已经意识到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已经不小了。
连载六
最近几年来，在一些经济学家和畅销书作者的宣扬下，“阴谋论”甚嚣尘上，比如说产业阴谋、国际阴谋，以及针对中国的产业价值链阴谋，因为中国的产业好像都是在低端的产业价值链上。
这些书当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货币战争》。不可否认，作者宋鸿兵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在其精彩的讲述之下，一个由华尔街大鳄统治的全球金融市场浮出水面，而且他们已经将魔爪伸向了中国，以达到阻止中国崛起的目的。在国际金融行业之外，宋鸿兵还描述了一个更大的阴谋——以罗思柴尔德家族为首的国际金融财团控制了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
《货币战争》之后，郎咸平携《高盛阴谋》推动了又一轮阴谋论狂潮。《高盛阴谋》来势更加凶猛，3个月即畅销10万册，高居卓越亚马逊经济类畅销榜第一名。
对于中国目前经济转型遇到的难题，很多人认为这可能是美国人制造的阴谋。我并不太认同这样的说法，因为“阴谋论”这个词有点太过于戏剧化和情绪化，或者说太过于意识形态化。但是，中国在国际产业价值链当中所处的地位，包括未来的发展前景倒是非常值得忧虑、值得大家好好深思的事情。
一方面，我们做了十几年的世界工厂，2010年GDP超过日本，变成全球第二；贸易额现在出口第一、进口第二，看起来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大家都很清楚，现在中国的产业，特别是本土背景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处于中低端地位的。我觉得“阴谋论”这个提法不太准确，但却值得大家警醒。
现在中国企业面临的产业升级的环境，跟十年前相比，我认为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严峻或者是更恶劣了。很多人觉得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及产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认为中国将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国际市场，可以使产业升级，并且这个融入国际经济的过程将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可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种观点是想当然，并且带有很强的误导性。
实际上，大家可能也慢慢地开始感觉到，目前外贸型企业所面对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国外对中国企业的一些贸易条款，以及一些通过关税或非关税手段的进口限制，和十年前相比，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让中国进入了一个贸易摩擦的高发期。
另一方面，随着最近十几年全球化发展的逐步深化，产业特征从过去的以地区性的产业集群为标志，逐步地转化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价值链的重新布局。发达国家很大程度上把资源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产业的高端，具体来讲就是对产业的研发以及对产业的行业标准的制定和控制。同时，通过品牌和市场网络对产品销售进行控制和操纵，特别是对市场通道和原材料产地的控制，以及通过品牌建立诱导型消费方面的优势，而把利润最薄的生产制造这一块，甩给了中国等一批发展中国家来完成。
在这种环境下，目前进入产业高端的技术壁垒和产业壁垒越来越高，新兴国家进入行业高端的可能性最近几年在继续降低。而且，即使达到国际的技术标准，也不意味着你的产品就能被接受、被顺利地实行市场化，更谈不上成为一个行业标准。或者说，发达国家的强势跨国企业通过对行业标准的制定和控制，使得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只能围着它的体系、围着它制定的行业标准运作。即使达到或者接近它的技术水准，做出类似的产品，最终实现市场化进行推广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连载七
据《中国经济时报》2013年10月17日报道，中国的实际物价近年来一直上涨。从“蒜你狠”、“豆你玩”、“油不得你”、“玉米疯”、“姜你军”到“糖高宗”、“苹什么”，各种新名词层出不穷，在媒体与大众的戏说中，透露着物价高涨的事实，以及民众对这一现象的不满。
当前中国人的支出当中，最大的部分就是住房。回首十年前，也许我们熬上五六年，就可以得到一间不大不小的房子。而现在，如果想拥有基本的居住条件，就要透支自己二三十年的青春……
自2010以来，通货膨胀一直在围绕着我们，并从专业的经济名词成为普通百姓日常讨论的话题，因为通货膨胀已经让我们每个普通人都有了切身的体会。2013年，我们的CPI仍然居高不下。与此同时，社会上也流传着一些专家的说法：通货膨胀能够倒逼企业升级，我对这样的观点有所保留。
回顾中国这些年的通货膨胀，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输入性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对资源进口的依赖度非常高，包括石油、铁矿石、煤炭等，特别是石油。那么，既然每年我们对国际原油和矿产需求量那么大，为什么在定价方面我们中国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或者说是没有什么话语权呢？这个也是很多人都关心的一个问题。其实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仔细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背后，也就是说怎样才能“讨价还价”。讨价还价需要彼此都有讨价还价的本钱，两者之间有相互制约的力量，这样才能够讨价还价。而我们中国现在缺乏的就是这个讨价还价的本钱。虽然我们的需求规模很大、量很大，但是大家都很清楚，按照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企业的状况就像一个无形的大嘴，每年必须要吃这么多东西，其他国家不惧怕我们会减少进口量。只要中国的经济模式不转变，产业不能顺利升级，国外就不会担忧中国对国外资源的依赖度，这是一方面原因。
第二方面，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出口产品对国外市场、国外的消费者没有很强的制约性。因为我们中国现在大量出口的产品，在海外还是以低端、廉价产品为主，在美国的一美元商店、日本的一百日元店里常常能够看到很多的中国产品。这是当地中低收入人群的主要购物场所。这些中国制造的中低端产品的可替代性太强，也就是说我们的相应产业和产品的可替代性太强。中国不生产，或者说不愿意生产，那可以去找印尼、泰国、墨西哥、巴西甚至越南生产，可以替代中国企业的选择太多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对消费者进行“锁定”。
因此，在进口方面中国有对能源、原材料的刚性需求；在出口方面，你对别人又没有任何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讨价还价的话，中国当然属于被动的一面，所以只能是别人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有个例子，每年日本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时，都可以讨价还价。虽然日本现在的需求量比我们少，但是价格却拿得常常比中国还便宜，为什么呢？因为澳大利亚很清楚日本的技术水平和最终产品的市场控制力。如果他们把价格抬得很高，日本可以通过技术提升的方式，减少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需求量。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澳大利亚对日本的汽车、电子产品等有极大的依赖性。澳大利亚的电子行业、汽车行业、航空业甚至食品行业对日本也都有很大的依赖性。在这种情况之下，澳大利亚对日本的出口除了铁矿石资源有优势以外，其农产品也想进入日本。因此，澳大利亚和日本之间就有相互的制约关系，彼此就会很客气，可以讨价还价，这样就形成一种双方共赢的局面。但中国就缺乏这种制约别人的能力，所以在话语权方面，就没有那么大音量了。
最近这十几年，随着原材料、资源类产品价格的上涨，也包括农产品的价格上涨，这种输入型的通货膨胀是很明显的。尤其是2007年金融风暴以后，西方国家纷纷搞经济救助计划，往市场大量注资，实行宽松型的金融政策、货币政策，导致金融的流动性急剧增加，美元大幅贬值就是一个表现。所以，以美元计价的大宗产品的价格提高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国在这种情况之下，发生以原材料为主的输入型的通货膨胀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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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来讲，为了减少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产业的冲击，我们从2008年开始也搞了几次对经济的刺激计划，进而导致中国市场目前的流动性过剩。同时，这几年的经济发展，也使我们有了大量的外汇盈余，并且在继续增加，现在已经超过3.6万亿美元的规模。这个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倒逼中央银行必须要增加同等价值的人民币投入到实体经济中去，因为美元是不可以直接在市场流通的，必须要兑换成人民币。因此，中国这几年经济刺激计划所带来的流动性泛滥，再加上外汇储备的增加，都倒逼着中央银行进一步增加货币投放量。这两个因素综合到一起，就使我国现在市场上流动性急剧升高，需求拉动性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
我们之前总是把外汇储备作为经济发展中外贸成就的一部分，但是大家恰恰忽略了外汇储备也要有个度，过多的外汇储备对中国经济来说不是一个福音，在某种情况之下反而会变成恶果。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经出现过这个问题：大量的外汇储备导致了内部的资产泡沫化。中国现在也有这方面的迹象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应该通过对外投资，鼓励企业“走出去”，鼓励民间投资的多元化和国际化等，尽快寻找这方面的出路，把过多的外汇储备转移出去。否则，这些外汇储备将是我们在国内货币金融领域、实体经济中一个非常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
与此同时，近些年来，我们的流动性扩张速度过快，也是导致隐形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进入新世纪后的2000年以来，到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2008年，中国货币存量M2由13.8万亿上升到了40.3万亿，7年间接近翻了3倍；世界金融危机更是给了中国货币扩张以超常规的推力，到2011年，中国货币存量又翻了1倍，达到85.2万亿元；2013年M2将会接近110万亿元。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广义货币（Ｍ2）供应量从当年的47.52万亿人民币，以每年跨越一个“10”万亿的速度，四年间增长了近一倍。而同期的名义GDP，在2000年为10万亿元，2007年为26.6万亿，2011年为47.3万亿。2000—2008年间货币还并未超越GDP增长太多，但2008年后货币和GDP间的增速就被明显拉开了，这意味着大量超发的货币进入了资产领域。
目前中国M2占GDP比重接近190%。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截止2013年3月末，中国的广义货币（Ｍ2）供应量突破了100万亿的大关，位居世界第一，约占世界货币供应总量的四分之一。尽管对金融领域中的专业概念“广义货币（Ｍ2）”不太了解，但不少中国民众都切身体会到“钱越来越不经花了”。近年来，我国M2的增速很快，总规模甚至远超日本和美国。在过去的10年间，我国M2的年均增速大约为18.4%，相当于累计上升4.5倍。这一涨幅比名义GDP要高得多，这超出的部分可以看成是同期货币超发的部分。
严格来说，虽然M2的快速增长不能直接等同于货币超发，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否定M2快速增长与通胀膨胀之间的关系。
此外，M2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扩大，这反映了我国货币使用效率的低下。一方面，中国市场长期存在“钱荒”的问题，而另一方面，中国市场上却普遍存在“不差钱”的现象，原因正是资本的不平衡，市场中的钱不愿意流向实体经济，导致实体经济一直“缺钱”，但在资本市场却有大量的资金找不到合理的投资出口。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旦出现刺激经济的需求，政府的首选往往是增加银行的新增贷款，同时拓宽直接融资渠道，以这些简单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货币供应量也就越来越大。
所以，M2快速增长与通胀膨胀，并不会直接导致企业的转型升级，相反可能导致资产泡沫和投机行为，必须在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也就是“克强经济学（Likenomics）”中强调的“调结构、转方式”方面做工作，也就是要坚持不出台新的经济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和经济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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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GDP，可以从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起：
有两个经济学天才，他们非常聪明，为一些高深的经济学理论经常争辩不休。
一天，他们吃完饭去散步，为了某个数学模型的证明争论起来。正在他们争论的激烈的时候，突然看到了前面草地上的一堆狗屎。甲灵机一动，指着狗屎对乙说：“如果你把它吃下去，我就给你5000万。”
5000万的诱惑力很大，乙犹豫不决，到底吃还是不吃呢？为此，他掏出纸和笔，开始推算，很快就得出了经济学上的最佳答案：吃！甲给了乙5000万，乙的这顿加餐吃的也并不轻松。
两个人继续散步，突然又发现一堆狗屎，这时候乙开始剧烈的反胃，而甲也有点心疼刚刚的5000万了。于是乙就对甲说：“你把它吃下去，我也给你5000万。”
甲听了乙的话，也很矛盾，他用了和乙不同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结果却一样——吃！吃完后，乙把钱给了甲，心理平衡了，甲也心满意足地收回了5000万。
可刚要继续往前走，甲和乙同时嚎啕大哭：闹了半天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却白白地吃了两堆狗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呢，公式明明没错呀？他们怎么也想不通，只好去请教师——一位著名的经济学泰斗。
听了两位高足的讲述，经济学泰斗也嚎啕大哭起来。情绪好容易稳定了一点，泰斗颤巍巍地举起了一根手指头，激动地说：“1个亿啊！1个亿啊！我亲爱的同学，我代表祖国和人民感谢你们，你们仅仅吃了两堆狗屎，就为国家的GDP贡献了1个亿的产值！”
当然，这只是一个网络笑话，所比喻的GDP算法也与事实不符，但是，却从一个极端的假设表达了人们对于现行以GDP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的不满。
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已经成为我们对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任务的共识，然而，不管是中国经济，还是中国企业，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或者说最困扰我们的事情，就是如何转型，如何升级。
如果仅仅作为政策或者概念，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本身的意义很容易表述，但是要真正落实，应用到经济和企业的发展中来，困难会很大，特别是转型到底从哪里入手，如何分阶段性地实现转型和升级等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说，在大家脑子里还很模糊，甚至是空白的。
我们这里可以先来看一个小的经济的技术细节。首先看GDP是怎么构成的，咱们每年的经济增长是怎么来的。一般而言，GDP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个是需求，指消费部分；第二个就是投资；第三个是进出口；第四个是政府采购、政府支出。而从对推动中国近年来的GDP增长贡献来看，贡献最大的是投资，第二个是外贸的净出口。
但是，如果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比，我们就会发现，美国GDP构成和增长最主要是靠内需，其内需占GDP的60%~80%，这与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分析原因，其实答案很简单，这些年我们中国的增长主要靠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拉动，以及国家和地方的投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拉动等。
由于过度依赖外向型出口经济以及投资，我们的经济进入了一种不由自主的怪圈当中，就是我们希望通过经济发展能够越来越带动内需，但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最近这十年来，在GDP当中，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在下降。在我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过程中，国民收入向企业和政府倾斜的势头较为显著。
同时，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基尼系数持续上升，现在已经超过合理值的上限。近20年来，企业普通职工的实际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是大幅度下降的。
也有人说，我们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机会在于掌握核心技术。其实，对于核心技术，我们也应理性看待。谈到核心技术，我们可以看看本土汽车零部件企业的例子。
历经半个多世纪，我们中国的大批汽车零部件企业凭着自己的努力或在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带动下，突破重重障碍，从之前的小作坊中挣扎出来，生产逐渐形成规模，产品在满足国内汽车企业配套的同时，也迈入了合资企业甚至跨国公司的大门。但中国自主汽车零部件企业依然面临诸多问题，比如核心技术的缺失，让很多零部件企业难逃代工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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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低碳专业委员会和低碳发展国际合作联盟联合发布了《中国上市公司碳约束报告》，称在分析各碳交易试点政策涵盖的重点产业范围的基础上，选出10个碳排放重点行业内的138家上市公司作为分析对象。据其2013年9月27日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碳约束报告》获悉，电力、钢铁和化工是中国当前排名最前的三大高耗能行业。
报告显示，从2010到2012年，中国七个碳交易试点地区的火电行业上市公司年平均排放量为3.39亿吨，预计2013—2015年或将达到3.70亿吨。其中，钢铁行业试点地区2010—2012年的年度排放量为1.32亿吨，预计2013—2015年将达到年平均排放量1.6亿吨。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已经十几年了，我们的经济得与失，有哪些是值得思考的？特别是2001年之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十年，又有哪些瓶颈是值得我们注意和突破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中国加入世贸之后的得与失。
当然，我们首先要承认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很强劲的，特别是在2012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GDP总量第二大的国家，成绩方面还是令人鼓舞，这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不过，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入世十年背后的一些问题和隐患，尤其是中国未来的5到10年我们该怎样发展我们的经济。在2011年6月份的“中国开放论坛”上，我就明确提出，入世十年来如果我们从GDP的增长角度来看，可以给中国经济的发展打80分；但是如果从环境资源的角度、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很勉强地只能打60分了。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评判？实际上，中国入世最大的成就是把整个中国的经济纳入到了全球的产业分工网络之中，并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生产加工环节。也就是说，跟20世纪90年代相比，2000年以后的十几年，中国经济变成世界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不是零零散散地、盲目地跟国际某些行业或者某些企业打交道或者接轨了。正因为如此，2000年以后中国经济能够保持一个快速的增长势头。但是，我们经常说很多问题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中国入世的这十几年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即我们把建成制作业大国或者是“世界工厂模式”上升成了国家战略，后来的很多问题也是由于这个模糊战略的推演所导致的。
其实，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是可以通过给外国企业代工、通过OEM的方式来积累资源和经验的，甚至于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可以逐步熟悉国际标准、达到国际市场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纷纷寻求ISO资格认证，以便顺应中国入世的挑战和要求。
可是此后的发展模式却出现了偏差。各方机构和地方政府逐步将工作和经济发展的着眼点盯到了GDP增长和国际贸易增长的方面，大力地推动“招商引资”工作，以期待GDP和国际贸易的超常规增长速度，但可惜的是我们既没有赚到多少钱，也没有同步地提升我们的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和经济活动更多地专注于、或者是放大到“世界工厂”的制造加工环节，而把产业价值链中高利润的产品设计、物流体系、产品营销、研发和品牌这方面的环节，任由欧美国家和日本的企业所控制，直到现如今我们进入了一种很被动的“为人打工”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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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职业经理人屡屡跳槽的情况严重，学历和资历造假的丑闻也是不绝于耳，众多经理人开始经历信任危机，这也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那么，国际上的职业经理人情况又是如何？中国的职业经理人队伍未来该如何提升能力和素质？
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2011年底，日本的奥林巴斯公司出现财务丑闻，给公司的信誉和股价带来了很大的震荡。虽然当时我预测过，说奥林巴斯的退市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案件所暴露出来的不仅仅是奥林巴斯公司本身的问题，也包括其他日本公司以及海外公司在第三方审计制度、监管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所以政府不会简单化地处理它，而是需要挖掘财务丑闻背后的一些制度性的因素，找出问题，并加以改善。
所以，奥林巴斯此后按照东京证交所的要求，提供了修改过的财务报表和相对应的数据，并没有退市。而这一事件所反映的深层次问题，可以给我们国内类似现象的处理提供参考方案。
这个案件始于奥林巴斯的前总裁——一个英国的职业经理人，正是他把公司的一些丑闻揭露出来的。这造成了事件发生之后不少人质疑其所作所为的目的，甚至怀疑其是奸细，对公司的忠诚度何在？或者说，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到底跟自己的雇主应该是什么样一种关系？
同时，奥林巴斯的财务丑闻发生之后，不仅仅是涉案的70多名高管接受调查被处理，作为相关的第三方审计单位，如安永、普华永道也在日本受到了相应的处理。特别是承担主要责任的奥林巴斯的前董事长和总裁以及部分董事会成员，由于违反日本的金融商品交易法规，成为了刑事举报的对象，并且承担了一定的刑事责任。
其实，除去对个人道德的评判，只论机制，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公司治理层面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在传统家族企业怎么转化成股份制现代公司管理模式时所派生出来的制度。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的经历已经证明，这是比较有效的一套制度安排。不过，在中国目前实施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中，却发生了很多有趣或者是很奇怪的现象，比如此前曝光的唐骏先生学历造假事件，而让人意外的是，造假事件的揭露，不但没有让他个人的职业发展受到负面影响，反而看起来发展得依然不错，这不得不说是整个环境和机制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的职业经理人做了一些不规范，甚至于恶劣的、欺诈的事情，只要不违反现行法律，最后都是草草收场，并没有影响他们个人的职业发展。
我们当然不用去评价这些事情本身，但是我们需要质问的是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层出不穷？而且在出了这些事情之后却没有对当事人产生太大的影响？为什么没有对应的惩罚和整治机制？
当然，有些人会说，那是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道理是这样，不过如果我们一切都期待大的制度环境的完善，再讨论自己，还是太消极和懒惰了。要知道，“诚信问题”是需要我们每个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
对比国外来说，职业经理人是有一套严格的标准和遴选体系的。
首先，国外很注重职业经理人的诚信问题。如果一旦出现类似于学历造假的问题，那么他们就会立刻从职业经理人的市场中被摒弃出去，而且永远没有回头之路，所以大家会对此慎而又慎。
其次，大家非常看中的是作为职业经理人的职业操守。就像刚才提到的奥林巴斯的职业经理人，为什么他会把自己公司的丑闻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是因为他在秉承着一种职业操守，不言不快。而且最终，他的行为在国际上受到多数人认可和支持。
再次，行业或整个市场需要建立起对职业经理人能力、作为的一个综合评估体系。遗憾的是，目前中国职业经理人的关键考核标准，就是能不能帮助公司取得更多的商业利益，特别是眼前的利益。所以，有没有足够的商业运作能力，有没有很强的知名度，甚至于知名度哪怕是负面的也没关系，只要有足够的曝光率和影响力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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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毕业季到来，各种统计数据使我们不得不惊呼“史上最难就业季”。然而，一方面是就业难，而另一方面，有很多行业和岗位却处于“最难招工季”。以电子商务人才为例，尽管全国有不少高校都开设了电子商务的课程，但是电商行业的高速发展，对人才提出的要求也更高，真正适合的人才并不多，尤其是高端电商综合运营人才，更是抢手的稀缺资源。
2010年以来，媒体上到处都在说企业招工如何难。作为企业来说，不仅感到了民工荒，还深切地感到了人才荒，好像每个企业都很难找到合适的人，但是实际上又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中国现在处在经济转型相对滞后，劳动力红利、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的特殊阶段。然后，产业开始转移，特别是从沿海地区往内陆转移，这就导致了现在的用人荒。很多年轻的民工在工资差别不大的情况下，不愿意再背井离乡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短期的局部性的问题，是就沿海地区而言的。如果说全国性的民工荒，我觉得现在不会出现。如果说再过25～50年以后，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用人荒，会有严重的劳动力紧张的问题。
人才荒是现在大中城市的企业普遍遇到的问题，这跟我们的教育制度有极大的关系。大家都知道，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整个中国的高等教育快速推行市场化。在市场化过程中，学校大量扩招，大学生的规模越来越大，而可就业的岗位数量跟过去的十年相比，却并没有大的减少。而且，市场化以后的大学的教育质量是很值得商榷的，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的质量也不高。这样的学生，到就业市场上就有些不受欢迎。对于他们自己来说，由于觉得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因此对工作岗位的预期就比较高，不愿意从事一些中低端的工作岗位。这样，就导致一方面大量的中低端的工作没有人干，另外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好像此前媒体发布了一个大致的统计：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大概有二分之一找不到工作。就算找到工作，雇主对大多数毕业生的评价也很低。
在教育体制上，我认为人才荒跟这些年高等教育中重学历教育而轻能力教育，重大学教育而轻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过于强调大学学历教育，而忽视了职业学校的发展和培养，这是当前人才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因。
比较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快速发展的德国和日本，它们之所以能够做出让大家非常钦佩、非常喜爱的高品质产品，正因为它们拥有大量技工学校培养出来的高级技工。这些技工在工资待遇、社会福利方面也得到了很好的对待。与大学毕业生相比，技工也有他们自己的晋升体系。大学毕业生是进入工程师体系，技工是进入技工体系，两个体系都可以向上发展，都有发展的空间，所以人们对研究型和应用型人才不存在高低比较的意识。
尽管目前的劳动力成本在快速上升，可是很多新雇的员工的实际工作能力很多时候可能还不如十年前低工资情况下的员工的水平和技能。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得到真正的解决，可能不仅仅要依靠企业本身提供好的待遇、标准来吸引员工。更大程度上，国家要在整个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机制方面，做一些系统性的调整。否则，人才荒、民工荒的问题就会愈演愈严重，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
这种情况跟我们的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人才的总体素质或者实际工作能力下降的话，当然会对我们的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
中国现在的增长，虽然成绩非常值得大家高兴，但是有一些问题也值得大家关注。特别是，中国经济虽然增长速度很快，但很可惜的是我们在软件配套和相应的人才培养方面确实没能以同样的速度跟上，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有短缺，这一点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容易形成很大的风险或者是值得担忧的地方。事实上，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托投资实现的，只要有资金，那么对基础建设、工业投资、GDP推动的速度会很快。但关键是使用这些设备，使用这些技术相对应的专业人才是不是能够以同样的速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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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央明确提出了一些新的发展战略和思路，特别是经济转型升级方面的内容。比方说调结构、转方向等等，民生方面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以及一些其他的经济发展指标性、体系性的新战略，陆续被提出来。而事实上，这些战略和思路的推行却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
作为世界工厂以及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我国经济的含金量值得推敲。2013年1月16日，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了一个新的贸易统计指标体系，提出了“附加值”的统计方式，改变了以往对一国经济指标的计算方法。如果按照传统的贸易收支统计方法计算的话，我们每年都有比较大的贸易顺差。但如果按照新的“附加值”贸易统计办法，我们需要关注的不再是进出口规模的大小，而是看在整个贸易过程中，一个国家到底依靠其自身的能力增加了多少的附加值。
按照新的办法统计来看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将会出现大幅度顺差的缩水。根据不同的年份，有的时候缩水25%，多的时候缩水甚至达40%以上。这样的变化就可以看到，实际上我们对美国出口这一块，自己所真正享受到的收益部分占的比重是非常小的，大概只有3%到5%左右。而且更加重要的一点，虽然我们在一些行业中，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以后，所占全球的贸易比重一直在上升，但是实际上在上升的数字中，主要的支撑部分并不是中国本土企业收益提升的份额，而是很多外国企业淘汰的产能转移，比如把他们的产品链中的一些配套加工的部分转移到中国来，而利润的大头仍然由他们获取。
如今，从中央政府到地方都在谈转型升级。但是这个转型升级的实现，目前来讲遇到的最大的麻烦，并不是我们简单的技术层面的一个“去库存化”过程，或者是如何在世界经济萧条时率先复苏的问题，甚至于不是简单的如何实现经济软着陆的问题。其更大的困难来自于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在技术上“去产能”、“去杠杆化”等问题，并且需要通过机制转变来保证这些问题不再重复出现。如果产能过剩、杠杆化过度的问题不能解决的话，未来三五年中，我们的经济将受到打击。仅就目前而言，风电、造船、钢铁、水泥等行业，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地方债务、影子银行、信托膨胀等现象，也说明了我们“去杠杆化”问题的严峻。
要客观认识我国的产能过剩，就要了解一个概念，即产能利用率。产能利用率是产能利用情况最为直接的指标，美国、日本等国家早已开始对产能利用率指标进行工业统计和跟踪分析。即使在近年总体经济不好的情况之下，美国、日本的产能利用率还是保持在75%以上，有的年份甚至达到80%；虽然中国国家统计局没有编制和公布这个指标，但无论是传统制造行业，还是新兴的光伏太阳能、风电等产业，均被业界公认为“产能过剩”。据学者调查分析，我国大部分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只有50%-60%，有的行业甚至更低。
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和挑战，就是在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进一步加剧。而对应的解决之道就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企业升级转型。
而产能过剩和过度杠杆化，是现阶段低迷的经济格局在企业层面的主要表现，也因此成为中国经济走出当前困境的主要阻碍。从传统的钢铁、水泥等基建行业，到光伏产业等代表未来新兴产业发展方向的高科技产业，中国的产能过剩是普遍的、全方位的。所以，要解决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不能再按逆经济周期的传统思路，即扩张总需求，或者简单的结构调整。因为我们看到，在一些新兴产业，以及传统行业的高端产品领域，反而是产能过剩的“重灾区”。
有的学者提出，当前我国经济的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正是产能过剩的体制性原因。由于政府干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能力增强，也带来了地区之间的恶性投资竞争，于是产能进一步扩张。特别是在2009年至2010年的“四万亿”投资的影响下，行业前期投资下产能释放的高峰期出现在2011年至2012年。于是，当前的产能过剩问题越发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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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世界工厂模式”，我们姑且不论它对环境的大量破坏、对资源的疯狂消耗，以及所对应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仅就经济发展模式本身，这种当代版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孕育的危机和矛盾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工厂”的这种当今的“拿来主义”的发展模式忽略了民族工业与品牌的发展，以及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的开发与提升，也会给中国的长期持续发展带来很大的隐患和不确定性。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看到发展成果的同时，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世界工厂模式”的缺陷和负面影响，努力加快改变我们的发展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加强改善民生和区域合作。
还以前文提到的苹果公司为例，在乔布斯去世前，他的一个主要的贡献就是依靠最近十多年来国际产业分工模式的变化，很好地利用了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把生产制造这种收益低的产业环节发包出去，交给富士康这样的公司来给他们代工，而自己主要控制产品的高端设计、工业标准的制定等高收益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牢牢把控市场端，就是对市场网络、市场品牌这方面加强控制能力。
很可惜，我们中国企业恰恰缺乏这方面的产业集成和整合能力！所以，我们目前期待经济的转型升级，可是操作起来却很艰难，或者说整个“中国制造”现在正处在整体尴尬的境地。与此相反，像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企业，哪怕是中小企业，它们都是一种隐形冠军的状态，具体体现在它们的加工工艺、专利、研发经验、管理等这些软实力或者核心竞争力方面。
那么，具体到对于日本企业而言，如果在2011年大地震后可以提供我们中国企业特别缺乏的软实力方面的资源，而且如果它们也可以通过和中方企业合作来共同开发中国市场以及世界市场，实现互利共赢，为什么他们的态度依然这么保守、这么谨慎呢？其实，这些顾虑和担忧，在很大意义上是由于他们在很多经营理念和营运模式上跟我们的企业差异比较大。
日本的企业比较强调的是长期合作，它们不会把短期的收益率看得太重，而会更加看重长期的发展。另外，在产能和资产规模上，它们会 “以小为美”，比较在乎的是能够通过对产业高端，无论是从技术上、工艺上还是管理上的控制，实现在单个产品上的高利润水平，而不是靠规模取胜。再有一个，它们觉得产品品质非常重要，这也是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特征，而中方企业的品质管理和意识依然薄弱。另外，中国目前的整体商业环境中的商业诚信、商业制度环境等方面，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也是阻碍日本中小企业积极和中国企业合作的因素。特别是对日方的中小企业而言，他们往往具有的竞争优势，是一些软实力方面的技术优势或者说核心竞争力优势，而这些东西是很容易被复制或者山寨掉的，如果没有诚信担保，没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他们会选择宁肯不打交道，也不愿意冒太多风险。
这方面的问题在目前阶段应该引起中方企业的充分认识和警醒，特别是我们的发展思路和营运模式要做新的调整和更新，主动寻找转变，以摆脱传统的“中国制造”认识带给我们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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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鸿海科技集团是全球3C（电脑、通讯、消费性电子）代工领域规模最大、成长最快、评价最高的国际集团，集团旗下公司在台湾、香港、伦敦等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大家所熟悉的富士康科技集团，就是台湾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大陆投资兴办的高新科技企业。鸿海集团在电脑、通讯及消费性电子产业引领潮流，享有盛誉，是全球前三大EMS（电子制造服务）厂商之一，与全球顶尖的电脑、通讯及消费电子领导厂商结成长期策略联盟。自1988年在深圳地区投资建厂以来，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脑连接器、电脑准系统生产厂商，并连续七年入选美国《商业周刊》发布的全球信息技术公司100大排行榜；蝉联 2004年以来中国大陆出口200强第一名；自2001年起一直是台湾最大民营制造商；2003年度跻身为中国工业企业三强。
虽然鸿海集团是世界500强企业，也是全球3C代工服务领域的龙头企业。不过，由于鸿海走的是代加工的经营模式，在亚洲人力成本上升的现状下，代加工企业的出路并不宽广。
近一年来，鸿海集团压力颇大。据富士康2013年第一季度财报数字显示，该季度合并营收为新台币8090亿元（约合270亿美元），较2012年同期衰退近20%，毛利率为5.68%，较2012年同比下滑了近10%，创下十年来营收最大降幅；2013年第二季度营收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总营收8970亿新台币（约300亿美元），同比微弱增长0.6%。至此，富士康2013年上半年营收总额达17100亿新台币，同比下降9.9%。
更严重的打击是，其平板组装上的竞争对手，另一家台湾厂商和硕集团第一季度营收却增长31%，至1952.7亿元新台币。当然，和硕第二季度的财报也不理想，其净利润为新台币13.9亿元（约合4600万美元），同比下滑28%，未达市场分析师预期。尽管如此，在2012—2013年，苹果仍不断把一些订单从富士康转移至和硕。
按照营收计算，目前和硕仅次于鸿海精密，为第二大代工制造商。据报道，和硕当前位于上海的工厂正在突击制造廉价iPhone，预计这将会提升和硕2013年第三季度的业绩。和硕首席财务官林秋炭在2013年5月曾表示，目前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拥有约10万员工的和硕，将在2013年下半年把中国大陆员工数量提升40%左右。
对于和硕来说，现阶段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证明自己与鸿海一样能够制造出高质量的iPhone或iPad的产品，而同时在价格上更有优势。通过财报我们可以看到，和硕上个季度的营业毛利率仅为0.8%。而且，相信任何一家企业都不会喜欢依赖唯一一家供应商，苹果也不例外。如果回到前几年，与富士康争夺代工订单还几乎不可想象，因为富士康在中国拥有超过100万工人，且拥有足够的规模、灵活性和技术积累。但随着中国工厂的工人涨薪，成本不断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向内陆迁移的成本出现，富士康的成本也在增加，并且试图将这些成本转移给苹果。
当然，鸿海也在尝试转型，以降低对苹果和其他低利润率的代工组装业务的依赖，比如收购外壳和连接器等零部件供应商。分析师称，这一策略在过去的一年里帮助鸿海提升了毛利率，在营收降低的情况下支撑了利润。还比如，从2011年开始也曾经考虑过要打造“商贸型鸿海”，可是实际的推行效果并不理想。2013年的3、4月份，台湾鸿海关闭在台湾的赛博数码零售商店，与此同时，鸿海与德国麦德龙合资的万得城电器也宣布退出中国大陆市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电脑、家电方面的代工企业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比如富士康现在的员工总人数已经接近130万人，其中大陆员工超过100万人。但是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继续上升，跟过去十年相比，整个大陆的人工费用就上升了三倍，这使得以台湾家电代工企业为主体的代工模式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现在整个欧美国家正在发生着第四次产业革命，即是以数字技术、集群技术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技术革命，这使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的劳动力相对成本有效下降、生产效率急剧提高，最近两三年大家看到的是一些中高端制造业向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回流，将是个很大的问题和挑战。当然，富士康也在探索新的业务领域以及产业链的行业纵向整合，不过目前来看并不是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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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小企业，我觉得它们能耗、污染确实是比较严重的，因为从它们的技术等级，包括设备、生产工艺各方面来说，都还是比较粗放的状态。但是对它们也不能采取政府“一刀切”的做法。因为这些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承担的是大量的就业和地方财政的任务，如果仅依据行政命令强行关闭，就会造成新一轮的中小企业发展的地区不平衡、不公平，这将是一种严重的倒退——“国进民退”。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前面提到的日本的一些做法——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性标准，给中小企业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帮助，来帮助它们实现产业升级，而不是一味地批评或者责难。
总体来讲，我不主张政府的“一刀切”政策和行政的过度干预。市场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由市场来解决，政府的行政不应干预过多。政府应该做的就是建立一个比较明确的、清晰的、全国性的标准，给这个市场一个合理规范的制度环境，有针对性地为企业提供服务和帮助。
那么，政府又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支持和推动产业升级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1）追求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了人们对市场功能的信任的崩溃。美国政府针对这次“市场的失败”的调整行动迟缓，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欧美诸国向金融机构投入了大量的财政资金，以谋求金融机构的稳定化，但是消除金融风险面临着诸多课题，最近一些欧美政府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的行政介入。这一系列的事实表明，人们开始寻求合理的市场存在方式。因为如果对市场的介入过度，会有损于经济的活力。
上述现象同时也暗示了人们对新的经济增长的探索。在金融主导型经济业已崩溃的现在，我认为应该寻求一种能够满足大众及社会的切实需求，创造和提供大众及社会所真正希求的价值的经济增长模式。到目前为止，日本的模式是以制造业为产业政策的重心来发展经济的。但是，随着资源供给制约的日益严峻和全球气候变暖现象的越发严重，考虑到人们的价值观逐渐开始向文化方向、生活方向转变，我认为现有的经济成果以及技术积累，应该以促进人类自身进化为主要目标。也就是说对富裕的生活、高水平的文化、乐观的精神、健康的身体、充实的闲暇、深度的教养、丰富的大自然、安全、安心等的追求。尖端技术应该为实现上述价值提供手段。
（2）兼顾经济与环境
产业革命以来人类建立的产业文明是以“地球的资源无穷无尽，自然的循环功能永恒不变”为前提的，但是近年来的资源价格高涨以及全球气候变暖现象，暗示了到目前为止的产业文明已经不能继续维持下去了。全球气候变暖现象招致了热浪、久雨（连天下雨）、洪水、沙漠化、土地的劣化、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等，给人们带来粮食不足、传染病扩大等影响。
（3）促进技术革新
电子信息技术的革新，为我们提供了开拓新的前沿领域的手段。电子信息技术本身正在向高速化、多样化、小型化、高功能化的方向不断发展进化。与此同时，电子信息技术也加速了研究功能的升级，促进了产学合作，实现了富裕的Ubiquitous社会（不管何时、何地，任何事、任何人都能够连接到计算机网络，享受到网络提供的各种服务，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的社会），产生了新技术和新产业，带领人们进入知识社会。
电子信息技术的进步也加快了新材料、生物化学、宇宙科学、新能源环境等技术的开发，同时改革了经营模式，促进了知识型经营，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在发掘新产品的同时，能够追求“规模利益”，驱使“网络利益”，提高业务的效率化和经营的战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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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进入新一轮增长时期。然而，2009年经济增长一发力，GDP总量合51700亿美元，刚刚占到世界的8%，可是我们的石油消费已跃居世界第二，发电量消耗占全球消耗的14%，此外还有钢材消耗占全球的28%，水泥消耗占全球的42%，煤炭消耗占全球的32%。因此，惹得全世界的人都担心中国长期增长是否会导致全球资源不足，“中国会不会饿死全世界”等问题。
目前我国单位产值能耗大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与美国、欧盟、日本、印度相比分别高出约2.5倍、4.9倍、8.7倍和43%。中国单位GDP能耗不仅远远超过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甚至也超过了印度。
据2013年7月发布的《2013年BP世界能源统计回顾》（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3），从2009年至2013年的4年间，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量连续位居世界第一。
该报告还显示，2012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量为27.35亿吨油当量，约占世界总量的22%，世界排名第一，同比增长7.28%，而同期中国GDP增长率为7.8%；排名第二的美国一次能源消费量为22.09亿吨油当量，约占世界总量的17.7%，同比下降2.45%，而同期美国GDP增长率为2.2%。两相比较，中国能源消耗量大但有效率仍比美国低。
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高能耗企业和工厂为追求资本利润的最大化而迁往那些寻求经济发展、人口密集、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就是承载美国、日本和西欧企业工厂的最大国家。中国虽然承接了当代“世界工厂”的美名，却没有享受到造福国民的实惠。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仍然是由出口为导向的外销型经济，对外贸易占GDP的60%。由中国工人生产的物美价廉商品，每天通过海陆空源源不断地运往北美、欧洲、澳洲和其他国家。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不断快速发展，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中国的GDP先后超过意大利、英国、法国，2009年又超过了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2012年中国GDP约合8.26万亿美元，但是，如果计算人均GDP，2012年也仅为6100美元，和非洲很多国家在一个水平线上，而美国已经达到46000多美元。
可见，我们的“小康”仍然是低水平的、不平衡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依然严重，所以，经济发展还是要放在第一位。但是我们一定要走科学发展的道路，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道路，在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并努力做到节能降耗、保护环境。
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粉尘和烟雾笼罩着一座座大城市。国内所有的主要河流均已遭到污染。尽管取得了一些进步，森林砍伐和荒漠化依然非常严重。干旱、水灾和山体滑坡已经非常普遍。毫无节制的开采正在迅速消耗中国的资源储备。在中国贸易和出口占GDP比重已经超过60%和30%的情况下，已经无法继续依靠外部需求来实现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幸的是，由于出口部门为数千万工人提供了就业岗位，导致这种依赖已经转变为一种结构性问题，而这意味着，降低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和贸易顺差已经不单单是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所能解决的问题。
经历了数十年的快速扩张后，中国已经奠定了“世界工厂”的地位。问题也在于中国不过就是工厂而已，中国经济的弱点是缺乏创新和创造力。比如单从数量上看，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国，今年一年的汽车产量就达到1700万辆之多。但由中国制造、企业自主研发的车型却屈指可数。
而且，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世界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思路、发展战略都要随之而改变。曾经，我们可以靠代工、基础加工来占领市场，获得世界的认可；曾经，我们也可以靠基础建设和房地产建设快速拉动GDP增长，来支撑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在这样一个以快速技术进步、创新和创造力为核心的年代，全球经济风景线瞬息万变，没有强大的创新和创造能力，即使是巨人也有致命的软肋，可能会随时倒下。如果中国未能及时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经济发展很可能无法持续。当然，任何结构性的调整都十分痛苦，但延误越久，调整的痛苦就越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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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企业，我认为在思路上，不要总盯着北美、欧盟，其实可以反过来关注一下亚洲。在现在这种态势下，东盟也好，东亚的邻国也好，都是非常值得挖掘的市场。有些中国企业已经在做这些事情了，比如TCL等。我国有好多企业现在在马来西亚建厂，在泰国、印尼也进行着一些合作，效果不错。
最重要的一点，全球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是同时发展的两个事情，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全球化就意味着世界大同来了、自由贸易来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只要有国家就会有“国家利益”，有区域就会有“区域利益”，全球化也意味着“全球利益”。在现在的阶段，期待大家会为“全球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区域利益”，为时还太早。当然，目前大家已经开始有些局部共识了，比如环境问题。当大家都觉得环境问题十分严重时，这方面就越来越能达成共识，在其他方面争论不休的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反过来说，在国家利益优先的基础之上，牺牲一点国家利益来换取区域利益倒是可能的，比如欧盟，加入欧盟的国家放弃“货币政策”的权利，形成了单一货币“欧元”（EUR），这是大家目前可以接受的（不过英国到今天也没有加入）。但是要各个成员国放弃更多的主权，来换取更多的共同利益的话，现在还是很困难的事情。也就是说，只要有国家的存在，就不可能完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一体化。区域一体化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会更大、更显著。
现在，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那么中国的区域利益在哪里呢？过剩的流动性、过剩的产能、过剩的劳动力，在全球配置才可能是有效率的。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推动东亚的一体化。这样做对我们有两个好处：
（1）不会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头，减少我们开放系统的风险。
（2）寻求我们的区域利益，跟周边的东亚国家建立起一个相互依存的更高的经济关系。
不过，大家不要忽视政治的力量。东亚一体化无论是在发展还是在停滞的过程中，都能看到美国的影子。美国是目前倡导全球化、自由贸易最积极的国家，其实他们所定义和希望的“全球化”，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美国化”。经济是离不开政治的，尽管我们用经济指标来考察，美国存在着美元贬值、双赤字等问题，但是如果考虑到美国巨大的政治力量、军事实力等因素，其超级大国的地位还是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挑战的。特别是大多数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奉行的外交策略都是与美国人交朋友，美国可以说是在全球化中受益最大的国家，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这么高的双赤字的情况下，美国依然能够享受到非常优越的市场地位和生活状态。所以，推动东亚一体化，美国的利益和影响力是不能忽视的。不过，我们的整个经济发展思路可能需要调整，比方说，多数东亚国家包括中国，以前多是奉行“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这个策略今后需要调整，至少应该是“远近俱交”以及“以近推远”。无论从经济实力和金融实力，还是从和东亚经济的关系来说，中国和日本都应该主导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东亚经济和北美自由贸易圈、欧盟比较，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缺乏主导的力量。以前中国经济还没有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规模，不具备主导的条件；日本虽然是经济大国，但是政治影响力有限，因此，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始终缺少主导力量。现在，中国经济规模和实力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中国外交最近两年频频有所突破，更加有所作为。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和日本如果能联手推动东亚一体化的发展，那将是非常理想的。
问题是，中日能否有效地协作？我认为这里很重要的因素是美国。日本和美国是结盟的，在外交上日本长期依附于美国，政策上没有独立见解，这是关键问题。至于中日两国之间由于战争造成的创伤，随着时间的推移应该会逐渐弥合，实际上日本对中国无偿的经济援助、低息贷款，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再加上两国几千年的交流历史，我认为这个障碍不是不能克服。问题就是日美结盟，可能是中日不能携手的一个重要原因，怎样对待美国的影响是关键问题。
近代以来，整个东亚地区泛政治化因素的影响太强。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对东亚地区的发展有主导性的影响，从目前来看这种影响不但不能推动东亚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阻碍。几十年下来，东亚国家都愿意做美国人的朋友，而往往忘记了自己的邻居。对于这种局面，东亚各国尤其是中日两国都需要清醒地意识到，双方都需要更加宽容的态度，彼此合作把东亚一体化快速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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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在20世纪90年代曾建了个有名的“新竹科学园”。现在中国内地的好多科技园、创业园也部分借鉴了当时台湾的经验。“新竹科学园”直到现在看起来还是挺热闹的，高科技产品的产能也不小，但为什么他们的芯片产业到最后赚的利润只能占到5%~10%的比重？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反映了国际产业新型分工模式的例子。美国之所以能占这么大的利润比重，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占据了这个行业的最高端，具体来说就是他们拥有很多芯片产品的研发能力、设计能力、相关行业标准，以及对相应市场的控制能力，所以美国公司虽然产能不大，却可以主导这个行业。
美国的很多公司一年销售额达到十几亿美元，甚至更多。但他们的公司却常常只有百八十人，有的连工厂都没有。因为产品全部外包出去了，不需要他们再保留生产设备了。
前段时间，媒体报道，清华大学举办100年校庆，朱镕基到清华去演讲。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非常理性。针对国内媒体说我们的汽车行业已经在引领国际汽车行业的发展方向和汽车先进科技的方向，朱镕基很不以为然，说我们自己谦虚一点好不好，坦率地指出如果称中国是外国轿车的最大的市场是可以的，不过我们的国产汽车行业什么时候引领过国际汽车的发展方向呢？！很多汽车生产的核心技术和工艺，中国企业目前还不具备呢！
其实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讲，最值得自豪的事情就是你的产品或工艺能够成为一个行业的国际行业标准，或者成为一个细分市场中的国际标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比尔·盖茨是值得自豪的，因为他的Windows操作系统就是一个行业标准和操作平台，其他公司的应用软件必须要跟它兼容，否则就无法销售。这样，微软（Microsoft）在这个市场中就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无冕之王。
再回到刚才的“产业集群”概念上来，最近十几年，全球的产业布局模式有了非常巨大的变化，而如果我们还过度强调产业集群的观念，结果也许会很可悲。因为你集群好、形成大产能之后，一旦国际市场出现变化，我们的损失会更大。
还是以耐克为例，他们常用的手段之一就是选择好供货商，连续几年，每年以大比例给这家供货商增加订货量，迫使供货商为完成订单不断地扩大产能。但是，之后的一年，耐克又开始突然大幅度减少订单量，从这个时候起供货商就只能跟着耐克走了。因为供货商形成这么大的产能之后，虽然耐克减少订单后损失是非常大的，但是你已经很难再找到其他的购买方了，只能服从耐克的游戏规则。更何况，耐克还可以随时选择新的供货商，以进一步稳固、加强它的控制力和主导性。
对于耐克来说，它只需要在国际上培养出四五个同类的生产供货商，就能安安稳稳地做行业大老板。所以对产能，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认识，产业集群确实可以带来产能的增加和品质的提高；不过，如果忽视国际产业的新型分工模式，即产业网络、产业价值链的变化，产能盲目扩大的结果有可能是进一步受制于人。
如果我们继续按照产业集群这个思路走下去，说实话未来会有很大的问题。中国企业的核心问题在哪里？我认为是企业的行业高端和市场端，两端不通。在行业高端我们没有研发能力和行业标准的话语权，更谈不上成为行业标准了；在市场端我们没有具有足够影响力的国际品牌、市场通道和市场网络，也更谈不上定价的话语权了。于是很多中国企业被挤压在制造环节中，自然没有办法得到更多的市场份额，以及更多的利益。
所以，产业集群这个概念，其实有很大的误导性。我们要把产业集群、产业网络和产业价值链共同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思路，否则会很麻烦。
连载二十一
2013年10月有消息称，联想集团考虑对黑莓发起全盘收购要约。受此消息推动，黑莓股价10月17日在纳斯达克证券市场常规中瞬间拉升。而早在当年3月，就有传言称联想欲收购黑莓，但不久之后此消息就被联想否认。而此次面对传言，联想和黑莓却双双不予置评，这样的态度无疑大幅增加了传言的真实性。
由于近年来接连受到苹果以及以三星为代表的Android手机厂商的冲击，黑莓的市场份额逐步萎缩。据市场研究公司IDC的数据显示，2010年前，黑莓在北美地区的手机市场份额还高达70%，而截至2013年10月，其市场份额仅剩不到5%。它在全球市场中的表现也是如此：2012年黑莓的全球份额约为4.9%，到了2013年仅剩下2.9%，而黑莓操作系统的排名已经在苹果iOS、谷歌Android和微软Windows Phone之后了。面对这样的颓势，黑莓不得不考虑整体出售。
在买家目标中，中国企业发展态势不断被看好，特别是一心想要赶超苹果、三星的联想。从IBM个人电脑业务，到巴西电子产品品牌CCE，再到德国电脑制造商Medion AG等，联想一直没有停止海外并购的步伐，所以，其对黑莓的收购，也再次吸引了业界的关注。
推动有基础、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是助推企业转型升级的速效途径之一。而实际上，从中国政府到企业，也都有了相应的行动和成果。但是，在走出去，展开跨国并购之前，我建议大家先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有什么能力和方法，可以保证我们会比当地人更好地管理连他们自己也管理不好的公司或部门的业务？有人肯定会说，没问题！有钱就行！
恰恰相反，问题会很多。没有充分的准备和清晰的思路，跨国并购带给我们的将是巨大的风险和损失，而不是我们想当然的机会和利益！
给大家一个直观的数字，虽然每年跨国并购的交易金额很大，占到发达国家GDP的20%~25%，可是，跨国并购可以持续20年以上的成功案件的比例，只有20%左右。
看起来很奇怪，一个要买，一个要卖；一个缺少品牌、市场渠道、研发能力，一个拥有这些资源，并渴望有人来盘活。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似乎为中国企业提供了通过并购进入国际市场，成为跨国公司的“战略机遇期”，中国企业似乎没有理由放弃这“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近些年，我国政府也在大力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
目前，中国企业走到海外去，比如海尔出巨资将生产基地之一建立在海外，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然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是：跨国并购到底是不是一种捷径？
之前，TCL的坎坷经历、联想的前景不明和海尔新并购的延缓，已让我们开始为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感到一丝忧虑。国际经验也已真切显示，并购之路既非捷径，更非坦途。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中的表现，让人深刻感受到我们的底气还不足。
在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国企业目前最欠缺的是“核心竞争力”，而这个东西又刚好是“偷不走、买不来、拆不开、带不走”的无形资产，任何企业在它的面前都无法投机取巧。那么，如何才能实现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的目标？
我们当然不能叫停刚刚起步的跨国并购，也不能挫伤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信心，但是如何走出一条独特的跨国企业发展之路，既需要中国企业家的“雄才大略”，又需要一系列的反思。
我国强调中国企业要“走出去”，海外并购就是“走出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目前，从上到下，政府都非常支持，鼓励大家“走出去”。不过很可惜，从前些年的经验来说我们做得不太好，即使有少量做得好的项目，也都是一些能源类的并购项目。我们看一个台湾的例子。
与联想收购IBM的PC部门相似，台湾明基当年也收购过西门子的手机部门。西门子手机在2002年时市场销售额大概还有52亿欧元，处于世界第三位，但是当时明基收购它的代价是“零支出”，不仅一分钱不出，还得到西门子的2.5亿欧元补偿款。西门子必须承诺收购完成的同时购买5%的明基股权，以增加它的安全系数。此外，西门子手机专利等相关的技术、产品及工作人员都一并划归给明基集团。与西门子当时的情况很相似，IBM也是亏损很多，但联想收购时还给了17亿美元。
我们中国人总说要“交学费”，但是交了这么多年“学费”，中国还是缺乏一大批真正懂得国际市场、国际投资业务以及国际商业规则等的专家，所以很多时候被别人忽悠、被别人戏弄。
在目前来讲，就中国整个海外并购情况来说，作为一个大的方向是没有错的，但是做得并不是特别理想，只有找准互补性的项目与合作公司，补充我们的软实力，加快制度建设等，才能做好未来的海外并购工作。
连载二十二
其实，“海外并购”只是“走出去”的道路之一。从国际经验来看，通过并购完成“走出去”、并且能够存续十年以上的成功案例大概不到20%。如果把并购作为“走出去”的主要通道，将限制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道路。其实在“走出去”的国际化过程中，中国企业首先要考虑的是怎样通过国际化战略提高自己的行业整合和集成能力，怎样提升自己的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把自己“做强”。因此，对于现在中国的企业来说，要真正成为优秀的国际型企业，一定要做好以下几件事情：
（1）首先要“减肥”。因为现在很多企业存在的问题不是能力强大与否，而是产能过剩，要尽可能将过剩的产能压缩下去。
（2）要练好自己的筋骨肉。也就是说要逐步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哪怕仅在一些个别的加工环节、技术环节全球领先或有影响力。
（3）特殊时期要有“壮士断臂”的气魄，控制领域和行业的扩展冲动。如果发现有些产品已经不适合未来市场的发展或者变化，就要很勇敢、很坚决地砍掉它们；资产规模大，其实并不一定是好事。我们要更多地看重“利润率”，将其作为中国企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参考指标。也就是说，我们要改变过去那种简单地把“做大”等同于“做强”的思路。
其实“大并不等于强”，而且国际经验证明很多时候反而“以小为强”或者“以小为美”，甚至于“轻资产化”更加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在现代国际市场中，产品和技术在急剧变化，消费者的需求也在急剧变化，如果不能够做及时调整或者变化的话，“资产规模”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将变成负担，甚至成为“负资产”，这对于中国企业未来转型升级是非常不利的。
现在看来，中国的企业家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学习和思考，而不能盲目地以“中国模式”或者中国自己的做法千篇一律地去海外复制。如果我们的“走出去”策略今后还不做调整，可能最后达到的效果仍是差强人意的。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在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之后，首先要考虑的还是怎么去提升自己的品质，怎么让自己在国际同行中得到大家的尊重，而不是仅仅通过“并购”这种方式去走捷径。特别是要减少购买一两个国际知名公司或者品牌这种“傍大款”的心态，好像购买了人家，自己也变成国际的一流企业了。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要不得，因为在中国企业的长远发展和国际化中，其负面意义将大于正面。
在推动全球化的同时，也要注意产业安全的问题。随着全球化、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在生产网络方面也实现了在区域内的重新布局，生产的效率和利润将会有很大的改善。但另一方面，像日本前段时间东北部大地震一样的自然灾害，也是对产业安全提出了新问题。如何兼顾到效率、利润以及产业安全，这需要大家共同关注并思考解决方法。
据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报道，2011年年底的泰国水灾，对日本制造行业产生了强烈的负面冲击。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直指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产业对外依存度到底多高才合理？对于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战略又有何启示？产业安全如何保障？
2011年10月的泰国水灾非常严重，影响也非常大。 在11月3日，日本共同社专门报道，泰国的水灾对日本汽车行业的冲击非常大，到2011年12月为止，日本的八大汽车生产公司在泰国的所有工厂都全面停产了。这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事情。原因就在于，泰国曼谷地区如今已经发展成了“亚洲的底特律”，是亚洲最大的汽车生产加工的基地，日本的八大汽车公司在泰国的汽车总产量已经超过了150万辆。泰国已成为日本汽车进入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一个主要生产基地，也是日本轿车返销回日本市场的一个主要生产基地。
虽然在2011年9月，三菱、丰田有过短期的恢复生产，但由于库存已经耗尽，从10月22日开始，八大日本公司已经全面停产，一直到2012年3月份才恢复生产。由于当时泰国水灾的影响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所以丰田的2012年生产计划直到2012年3月份才制定出来，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另外，据日本的IBM公司高层透露，日本的电脑硬盘现在大概有70%左右是在泰国生产的，所以2012年上半年的电脑市场，包括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在日本市场的供货情况都出现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在历史上也比较罕见。
所以，在未来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建立海外基地的时候，也必须足够重视对产业安全、产业备份、供应网络等问题。
连载二十三
2013年7月11日，曾经轰动一时的三一重工上诉奥巴马案遭驳回。而就在同一天，由于美国一家起重机公司申诉，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宣布对三一重工生产的履带式起重机产品发起“337调查”。
美国的“337调查”得名于《1930年美国关税法》第337条款，这是一条有关专利和注册商标侵权的条款。如果涉案企业被裁定违反了第337条款，相关产品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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