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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对于一九四九年的意义，两岸学者的看法显然不同，大陆学者田居俭谈到：“这一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一年……这一年是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奠基的一年。”台湾学者吕芳上认为：“此期间一九四九年的变局……造成斯后半世纪海峡两岸的长期对峙，实是历史上的一大转折。”
一九四九年对蒋介石而言是一个关键的年代，这一年蒋第三次被逼下野，一月二十一日回到奉化溪口，四月二十四日离开溪口踏上去台湾的旅程。蒋介石在面对国共内战的关键时刻为何选择退往台湾？当解放军渡江之际，他可以像抗战时一样将所有重心迁至重庆，为何最后决定迁至台湾？这些问题是本书研究的重点之一。
进入一九四九年，蒋介石有许多的选择，首先是为何决定第三次下野？其次是选择赴台，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军渡江之前，蒋可以选择以广州或重庆作为其抗共的根据地，为何最后选择赴台？何时决定赴台？赴台前作了那些部署及努力？亦引发各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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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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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什么蓄意踞守台湾而没有像抗战那样选择重庆？本书根据绝密资料和私人手记揭秘了1949年蒋介石和国民党迁台原因和动机，而国民政府为何早有迁台准备？文物和黄金到底输出多少？1949年，再现执政党国民党在大陆失去民心、失去政权的历程！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林桶法教授以翔实的资料和严谨的考证，解读波澜壮阔的大历史，再现河山变色的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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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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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桶法，台湾屏东人，1955年生。现任辅仁大学历史系专职教授，求学辅仁大学历史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所硕士，台湾政治大学历史所博士，曾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辅仁大学专任副教授。著有《民国八年的南北议和》、《从接收到沦陷——战后平津地区接收工作检讨》等专书，并发表《蒋中正与辽沈战役》等论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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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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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战后国共内战
一、战后国民党攻防的策略
二、国民党军三大战役连续失败
第二章 蒋介石迁台前的部署与撤退计划
一、迁台前的战略部署
二、大陆沿海地区的军事撤退
第三章 蒋介石第三次下野——从南京到溪口
一、下野的原因
二、各方的态度
三、与前两次下野的比较
第四章 蒋介石迁台——从溪口到台北
一、溪口岁月
二、选择迁台的原因
三、何时决定来台
第五章 蒋介石迁台初期的反攻努力与复行视事
一、迁台之初的反攻努力
二、联络反共国家
三、国民党党部迁台与蒋介石复行视事
第六章 行政院迁台经过
一、行宪后行政院的演变
二、机关疏运计划
三、从南京至广州
四、从广州、重庆到台湾
第七章 政府机关迁台及其问题
一、外交部及使节团
二、资源委员会与招商局
三、中央研究院
四、机关迁移的问题
第八章 重要文物迁台经过
一、运台前的准备
二、分批运台的经过
三、文物运台初期的保管与运台过程的检讨
第九章 人员迁台的途径与交通
一、途径与交通
二、迁台的票价
第十章 陌陌千里急急行——迁台的场景与悲剧
一、上海码头
二、渡台悲歌──太平轮事件
第十一章 学生迁台的个案——山东流亡学生
一、流亡学生的困顿
二、山东流亡中学生
三、从广州到澎湖
第十二章 人员迁台数量
一、人员迁台数量
二、军队迁台数量
第十三章 人员迁台经过及抵台初期的观感
一、人员迁台的经过
二、谁知他乡变故乡──抵台之初的台湾印象
第十四章 台湾省因应逃难潮——入境管制措施
一、实施入境管制的背景及目的
二、实施的情形
三、入境管制的意见
四、施行后的问题及其影响
第十五章 人员迁台的性质与影响
一、移垦与逃难──与明清时期汉人赴台的比较
二、人员迁台对文化教育的影响
三、人员迁台对社会经济的冲击与影响
结论
附录
附录一台湾省出入境旅客登记暂行办法
附录二台湾省准许入境军公人员及旅客暂行办法
附录三入台军公人员及旅客注意
附录四一九四九年大事纪
征引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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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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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战后国共内战
三大战役后蒋介石被逼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后，提出分江而治的构想，国民政府从绝对的优势转为绝对的劣势。三大战役是国共内战的胜败关键，耗时两个多月，总计国民党军约损失一百五十万人，且多为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对国民党军部署长江防御和全力反攻有其影响，加以许多将领带兵投降，对国民党军的士气及战力打击甚大。
一九四九年迁台主要包括蒋介石暨国民党迁台、政府机关迁台、重要文物及黄金迁台、人员迁台、国民党军撤退等五大方面。迁台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军“剿共”失败，国民党军在日本投降之初，不论是武器或军队数量与共军相较都占有绝对的优势，何以经过四年的国共内战之后，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最后撤退迁台，其中的远因或许是长期以来累积的因素[1]，但其实更为重要的应是战后的发展，特别是国共战局的变化，不论是接收与受降间的冲突，或者是国民政府面对美国调处的态度，及其后全面国共内战的展开，每一场的战争、每一个策略都是关键，因此，大陆学者金冲及便以一九四七年作为转折的年代[2]，刘统却以一九四八年为决定国共命运的一年[3]。为了解国民党军全面撤退的情形，先就战后国民党攻防的策略、重要战役国民党军失利原因及蒋介石撤退计划等作叙述，作为本书描述撤退的背景。
一、战后国民党攻防的策略
（一）战后国共关系的分期
战后国共关系的发展或国共内战的分期，学者的看法并不一致，本文将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争相接收与美国调停时期，自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到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美国总统正式宣布调停中国失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后，国共双方争相争取接收的主导权，国民政府获得美国及日本的承认，为日本受降的对象，蒋介石极力阻止中共参与对日受降，要求伪军控制的地区维持秩序，以待国民党军前往接收。指示何应钦：“对于非经政府指定的受降部队，如有擅自接受敌军投降，企图扰乱我受降计划者，得呈请本委员长下令惩罚之。”[4]必要时可以用武力制裁扰乱受降者。蒋一再强调，“此时唯一政策，在接收国内各地区敌军之投降与缴械，”[5]主张由国民政府统筹受降与接收工作，采集中受降分区办理原则[6]，如果承认中共的受降权，就意味着承认中共的政治地位，也代表中共在将来可以和国民党分享政权。国民党为了宣示其主导权，为了达到统筹的目标，因此在接收上不轻易让步。
中共方面，八月十五日，中共致电日本冈村宁次，要求日军向其所属部队投降[7]。同日，朱德再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向英、美、苏三国大使发出说帖，并请转其政府，说明国民政府不能在受降时代表解放区及沦陷区广大人民和抗日武装力量，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有权接受被共军包围之日本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同盟国在受降时的一切规定。十六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致电蒋介石，提出六点要求，其中包括中共有权接受日本军队的投降、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人的投降，以及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等[8]。中共认为其已占领若干的解放区，自不轻易退让，接收问题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也发生零星的冲突。
日本投降之初，美国希望国共和平解决战后中国的问题，为符合美国的期盼，蒋介石不得已只好邀约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毛也应美、苏的要求到重庆，国共双方举行多次会谈，并于十月十日签订《双十协议》。由于国共问题复杂，虽然签订协议，但毫无效果，即使后来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亦未能解决问题。
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nman）有鉴于远东问题关键在于国共是否合作，派特使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来华调处，希望中国组织“联合政府”。马氏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抵达重庆，当日即接见周恩来、叶剑英、张澜等人，并与国民政府要员接触。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国民政府与中共同意各派一人（张群和周恩来），与马氏合组三人小组，经三次宣布停战命令（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六月六日、十月一日），国共冲突不但未因此而停歇，反而愈演愈烈；一九四七年一月六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马歇尔调停任务结束，一月八日返美，一月二十九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宣布退出三人小组与军事调处执行部，此二组织正式解散。
第二阶段为全面内战的展开时期，自一九四七年二月（美国调停失败后）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大战役告一段落）；马歇尔回美国后，国共冲突更加白热化，共军除进占东北之外，国共双方在陕西、山东等地更发生激烈的战斗，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起，共军一律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并扩大兵员与编制，显示其发展军事武装的决心。国民政府乃于六月二十五日发布对毛泽东等人的通缉，并于七月四日明令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军的叛乱，这时国共冲突愈演愈烈。一九四八年九月之后，国共发生三大战役，即辽沈战役（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一月）、平津战役（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九四九年一月）、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九四九年一月）等。
第三阶段为中共渡江及国民党军全面撤退时期，自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共渡江）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迁至台湾）；中共在三大战役获得胜利之后，国民党军退守长江以南各据点，国内和平气氛浓厚，蒋介石被逼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展开与中共的北平会谈，后因国民党谈判代表不接受中共提出的条件，国共和谈宣告失败，中共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正式渡江，攻占南京等要地，国民党军无法守住上海、广州、重庆及西北等要地，开始从青岛、上海、广州、舟山等地撤退，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国民党政府宣布迁至台湾，国民党军将重心放在台湾的防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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