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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在近代，居士佛教在佛教近代化转型的过程中，越来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别于传统形式的近代居士组织，以及近代居士佛教慈善活动，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具有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意义。
常说文史哲不分家，在现今学界，能做到的学者微乎其微。本书作者兼具文学、哲学、史学三种学科学术背景，立足社会学视野，结合大量文史档案，研究民国时期中国佛教的近代化，填补了上海居士佛教研究的空白，可供相关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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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居士佛教是近代中国佛教复兴的发起者与主力军。民国时期，居士佛教摆脱了依赖寺院与僧人主导的传统模式，建立了独立于僧团之外的自身组织形态，开始独立进行讲经说法、皈戒修持、研究传播，以及广泛地开展各种有别于传统的社会慈善事业。
本书借助民国时期的佛教书刊、报纸、书信以及相关档案、史志、传记等文献资料，运用佛教史、社会史与城市史相结合的方法，对民国上海居士佛教组织与慈善事业进行了实证研究，考察了近代居士佛教转型的社会化之维及地域性特征，指出了近代佛学义理的发展与佛教实践转变之间的交互影响，揭示了佛教在社会转型期的自身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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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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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忠毛，1969年生，宗教学硕士，中国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博士后，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兼任上海市宗教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山东大学佛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特聘研究员。主持国家重大招标课题“长江流域宗教文化研究”子项目“长江流域写经宝卷研究”，完成中国博士后基金一等资助项目及上海市民宗委项目两项。出版专著《佛教本觉思想论争的现代性考察》《月印万川——佛教平等观》《佛教与中国传统艺术审美思维》，合著《人间佛教的都市化发展模式——以上海玉佛寺为例》。另参编高校教材4本，发表佛教类学术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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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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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1
第一章近代居士佛教的复兴与社会组织化运动9
第一节近代寺院佛教的衰落与居士佛教的抬升11
第二节近代居士佛教复兴思潮与居士社会组织化运动38
第二章民国上海居士佛教的发展与居士组织的建立54
第一节民国早期上海地区的佛教境况55
第二节沪上居士佛教的复兴63
第三节民国上海居士佛教组织的建立与发展76
第三章民国上海居士佛教的组织形态与地域性特征94
第一节民国上海居士佛教组织的类型及其近代转型95
第二节民国居士佛教组织形态与弘法形式的个案考察107
第三节民国上海居士佛教组织的地域性特征126
第四章民国上海佛教居士群类及其核心成员分析143
第一节民国上海的知名居士及其核心成员143
第二节新兴工商居士群体佛教信仰的动因162
第五章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及其实证考察169
第一节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兴盛的内因与外因171
第二节民国居士佛教慈善的主要形式及其实证考察183
第三节居士慈善资金来源、慈善运作模式及慈善特点212
第六章社会学视域中的居士佛教近代转型231
第一节民国上海居士佛教发展的社会基础232
第二节居士佛教近代转型的社会学意义242
参考文献254
附录264
《世界佛教居士林章程》264
《世界佛教居士林办事细则》269
后记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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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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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来的内忧外患，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随着近代社会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转型以及“古今中西”的思潮激荡，中国传统社会赖以维系的价值结构与权威秩序终于难以支撑，这为晚清以来佛教复兴思潮与复兴运动提供了契机。晚清的佛学之兴，诚如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言：“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民国以后，由佛教知识分子与思想家倡导的佛学思潮，逐渐演变成一种群体性的佛教运动，并进而发展为社会化层面的佛教实践活动。不过，就整个佛教史的纵向考察而言，所谓“近代佛教的复兴”只是佛教从低谷向上的反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恢复与振兴。值得注意的是，与近代社会的变革相应，近代佛学和佛教与其古代传统相比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甚至有人将之称为自慧能“禅宗革命”以来的中国佛教的“第二次革命”。有关中国近代佛教的研究，国内外已有不少著作问世。概括而言，近代佛教的主要变革之处有以下四方面： （一）在佛学取向上，由传统的“出世脱俗”追求，转变为积极的“入世化俗”，并由此将佛教的复兴与民族、国家的振兴，甚至民国以后的公民意识密切结合起来。此时的佛学不仅是自我解脱的智慧，也是拿来为我之用、为社会之用的“思想源泉”。（二）在佛教主体上，除寺僧之外，大量的新兴工商业者与知识分子对佛学产生兴趣并投身于佛学的研究与信仰的实践之中，他们分别以居士、学者、思想家，甚至革命家的身份进行佛学研究，并将佛教带向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居士阶层已经成为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的发起者与主力军，并使得居士在佛教共同体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三）在佛教组织上，除寺院佛教为保庙产而谋求全国性的组织之外，出现了诸多形式的居士佛教组织；这些居士组织开始独立于僧团之外，积极从事讲经说法、佛教文化传播以及各种社会慈善事业，并在全国性佛教事务中不断扩大影响力。（四）在佛学研究方面，出现了大量的佛学研究会与佛学院，并印刷出版了大量的佛教刊物与图书。同时，佛学研究开始走出寺院，走向社会与高等学府。
——导言
“世界佛教居士林”、“上海佛教净业社”、“上海佛学书局”都是民国时期上海的大型居士佛教组织，这种类型的居士佛教组织承担了综合性的社会功能。首先，作为一个居士研修弘法的道场，它们不仅设有皈戒会接受信徒皈依受戒，设有莲社和禅定室、净修室供居士念佛、禅修，设有法坛供居士讲经说法，而且还设立了读经室、阅藏室等供居士研习佛学义理。其次，作为一个佛教传播的场所，它们不仅建立了专门的佛教出版机构，创办了自己的佛教刊物，设立了自己的佛教图书馆，而且还尝试使用电台、广播等新型传媒向信众传播佛法。此外，作为一个特殊而重要的慈善机构，它们不仅设立了放生会、施医处、施药处、施粥处、施材处等相对传统的慈善服务场所，还成立了慈善学校、慈善教养院，组织了临时性的赈灾协会、慈善联合会等多种慈善机构。而为了实现这些种类繁多的综合性功能，这些居士佛教组织建立和完善了一套比较系统而成熟的组织制度，并在其组织形态与管理模式上均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上海佛学书局”是民国时期全国最大的一家专业的佛教出版机构，它不仅采取了先进的股份制有限公司的管理模式，而且将“弘法寓于营业之中”，成为一种新型的佛教出版兼弘法机构。毫无疑问，民国上海居士佛教组织之所以能形成如此高度的组织化与管理的现代化，与上海工商业居士的积极参与密切相关，并且这也是上海居士佛教组织地域性特征形成的关键因素。
——第三章民国上海居士佛教的组织形态与地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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