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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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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现代通俗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俗文学与新文学同步发展又相互渗透、融合的文学史实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现代性文学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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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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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民文化与现代通俗小说》主要从地域文化即上海市民文化与现代通俗小说关系的视角出发，探讨上海现代通俗小说的特质。上海市民文化孕育了言情、武侠、侦探、社会等各种类型的现代通俗小说，而在这些类型的通俗小说中又蕴涵了诸多市民文化的因子。上海现代通俗小说的繁荣和发展，得益于由报刊、书店、出版社等“交往网络体制”构成的“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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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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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登林，男，安徽庐江人，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东西方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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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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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第一章 雅俗之辨与文化选择
第一节 文学史视阈中的雅俗之辨
第二节 上海文化的市民性特征
第三节 市民文化市场的形成与现代通俗小说的兴起
第二章 文化制约与小说嬗变
第一节 文化市场催生下的言情小说潮
第二节 文化对峙中的自我调适与更新
第三节 战争文化制约下的趋时与回归
第三章 从幻想的情到现实的爱——言情小说的世俗化之路
第一节 知识者的自我言说
第二节 走向社会人生的广场
第三节 生活中的传奇与庸俗
第四章 游走在公义与律法之间——武侠侦探小说的文化解读
第一节 侠的起源和民族文化接受心理
第二节 武侠小说对正义的期盼
第三节 侦探小说与智性的追求
第五章 涌动的“歇浦潮”与平静的弄堂景——社会小说中的上海书写
第一节 “五光十色”的都市镜像
第二节 弄堂人生的欲望潜流
第六章 市民文化接受中的通俗小说艺术
第一节 娱乐消遣：审美的创作观念
第二节 题材选择：现实的认同与妥协
第三节 叙事模式：自动化与陌生化
第七章 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现代通俗小说
第一节 现代性语境中的“文学场域”
第二节 新文学烛照下的“范式”变异
第三节 市民文化的缺陷与通俗小说的不足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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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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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看看对商品（小说）的认识情况。中国古代的文学范畴，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诗”、“文”是最早的文学体裁，因此成为“文学”的核心，而后起的文学体裁往往遭到正统士大夫的轻视，如“词为诗余，曲为词余，”地位逐渐降低。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则遭到鄙视，所谓“不登大雅之堂”，便是说它们“俗”得很。近三四百年来，尽管士大夫在日常生活中早已说小说所用的白话，小说也不断出现杰作，不断有士大夫出来赞美小说、提倡小说，然而这终究是少数人的意见，无法从整体上改变士大夫阶层对小说的看法。一直到晚清“小说界革命”之前，如黄人所说，在士大夫圈子里，对于小说是“博弈视之，俳优视之，甚且鸩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私衷酷好，而阅必背人，下笔误征，则群加嗤鄙”。元明清三代都要禁毁小说、戏曲，清代尤甚，几乎历朝都要下令禁小说、戏曲。这种禁毁也往往得到士大夫们的支持拥护。有些士大夫认为，写小说和赞美小说都是一种“造孽”行为，小说家和小说评论家们不是应受“杀头之报”，就是“子孙三代皆哑”，或者披枷戴锁在地狱里忍受各种苦刑的煎熬，受到各种报应。士大夫为文之所以用古奥的文言，为的是将思想保持在古人的轨道，按古人思维的模式思维，防止在思想上离经叛道。正统文学正是以“雅俗之分”将自己封闭起来，所以它必须把“雅”作为文学形式上的标准，而且是最重要的标准。在明清，认识几千字，哪怕能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几十万字的白话小说，也算不上“文人”；只有能读文言，并用文言做合乎士大夫标准的文章，才能跨入“文人”的行列，才可以应试，有希望做官。于是，士大夫十年寒窗苦读，学的就是运用先秦的语言创作文学。文言不仅制约着思想，也维护着士大夫队伍的纯洁，成为士大夫专用语言。
真正促使士大夫阶层接受小说，把小说当作“教化”工具的，是康有为、梁启超、夏曾佑等人。康有为于19世纪80年代路过上海时，从点石斋打听到书籍销售情况是“‘书’‘经’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于是得出“启童蒙之知识，引之以正道，俾其欢欣乐读，莫小说若也”的结论。他又从《万国公报》中看到傅兰雅提倡“时新小说”，要用小说来纠正中国的吸鸦片、考八股、缠小脚的恶俗，由此萌生了利用小说“教化”的设想。在了解日本维新变法时曾经利用过小说后，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将“小说”单独列为一部，与“文学”并列，并且提出要将小说纳入维新变法的轨道。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认真考察了日本的政治小说及其理论研究，写出了著名的《译印政治小说序》，着重阐述了政治小说的社会作用。后来他在《饮冰室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等一系列文章中申说他对政治小说的看法。他还亲自动手翻译了《佳人奇偶》、《经国美谈》和《十五小豪杰》等外国政治小说。1902年11月，他在日本横滨创办小说杂志《新小说》，继续鼓吹“小说界革命”，推动小说创作和小说美学的近代转型。“小说界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是《中国惟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在这两篇文章中，梁启超对小说的本质、功能以及小说界革命的目的、方针和运作等都作了明确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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