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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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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经济学笔记3：中国挑战》以美国国际关系专家、国际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法律专家、历史学家、企业代言人等众多视角来解读中国的崛起、世界格局的变化，美国政府经济政策、外交政策，评析中国政策走向，预测中国与世界未来五年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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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美国国家智库中最有话语权的专家，思考当下的国际形势问题，针对中美双边关系、中国与美国及周边国家的多边关系处理、中国接下来的改革关键点，为我们详尽阐述了下列问题：
大国之间关系远近的原则是什么？
大国关系的历史会怎样影响未来？
亚洲一些国家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亚洲区域政治会有怎样的走向？
中国成为未来领袖还是沦为世界三流？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怎样才能真正开展对话，而不是在“求同存异”的掩护下各说各话？
美国的民主政治对美国内外政策到底有怎样的影响？
美国在哪些方面是一盘散沙？在哪些方面又能同心协力，拧成一股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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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陈晋，财新传媒集团驻波士顿特约记者，《哈佛笔记》专栏作者。曾任《世界时报》记者、研究员，哈佛商学院研究员，网络杂志《视角》资深编辑，学生杂志《哈佛评论》主编、主席。
1995年获俄勒冈州波特兰市路易斯科拉克学院数学和经济学双学士学位，1997年获得波士顿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02年获得哈佛大学亚洲研究硕士学位。 主要研究领域涉及经济、社会问题和公共政策等方面。著有《哈佛经济学笔记》《哈佛经济学笔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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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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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只有中国才能让中国变慢
第一节 “与中国一起工作，不要遏制中国”
第二节 换角度思考中国通向世界领导之路
第三节 弗格森看中美关系的趋近与背离
第四节 傅高义用“东亚模式”解读中国经济
第五节 思想文化的视角：七旬杜维明从心所欲不逾矩
第六节 商业的视角：中美关系寻求超越
第七节 中国是如何影响全球治理的
第八节 中国需要一个好的体制
第九节 中国不会对国际游戏规则发动革命
第二章 中美关系与亚洲区域格局
第一节 亚洲一些国家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的角色
第二节 亚洲内部机制和体制的整合还远远落后于欧盟
第三节 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的历史与成就说明了什么？
第四节 新加坡的外交立场
第五节 印度大使是这样“攻关”的
第六节 日本新首相上台后的美日关系
第七节 新世界观下的美国未来外交政策
第三章 沦为世界三流的欧洲国家
第一节 欧元危机：人力与天性的较量
第二节 德班气候变化会议：半瓶子满还是半瓶子空
第三节 金融改革法案引起多方激战
第四节 萨默斯辩论泰勒：财政刺激政策是否帮助了经济复苏
第四章 美国怎样赢得未来
第一节 政府要创造一个有可能产生卓越的环境
第二节 奥巴马总统在“不可能”中寻求“可能”
第三节 辨析收入两极分化
第四节 新技术对美国能源安全的影响
第五节 政府在支持新能源中的局限性
第六节 奥巴马国情报告：均衡跨国税制，鼓励企业返美
第七节 全民医疗的美好愿望与冷冰冰的法律之间的矛盾
第八节 美国的民主政治对美国内外政策到底有怎样的影响
第九节 奥巴马：在全世界招揽人才，建造可持久的美国经济
第十节 打破一种均衡到达另一种均衡谈何容易
第五章 经济学的不确定性和局限性
第一节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讲演
第二节 2012年经济学诺奖浅析：市场机制设计理论与实践
第三节 博弈论专家鲁本斯登对经济学博士生的建议
第四节 “占领哈佛”：“占领华尔街”运动进入曼昆讲堂
第五节 “占领哈佛”运动中的双方立场
第六节 哈佛经济系里的“黑羊”：马戈林批判主流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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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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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思考国际问题
站在设计国际游戏规则的视角上，库珀建议中国从国际体系的角度出发思考国际问题。什么是国际体系的角度呢？例如，出口创汇解决就业对刚刚起步的某个发展中国家可能是好事，但这个办法不能推广，因为如果每个发展中国家都这样做，整个系统受不了。国际收支平衡的问题也是一样的。有国家盈余，就一定有国家赤字，这个系统应该如何调整这个不平衡呢？这就是所谓的“调整国际收支”。库珀处理国际问题的基本思考方式是：如果你不喜欢别人的方案，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对别人的提议仅仅说“no”是不够的，消极抵抗不能解决任何国际问题。
库珀首先肯定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中的惊人表现：真实GDP增长了16倍，这意味着9.8% 的年均增长，8.8%的人均年均增长。这样的高速增长在1980年是始料不及的，没有人能在30年前预计这么好的经济表现。他说，这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但是他不理解最近一些关于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的讨论：有人说中国在美国和欧洲建立的国际体系里没有足够的声音。对此，库珀说，他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不知道这种说法是中国人自己的抱怨，还是外国人对中国人想法的猜测和解释。但无论如何，他觉得这种抱怨不可思议：正是在美国和欧洲建立的这个国际体系里，中国一方面鼓励出口、解决就业，另一方面得益于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先进技术，中国经济才得以有长足的发展。中国应该庆幸有这样的国际体系允许并鼓励中国的经济发展。
（2）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代价：接受世界范围的检查
在中国如何处理与世界关系的问题上，库珀有两个政治见解：第一，中国与世界融入得越深，中国国内政策就越要面对世界范围的审视、指责，还有修改建议。很多中国人认为，这是对中国不友好、“反中国”的表现。“其实他们错了”，库珀不排除有极少数人的确对中国不友好，但认为这绝不是主流。
“中国国内政策要接受世界范围的检查和挑战是中国经济成功、走向世界的代价”。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很快就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作为出口大国、进口大国、资本流出大国和资本流入大国，都会使中国国内政策与外国人息息相关。外国人自然会指手画脚，大声说他们不喜欢某某政策。在这方面，中国并不特殊，日本也是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用了大约14世纪的时间，从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增长到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国内政策也同样要接受外来的检查和批评。这仅仅是成功的代价，是客观现实，不是“反中国”或“反日本”的主观意愿在作怪。
（3）成为世界领导的两种办法
库珀的第二个政治见解是关于世界体系中领导地位的问题。成为领导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起模范带头作用；另一种是成为发起人，游说其他人以达成共识。库珀说，中国成功的经济增长和基本不带意识形态色彩地解决实际问题的态度已经显示了中国大陆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之后的模范带头作用，人们已经开始议论“中国模式”。其实，中国并没有什么宏伟的全盘计划，中国有的是邓小平多年前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和探索精神。他们先在部分地区试行新政策，如果成功，再推广扩大。
在成为发起人方面，中国要主动管理、协调国家间的关系，以维护和提高全球整体的系统。如果中国不同意其他发起人的方案，中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像朝鲜和古巴那样完全退出国际体系，但这在今天的中国难以想象；另一种是提出新的方案，发起讨论，多方征求意见，然后再修改，再讨论，直到达成多方共识。
要想使中国的提案最终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中国必须从整个体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如果中国想成为发起人，中国必须要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知道自己的提案要被修改，甚至有可能被完全否定。美国就有多次被否决的经历。如果中国领导人顾及“面子”，没有十拿九稳的提案就不愿意拿出来供多方讨论，那么中国很难成为世界体系的设计者。
（4）应该如何理解“美国霸权”
政治学家把过去的60年称为“美国霸权”时代。中国的一些领导人也选择用这个词描绘美国的领导地位。其实，“霸权”的定义并不清楚——什么是霸权？如果“美国霸权”是指美国起主导作用，那么这个词是正确的。“二战”以后，除了苏联在军事领域有抗衡的实力以外，美国在所有领域几乎所向无敌。如果“美国霸权”是指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说一不二，有决定性作用，那么使用“美国霸权”这个词就是错误的。我们基本可以说，没有美国的合作，主要国际条约不能落实。即便如此，也有例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美国政府同意了，但国会否决了）、国际刑事法院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都在缺少美国支持的情况下成立了。
如果“美国霸权”指的是，美国可以随意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其他国家，这是完全错误的。美国在国际谈判和国际关系中有太多的不如意：1954年美国支持的欧洲国防社区就被法国上议院否决；美国在1958年就希望英国加入欧洲经济体，但英国直到1973年才加入。此外，欧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1967年肯尼迪回合贸易谈判中关税减少的程度，1971年史密斯协定货币汇率重调的幅度等都与美国的初衷相去甚远，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些事情发生的年代看似久远，但实际上“美国霸权”指的就是这个年代。美国并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美国必须要游说其他国家，向他们说明美国的提议也是为他们着想，他们也能从中获利。有时美国能够成功说服其他国家，但更多的时候美国败兴而归，或者大幅修改最初提案。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中国这个话题。如果中国想领导世界，它必须做得像个领导。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思考：这个整体系统能做什么？应该如何运作？这并不是要求中国放弃自己的利益，而是要求中国不是狭隘地定义自己的国家利益，把眼光放得更宽、更长、更远。只有在一个运作良好的、鼓励和平和经济昌盛的世界体系里，中国才能继续发展。在现有的世界体系里，中国发展得很好。如果中国认为世界体系有什么不足，中国必须提议如何改变，如何提高这个体系，然后多方游说。这是一个对外心态问题。
（5）中国在五个领域里应该努力的方向
库珀指出，迄今为止，中国在以下五个领域还没有这样做：
第一，在控制核武器扩散方面，中国与朝鲜和伊朗有不同程度的关系，中国应该利用这些关系为核不扩散积极提出备选方案，征求各方意见。
第二，在世界贸易体系的多哈回合谈判中，如果中国不喜欢美国和欧盟的提案，中国不能只说“no”，而是要提出备选方案。一种可能的立场是：世界贸易体系不需要进一步开放了。但这个立场根据“自行车理论”——自行车骑得越快就越稳，一旦放慢速度车就倒了——不可行。中国到底认为世界贸易体系应该如何运作，我们还不清楚中国的态度。
第三，在气候变化方面，中国坚持要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平台达成协议，但是该公约有192个成员国家地区，中国这样大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有否决权。阻止达成国际协议不是解决气候变化的办法，仅仅靠发达国家的努力显然也不是办法，那中国认为应该怎样缓解气候变化呢？我们不知道中国的方案。
第四，在调整国际收支不平衡方面，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中国经常项目在2010年的盈余是GDP的5.4%，明年将是5.9%，中国2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超出了任何资本账户“以防万一”的需要；美国经常项目今年的赤字是GDP的3.4%，明年将是3.7%。有人认为这个不平衡不可持续，库珀不这么看。胡锦涛说，中国汇率政策是中国自己的事。虽然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比例在世界上不是最大的，瑞士和新加坡的比例比中国还高，但是中国的基数大、规模大、影响大，非小国可比。如果中国拒绝让人民币升值，那中国认为这种收支不平衡该如何解决呢？
第五，在国际货币储备的管理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对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表示不满，提议过渡到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行、各国官方金融机构使用的SDR（特殊提款权）体系，但并没有具体说明如何过渡到新的体系。过渡到SDR体系实际上是IMF在1978年的官方立场，但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现在中国央行行长这样说，就会受到重视。现在一些国际金融专家在讨论此事，库珀自己也身在其中。
库珀总结道，中国这么大，发展这么快，对世界的影响非同小可，外国人不可能不关注中国的方方面面；中国必须从整个国际系统的角度思考问题和自己的对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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