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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渥尔特：多桑研究蒙古史，其书甚佳，述事载言，莫不旁证博引，而后论之，吾书大都以此书为根据。 邹振环：在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冯承钧是完全可以同严复、林纾、马君武、伍光建齐名的第一流翻译家。而且他在史地翻译的考订精审方面,不仅马君武、伍光建不能望其项背,即使严复、林纾与之相比,就如朱杰勤先生所说:“他们好像椎轮,而冯先生好像大辂了”。 俄国东方学家巴托尔德：汉学家们的蒙古史著作无一能与多桑书相匹敌。 內容試閱： 多桑（C. d’Ohsson）是一位著名的东方学家，1780年生于君士坦丁堡，历任瑞典的外交官，1855年死在柏林。他精通突厥、阿剌伯、波斯及西方诸国的语文。这部《蒙古史》是用法文撰写的。著者凭借他的丰富的语文的知识，参用了大量的阿剌伯文和波斯文的史料，对蒙古民族在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活动史实作出了详细的叙述。全书出版（第一册1824年初版，全书四册，1852年出齐再版）以后，欧西各国盛行一时，获得了资产阶级历史学界很高的评价，并为中西学者所广泛使用。 关于中国蒙古王朝——元代——的历史，我国有着极其丰富的文献史籍。《黑鞑事略》《蒙鞑备录》《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等书和明代官修的《元史》，都是研究蒙古史的头等史料，其中《元史》更是记载蒙古王朝统治时期的中国历史的最详尽的巨著。这些史料早已为中西学者所重视。但是，十三、四世纪蒙古民族活动的历史有着世界性的意义，他们不仅统一了全中国，并且还远远地向西方发展，达到东欧各地，建立了察合台、钦察、伊儿三大汗国，给予这些地区各国家、各民族的社会发展以极大的影响。因此，全面地了解和研究我国元代和蒙古民族活动的历史，西方文献的参考是十分必要的。多桑的这部书以及这部书中所引用的著作，如剌失德、朮外尼和瓦撒夫的书，都是值得参考的资料。 这里应该指出，多桑的《蒙古史》是有很大的缺点的，除了译者在序言内指出的史料编纂方面的错误和疏漏之外，主要的还是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所共有的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它只是比较有系统地叙述了一些历史事实，而对于这些历史事实却没有也不可能有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评判。但多桑这部书，正如冯承钧先生在序文中所说的，在剌失德的《史集》以及其他波斯、阿剌伯文的许多著作没有译出以前，还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不少有用的史料。今天我们重印这部书的原因也就在此。 多桑的书卷帙颇巨，出版百余年来，全部译成东方文字的只有冯承钧先生的汉译本。日本田中萃一郎的日译本，仅完成了前三编。冯先生翻译此书，因为上下两册分期译完，有些译名未能统一，他生前提起，每引为憾事。中华书局要求将先生的译本整理重印，为了便利读者，我就本着先生生前的愿望，除了将两册的译名尽量力求一致以外，并在后面增添了译名对照等表。在今天中亚史料未能大量译出之前，我想对于研究蒙古历史的人，这部书会有一定的帮助。 陆峻岭1958年9月于北京 译序（一）① 一部《元史》，历来囿于“正史”成见的人皆说不好，所以陆续改编了些《续编》《类编》《新编》《译文证补》《蒙兀儿史记》《新元史》。这部历史好像是犁然大备，其实不然。修史首重在搜辑史料，而修《元史》尤须要通晓几种外国语言；不解外国语言，不但不能搜辑外国史料，而且不能解释本国史料。更有进者，外国语言不可偏重一种，《译文证补》就犯这种毛病。此书虽然引用了许多“西域书目”，好像他是全凭译人口述而“笔受”的。不仅未见波斯语、阿剌伯语种种撰述，而且多桑的书好像也是从霍渥儿特（Howorte书转录的。洪氏证补《元史》之功固不可没，可是他有一种成见误人不浅，他说西方语言无某音，不及汉字译音之备，此说很不可解。若说用标音字母译写的名称，不及音义有变化的汉字之备，未免很奇。他在《译文证补》里面，根据译人的口述，改了许多《元史》固有的地名人名，比方《元史》译Heri作也里，《元朝秘史》作亦鲁，皆有译例可寻，可是洪氏根据晚见的Herat译作海拉脱，似乎只知其一不知有二了。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他这种创译，苦了后来续修《元史》的人。所以《新元史》的阿儿浑，在此人本传中作阿儿浑，而在《旭烈兀传》同《西域传》中又作阿儿衮，这种毛病皆是不能径读西书所致。 所以我想将多桑这部《蒙古史》翻译出来，此书出版虽已有一百多年，然而研究蒙古史的人，仍不能不拿来参考，因为《世界侵略者传》《史集》《瓦撒夫书》等书没有完全译本以前，终不能不取材于是书。案多桑书共有七卷，前三卷述成吉思汗至元亡时的事迹，后四卷专言伊儿汗国的史事，并附带言及钦察、察合台两汗国。其第一卷业经田中萃一郎译为日文，译文还忠实，可是有许多人名地名未取元代载籍的固有译名比对。第二、第三两卷记成吉思汗以后之事，然多取材于中国史书的译文，所本的汉籍，以《续通鉴纲目》《元史类编》两书为最多，偶亦采用《元史》。然而于《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等书皆未引用，当然说不上《黑鞑事略》《蒙鞑备录》同元人文集中的许多碑志、行状、家传了。所以我译此书，先从后四卷译起，将来如有余暇，再译比较西方材料较多之第二卷。 多桑书所本之书有二三十种，也有人名地名不统一的毛病，尤其使人讨厌的，就是他叠床架屋式的译写方法，然而也无可如何，不便用新式译写方法将他改正。霍渥儿特书第四册的索引译写单简，可以取来对照。 我原想用白话翻译，不用“史书文体”，可是渐渐不知不觉地受了史书文体的支配，然而我始终力避用“典”。我的目的惟在将此书原意译出，供他人作史料参考之用，所以对于译文只求忠实，不去锻炼字句。在别人看起来，我译的这部书或者比从前的译文退步，然而我觉得译文通畅的地方，容或有点削足适履；文义涩滞的地方，容或确可比对原文；所以宁愿拖泥带水，而不愿钩章棘句。 从前编纂《元史》的人，除开屠寄以外，皆有译名不一贯之病；所以我在翻译中，对于人名地名，颇为审慎。凡人名地名皆以《元史》《元秘史》两书为主，两书所有的，选用一名。两书所无的，地名一项，尽先采用唐、宋、明人的译名；人名一项，元代载籍中有同名的，如帖木儿、不花、阿里、忽都不丁、阿合马、亦思马因、阿老瓦丁、马合谋之类，虽非本人，亦用旧译。元代载籍中无可比附的，则务求合乎元人的译法，不敢以今人的读音，认作元人的读音。元人的译法在不明语学的人看起来，好像不对，比方将-l读作-n，就是一个例子。殊不知这种代替方法，从前也有，而在元代竟成一种通例，所以译sultan作算端，Djelal-ud-din作札阑丁，Iltchikada?作宴只吉带。这皆是翻译本书所用的正例，然而有时因为下述种种理由，不能不用变例。 元代除开一个最短期间用八思巴字母外，始终用的是畏吾儿字母。畏吾儿字母中无代表g-、h的字母，所以蒙古文中多缺此种写法。唐时突厥语的莫贺咄，移植到蒙古语中，应读若bagatur，可是在蒙文《元秘史》中写作把阿秃儿，则成ba’atur；在《元史》中更简作拔都鲁，则成batur。又一方面，阿剌伯字母中不常著录韵母，所以有许多名称写法不一，姑就此把阿秃儿一字而言，本书竟有写作Behadir者，我当然不能按着字面翻译，而将他改作八哈都儿。此变例一。 伊斯兰教人的名称，无所谓姓，加之名字相同，要使许多同名的人有别，所以在名后加一别号，如用职务官称之类；再不能判别，则于名后注某人之子，如Ibn Ali，犹言阿里之子之类；或者还要加上一个地名，如报达人，朮外因（就是《译文证补》的志费尼）人之类。然而也有无从判别的，所以我将这类的译名，略为变通。如《元史》中的Argoun，是种族名，是军名，亦是人名，《元史》为判别这些名称，将他写作阿儿浑、阿鲁浑、阿里浑、阿剌浑几种写法。我也仿照这个例子，皆分别著录原文于下，可是也有不能分别的地方，本卷中有三个秃儿罕可敦Tourkan Khatoun），究竟是二人是三人，无从知之，此种名称只好用一贯的译法。此变例二。 本卷中有些译名，看起来好像是变例，其实是正例。比方钦察汗国侵入波斯的统将名唤Nogai，《译文证补》将此名译作诺垓，其实此名也是蒙古时代的一个通常名称，与他同名的人，在《元史》中颇不少见。我们姑将《元史》的译例来解说。《元史》我所指的当然是未遭乾隆校刊劫的《元史》）定宗后名唤斡兀立海迷失，就是西书的Ogoul Gaimisch，可见海字对gai。蒙古人的官号Noyan，在《元史》中写作那颜、那演、那衍，可见那字在元时读若no，对照起来，Nogai应该译作那海，而不应改作诺垓，这类例子很多，姑举其一，以概其余。 还有些译名，可以说是正例，也可以说是变例。旭烈兀有个儿子，在此书中（第五卷）写作Coungcouratai，《译文证补?阿八哈补传》写作空库斡台，《蒙兀儿史记?世系表》作空古斡台，《新元史?旭烈兀传》作空古斡儿，然在《台古塔儿传》又作康廓而拉台，其实皆被多桑叠床架屋的译写方法所误。案：元代的蒙古人，常用些部族名称作人名，仅在后面加上一个接尾词，大概男名加“台”，女名加“真”。这些用部族名称而自名的人，并不是本部族的人，比方南家台或囊加歹，并不是中国南方的人，马札儿台也不是匈牙利人，乃蛮台也不是乃蛮人，不过取其名而已。此处的Coungcouratai也是此例。多桑所取的材料来源不同，写法因之有异，其第一卷后附注所引《史集》诸部族名，有Councarat，就是此人名之所本，也就是《元史》所常写着的弘吉剌，此名在《辍耕录》中作瓮吉剌，在《辽史》《金史》中作王纪剌、广吉剌，用新式写法，应作Qongirat或Ongirat。头一字何以有时用声母，有时不用声母，我现在还不能答覆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拿畏吾儿字母来解释，因为辽金时代蒙古人还未用畏吾儿字母，可是第二个字的韵母在汉译皆用-i，所以我将这个人名更正为弘吉剌台，这个译名初视之好像未遵原文，其实我有我的理由。 本书有若干地名，我明知有误，然而未能确证其误以前，只好随他。比方旭烈兀进攻木剌夷时，有个地名作Khar，按照霍渥儿特《蒙古史》所引Quatremère译本《史集》，此地名是Khowar，则即是《元史?西北地附录》之胡瓦耳。然而我不敢改正，仍然译作哈儿。又如本书中之若干地名，似乎应该“名从主人”，不应用欧洲语言的名称。比方埃及不应名曰埃及，而应名曰密昔儿Misr；美索波塔米亚Mésopotamie应改作Djézireh。可是我是译书，而不是在考订，所以也不便改他。然而有时也有点变例。阿剌伯语名阿母河曰Djihoun，此河元代本有阿梅、阿母、暗木等译，所以我习用旧称，不用新译。本书称阿母河以外的地方曰Transoxiane，原意犹言“乌浒水外”，译用这个名称，未免太僻；若用康居的名称，未免太古。元时在此地设阿母行省，可是这个行省所管的区域，好像在最初时西及波斯，东兼《元史?西北地附录》之途鲁吉Turki，不能将这个名称代表两河之间的地域。考此地阿剌伯语之原名作Maveraun Nehr，此言河中，西辽时于其地置河中府（见《湛然居士集》及《西游记》）。我所以将此地译作河中，其地既在西域，决不致同蒲州发生混解。 译名一贯之重要，取下面所引的一段《新元史》观之，就可知道了。《新元史》卷256（12页）云：“西里亚，埃及属国，以他木古斯为都城，埃及与蒙古隔绝不通使命。宪宗初，西里亚酋纳昔儿商拉哀丁耶思甫取埃及之塔木司古司之地，后为埃及苏而滩哀倍克所败，纳昔儿乃割基纳斯列母克渣及纳蒲列斯海岸以请平。”案：此处的他木古斯同塔木司古司，明明是一个地方，不知为何用两个译名。此城就是我所翻译的大马司。此城古称同现在英文仍旧袭用的名称，固是Damascus，然而我只能从原书法文名称之Damas而译作大马司。《新元史》的纳昔儿商拉哀丁耶思甫，就是多桑书的Nassir Salah ud-din Youssouf，我翻译的纳昔儿撒剌丁亦速甫。《新元史》的译法，除开“商”字外，尚可勉强对付，可是后面的“基纳斯列母”，要叫元朝的人读起来，势须作kinasremou，同多桑书的Jérusalem未免相去太远了。况且这是基督教人的圣地，通常译作耶路撒冷者，不知为何发生这样的讹译，大约是翻译的人太无史地常识，而撰修的人未能校对原文所致。由这一方面看起来，可见修《元史》不仅仅要通晓与《元史》有关系的若干语言，而且还要抛弃汉字古今读音不变的成见。其实我于此道不敢自认高明，我原想等待伯希和所译写的蒙古文《元朝秘史》刊行后，考究元代的读音，再就考究的结果，来整理元代载籍的译名。那晓得等待了十四年，除开片段的发表外，全书尚未出版，所以于译此书时，不敢自认译音之必是，将所有的人名地名皆附注原文于下；然不能遍注，只以初见者为限。有时一名两三注者，或因原名有详有略，或因一名写法两歧，或因前后文相距太远，所以一再著录。 读者还要注意的，不仅多桑书所著录的名称不一致，或有误写而必须考订的地方，而且他所本的史料，也不免讹夺。现在姑举一例来说，《史集》记载从大都赴上都的道路有三，第二路经过一城名曰Djodjou，此城附近别有一城名曰Simali，后一个名称就是长城附近的洗马林堡。可是Klaproth,Yule,Blochet诸人皆说前一地是涿州，在音的方面固然可以将就，在地理方面可就难了。现在从燕京到多伦西北八十里之古开平府，何至于假道燕京西南一百几十里的涿州，足证剌失德Raschid书传抄有误。伯希和在《亚洲报》1927年刊）说是抚州之误，这种考订是不错的。可见不仅读多桑书要审慎，就是读他所本诸书的原文或译文，也要审慎。本卷中所言的狮符，明明是虎符之误，新修《元史》的人过于重视西方载籍，常将虎符改作狮符，然则《元史?兵志》“佩金虎符符趺为伏虎形”的记载，竟成狗矢了。 1933年6月1日冯承钧识 本章注释 ①这原是本书下册的译序。后面的一篇原是上册的译序。 译序（二） 多桑书共有七卷。我前以为西域三大汗国的史事，在旧籍中颇欠缺，在新编中亦多疏误，故先将后四卷迻译。后来看见田中萃一郎所译的前三卷，我又觉得全书仍有翻译之必要（田中的译文我在《大公报》图书副刊第十四期中已有评），遂又将前三卷转为汉文。翻译时间既有先后，前三卷同后四卷的译名不免有若干不能一致的地方。比方Mohammed先译作谟罕默德，后在前三卷中概从唐译作摩诃末，就是一个例子。全书译竣，我想将后四卷取回整理，不意原稿清样统已制成纸型，势须大加挖改，末后只好听他。前三卷有新式标点，后四卷无，也是因为这种关系。① 我从前在第四卷序中说过，多桑书同《元史》一样，也有译名不一贯的毛病。因为他所本的伊斯兰教撰述，文字不著韵母，而声母音点有时脱落，常易相混，所以不特相近的韵母有时误用，甚至难于互用的韵母，也能混淆不分。声母之误如果无他书可以对勘，竟至无法考订。比方主儿勤之误作Bourkines，错了一个声母，那牙勤误作Boucakines，竟错了两个声母，一个韵母。他最使我感困难的，就是对于c,k,g,kh,gh等声母毫无分别，例如他译写的gan，对音可作干gan，又可作坚g?n，且可作罕ghan,khan。这种困难有时还可以用前后文去补救，例如Togan，不难认识是脱欢。可是他有时又将o同ou两个韵母互用，写作Tougan，则未免使人犹豫不决，因为蒙古人也有名唤秃坚的。像这一类的困难不计其数，我自信尚未能完全将他解决。 此外有些译名，好像与对音未合，其实不然。我在第四卷序中曾引证过若干变例，比方将-l读作-n，畏吾儿字母中无代表g,gh等声的字母，就是两个大变例。此外尚有若干为前序所未及的，条列如下： 突厥语发音之y，在蒙古语中常变作j。比方突厥语驿站作yam，蒙古语改作jam。突厥语法令作yasaq，蒙古语则改作札撒黑jasaq。讹答剌城的守将，杀成吉思汗使者的那个人，剌失德书名亦纳勒出黑Yinal?uq，号哈亦儿汗Qayir-khan，而在《元史》则作哈只儿只兰秃Qajir-Jinaltuq。除以蒙古语语尾之-tuq替代突厥语语尾之-?uq外，两个y皆变作j，一个l变作n。这种例子举不胜举。 蒙古语同西域语常将b变作m，若乞卜察黑Qib?aq之变作钦察Qimcaq，哈卜哈纳思Qabqanas）之变作憨哈纳思Qamqanas，是两个很显明的例子。 蒙古语对于发音之r-，常叠用其后之韵母，比方Ros之作斡罗思Oros,Riazan之作也烈赞?r?zan，也是两个很显明的例子。这种译法同古译相反，比方《宋高僧传》卷三有阿真那Ratnacina，竟将发音的R-简单删了，大约是汉语同蒙古语无此发音，所以读音或增或减。 发音之A-有时省略，比方Abu Sa?d之作不赛因，Abu B?kr之作不别，是见于《元史》的变例。可是也有帖木儿的后人Abu Sa?d在《明史》中写作卜撒因的。看这个例子，足见收声之-d偶亦变作-n。但是这种变例的收声不常见。 蒙古语尾之-n增删无常。若阿勒赤Al?i亦作按陈A?lin，河西转为合失Qa?i，也可变作合申Qa?in，月忽难Yohunan又可作月合乃Yohuna-i，这个月合乃在《元史》卷134误作月乃合，诸本《元史》皆然，可是此人的神道碑实作月合乃，这个名称大概也是从突厥语转贩而来的，在蒙古语中则变作朮忽难Juqunan。 蒙古语常读t作d，比方将tarqan读作答剌罕，将ta?r读作答亦儿，就是两个很明显的例子。这种读法好像不是蒙古语所独有的，从前汉译tarqan曾作达干，Trküt曾作突厥。 上面所说这些变例，不但是译多桑书所应知道的，就是读《元史》也是应该知道的。至若我所用以译写的汉字，我很想适合当时的读音。因为翻译非汉语的人名，固然要求一贯，可也要注意当时的读法。我曾说过，如要整理《元史》译名，必须备具几种条件：（一）要名从主人；（二）要了解西方北方几种语言；（三）要明白汉字的古读，尤要知道元人的读法。从前整理《元史》的人，好像多未备具这三个条件，所以愈改修愈使人迷离不明。比较以前的整部成绩，只有那珂通世的《成吉思汗实录》微合第二第三条件，可是他常将《元朝秘史》的译音译写近代西方地名：将契丹改作乞坛Qitan，还可以说是乞塔惕Qitat的单数；将波斯作珀儿昔阿Persia，也可勉强对付；可是将埃及作额只魄惕（Egypte，而不用名从主人之例，作密昔儿（Misr等类的译法，未免过于刻舟求剑了。但是比较其他改修的《元史》，总算强多了。在学界种毒最深的，要首数《元史译文证补》的译名。洪氏丝毫不问上述的三个条件，同元代译名的那些变例，对于《元史》名称妄加改窜：比方译Catchoun作哈准，而不用元译的合赤温或哈赤温；译Noqai作诺垓，而不用《元史》屡见不鲜的那海或那怀，自以为新，其实错了。古人翻译，很明了汉字的读音，比方《圣武亲征录》中由西夏攻至汴梁的蒙古将，译名作三木合拔都，后又作三合拔都，此人的原名是Samuqa Ba’atur，翻译的人用“三”（古读sam，今粤人尚作此古读），照顾到第二个字的发声。这种译法就是从前佛经的译法，也就是《元朝秘史》的译法，不像今人随便用本人乡土的方言，同似识非识的汉字，译写外国语言名词之乱。所以《元史》中的译名虽不统一，除开过于省译之名称外，皆不难复其原名。至若《元史译文证补》一直到《新元史》的译名，能够还原的恐怕很少。 我所用的标准译字，多从《元朝秘史》，然而并不认定《元朝秘史》是一部完全不误的译文，其中也有些传写的错误。比方将你沙不儿Nisabur写作亦薛不儿Is?bur，将亦剌合Ilqa，Ilaqa写作你勒合Nilqa，可以说是音点不明，致有此误。可是杀乃蛮王子古出鲁克（屈出律）的地方作撒里黑昆Sariq-qun，证以近来发现的蒙文《秘史》残本，实是撒里黑豁勒Sariq-gol之误。如此改正方与蒲犁县之土名相合。这类版本的错误，《秘史》中尚有不少，所以我虽采用此书，可不绝对盲从。 旧译名除开过于省译的名称，像忽亦勒答儿Qu?ldar《元史》作畏答儿的例子外，我皆尽量采用，决不自出心裁，妄易新翻。元代载籍所无之人名地名，而有旧译者，则用元代前后之古翻，如隋唐之范延，《明史》之帖必力思之类，亦不别用新名，不用今读之字译古名，也不用古读之字译今名。凡原名初见者，皆附西文原名于下。可是对于多桑书所采乾隆时妄改的名称，根本既有错误，西文译写之名除不误者外，概从删弃。好在多桑书的精华全在伊斯兰教著作，他所转贩的那些汉籍副料（以《续通鉴纲目》为最多），应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整理。 多桑书所引剌失德书很多，而剌失德书同《圣武亲征录》并出一源。在剌失德书未直接转为汉语以前，我觉得多桑书是一部很好的参考史料。比方《亲征录》所载木华黎率王孤、火朱勒、忙兀、弘吉剌、亦乞剌五部，以及契丹、女真之兵南侵中国一文，其中的火朱勒部，久之未详其对音为何，今观多桑书，知为Qo?iqol。然则《亲征录》原译或是火失火勒矣。剌失德书（Berezin本数见此名）说是每十人队中挑选二人组织成的军队，此说颇类真相，因为此字的字根是qos，突厥语犹言双也。此姑就以多桑书校正中国史录而言。反一方面说，也可取中国史料校正多桑书。兹举一例为证：多桑书第一卷第二章有个部落，名称曰亦勒秃儿斤Ilturkine，后在附录中亚部族表中，又作亦勒都儿斤Ildurkine，检《元朝秘史》卷六相对之文（叶本31页），王罕有个使臣名亦都儿坚Idurg?n，后（49页）同一人又作亦秃儿坚Iturg?n，也是一名两种写法，姑不问究竟是人名抑是部名，要可以《元朝秘史》的名称改正多桑书之误。 我译多桑书时，很想作一种互证的工作，所以在第一卷第二章中用力很勤，可是费时也很久。如此做下去，恐怕几年也译不完，后来只好译而少证。 我在本序中所用的译写方法，除引用多桑原文外，皆用新法。因为多桑书之叠床架屋的译写方法太累赘，并可发生误会。比方谷儿只王Lascha，《蒙兀儿史记?西域传》误读作辣思伽，其实应作剌沙（承袭此人王位的鲁速丹，就是剌沙之妹，然而新修的《元史》迄未认清是何人，《蒙兀儿史记》误作剌沙之甥女，《新元史》误作剌沙之弟妇，大约是习于中国观念，以为只有弟媳妇摄政，那有姑奶奶当权，是不特不明西史，而且并Howorth《蒙古史》的世系表亦未寓目）。若是用新法写作La?a，就不致于发生这类的误读了。我译多桑书常想将他的译名修改。可是他的写法无一定标准，有许多名称很难判别，末了只好听他，仅在汉译名中略为变通。所以dji常译作“赤”，而不作“只”。再者多桑的译名皆作“法语化”，比方蔑儿乞惕已经是蒙古语表示多数的名称了，应该写作Merkit，可是他写作Merkites，另外又添了一个法语多数，弄成画蛇添足。要是遇见一个翻译匠，一字一音地当作英文读去，恐怕最博识的考据家也无从考见真相了。这也是读多桑书应该注意的一点。蒙古语表示多数的语尾固然是-t，《元秘史》写作“惕”，可是因为采用别的语言，或因他种原因，有时多数作s,r,l，《元秘史》写作“思”、“儿”、“勒”。比方南家思Nankiyas）、速勒都思（Suldus、巴鲁剌思Barulas，用“思”而不用“惕”，札剌亦儿Jala?r，塔塔儿Tatar，用“儿”而不加“惕”，撒儿塔兀勒（Sarta’ul就是回回），用“勒”而不改“惕”，皆可为证。我还疑心有用-n字作多数的。晃豁坛Qongotan的多数固作晃豁塔惕Qongotat，乞颜Qiyan的多数固作乞牙惕Qiyat，为甚么乃蛮Naiman不作乃马惕Naimat呢？元代固有乃马台Naimatai、乃马真Naimajin的人名，这不过是蒙古语变化的属格，不足证明他是多数。检遍《无秘史》，竟未发现乃马惕的写法，不论单数多数，皆作乃蛮。要说乃蛮是数目字（此言八），为甚么朵儿边Dorb?n，此言四，亦是部族名）有朵儿伯惕Dorb?t的变化呢？若要解决这个问题，非比较阿勒台Altaiques系语言不能得到答解。我所举的这些例子，无非使人知道蒙古语多数不仅用惕，切莫仿效《蒙兀儿史记》，不但将蒙古语的多数一概变作惕，而且将非蒙古语的多数，甚至将梵语的多数，一概变作惕。 我这些批评，并不是在摘人之短而见己长，不过是因为有几部书已经具有“威权”。我译本书撰者C.d’Ohsson的名称，不敢规规矩矩译作朵松，而仍用旧译的多桑者，也是受了这种威权的影响。这些具有威权的撰述，不能说全书皆好，当然有些缺陷，我无非指明这点缺陷，使参考的人不致沿袭其误而已。除开此点以外，我以为别烈津本的剌失德书未重译以前，《元史译文证补》一书是可以参考的，《成吉思汗实录》《蒙兀儿史记》二书，也是治元史的人离不开的佳作。 我译此书也不敢说好。从前在评田中所译多桑书一文中，曾经说过：“多桑书中错误散见，欲改之则与原文异，不改则与事实违，无论何人译是书，终不免吃力不讨好。”所以多桑书出版逾百年，尚无一人敢有翻译全部的勇气或傻气。我今竟敢将此书全部转为汉语，只望读者谅我胆量之大，不敢望读者誉我译笔之工。 1934年4月10日冯承钧识 本章注释 ①此次重印，已将前三卷与后四卷译名加以统一，后四卷也改用了新式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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