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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历史裂缝中的暗流涌动 晚清历史里的深层解读
一部破解大清王朝268年兴衰之谜的重磅力作
探寻晚清历史真相 追索世间博弈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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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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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军权、财权、外交权及中央与边疆地区关系等角度，集中探讨了晚清变局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揭示了清王朝灭亡的基本原因，说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平衡与协调，取决于中央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权威与处理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集权传统与观念的、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如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既维护好中央权威，又尊重好地方利益，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保持一种上下相维、水乳交融、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共赢关系，这是我们总结历史、立足现实的一个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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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马平安，著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后，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政治室从事中国政治史的研究工作。
近年主要著作：
《晚清政坛纪事》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
《近代东北移民研究》齐鲁书社2009年版
《帝国路上的八张面孔》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
《终结帝制集结号》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北洋集团与晚清政局》辽海出版社2011年版
《大清王朝灭亡之谜》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大秦帝国夭亡之谜》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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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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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清国的黄金时代
专制制度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皇权没有约束、皇权不受监督。从秦始皇而后，历代有为皇帝，莫不“总揽威权，柄不借下”。朱元璋罢丞相，“每事独断”，殿阁大学士“只备顾问”，这在中国皇帝集权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明显地影响了明清两代，以至使皇帝制度较前代都相应发生变化，成为最完备的个人独裁的权力形态。
第二章 康乾盛世后的危机
早在皇太极时代，清王朝中央集权的格调就已确定，以后经过顺治、康熙的“集权主义”和雍正、乾隆“极权主义”的洗礼，乾嘉年间，已完全形成中央尽收地方大权的局面。但是，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道咸年间的西方列强的侵略、咸丰朝的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诸种因素的结合，又使得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这种传统权力框架遭到严重的冲击，本已经走向暮年的大清王朝，在权力不断下移与倾斜中最终走向了衰亡。
第三章 权杖上的裂痕
清末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嬗变，应以太平天国为分水之岭。在此之前，清王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和极端君主专制的封建政权。军国大事，权操于上，地方的行政、经济举措，均须禀命于中央政府然后才能作为。然自太平天国运动发生以来，随着内战的不断扩大，清王朝赖以维持统治的经制兵八旗、绿营的土崩瓦解，其权力结构从中央到地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下，为了挽救危亡，清政府不得不做出大幅度的政策调整，实行放权督抚的政策，允许地方进行自救。清政府这种政策调整的结果，从此造成皇权流失和国家权力重心的逐渐下移，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逐渐为以督抚为核心的地方分权体制所代替。在解决太平天国问题后，清王朝虽然暂时渡过了统治危机，但督抚专权问题则成尾大不掉之势，内轻外重局面开始形成，这种状况不仅最终决定了清王朝覆亡的命运，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民国初年的历史走向。
第四章 枪杆子易位
《清史稿?兵志》中说：“有清以武功定天下，太祖高皇帝崛起东方，初定旗兵制，八旗子弟人尽为兵，不啻举国皆兵焉，太宗征藩部，世祖定中原，八旗兵力最强，圣祖平南服，世宗征青海，高宗定西疆，以旗兵为主，而辅之以绿营。仁宗剿教匪，宣宗御外寇，兼用防军，而以乡兵助之。文宗、穆宗先后平粤、捻，湘军初起，淮军继之，而练勇之功始著，至是兵制盖数变矣。道咸以后，海禁大开。德宗复立海军，内江外海，与水师并行，而练军、陆军又相继以起，扰攘数年，卒酿新军之变。”
第五章 一场关于钱包的战争
在清帝国的国家体制中，财政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权。它的变化，对于帝国政治体制的影响甚为重大。在清王朝统治时期，咸丰朝恰恰是这项事权变动的一个分水岭。就财政权而言，其变动主要由两个因素所造成：一是由于中央政府无法解决镇压太平天国的经费开支，不得不同意地方督抚乃至统兵大员自行就地想方设法筹饷；二是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取得了中国海关税的征税管理权以及实行了子口税制度。前者关系到统治集团内部财政权力的分配，后者则关系到国家的财政主权的问题。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清政府财政政策的重大调整，虽对筹措军饷、缓解战时的财政困难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与此相随的却是地方财权的逐步形成和高度集权的中央财政管理体制的瓦解，这是清王朝最高统治者所始料不及的。经过咸丰、同治时期的变动，清王朝由中央政府一统财政大权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第六章 列强到底喜欢谁
清末外交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由传统的藩属体制向现代意义上的外交体制的转变。鸦片战争发生后，在与侵华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清政府被迫、被动地开始与国际社会发生关系。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清政府并没有现代外交观念，不懂得外交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也不懂得现代外交的根本，主要体现在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上面，更没有现代外交知识与思想。在与侵华列强的摩擦中，清政府从骨子里反感建立对外关系，认为列强的侵略只是为了通商与掠夺财富，因此一开始就把外交与通商混为一谈，把与外国打交道视为通商谈判，并从一开始就把国家外交大权分出相当大一部交给地方督抚与专职的洋务大员，从而使清末期中央与地方的外交权力的权限划分从一开始就十分混乱与复杂，形成了地方外交权力过大的地方督抚交涉体系。
第七章 内地化步伐
咸同以来不断的内忧外患，使清中央政府深深地陷入了统治危机，无法再像往常那样维持与边疆上层之间的传统关系了。为了确保在边疆地区的统治，抵御外来势力对边疆地区的渗透与入侵，清政府不得不改变长期奉行的“因俗而治”的传统政策，逐步取消边疆地区的原有的多元化管理体制，进而建立行省体制，冀望达到“治同内地”的目标。19世纪60年代以后，在东北、内外蒙古广大地区，逐步改变封禁政策，鼓励内地汉民移居关外，进行移民实边。19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在新疆、台湾建立行省。接着，在蒙古、西藏也实行改制并开始筹划行省。这些措施，标志着清朝传统的治边政策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些转变，对边疆地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八章 太阿倒持的教训
追溯历史，清末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无疑是中国近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开端。在这一时期，中央权威严重下降，逐步丧失了对地方统驭的实际能力；地方势力则迅速膨胀，不断扩大与攫夺中央方面的权益，最终，发展到清末，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平衡遭到彻底破坏的时候，北洋集团鸠占鹊巢，利用辛亥革命的机会取清中央政权而代之。这种情况，构成了清末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基本轨迹。其间，中央与地方权力争斗波澜跌宕，政潮暗涌，绵绵不绝。中央与地方争夺权力所导致的质量互变的结果，对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国政局无疑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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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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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纵横谈
清代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
所谓中央集权，是相对于地方分权而言的。
根据政治学的定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主要是指一定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及其统属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要内容即是中央和地方政权的上下统属和在行政、财政、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权力分配。
有史以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大体存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两种基本模式。中央集权，就是大部分或全部统治权归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没有独立性，其权力由中央政府给予，平时严格服从中央，听从中央政府的号令，并在中央政府的监督、控制下行使权力。地方分权，则是以中央集权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或者可以说是相对于中央集权而言的一种权力分配形式与统属关系。通常是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有独立的权力划分范围，中央与地方之间只是松散的政治联系；地方政府在其权限范围内有高度的裁量权及自主性，有较大的独立性，中央对地方不得随意干涉。
按照政治学原理，地方分权的概念可以划分为“分割性地方分权”和“分工性地方分权”两种。“分割性地方分权”是指中央和地方权力各有独立的施用范围，地方有高度的自主权与裁量权；而“分工性地方分权”，则又是指中央政府以命令授权的形式，将部分权力交与地方的某些官员代为行使。从整体上讲，一切治权皆属于中央。中央在层层节制的基础上，实施有效的指挥。替中央行使权力的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代理机构而已。依据这种说法，本人认为，清初、中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大致可以划归“分工性地方分权”的范围；而清末期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因为与清初、中期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针对其实质内容，则应该将之划归入“分割性地方分权”的范围。
从历史上看，推动中国封建社会行政管理体制演变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其内部的矛盾冲突。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矛盾主要有二：一是皇权和相权的矛盾；二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的矛盾。正是这两对矛盾牵动着中国传统社会专制体制的运行，促使统治集团内部不断在更高水平基础上进行权力资源的再分配与秩序的再创造。
中国自秦以后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经过2000年的发展，这一政治结构坚固而完整。不仅在政治制度方面影响着后来中国政治的走向，就是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大一统文化也深入人心、根深蒂固。从某种程度上讲，能否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应该是关系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统一发展与和平稳定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对于我们国家今日的发展，无疑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任何朝代的统治者都必须认真考虑和审慎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历史实践证明，凡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理较好的朝代，其内部政局一般都比较稳定，行政权力运作也都比较正常，中央的政令、军令能够及时上传下达，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般都维持着“本重枝轻”的格局。如果这个局面被打破，颠倒过来，出现“本轻枝重”现象，则中央政府的权力、权威一般就会下移，中央政府的政令、军令一般就不会得到顺利的贯彻、执行。当地方势力膨胀到一定程度，它们就想推翻中央政权，从而导致天下大乱，甚而出现改朝换代的局面。这种情况，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多不胜举。西汉初年，汉高祖分封诸王，建立侯国；一旦地方诸侯力量壮大之日，便是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地方势力起兵问鼎之时。东汉末年，皇室衰微，董卓、袁绍、曹操、刘备、孙权等地方集团先后而起，最终导致汉祚移姓。东晋八王之乱，导致晋朝灭亡，无须多提。唐代安禄山以范阳为基地而势力坐大，起兵问鼎，导致盛唐从此衰落在先，藩镇割据进而最终导致唐朝灭亡在后。宋代是中国历史上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的一个朝代。北宋建立者宋太祖赵匡胤用“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加强了中央集权，为宋代处理中央与地方的上下关系开了一个好头，却也因为对地方的管理过死造成了宋代国家地方的死气沉沉与行政、军事效率的极端低下的状况。但应当看到，在宋代2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基本上没有出现中央权威受挫的情况。明代初年，燕王朱棣地方势力膨胀，建文帝削藩失败就被其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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