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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历史为什么选择了毛泽东》内容翔实，兼顾理论性和思想性。从毛泽东理论创新的角度，用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思考和回答了“历史为什么选择了毛泽东”。
作者李洪峰同志，多年来从事毛泽东理论研究，具有深厚的理论分析能力和解析能力。《历史为什么选择了毛泽东》为我们解答了，毛泽东能从一介书生成长为军事奇才的重要原因，以及毛泽东如何以“弹钢琴”的方式解决战争重的复杂矛盾，等等。
在《历史为什么选择了毛泽东》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大多数人并不熟知的毛泽东。比如：1949年起，毛泽东经常让秘书到北京图书馆借书。1958年，北京图书馆换发新的借书证，毛泽东特意委托身边的工作人员申请办理。最终，他领取了北京图书馆编号为“1”的借书证。
除去革命家、政治家、军事理论家的刻板印象，作者还原给我们一个鲜活的伟人：对藏书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喜欢反复阅读和做批注、对自然科学和地理方志也充满了热情，这些沉淀都是毛泽东提出许多剑走偏锋想法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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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研究毛泽东的权威学者施拉姆曾说：“100年之后，毛泽东仍是世界人民最为关注的思想家与军事家。”本书为读者权威解答“历史为什么选择了毛泽东？”这一意义重大的问题。
《历史为什么选择了毛泽东》作者李洪峰同志通过对丰富的史料进行分析，梳理了毛泽东在政治理论和革命实践中不断前进的步伐：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如何确立其领导地位、如何解决革命道路上的种种矛盾，以及在何种情况下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等等。
《历史为什么选择了毛泽东》还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分析了佛教、犹太文化等各种理念的碰撞如何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进而追根溯源，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传统文化的交融如何影响了毛泽东的战略决定与理论创新。
在世情、国情深刻变化的今天，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深入分析和总结伟人毛泽东给我们的宝贵经验，不断深化对新形势特点和规律的认识，才能在工作和生活中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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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洪峰，男，汉族，1950年1月出生，研究员。
曾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党建研究局局长，中共西安市委副书记，新华社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新华社纪检组组长，文化部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组长。
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兼职教授；当代书法篆刻院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监察学会副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顾问，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主要著作有《论现代领导之道》、《和中青年干部谈谈领导能力》、《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学习纲要》、《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特点》、《伟大复兴与战略思维》、《中国共产党章程学习笔记》、《论邓小平》、《论陈云》、《廉政论》、《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中国古代的君子文化》、《经济学读书笔记》、《文化学读书笔记》、《政治学读书笔记》、《历史学读书笔记》、《中国共产党章程集注》等。主编有《毛泽东邓小平论党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邓小平论实事求是》、《毛泽东邓小平论中国国情》、《邓小平新时期重要活动纪略》、《中国廉政史鉴》、《文化价值》、《文化责任》、《文化力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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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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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一、毛泽东理论创新的必要条件
（一）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先进性，是毛泽东理论创新的最重要内在因素
（二）中国革命极其广泛深刻的伟大实践，是毛泽东理论创新的实践基础
（三）中国底蕴深厚、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是毛泽东理论创新的基本文化条件
（四）中国共产党是富于理论创新精神，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党
二、毛泽东理论创新的思想方法
（一）充分认识理论的极端重要性
（二）自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三）从问题出发
（四）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五）坚持不停顿地学习
（六）善于独立思考
（七）科学总结经验
（八）抓主要矛盾
（九）心中时刻装着人民
三、毛泽东理论创新的伟大意义
（一）毛泽东理论创新的理论意义，是使中国共产党有了属于自己的科学理论形态，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表现形式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二）毛泽东理论创新的政治意义，是指导建设了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和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作了理论探索和充分准备
（三）毛泽东理论创新的时代意义，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精神萎靡的形象，使中华民族在精神上政治上站立起来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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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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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毛泽东理论创新的思想方法
恩格斯曾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它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 毛泽东的理论创新，也是理论与方法的“一致体”。要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理论创新传统，推进理论创新事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要学习毛泽东理论创新的思想方法。
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创新本质上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永葆先进性。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指出，全党必须牢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他鲜明地提出，党正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面临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在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中国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就是要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建设好我们的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我们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把我们的民族发展好，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目标奋勇前进。全党要自觉经受住“四个考验”，努力防止和避免“四个危险”，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最根本的，是要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全党武装起来。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理论创新的思想方法，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一）充分认识理论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了理论的极端重要性，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都把理论武装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青年毛泽东立志救国救民，其切入点是从理论上、伦理上彻底改造国民。1917年8月23日，他在给黎锦熙老师的信中写道：“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他认为，近代中国“积弱”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民的愚昧落后，“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而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必先“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为此，在湖南一师学习期间，他精心研究哲学、伦理学，立志从此入手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大本大源”。在当时社会思潮激荡、中国寻求真理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各种理论主张。1921年元旦，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发言，对各种思潮和理论主张进行了评说，他指出：“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的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随后，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明确说道：“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 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正确理论，从此以后，毛泽东就认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的“宇宙之真理”，从而“老老实实的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
走上革命道路后，毛泽东始终保持浓厚的理论旨趣，善于对实际问题做出理论分析，高屋建瓴地加以解决。例如，在建党、建军问题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思想，解决了建党、建军的关键问题。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提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他列举了党内错误思想的8种表现：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其中每一种思想斗争都是一项长期的艰难曲折的历史任务。从古田会议到延安整风的十多年时间里，毛泽东始终坚持思想领导、理论领导，发挥着独领风骚的作用。
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理论的重要性。1937年5月3日，毛泽东说：“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的政治报告中专门强调了理论学习问题，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1939年1月28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上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1939年5月20日，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毛泽东说：“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我们干部的‘进货’，就是学习本领，这是我们许多干部所迫切需要的。我们的干部要使工作做得好，就要多懂一点，单靠过去懂的一点还不够，那只是一知半解，工作虽然可以做，但是要把工作做得比较好，那就不行，要工作做得好，一定要增加他们的知识。无论党、政、军、民、学的干部，都要增加知识，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加强理论学习至少要读五本书，我向大家推荐这五本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里马、恩、列、斯的都有了。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个方法可以在各个地方介绍一下，我们不搞多了，只搞五本试试。”
毛泽东强调，学理论从来就是同实际工作紧密结合的。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新的学习任务。1949年3月5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的现状，强调“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时说：“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再次强调理论学习的重要性。1955年3月，毛泽东说：“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 1958年冬，毛泽东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并开始进行纠正。在纠正他觉察到的错误的时候，他感到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的重要性，感到了联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来学习和思考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的重要性。他在11月9日写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的信中，郑重地提出了一个读书的建议，要求各级领导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本人也下功夫研究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毛泽东读了许多遍，做了4本批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 1962 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
在强调理论学习的同时，毛泽东还十分注重理论创新。他反对死读马列的书，反对用静止的、孤立的观点来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毛泽东重视理论学习和理论创新的实践启示我们，要充分认识理论的极端重要性，不断加强理论学习，积极推动理论创新。我们自己的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证明，一个政党，理论上不仅要成熟，而且还要发展，这样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立于不败之地。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终究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 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思想上的统一是全党步调一致的重要保证。一个执政党，只有掌握了先进的理论武器，具有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才能把全党全民族凝聚起来、团结起来，真正承担起推动历史前进的领导责任，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其对理论工作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从世情来看，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际竞争既是综合国力、军事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竞争，也是思想理论的科学性、彻底性的竞争。要在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赢得主动，必须在理论上有新的概括。从国情来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关键阶段，国家既面临重大发展机遇，又面临重大风险挑战。要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党必须在理论上拥有新的发展。从党情来看，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执政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党的先进性得到了坚持和发展，党的执政地位得到了加强和巩固；另一方面，党也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我们党必须在理论上做出新的创造。我们要立足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充分认识到理论工作的重大意义，深入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建设的宝贵经验，不断深化对新形势下理论工作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使党的理论建设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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