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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作者夏凡是北大教授，知名学者，赴美留学十年，继承了范文澜、吕思勉等人的治学传统，对中国史有独到的研究，敢说新见。
2. 本书是继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和《许倬云说历史》之后，最直观、最坦诚地读读者看透民族本性、古代政权核心、思想变革的走向，引发时代变革的思考。
3．一部直面历史性格的书，剥光五千年历史的伪饰，还原扭曲历史的真相，历史从来都有真性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儿。
本书观点：
* 中国一直是中央集权制，皇帝一人说了算，很难实现郡县制，别说有民主的声音，就连经济一直都是实行自给自足的小家经济，这无异于坐井观天。
* 改革就要杀头，官僚改革除了加强皇权和敛财外，极少有人会为百姓利益而改造社会。中央集权大一统的政治结构使得任何改革都难以进行，稍有改革的都会使整个社会体系崩溃。
* 每一种选择都体现一个民族的性格，就像人做事情受心理活动支配一样。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民族整体性格的反映，不仅包括汉族，也包括融合在一起的其他少数民族。
* 一个民族没有灭顶之灾的威胁绝对想不出更好的制度来，这不是先知先觉者的迟钝，而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欧洲工业文明的进展，更多来自他们自己殊死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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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历史从来都有真性情》是一本解读中国史的通俗之作，多视角剖析中国几千年来权力核心下的人性之困，探寻国家和民族变革的出路。
《历史从来都有真性情》从大格局、大视角出发，以上下五千年之历史演变，诠释中华文明、文化观念、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思维模式、社会民生百态等。探讨的问题包括：封建制和郡县制的优缺点有哪些？古代的政治改革为什么如此艰难？君权的常态和变态有哪些？皇权和相权是如何博弈的？历史上那些舍身求变的“脊梁”何在？士在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理学是一种进步还是思想钳制？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将何去何从？
历史从来都有真性情，历史其实很真实，每一种选择都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性格。作者夏凡截断众流，窥一斑而见全豹，从历史千古大变局背后，透视出民族性格与文化基因背后的自我繁衍、转变和阵痛。
痛定思痛，是时候化阵痛为力量，锐意变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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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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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凡：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知名学者，曾赴美留学十年，涉猎广泛，长期从事中国政治史、经济史与文化史研究。他继承了范文澜、吕思勉等人的治学传统，博采现代史学家之长，擅于挖掘历史的细节，探索深层的人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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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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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反刍历史，与灵魂相遇
第一章 探寻真相——历史的开端 1
一、神话是历史的源头 2
二、是什么导致了历史失真 9
第二章 秦朝的政权结构——千年不破 13
一、千古不变的政局 14
二、刻薄的商鞅 17
三、六国与统一擦肩而过 21
四、秦朝为什么要集权 25
五、中央集权郡县制的演变 26
六、历史循环往复的怪圈 30
第三章 改革为什么难成功——变革的阻碍 35
一、王莽改制，人格分裂的局限 37
二、北魏孝文帝改革，急功近利 45
三、王安石的变法死局 48
四、张居正最后的挣扎 54
第四章 帝王功业——扭曲的价值观 57
一、别仰视秦皇与汉武 58
二、天骄成吉思汗背后的血腥 64
三、杨广大头症患得不轻 68
四、名将与血色残阳 73
五、如何看待帝王的功业 77
第五章 相权与君权的博弈——胳膊拧大腿 79
一、从“萧规曹随”到汉武内朝 81
二、东汉的尚书台阁 85
三、“杜断房谋”与“三权分置” 87
四、宋代劝谏文化的形成 91
五、明朝内阁与清朝军机处 94
第六章 非主流政治——专制下的政治丑态 99
一、母后政治 100
二、外戚政治 107
三、宦官政治 111
四、酷吏政治 115
五、军阀政治 119
六、奸臣政治 122
第七章 士精神——中华民族的脊梁 127
一、何谓“士” 128
二、士精神的起源 132
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133
四、忍辱负重的典范 136
五、士为知己者死 139
六、侠义之士 145
第八章 农民运动——被诅咒的历史怪圈 149
一、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在哪里 151
二、张角的黄巾起义 153
三、黄巢与李自成 157
四、成功的刘邦和朱元璋 160
五、《水浒》只是一个民间梦想 164
第九章 隐士风度——逃避还是曲线济世 167
一、隐逸思想的来源 169
二、竹林七贤的带动作用 174
三、佛道合流的出世情怀 180
四、隐士的贡献 185
第十章 思想的启蒙——重压下的异端学说 189
一、汉代经学的不同声音 191
二、离经叛道找不到出路 195
三、宋明理学的要义 199
四、朱子学说成就了谁 206
五、陆王心学的出路 210
六、对理学的褒贬不一 216
七、明末清初的思想启蒙 220
第十一章 命运走向何处——灭顶之灾的启示 231
一、别笑，你就是井底之蛙 232
二、到底谁是卖国贼 235
三、林则徐真能救国吗 239
四、谎言帮与叶名琛的无奈 244
五、日本人的选择 248
六、清议与反思 250
七、思想与现实之间难解的死局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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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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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反刍历史，与灵魂相遇
一
我一直是个历史爱好者，青年时代也自认为很懂中国的传统，但随着各种档案和资料的解密以及新的学术研究成果问世，我突然发觉自己以前几乎是处于对历史与文化的无知状态。这种无知并非由不读书造成，恰恰相反，是之前读得多了导致的。历史课本与评述全都囿于某种框架，有意无意间，我们被人带着，很多事件雾里看花越看越不清，自然而然就会走进误区。
从此以后，我不知不觉地受到清代考据派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强调史实本身的实证与其他多方材料的印证。在学习与思索的过程中，我慢慢体会出当年陈寅恪提倡“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乃是学者的第一品德的缘由，若没有这个追求，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这牵连出对一个人学史和治史的内在要求：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历史？
史书究竟应该为古人或死人而作，还是为生人和后人所写？这也是关系到史学根本出发点的问题。中国人虽然说盖棺论定，然而死后的任何评价也只对活着的人有参考和警示价值，斯人已去，你骂他浑蛋也好，说他是圣人也罢，对他本人均已毫无意义。人类记述自己的过去并不是为了办展览会，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以史为鉴，让现代人不再重复古人的错误，为后来人寻找到更加幸福和美满的生活方式。
李世民曾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强调的也是后人根据历史经验判断出社会的发展脉络。
二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独特的文化之一，它像一座宝库，在经历了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以及本民族毁灭性的怀疑后，仍能不断发出光芒。这与整个国家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
喜马拉雅山脉可以算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雄伟、最高大的山峰群了，它横亘在青藏高原的南端，位于中国西藏与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等国之间。它是一条很年轻的山脉，三千万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大海，由于印度洋板块向北俯冲，撞击欧亚大陆板块，造成喜马拉雅一带地壳的隆起，逐渐形成高耸的山峰。青藏高原成为世界屋脊，大概是在三百万年前，喜马拉雅山脉阻隔了印度洋暖流向北的移动，致使高原以北成为干旱少雨的地方。这也是世界上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以及中国西北部库姆塔格、古尔班通古特、巴丹吉林、腾格里等一系列沙漠形成的原因。强大的西北风把新疆、内蒙古西部与甘肃境内的沙尘不断向东、向南吹，逐渐堆积成黄土高原，成为肥沃的土壤来源。
黄河并不像谚语中说的那样是条多灾多难的河流，它更多地承担了华夏民族“母亲”和“摇篮”的角色。洪水泛滥解决了水利灌溉 .题，淤泥则成为土壤中的肥料。华北平原是一个典型的冲积型平原，由泥沙沉积而成，黄河、淮河、海河、滦河等河流不断地把大量黄土冲到中下游，很多地方沉积厚度可达七八百米，沉积最厚的开封、商丘等地甚至超过了五公里。黄土与河流构成了农业文明产生的基本要素，就像尼罗河水一年一度淹没两岸地区孕育了古埃及文明的诞生。
与农业文明发生所需条件相一致，中国人的历史观是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即天文、地理与人类的共同作用创造了我们活动的轨迹。农业生产除了土地、河流等基本条件外，最重要的就是天时。农作物的生长规律是与日月星辰的运行密切相关的，因此根据天文来安排人类的生产活动，直接关系到农业劳动的收成。运气好，风调雨顺，能有好的回报；碰上天灾、干旱或洪涝，就有可能饿殍遍野。这也是人们祭天的最早动机。处于靠天吃饭状态的人类很容易把天想象成跟人一样有感知，希望通过对天表达敬意来换取天对人的好感。所以古人认为，自然灾害是天对人的惩罚，而五谷丰登也是天对人类善行的赐予。
人类构建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往往取决于自然条件与自己的生存状态，当黄河文明在孕育的时候，这种以农业为基本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文化已经定位。农民是分散的，他们的利益不在于通过参与而表达自己的诉求，而更倾向于选择领袖统治制度。田园牧歌中，人们感觉不到政治追求的迫切性。农业社会的管理方式是粗放的，也只能粗放，因此人治下的法律虽弊端丛生且不能很好地解决社会问题，但已足以应付普通情况，而法治管理所需成本则不是一个农业社会所能承担的。这种成本不光包括物质层面，与之配套的一系列精神价值观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行为方式也同样需要花大力气来培养。
三
在人类从血亲部落的原始社会向形成国家政权的转化过程中，宗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时的宗教承担了解释世界、培养人们内在的道德、充当人的行为规范标准以及惩戒方式等功能，甚至给处于艰难渴望中的人们一种心理指导或安慰。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宗教便没有文明社会的诞生。广义的宗教是与建立道德体系紧密相关的一种文化现象，它除了在思想和感情上影响人类外，也发展出伦理标准和礼仪规范，进而构成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的基础。
从一开始，政权结构就是建立在皇帝、国王、诸侯、将军这种专制的体系上。
这不能说是人类缺乏想象力的结果，而是一种文明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以等级制来建立家族与社会关系并非人的创举，我们从对灵长类动物猩猩或狒狒的家庭组合模式的观察中，可以发现各种人类组织行为方式的原始雏形。将自己置身于一定的权威之下，用牺牲部分自由换取某种安全保护，成为组成社会的一种共识。法国思想家卢梭指出：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是上帝指定的东西，而是建立在人的意志的基础上，一个社会唯一合法的东西就是它的成员同意某种契约，这种公约将依照大多数人的利益，把自由和正义的统治结合起来。
这本书主要是从大文明的角度来探索中国的政治史和思想史，以及附在其上的具体事件，并试图对其反映的文化现象加以归纳和说明，给读者以启示。
四
一个人写书的过程也是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任何一本书，看上去是说古道今，好像都是别人做过的事情，似乎与作者无关，其实，书中体现的全是作者的人生境界。
所有人生的智慧其实是在痛苦中得到的。对我来讲，最早起心动念想写作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研究成果需要展示，而完全是自己在认清现实后，在认真的反省当中，对生命有了一些体悟，想把它表达出来。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眼睛是长在头顶上的，挫折中失去的痛苦使我能够静下心来思考，并仔仔细细地总结生命里的得与失。在检讨人为犯错的过程中，我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古书的智慧，先贤们早已把人生道理教给了我们，只是因为我们自身的水平太差，才在一个地方反复跌倒。通过反省，我的生活开始改变，静坐逐渐成为一种常态。我不仅舒展开紧锁的眉头，一旦解脱了自我的焦虑，对待所有人和物也都宽容起来。我终于不愿四处奔波寻找所谓的“洪福”，而是躲在家中，享受清静带来的愉悦。虽然人最早的痛苦起源于平常生活中欲望的不满足，但是经过升华，将日常的内心苦闷转变成范仲淹所说的“天下之忧”时，智慧之光就会慢慢显现。
反思和自我批判使自己真正上了一个台阶，我仿佛将大学重读一次，又好像牛的反刍，把吃进去的东西再度咀嚼，系统地将旧书重读与静思。温故确实可以知新，读过的书籍再读一遍，体会和感悟不同以往。本书就是在这么一种状态下写成的，它是我对以前所学知识不断再认识的一种记录。这本书虽以历史命名，却并不是一本史书，更像是拾遗补阙的一些闲论。书中有不少我个人的见解，缺陷和错误一定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纠正。
夏 凡
于北京大学
█刻薄的商鞅
秦人起源于甘肃天水一带，最初是在“西犬丘”也就是现在的礼县附近。秦国国君的祖先因为牧马有功，被周天子封为诸侯，秦人是由西陲到雍城再到咸阳逐步发展起来的。秦人给别人的感觉就是：西北汉子，粗犷而纯朴。当秦孝公（嬴渠梁）发出求贤令的时候，秦国仅仅是个边陲的二流国家，孝公也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一纸命令引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他等待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
商鞅原名公孙鞅，因为是卫国国君的后代，又称卫鞅，在秦国执政后因对秦国有功而封给他商於之地十五邑，故又称商君。公元前361年，公孙鞅出函谷关进入秦国，他面对的是个烂摊子，落后、穷困、腐败、一片混乱。这时的秦国还处于半野蛮状态，话说回来，日子过得好就没必要向国外招贤了。
公孙鞅通过秦王身边太监景监的推荐，屡次三番见到孝公。他们的会面也充满了戏剧性：首先公孙鞅跟嬴渠梁大谈三皇五帝等大道理，把嬴渠梁说得睡着了；第二次谈王道，嬴渠梁仍没有什么兴趣；第三次谈霸业，终于得到某种首肯；公孙鞅知道这位秦王想干什么了，第四次他把嬴渠梁说得几天不厌。在中国，帝王的事业可以有三种选择：要么做尧舜禹那样的仁义之君，这是帝业；要么像周天子统一寰宇、君临天下，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这是王道；要么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用武力蚕食各国并强制别的国家服从自己的指挥，这就是所谓的霸业。显然嬴渠梁认为自己只能做霸王的事，王道太遥远，三皇五帝更不可企及。
经过一番与保守派甘龙和杜挚的论战，公孙鞅得到了秦王的支持，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他的改革内容如下（参照柏杨《中国人史纲》）：一、强迫人民学习最低程度的礼仪。父母、兄弟、姐妹不准同睡一个炕上，必须分室而居。
二、统一度量衡制度。
三、建立地方政府系统。有了县、乡、村等机构和划分。
四、建立社会基层组织。十家编为一组，一家犯法，其他家若不检举，也按犯罪处理。这是“连坐”，鼓励告密。
五、每个国民必须有正当职业，否则送到边疆垦荒，不管你是世袭的贵族还是“富二代”。
六、用优厚的条件鼓励移民、增加人口。因为人口就是资源，也是兵源。
七、鼓励生产。生产多的人免除赋税和劳役。
八、一家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强迫分家。目的在于增加生产与人口。
九、人际间的争执必须诉诸法庭裁判，不许私人决斗。
十、对敌作战是第一等功勋，受赏最多。
十一、作战有功是升迁之本，贵族的身份和商人的财富都没用，只有拥有战功才能担任政府公务员。
公孙鞅的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改革。他不仅使秦国迅速强大，更为重要的是，他是中国中央集权下郡县制的奠基人。他改革成功的秘诀在哪里？
“变法的意义不仅是单纯地改变法令规章，不仅是单纯地改变上层建筑，而是彻底地改变，军事改变，政治改变，政治组织、社会结构和风俗习惯改变，甚至道德价值标准和人生观念都要改变。”（柏杨《中国人史纲》）彻底是改革成功的秘诀。没有彻底的精神，不可能让一个落后的国家只用了十九年就勃然奋发，甚至在公孙鞅死去后也没有逆转。彻底改革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尤其在改革面对旧有利益时，任何一种对既得利益的伤害都会造成激烈的反抗。拥有既得利益的人不会考虑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而主动放弃利益，相反，即使明天国家就会灭亡，也绝无法阻止他们攫取今天的利益。自古如此。
赵良曾劝公孙鞅与旧贵族妥协，并以百里奚为效仿对象来谈，被公孙鞅拒绝。
司马迁认为商鞅天资刻薄，为人少恩。这个评价是对的，但也恰恰是这样的人，才能把改革事业做到彻底。试想，若公孙鞅听了赵良的话有所松动，他的利益就会很快与旧贵族利益相融合，那么变法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对中国式中央集权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三个人——公孙鞅、嬴政、李斯，史书在其为人的评价上都不高。历史的跨越性发展，有时候需要坚定的“破坏者”。
司马迁对嬴政是没有什么好感的，他借尉缭之口骂了一通这位千古一帝：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
大意是：嬴政的长相，驼峰似的高鼻，细长眼，鸡胸，声音沙哑得像豺狼一样（这是一副残疾人的相貌）。一看便知他是属于刻薄寡恩、虎狼心肠之人。当形势所迫，他能立刻屈身于人，得意时也会轻易把人干掉。尉缭作为一介平民，当嬴政需要时常常自降身份对他礼敬，但尉缭心里明白，假如秦王实现并吞天下的野心，他转过身就会把所有人都当成奴隶。野兽嘛，只有需要而没有感情。这样的人不能长期与之交往，所谓伴君如伴虎。由此看出，嬴政的内心也是不健康的。
司马迁对李斯也没什么好看法，关于他的介绍上来就讲了一个老鼠的故事：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大意是：李斯是楚国上蔡人，年轻的时候，在地方做小公务员，上厕所看见老鼠吃着脏东西，一旦有人和狗走近就惊恐而跑。又一次李斯去粮仓，看见粮仓中的老鼠吃着粮食还大摇大摆，根本不怕人和狗。李斯不禁慨然而叹：“人的好与坏就像老鼠一样，在你所处的环境和地位啊！”厕鼠有恐，仓鼠无忌。李斯的世界观是功利的，甚至可以说是势利的，所以司马迁言下之意是把李斯永远放在鼠辈的范畴里了。
回到过去。在尘土飞扬的关中平原上，公孙鞅逃跑着，他的保护伞嬴渠梁一命呜呼了，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人终于看到了报复的机会。到函谷关前，他想住店，店家告诉他：“商君颁布的法律必须要身份证明，没有的话我也要受连带责任。”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这下他懂了什么叫自作自受。他曾激烈地反对世袭的分封，如今他只能依赖自己的封地这点儿家底做最后的顽抗。但在他变法的刺激下，战斗力大增的秦兵毫不留情地杀了他并且车裂示众，他的整个家族也被消灭。公孙鞅以自己和家族的牺牲成就了秦国，他的下场经常恐吓着后来的改革者，使后来人宁可修修补补混日子，也不愿冒险得罪上层利益集团。
公孙鞅更多的是奠定了一个诸侯国的中央集权模式，而将这一模式不断推广，在统一后的大秦帝国重新设计，就是嬴政和李斯的功劳了。李斯晚年参与胡亥和宦官赵高的阴谋，对秦始皇的死秘不发丧，用假的诏书害死本该即位的大公子扶苏和戍边的大将蒙恬、蒙毅。他也同样自作自受，很快就遭到赵高的陷害，最后下场是被胡亥腰斩于咸阳。临死前，他对着儿子哀叹：“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别说打猎，如今连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都不可能了。李斯父子抱头痛哭，家族全被杀光。
李斯说的话始终与一个大政治家的作为不配，嬴政虽是建立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决策者，但具体事务却都是李斯在进行，说李斯是中央集权制的总设计师并不过誉。嬴政自己虽然是病死的，但随着秦朝的迅速灭亡，他的子孙和家族也被彻底消灭。
曾经的“时势造英雄”论调在此被推翻。商鞅刻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制定的法律对待人民从一开始就用严刑峻法；李斯极端自私，只要对秦国国君和自己有利就好，没有丝毫的正义感，更不考虑民众的利益；嬴政好大喜功，他灭六国是满足自己的征服欲，他让全国人民修长城、建宫殿、造陵墓为他一人服务，以致民不聊生。我们会发现，某些影响历史的很重要的法令与决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竟然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而并非远见卓识。
记载公孙鞅言行和文章的《商君书》是一部影响深远的法家名著；李斯用隶书统一中国的文字，其《谏逐客书》也足以称得上千古名篇。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贡献非常大。评价政治家，要辩证地看，应该看他们所建立的功业，这是主要方面，不能囿于道德的框架。
█六国与统一擦肩而过
历史并不是只把机会给了秦国。平心而论，其他六国都曾不逊色于秦国，齐、楚、魏、赵在某一时期甚至比秦国更有优势。商鞅变法三百年前，管仲就在齐国开始了有利于加强国家政治、经济实力的一系列改革，其中很多方法都符合法家理论，甚至与公孙鞅的一些政策共通。
在齐国，管仲首先在土地和人口政策上进行改革，不再坚持“井田制”的传统，而是承认土地的现实占有状况（私有化），改劳役助耕制为收取实物地租。管仲还“相地而衰证”，根据土地的好坏而确定税收。在经济上，管仲重视贸易和盐铁的经营。齐国靠海，鱼盐资源丰富，管仲设立“轻重九府”，通鱼盐之利。他实行平抑粮价的政策，限制豪强对百姓的强取豪夺，在税收上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国家铸造货币，保持币值的稳定。在政治上实行“三国五鄙”制，打破家族分封的界限，重新划分行政组织，组织军事编制。
管仲把国家的行政分为三个部门，制订了官吏制度。建立工业、商业、渔业、林业管理机构。在一定户数的基础上设立逐级行政管理的职务，县上设大夫。齐国共有五个大夫的属地。每年初，由五属大夫把属内情况向齐桓公汇报，还可督察官员的功过。于是全国形成统一的整体。这无疑是走向中央集权的第一步，已经初具郡县制的模式。在军事上，“作内政以寄军令”，实行兵民合一。管仲强调寓兵于农，组织农民预备役军队，每户一人，按“三国五鄙”的层级编制，把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起来，利用农闲或狩猎进行军事训练，从而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管仲的改革全方位地加强了国君的集权，使得整个齐国成为一个整体，为日后秦国的“商鞅变法”提供了很多可资借鉴的参考。例如，公孙鞅在管仲保甲制的基础上又加了“连坐法”。管仲是爱民的大政治家，他很注意百姓的休养生息，这一点难能可贵，从他身上可以看出齐鲁先进文化的传统。公孙鞅制定刑法过于暴虐的一面在齐国没有市场。
最有资格成为中央集权开创者的应该是魏斯——魏国的开国之君魏文侯。在他刚刚接替他父亲魏桓子，成为魏国统治者的时候，魏国不仅没有得到周天子的承认，而且局限于晋东南运城一隅，西隔黄河与秦国相对，北面正对吕梁山且受到赵国的挤压，南部是中条山，东部是王屋山和新兴的韩国，地理位置处于被各国封锁状态。魏斯从礼贤下士做起，拜孔子的学生子夏以及儒家学者田子方、段干木为师，给予儒家很高的文化和学术地位。政治上，他任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法家著名人物，在战国七雄中率先开始变法。穷极思变，危机反而更能使人振奋。
李悝是卫国人。历史很有趣，小小的卫国出了三位变法大家：李悝、吴起、商鞅，结果都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卫国的人才在其他国家大放异彩。同样，后来三国的诸葛亮，躲在隆中，却被人找到。这说明了一个问题，穷困处有凤凰，出身低微或贫困的人也能成就。
李悝变法的内容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采用“选贤任能，赏罚分明”的国策，废止世袭贵族的特权，主张“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把官职和俸禄授予那些对国家做出贡献的人，跟秦一致。
“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土。”对于世袭贵族，剥夺其官职和俸禄，给下层人开辟建功立业的机会，把“世卿世禄”的旧贵族制度改变成国君根据功劳而任命的官僚体制。
第二，编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法典──《法经》。该书在中国的地位就像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和法国的《拿破仑法典》，对人类法律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法经》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律》和《具律》六篇，在魏国使用后，又由商鞅带往秦国，秦律即从《法经》脱胎而成。汉律承袭秦律，历代相沿。
第三，李悝是重农主义的开山鼻祖，他提出了“尽地力”的农业政策，容许农民“开阡陌封疆”，鼓励自由开垦土地，提倡在一块土地上杂种各种粮食作物，要求农户在住宅周围栽树种桑，充分利用空闲地扩大农户农副业生产。增产者赏，减产者罚。事实上破坏了井田制，承认了土地私有。
第四，实行“平籴法”，保障民生。在年成好的时候，政府以平价收购余粮作为储备，使粮食价格不至于暴跌；荒年时再以平价出售，保证粮价不至于暴涨。应该说这是中国最早的粮食储备制度。
第五，任用吴起改革军制，采取精兵措施——“武卒”。武卒要求有高超的格斗技能，国家对入选者一律给予很好的物质待遇，包括免除全家赋税等。武卒的晋升完全凭借军功。魏军经过改革后战斗力大增，吴起利用这支军队，在西河战场上不断取得对秦军的胜利，秦国一度被压得抬不起头来。
李悝变法是商鞅变法的序幕，也是商鞅变法的蓝本，公孙鞅的治国方略不是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作为卫国公子的公孙鞅最早是投奔魏国而来，他的才能很快就得到了当朝宰相公叔痤的赏识，于是公叔痤在临死前将他推荐给魏斯的孙子魏罂，并告诫魏罂要不然重用他，要不然杀了他，以防资助敌人。可惜后来魏罂以为公叔痤病重，说话语无伦次，没有用公孙鞅。
魏斯有改革魄力，虽然当了五十年国君，却仍然没有把该做的事做完。魏斯的儿子魏击不仅没能用好吴起，反而在一次宫廷阴谋中逼走了吴起。于是变法运动就像流星一样划过魏国的天空，没能改变魏国的国运，一度强盛的魏军，在庞涓两次被齐国的孙膑击败后一蹶不振，魏斯创办的家底很快被子孙挥霍一空了。
不仅仅是魏国，吴起在楚国的变法经历同样以失败告终。吴起学于儒家，做事像法家，成功之处却主要在兵家。因其成就更多在军事上，史书常把他与孙武并称。吴起既有与下属同甘共苦，为生疮士兵吸脓的感人经历，又有为了当上将军而杀妻的野蛮行径；既有贪慕荣华虚名、好色的毛病，也有廉洁奉公、才华横溢的优点。他一到楚国就被楚悼王芈疑任命为宰相。吴起像变魔术一样，只几年时间就使楚国迅速强盛起来。然而上天给他的时间太少了，芈疑一死，吴起就被乱箭射死，命运之尴尬同公孙鞅一样。在战国的改革家中，最有才华的莫过于吴起，然而，无论在魏国还是在楚国，吴起都没能创造奇迹，命运将中央集权奠基人的位置给了公孙鞅。
让我们做个假设：如果齐国和魏国改革成功，它们统一了中国，会是个什么样的政治结局？齐国应该说是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从齐国拥有战国时代的最高学府“稷下学宫”就可以看出来。稷下是齐国都城临淄的一个城门，在城门附近的大学就叫稷下学宫。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所有学派，包括道、儒、法、墨、阴阳、小说、纵横、名、兵、农、杂等家，同时汇集了全国的主要学者多达上千人。
那个时代，全国人口也不过两千余万，交通又不发达，能聚集那么多的学者，说明这个全世界最早的学术中心可谓盛况空前。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接舆、季真、环渊、彭蒙、尹文、田巴、兒说、鲁仲连、驺奭、荀子等都在此讲学。经常跟随孟子的门徒有好几百人，淳于髡的弟子多达三千，荀子曾三次担任学宫的“祭酒”（学会首领）。难能可贵的是，当时，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不管其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与派别如何，也不论国别、年龄、资历等出身，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自由的氛围使临淄成为当时各种思想荟萃的中心。这些学者间既有争辩和诘难，也有相互的学习与吸收，齐国成为真正体现战国思想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典型。
从齐桓公开始，齐国历代君主对学者们采取了十分优礼的态度，封了不少著名学者做“上大夫”，甚至“受上大夫之禄”。这在中国开创了以学者身份享受爵位和公务员待遇的先河，甚至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可以不在其位而随便发表各种见解。因此，稷下学宫具有最高学府和国家智库的双重性质，既是一个官办的学术机构，又为政府提供政治咨询服务。
在魏国，魏文侯师从子夏并一手推动西河学派的建立和发展，兼容并蓄地培植法、儒各家，文化一度也很繁荣。
齐、魏两国统一中国或许会在三方面与秦国有所不同。首先是文化的传承。学术思想习惯了某种程度的自由就很难改变，而所有文化与社会的进步都来自自由的思想和对人性的尊重。战国时代诸子百家达到的学术水平成为中国文化的绝响，这与秦国消灭不同思想的愚民政策以及中央集权的体制密切相关。其次是民本思想的发展。中原是儒道墨等家的发祥地，无论民众还是君主都会或多或少受孔孟与老庄的影响。虽然齐宣王和梁惠王不爱听，但还能尊重孟子并耐下心来听他挖苦自己一番，这便是文明的标志，也是民主的萌芽，但这一进程被法家的帝王思想阻断了。最后，是因为齐国靠海，贸易非常发达，海洋文化的特点是开放与交流，与农业锁国形成鲜明的对比。魏国也是靠运城的盐业起家，地理位置属于中原，四通八达，贸易与它商业中心的地位很关键。开放的精神会促进文明的发展。中国科技水平的停滞是因为缺乏动力，商业和航海肯定会比小农经济更有利于科技的发明创造。
到了战国末年，齐国、魏国、楚国、赵国等，它们的城池都是直辖中央，由国君派官吏去管理，不再是贵族们的采邑了。“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秦国的中央集权是在上述诸国已经逐步集权的政治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只是秦国改革得更彻底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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