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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朱熹注解的《四书集注》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用力最勤的著作，临终前一天还在修改此书。他的注解是也是四书的诸多注解中最有权威和影响最大的，宋元以后的读书人学习四书都要参考他的注解。可以说，朱注四书自元代之后就是我们学习儒家时“无法绕过或视而不见的大山”。然而朱注中有很多观点纯属个人的阐发，实则偏离了原书的意旨。这座大山中的歧路让多少人在其中迷途不返。曾有人对朱注作过批评论证，但缺少体系化的论述。
傅佩荣教授条分缕析，拨云见日，对朱注四书集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为我们解读四书的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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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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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分为四部分，依序是针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朱注所作的批评辩证。其中《论语》的内容最多，着重指出孔孟的基本观点是“人性向善”。探讨《孟子》部分时，作者分析了一系列与人性有关的概念，最后也与朱注得出大不相同的结论。《大学》部分中，作者对“格物致知”的理解既与朱注有别，也与王阳明的诠释不同。到了《中庸》部分，作者则像是撰写一份心得报告，因为前面三书确立了儒家的思想基调，至《中庸》已有总结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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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傅佩荣，1950年生，祖籍上海。毕业于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先后获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和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荷兰莱顿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客座教授。现为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主要著作：《哲学与人生》《儒道天论发微》《儒家哲学新论》《易经与人生》《傅佩荣解读论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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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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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论语》部分
1.时机的重要
2.自我反省
3.好德与好色
4.交友之道
5.贫而乐道
6.情感真挚
7.立志学习
8.解除迷惑
9.“天命”是什么？
10.顺从天命
11.从心所欲
12.尊敬父母
13.脸色和悦
14.面对异端
15.三纲五常
16.礼的意义
17.祭祀鬼神
18.向天祈祷
19.一贯之道
20.天道之意
21.人与本心
22.无关天命
23.颜子之乐
24.应该真诚
25.关于鬼神
26.博施济众
27.何有于我
28.朝闻夕死
29.德必有邻
30.孔子之忧
31.束修之礼
32.主持丧礼
33.重视斋戒
34.德的意义
35.面对鬼神
36.生死问题
37.善人的特色
38.曾点言志
39.克己复礼
40.管仲之仁
41.无为而治
42.先后问题
43.“性相近”的讨论
44.三戒与三畏
45.益者三乐
46.三年之丧
47.父子相隐
48.不了解孔子
49.后人误会孔子
50.圣人可学而至吗？
51.朱注所肯定的孔门弟子
52.朱注所批评的孔门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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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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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论语》部分
1时机的重要
翻开《论语》，首先是《学而》篇，首章的第一句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朱注先说“学”：“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朱熹果然是哲学家，看到一个“学”字，就要翻出他的哲学底牌，肯定“人性皆善”。就孔子的原文来看，此处并未谈到人性是善是恶的问题。朱熹若说性善，又说要复其初；我们随之要问：宗教可以用“原罪”或“无明”来解释“失其初”的缘故，但儒家不是宗教，没有这样的教义或神话。儒家是哲学，必须依据经验，再作合理的推论与诠释。因此朱注一开始不但未能助人明白孔子思想，反而制造了新的问题。
接着，朱注说：“既学而又时时习之。”他又引谢氏之语：“时习者，无时而不习。”可见他把“时”看成“时常”。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采用最笨拙但较可靠的方法，就是“以经解经”。《论语》全书，“时”字出现十一次，除了指历法（“行夏之时”）（1511）、季节（“四时行焉”）（1719）、人生阶段（“少之时”）（167），其他皆指“适当的时候”，无论作为名词、动词、副词皆是如此。
像子产“使民以时”（在适当时候役使百姓）（15），公叔文子“时然后言”（在适当的时候才说话）（1413），孔子 “不时不食”（不是适当的时候不吃）（108）等。换言之，“时”字未有当成“时常”来用的。
孟子依此也以“时”代表“合乎时宜”，并且肯定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圣人之中最合乎时宜的）。相对于此，另外三种圣人是“圣之清者”、“圣之任者”、“圣之和者”（《孟子万章下》）。孔子则是：当清则清，当任则任，当和则和，一切依时宜而定。
孔子怎么描写自己呢？他曾称赞古代七位贤者，认为他们各有杰出表现，但结论是：“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188）意思是：他没有要怎么做，也没有不要怎么做。”一切以“义”来决定。“义者，宜也”，所指正是合乎时宜。
谈到“习”字，朱注说：“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意即像小鸟学飞一般，不断练习所学之事。如果“时”是时常，而“习”是鸟数飞，或如朱注所引“程子曰：习，重习也”，亦即再三练习，那么，“时”之意在“习”中，“时”不是多余的字吗？于是，大家熟知的《论语》第一句话经过朱熹的注解，就引起了不必要的争议。
事实上，“习”字在《论语》中只出现了三次，除了此处之外，另有曾子说的“传不习乎？”（14），与孔子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72）。“习相远”的“习”是指后天的习染，如环境、教育与个人习惯所造成的结果，与此处所言较无关涉。而“传不习乎”则与此直接有关，朱注说：“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有关这句话的朱注，下文即将有所讨论，但是把“习”说成“熟之于己”，仍偏向记诵及技艺之学，如果扣紧孔子所教的“文、行、忠、信”（725）来看，它更可能是指“实践”而言。观乎孔子所说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6），以及他所论“好学”之处，皆不离“实践”而言，可知以“习”为实践更合孔子之意。
因此，孔子在《论语》一开头所说的是：“学了做人处事的道理，并在适当的时候实践，不也觉得高兴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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