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万千教育学前·与幼儿一起解决问题：捕捉幼儿园一日生活中的教育契机
》
售價：NT$
214.0
《
爱你，是我做过最好的事
》
售價：NT$
254.0
《
史铁生：听风八百遍，才知是人间（2）
》
售價：NT$
254.0
《
量子网络的构建与应用
》
售價：NT$
500.0
《
拍电影的热知识：126部影片里的创作技巧（全彩插图版）
》
售價：NT$
500.0
《
大唐名城：长安风华冠天下
》
售價：NT$
398.0
《
情绪传染（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名著译丛）
》
售價：NT$
403.0
《
中国年画 1950-1990 THE NEW CHINA: NEW YEAR PICTURE 英文版
》
售價：NT$
1100.0
|
| 編輯推薦： |
曾为大江弄潮儿
便成绿叶也英豪
在中共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周恩来的顾全大局、沉着坚定，起了极为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
|
| 內容簡介： |
|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袖。从1927年起，他就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为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在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中，在多次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历史转变关头，为挽救党，为党的事业的继续和发展，他总是顾全大局，沉着坚定，起了极为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作为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周恩来参与过党中央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几乎所有重大决策，而且是实施这些决策的重要组织者和指挥者。他在自己一生的革命生涯中所表现的大智大勇，文韬武略，令敌人胆寒，使所有革命者衷心敬佩。
|
| 關於作者： |
|
穆欣，原名杜蓬莱，河南扶沟人，1920年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创办了《战斗报》。1940年参与创办《抗战日报》（后称《晋绥日报》），任通讯采访部主任。1946年后，任新华通讯社特派员、解放军第四兵团分社社长、云南分社社长，志愿军第三兵团农宣传部部长兼新华分社社长。1956年后，历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教研室主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外文发行出版局副局长兼人民画报社社长、总编辑。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拔剑长歌一世雄续范亭生平》《南线巡回》《邹韬奋》《关向应传略》《陈赓大将》《穆欣通讯选》《王震传》等。
|
| 目錄：
|
永恒的怀念（代序）
一、震撼上海滩的追杀叛徒案件
1. 在白色恐怖下战斗
2. 目标针对周恩来的袭击
3. 彭湃、杨殷惨遭杀害
4. 叛徒终未逃脱膺惩
5. 令敌人胆丧的“红队”
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一场斗争
周恩来领导扑灭顾顺章叛变引起的灾祸
1. 顾顺章何许人也
2. 倾筐倒箧的叛卖
3. “一网打尽”的阴谋彻底破产
4. 周恩来安抵中央苏区
5. 伍豪启事”出笼后的启事大战
6. 叛徒顾顺章的可耻下场
7. 顾顺章叛变的危害和教训
8. 斩断江青射出的毒箭
三、周恩来在西战场
1. 三大战略部队在山西展开
2. 折冲樽俎，力挽狂澜
3. 开展华北游击战争的巨大贡献
四、中国命运攸关的三次论战
周恩来领导党报和《大公报》的政治交锋
1. 《大公报》何以成为中共党报的劲敌？
2. 周恩来《致大公报书》
3. 《与大公报论国是》
4.《可耻的大公报社论》
5.《大公报》拥蒋反共的阶级根源
附
（1）致大公报书（周恩来）
（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5月21日）
（2）谣言与烟幕
（《解放日报》社论，1941年5月28日）
（3）晋南战役的教训
（《解放日报》社论，1941年6月9日）
（4）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王芸生）
（《大公报》社评，1941年5月21日）
（5）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张季鸾）
（《大公报》社评，1941年5月23日）
（6）与大公报论国是
（重庆《新华日报》社论，1945年11月21日）
（7）驳《大公报》（陈伯达）
（《解放日报》，1945年12月8日）
（8）摩登唐?吉珂德的一种手法（郭沫若）
（1946年7月10日）
（9）质中共
（《大公报》社评，1945年11月20日）
（10）可耻的大公报社论（陆定一）
（重庆《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4月18日）
（11）可耻的长春之战（王芸生）
（《大公报》社评，1946年4月17日）
（12）大公报新生宣言
（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17日）
五、忧时救国成知己
周恩来和邹韬奋的革命友谊
1.并非在最后时刻才选定共产主义
2.在战斗中始终和共产党人站在一起
3.弥留之际还不断呼唤“周恩来！”
六、历史巨变中的周恩来与郭沫若
1.情同手足的诤友
2.“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3.“天不能死地难埋”
七、周恩来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几次斗争
1.在工作组存废问题上的抗争
2.殚精竭虑保护老一辈革命家
3.挫败江青镇压“联动”的阴谋
4.围绕工交座谈会的一场拼搏
5.江青一伙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
6.江青一伙在钓鱼台“放火”，
7.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灭火”
铭感总理的关怀和教诲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在钓鱼台的前前后后
后记
永恒的怀念
|
| 內容試閱：
|
中国命运攸关的三次论战
周恩来领导党报和《大公报》的政治交锋
《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创刊以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领导下，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贯彻执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宣传党的主张，与国民党嫡系各派党报之间，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进行了坚决而灵活的斗争。当时出现一个引人注意、耐人寻味的奇特现象，其间几次特别尖锐、影响深远的公开论战，都是发生在《新华日报》和中国近代影响较大、以“超党派”相标榜的“民间”报纸《大公报》之间。
早在武汉时期，新闻战线上的斗争就颇不寻常。《新华日报》刚一出版，就有过国民党特务捣毁机器的暴行。尽管当时统一战线的形势还比较好，团结抗战的空气还比较浓，但国民党党报也曾不断地发出反共暗箭。迁到汉口不久的《大公报》虽然与国民党党报的面目不同，手法有别，它对有些反共鼓噪还是密切配合，彼此呼应。这个时期，《大公报》发表了张季鸾连续撰写的社评，高唱拥护蒋介石，宣扬法西斯专政，威胁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进步人士。它在1938年10月26日社评《全国更需要切实团结》中要求“左翼人士”拥护蒋介石：“我们希望过去组成抗日人民战线最近才与政府合作的一切人士，务必真诚信任政府，信任领袖，不要焦躁或怀疑，更不要倡导异见。我们可以这样说：在这生死存亡的大战中，全国一切都要统制于最高统帅部之下，一切爱国人士都应受统帅部的指挥，凡大家的意见行动不可与统帅部有出入。……我希望一切向称做左翼运动的人士们，把自己心理也都彻底改革过。”11月11日社评《中国民族的严重试验》中叫嚣：“大家要决心援助政府，要信任政府，共同维护国家的中枢，守纪律，受指挥，尽职分。政治上自成党派的人们尤其要注意，现在只有国家利益，没有党派利益。”而在12月13日社评《对于一切爱国者的警告》中，竟公然提出：“中国今后，势不容再谈各党各派，应当只成为一个党，一个派。”（这年7月张季鸾为蒋介石起草的《抗战周年纪念日告全国军民》的文告里，替蒋介石提出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四个口号。）其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驳斥“速胜论”时，针对《大公报》1938年4月25、26日两天社评《对抗战前途之一般考察》、《这一战》所宣扬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内对抗战的侥幸心理，提出了尖锐批评。其后到了重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越来越露骨地走上“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道路，更加放肆地推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舆论界的斗争随之激化。这个时候，亦步亦趋追随蒋介石的《大公报》开始充当反共先锋。每当时局转折的紧要关头，或遇关系到蒋介石政权命运的重大问题，在同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大公报》就施放毒箭向中国共产党及其党报进行攻击。
其所以会出现这种奇特现象，因为《大公报》虽然实际上奉行拥蒋反共、亲美反苏的政策，一直采取对蒋介石“小骂大帮忙”、对共产党针锋相对的方针，表面上却仍标榜“超党派”、装做第三者的“公正”态度，采取十分高明的编辑手法和非常巧妙的编排技术，显示它与国民党嫡系各派党报不同的面貌。它经常为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帮腔，有时也反映人民的某些呼声，部分地保持某些开明的色彩，以便吸引青年读者和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因此曾经迷惑了一些人，对读者有很大的欺骗作用。蒋介石又常把某些重要消息通过《大公报》，而不经过中央社和《中央日报》发表，以利于自己的宣传。这也增加了它的“权威性”，提高了它在报界的地位。国民党嫡系各派报纸在整个新闻界占有统治地位，尤其在报刊数量上占有压倒优势，但其影响异常微弱，名声很坏。《中央日报》一类报纸的反共滥调，到了不值一驳的程度，早已没人愿意看。暂时尚有某种蛊惑作用的《大公报》，俨然成为《新华日报》的劲敌，也就成为我党党报在舆论斗争中需要认真对待的对手。
主宰《大公报》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巨头”，都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就像张季鸾私下对王芸生说的那样：“我和蒋先生有交情，你写社评，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吴鼎昌则始终“陪王伴驾”，终于和蒋介石一起被列入头等战犯名单。“社会贤达”胡政之则在1930年第一次见蒋介石就对“剿共”献策。尽管这家报纸一直挂起“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所谓“四不主义”的招牌，早期也曾有过抨击蒋介石的言论、有些话还说得很刻薄，其实在政治上早已依附国民党。它的领导层自觉地要做蒋介石的喉舌，在关键问题上都是惟蒋介石的马首是瞻的。它以“民间”报的姿态出现，平时常对蒋政府作些指责，但它只是涉及一些枝节问题，针对一些次要人物；从不触及政府的基本政策，对蒋介石本人更是讳莫如深。版面上常出现的这种“小骂”，目的在于麻痹读者：蒋政府的基本方针是“对”的，只是某些具体办法错了；蒋介石是“好”的，只是下边的官吏坏。而在每个重大历史关头，一旦蒋介石遇到麻烦，它就千方百计地替蒋介石“帮大忙”。在对待国共两党的态度上，它则采取两面手法，在政治上为蒋介石张目。就像有人指出的那样：对国民党轻轻地推一把，对共产党重重地踢一脚。曾经长期主持该报笔政的王芸生，对于这个报纸“两面手法的表演”有过剖白：“旧大公报的言论，基本上是站在蒋介石政权的立场上的；但它标榜‘超党派’，不尽同于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或《扫荡报》，有时候也要反映一些人民的意见。到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情况搞得太不成话的时候，它也会加以批评；同时又怕使得国民党太难堪了，就使出两面手法，以为掩护。先批评了国民党，紧跟着再找题目批评共产党，以事烘托，以表示自己是‘不偏不倚’的。”既然这样做的目的只在掩盖它的反共反人民的本质，实际上还是有“偏”有“倚”：“批评”国民党是虚，攻击共产党是实；“批评”前者往往“含情脉脉”，笔下留情；指责后者则常常是绵里藏针，“剔髓挑筋”。它所发表的有些反共言论，“虽未在字面上指明共产党，措词却极恶毒”。蒋介石是一个大独裁者。本来，国民党反动派一切坏事的源头都来自这位“蒋先生”，这家报纸既然根本“不碰蒋先生”，哪里还会有什么“公道”？
《大公报》“三巨头”追随蒋介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年代末期，其后越来越加亲密。西安事变期间，《大公报》所连续发表的社评，对蒋介石被扣留的事如丧考妣般沉痛，把他吹捧为“实中国近世杰出之领袖人才”，肉麻地说“这样人才与资望，决再找不出来，也没有机会再培植”。它为西安事变发表的第一篇社评，就开宗明义地说：“解决时局，避免分崩，以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义。陕事主动者倘拒绝此意，是则须负甘心祸国之完全责任。”继而又声嘶力竭地叫嚷“国家必须统一，统一必须领袖，而中国今日统一之底定及领袖之养成岂易事哉？”1937年6月23日，张季鸾在抗战前夕撰写的社评中曾经指出：“愿一致认识拥护国家中心组织，为建国御侮之前提条件。”张季鸾专为拥护蒋介石而造出一套理论：“国家中心论。”他是抱着以拥护蒋介石为“国家中心”的强烈思想进入抗战时期的。抗战开始后他又撰写社评公开宣布这家报纸的政治态度：“精神上将这一张报完全贡献给国家，听其统制使用。”全力支持蒋介石，甘愿充当他的驯服工具。
自《大公报》在政治上依附蒋介石后，对国民党的帮助特别大，所以成为蒋介石每天首要阅看的报纸；许多国民党要员不论是哪一派也都注意阅看这个报纸。它的领导层始终自觉地要它充当蒋介石的喉舌，拥护蒋介石为“国家中心”，维护他的独裁统治，支持他的亲美政策，它不仅受到蒋介石的宠幸，还曾获得美国统治者的青睐。1941年5月15日，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把当年的荣誉奖章颁发给了中国的《大公报》，选作中国新闻界的代表来发展与美国新闻界的关系，表面看虽是两国的民间往来，实际上是当时政治上美蒋结合日趋紧密的象征。个中真情正像王芸生、曹谷冰说的：“这件事是有相当历史意义的。美帝国主义要拉拢中国的报纸，它不选择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等等，而看中了大公报。因为当时的大公报才真正是代表中国大资产阶级的报纸，张季鸾、胡政之等也才堪称为以后《美国白皮书》中所说的‘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国民党把这件事当做国家的喜事来办，由蒋介石授意，同日在重庆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持在上清寺国民党中央党部大厅举行庆祝会。”该报当天发表张季鸾写的社评《本报同人的声明》。张季鸾踌躇满志地作了所谓“文人论政”的标榜，把它作为中国报纸的特色。“文人论政”的意思是“论政而不参政”，把自己说得很清高。这天庆祝会上，“新华日报赠送一个条幅，题日：‘同心协力’。这可见中国共产党对于旧大公报是寄有一定期望的。但是，就在这个庆祝会后的一星期，大公报即徇蒋介石的意旨，就中条山战役问题向中共发动了言论攻击，张季鸾正式抬出所谓‘国家中心论’以拥蒋反共”。足见美国佬的奖章并没有白费，使它在拥蒋反共的事业上更加“来劲”了。到了1943年9月，正当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之际，胡政之索性宣布：“本社以不私不盲为社训。”从招牌上擦掉了“不党不卖”。其后，胡政之“在一次蒋介石约见他的时候，袖交蒋介石一封信，请准大公报申请购买20万美元的官价外汇（按：美汇官价为20：1，市价为3000：1，就是以400万元可兑6亿元外汇）”。王芸生说：“旧大公报早已党于蒋介石了，因此必须删去‘不党’”；“胡政之这时大概业已打定主意，要用大公报大大地卖一笔钱，因此也以删去‘不卖’为便”。（胡政之曾得意忘形地对同事说：“这张报纸的影响不下于一个政党，你看办报是不是很有意义。”实际上，《大公报》的领导层对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俯首贴耳，亦步亦趋，早已显出“不是党报，胜似党报”的势头。）既然连遮羞布都撕碎了，此后《大公报》拥蒋反共的立场更加坚定，态度更加放肆，腔调也更加恶毒了。
19411946年间，中国共产党党报和《大公报》之间，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有过三次针锋相对的论战。三次论争的问题，都同国家民族的荣辱兴亡攸关，乃是关乎中国命运的大是大非的斗争。在这场大搏斗中，《大公报》领导层死心塌地地追随蒋介石，决心为旧中国陪葬。它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螳臂挡车”，妄图扼杀新中国的诞生，结果被人民革命的大潮席卷而去。
党报同《大公报》的第一次论战是在1941年5月。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已被打退，它在政治上极端孤立的处境下，反共活动有所收敛，却加强了对新闻界的控制，报刊上充满反共叫嚣。
这个时候，为逼迫国民党投降，日军约五万余人于5月初进攻黄河以北位于晋南、豫北的中条山地区。这一地区集结有国民党军合计25万人。这些国民党军队原以反共为主要任务，对日军缺乏作战准备，在日军进攻时大部分采取避战方针。因此，虽然八路军主动出击，截断了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白晋路等日军的交通线，作了积极配合，国民党军仍然全线溃败，不到20天损失兵力7万余人，丧失了中条山附近地区的大片国土。蒋介石不肯动用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集团增援第一战区，第二战区阎锡山为了保存实力也不肯给予支援，此役遂以当地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和击溃而结束。敌人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发动谣言攻势，大量散布各种反共谣言，如说八路军集中晋北不与中央军配合作战，八路军乘机扩大地盘，打通国际路线，另立中央政府，等等。实际上，谣言是烟幕，吓降诱降是目的。敌人不过是玩弄一打一拉的故伎，以此迫使国民党就范。
国民党军队在中条山的严重失利，引起国内舆论的愤懑。蒋介石讳败推过，竟然重复日寇散布的流言，硬说八路军没有配合行动，坐视友军困战。于是，国民党报纸、通讯社和日寇的反共宣传互相呼应，逐字逐句地照抄和散布日本同盟社的广播，掀起新的反共风暴。《大公报》也参加了这次反共合唱：“蒋介石的第二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特为此事嘱托王芸生写了一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论。”它一面说：敌方所传“大部出自敌人的捏造”，自不能信；同时却又重复“敌方所传”，说敌人对八路军捏造的主要谣言“则系事实”。社评照录了日寇对八路军的种种造谣诬蔑。
面对皖南事变后没有多久出现的这场反共风暴，正在重庆的周恩来无比愤慨。他在打给朱德的电报中说：“前方浴血抗战，后方血口喷人，势难使死者瞑目，生者心安。”他在这场风波中坚持党的立场，运用高超的斗争艺术，同蒋介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5月10日，周恩来与蒋方代表刘斐在张冲寓所会面时，听到对方指责八路军在西北集结重兵，而不配合中条山友军行动，即予反驳说：我军在华北及各地配合友军打击敌人，“即使在皖南事变以后也未停止过”。最近敌人扫荡，我军也在苦战。如敌进攻中条山，我必打无疑。但给我方造的谣言必须揭穿。华北我军作战业绩，妇孺皆知，并为国际人士所称颂，何能叫不打击敌人？至于与日妥协，移兵西北，打通国际等等，均属谣言。反之，半年来，尤其是近四个月来，反共成为高潮，辱骂我党为奸党、我军为匪军，到处打人、骂人、杀人，在西北更是彰明昭著。当晚刘斐向蒋介石报告了会见情况。第二天（5月11日），蒋介石会见周恩来时只得表示：“能配合行动就好，只要有成绩，我绝不会亏待你们，饷弹自然发给，捉的人我会命令他们放的，根本问题也可以谈好。”蒋还一再要求周恩来请示延安，答复配合中条山作战问题。周恩来告诉他：中共中央已电八路军总部拟具作战计划，并要蒋介石通知卫立煌和阎锡山直接同八路军总部联系。可是就在这一天，国民党参政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任秘书许孝炎公开向新闻界造谣：中条山激战时，十八集团军抗不遵命配合对敌作战。周恩来于5月13日列举事实，向中外记者驳斥许孝炎的谎言。5月14日，周恩来特为此事写信给参加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代理副部长张冲说：
顷悉许孝炎先生于12日晚宴客席上，竟公开向在座之新闻记者宣称：现在中条山敌我激战，中央令第十八集团军配合作战，该军抗不遵命云云。此言现正在中外记者中传播，并纷纷以此相询，弟自当根据事实予以驳斥，惟念许先生身为参政员，且任贵党要职，何以袭“谣言重于宣传”之技，大有类于《中国人》刊物所云，诚不胜其遗憾。且作战行动属于军事秘密，许先生造此谣言，是否欲弟将晋谒委座经过公诸新闻记者之间，以证明其言之诬，抑故欲使之传播于外，俾敌寇据以为进攻之机邪？斯诚使弟大惑不解，敢以质之先生，并乞代呈委座兼报为章（按：刘斐的字）次长，实为公便。
其后，周恩来又一再要求国民党当局更正。18日，周恩来向美国通讯社声明，外传所谓“八路军不抗日，打中央军”之说，全系日寇造谣中伤。
|
|
購物車/收銀台(0)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聯絡我們
| 運費計算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