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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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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若名的身影，在电影《建党伟业》里，也在电视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里，还在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里，更在周恩来《警厅拘留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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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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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关于张若名的传记作品。张若名是周恩来的初恋女友，是194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纪德的知音。她是一位曾与邓颖超等一起，在“五四”大潮中叱咤风云，率领天津女界奋起投身反帝爱国斗争的人；是一位曾与周恩来等一起，创办觉悟社，共度铁窗生活，勇敢经受北洋军阀牢狱考验的人；是一位曾致力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所写文章与任弼时的有关著作合编一起，被多次印刷广为传播的人；是一位以中等文化基础拼搏攻下法国文学博士学位，长期享有法国文学研究专家声誉的人。作者将张若名的人生轨迹置于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变迁之中进行考察，对其生平和革命理论、妇女解放思想及学术业绩等给予了客观分析和评价，有助于读者阅读和研究五四运动及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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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铁群
男，1960年10月生，原籍河北省河间市。1980年入读河北大学历史系，1984年毕业留该校马列教研部任教。现为河北大学马列部教授、河北省党史学会理事。
教研方向：中国近现代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曾获中国现代史学会青年优秀论文奖、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党史优秀论文奖。2000年后发表论文《周恩来的婚姻抉择》《“伍豪之剑”：周恩来率领的中央特科》《张若名妇女解放思想述评》等四十余篇，一些文章被《新华文摘》等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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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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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嫩心灵埋下“女权”的种子
二、与邓颖超等成为全班“五魁首”
三、天津女师的同窗同道
四、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评议部部长
五、战斗在海河两岸
六、代表天津各界赴京拒签“和约”
七、奔波京津，反对“马良祸鲁”
八、与周恩来等创办“觉悟社”
九、天津新学联委员长
十、《“急先锋”的女子》
十一、“九一念九”，同周恩来等患难与共（一）
十二、“九一念九”，同周恩来等患难与共（二）
十三、“九一念九”，同周恩来等患难与共（三）
十四、为抗婚与家庭断绝关系
十五、远航法国，勤工俭学（一）
十六、远航法国，勤工俭学（二）
十七、加入旅欧党团，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一）
十八、加入旅欧党团，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二）
十九、妇女解放思想的发展
二十、人生转折
二十一、周恩来：“我开诚布公地对她讲明了自己的爱情观”
二十二、中国第一对博士夫妇
二十三、纪德的知音
二十四、北平中法大学教授
二十五、云南大学教授
二十六、杨在道：“我母亲的平反，是在邓颖超的直接过问下完成的。”
结束语
张若名年谱简编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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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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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张若名，一位不平凡的女性①
（代序）
张若名
一位曾与郭隆真、邓颖超等一起，在“五四”大潮中叱咤风云，率领天津女界奋起投身民主爱国斗争的人；
一位曾与周恩来、郭隆真等一起，共度铁窗生活，勇敢经受北京政府牢狱考验的人；
一位曾致力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所写文章与任弼时的有关著作合编一起，被多次印刷广为传播的人；
一位站在时代前沿，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对妇女解放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不愧“妇女解放急先锋”的人；
一位以中等文化基础拼搏攻下法国文学博士学位，长期享有法国文学研究专家声誉的人；
……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不平凡的人，她的名字已几近被历史遗忘。
回顾张若名的一生奋斗，无论是在“五四”时期反对不良政治，还是对我国妇女解放运动，抑或是对中法文化的交流，她都曾做出过重要贡献，不失为巾帼英杰。
一、五四运动的先驱
张若名（法文名：Tchang Lomine），1902年2月出生于直隶省清苑县（今为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县），1916年考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与邓颖超同为第十级学员。在五四运动中，她站在民主爱国斗争的最前沿，成为一位勇敢的革命先锋。
（一）从“女爱会”评议部长到天津新学联委员长
“女界爱国同志会”（简称“女爱会”），是五四运动时期天津妇女界统一的民主爱国团体。它是张若名与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等发起组建的，成立于1919年5月25日，刘清扬和李毅韬分别担任正、副会长，张若名与郭隆真、邓颖超为评议委员。由于张若名在运动中表现激进果敢，具有较强组织能力，不久，她又被推荐为评议部部长。①评议部是“女爱会”的集体决策机构，“女爱会”简章规定：凡临时发生之事项不能召集全体会员讨论时，得由评议部议决实行之。②所以，“女爱会”内外重大事务往往首先提交评议部，由张若名主持召开“评议会”讨论，表决通过后交各股（科）执行。在张若名与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等共同领导下，“女爱会”成为天津五四运动中的一支生力军，有力地推动了天津女界民主爱国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
1919年6月18日，天津各界联合会成立。张若名同邓颖超等作为“女爱会”代表参加该会，张若名被推选为天津各界联合会庶务科干事，③邓颖超则为交际科干事。此后，张若名多次作为天津各界联合会的代表，进北京参加示威请愿活动，并频繁奔波于京津之间，做了大量宣传联络、支援营救工作。
1919年12月10日，在张若名主持下，天津男女各校学生合组，成立了天津新学联。新学联不设会长，实行评议部一部制。张若名以其勇敢、聪慧、谦虚、严谨，被选为评议委员会委员长，①成为天津学生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
（二）参与创建“觉悟社”
“觉悟社”是天津五四运动的领导核心，是“五四”时期著名的民主革命团体，它是由张若名与周恩来等发起创办的。当事人谌小岑、谌志笃等回忆，1919年9月2日，周恩来、张若名等在从北京乘车回天津途中，讨论起民主爱国运动的发展方向问题。郭隆真提出，今后天津学生联合会同女界爱国同志会应该更紧密地合作，成为天津爱国运动的核心。“张若名主张索性由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女校学生加入天津学生联合会，加强学联的阵容。”周恩来进一步建议，“把这两个组织中的骨干分子结合在一起，另组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小组”；同时出版一个宣传刊物，以推动各项斗争工作的开展。②9月16日，“觉悟社”正式成立。据谌小岑回忆，为体现男女平等的原则，建社之初的20名成员男女各半，女学生的名单就是由张若名提出的。③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第二册附录中，曾提到周恩来当年与他一次谈话的笔记，当谈到觉悟社的创办人时，周恩来说有他自己，还有张若名、郭隆真、刘清扬。
在觉悟社里张若名与其他社员一起研究民主爱国斗争的形势和策略，共同领导游行示威等爱国活动，以《觉悟》杂志为园地探讨“革心”和“革新”的良方，在各方面都得到了锻炼和进步。
（三）力倡妇女解放
1920年1月，张若名在《觉悟》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急先锋”的女子》一文，这是张若名论述妇女解放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
在文章中，张若名鲜明地提出：“女子解放从女子（自身）解放作起，不要等着旁人解放……女子必得具一种革命精神去实行解放。”她大声疾呼：要“破除迷信形式道德的观念”，“铲除男女心理生理不同的观念”，“打破男女职业不平等的观念”。她主张男女同校、男女同工、男女公开社交。她认为女子不必一定“主内”，应当有自主的职业及独立的经济。张若名对妇女的经济独立，有很独到的见解，她深刻指出：正因为妇女在“经济上即不能独立，所以在家里要受男子的辖制。求女子解放，先求女子得工商业的知识，开创女子经济的独立方法，然后才能脱离苦海”。这一认识超越了围绕“婚姻”问题来谈论“女子解放”的范围，触及到妇女解放的根本，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张若名指出，实现妇女的解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应有一个预备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要做三方面工作，即“同志征求”、“知识预备”和“经济预备”。她提出，要想打破女界的黑暗，必得征求当“先锋”的同志。这些同志的资格有三种：一是“真有提携女子心意的”；二是“有牺牲精神的”；三是“抱独身主义的”。
张若名号召广大女性从自我做起，在思想上行动上来一场妇女解放的“大战争”，用革命的精神去实行解放，勇当妇女解放的“急先锋”，“一心一意地去为大多数女子求解放”。
张若名妇女解放的思想，虽难免瑕疵，但深刻独到，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反映了张若名既“革心”又“革新”，知行并重的思想品格，显示了她在妇女解放运动中狂飙突进的胆识。
（四）“九一念九”，①与周恩来等患难与共
1920年1月下旬，天津学联调查员在某商号检查日货时遭到日本浪人的毒打。各界代表为此向省公署请愿，反被军警逮捕，天津学联和各界联合会会所也随之被封。周恩来等商议决定，发动更大规模的请愿示威活动，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启封天津学联和各界联合会。1月29日，各校学生数千人集合后，以周恩来为总指挥，奔赴直隶省公署请愿。学生们推举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名四人为代表，要求面见省长曹锐，结果悉遭拘捕。
周恩来在他写的《警厅拘留记》一书中节录了张若名的一段日记，记述了郭隆真、张若名两位女代表在狱中的情况。张若名被捕后，记挂的是外面战友们的安全：“从在省公署里边听见外边那种呼声上证明，一定是一场惨剧了。想到这里，真令人焦急，想着外边受伤的人，也不知是怎样地多呢？”“只想外边的同学们还是被打散的呢，还是自由走的呢？倘若被打，又是什么景象呢？”①在狱中，张若名和郭隆真保持着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张若名描述过肮脏破败的牢房后写道：“这种景象虽然不好，但是我们能尝到这监狱的滋味，（隆真却已是第三次了！）精神很是快乐的。”
张若名与郭隆真在监狱里被折磨得不断患病，但革命意志从未减弱，她们同周恩来等难友一起，互相鼓励，开展了一系列包括绝食在内的斗争活动。7月，张若名与周恩来等出狱时，天津各界代表前往欢迎，把铸有“为国牺牲”四字的银制纪念章和大红绸花戴在他们胸前，表达了人民的敬佩之情。
二、传播马列主义的精英
1920年11月，张若名与周恩来、郭隆真等一同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周恩来和赵世炎等在巴黎组建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张若名和郭隆真都是“少共”的最早成员。1922年冬（或1923年春），张若名转为中共党员。
当时旅欧党团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学共产主义”。周恩来、张若名、郭隆真等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研究会”，采取互教互学的方式，轮流担任主讲。张若名的法文学习进步很快，加入“少共”时已能阅读法文版的马列主义书籍，故经常担任互教互学小组会的主讲人。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张若名将小组会上的讲稿整理成文，发表在《赤光》杂志上。这些文稿还得到周恩来和郭隆真的协助，油印成册，发给共青团员和旅法华工。周恩来在1924年回国后，也将这些小册子带回并组织出版。后来，张若名的这些文章被团中央编入了介绍马列主义的通俗读本中。
1925年3月，“中国青年社”以“上海书店”发行的名义，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浅说》一书。该书正文两万多字，共分四编，其中三编为“一峰”（张若名笔名）所写，即第一编“资本”（就是张若名在法国写的《剩余价值》），第三编“阶级斗争”，第四编“帝国主义”（就是张若名在法国写的《帝国主义浅说》）。另一编，即第二编“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辟世”（任弼时笔名）所写。
张若名的这些文章，逻辑清晰，说理透彻，表述通俗易懂，所以很适宜宣传普及。她的修辞用字也较为科学准确，如在进行阶级分析时，她首次使用了“游民无产者”一词，而没有用此前人们使用的“流氓无产者”一词。这个新词，不仅扩展了所指阶层的外延，也减去了贬义成分。
“一峰辟世合编”的这本《马克思主义浅说》一书，从1925年3月至1926年1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再版九次，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的奇迹。①这一现象，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的迫切需求，也反映了张若名传播马列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贡献。
张若名在研究马列主义的同时，还以北京《晨报》驻法特邀通讯员的身份，先后写了二十多篇稿件寄回国内，这些文章涉及领域广泛，包括留法勤工俭学问题、华工问题、德美关系、英国外交策略、欧洲劳动问题等。其中，发表在1924年3月18日邓颖超等主办的《妇女日报》上的《现代的女子以怎样的解放为满意？》一文，是她继《“急先锋”的女子》之后，论述妇女解放的又一篇力作。张若名在文章中明确提出：“提倡打破私有制，打破家庭的束缚，才是治本的良方”，因为“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不良，可以阻止一切进化。不推翻压迫者，不打破私有制，妇女问题，不能得到满意的解决”。她号召广大妇女与人民群众团结一致，“携起手来一致反对压迫者”，为妇女解放而奋斗牺牲。这篇文章表明，张若名已开始运用马列主义来研究妇女解放问题。
三、中法文化交流的使者
1924年，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张若名退出了党的组织，专心于法国文化的学习和研究。1930年，她获得法国里昂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最早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之一。回国以后，张若名先后在北平中法大学文学院和云南大学中文系任教，主要从事法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以及法文文法的研究和中法文著作互译工作，为中法文化交流付出了大量心血，取得了出色成就。
张若名的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从心理学角度，对法国著名作家纪德的人格演讲、宗教信仰、道德观、象征艺术及古典主义等进行了深入研究。该论文被里昂大学评为最优秀成绩，获500法郎奖金。纪德读了张若名的论文回信说：“拜读您的大作后，使我似乎又重新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我从未想过我会如此被了解。”法国学者罗德斯深为张若名对法国文化的熟谙而惊讶，他评价说：“我认为她有关《道德家纪德》的评论，应该列为第一流的评论文章。人们发现她的文章非常优雅、简洁、清晰而透彻，可谓一字不易。这一点即使最挑剔的文学评论家也是不能否认的。”①《纪德的态度》1930年在法国出版，1931年又在北平出版，多年来此书一直得到中外学者的赞誉。近年来，她的有关著作也有再版。
张若名回国后在执教之余，著述颇丰，其中不少是研究评论纪德的文章，使她继续享有“纪德研究专家”的称号。此外，她的文章还广泛涉及法国其他著名作家，如《佛朗西斯?若姆》《法国象征派三大诗人鲍德莱尔、魏尔莱诺与兰苞》，①以司汤达、福楼拜和纪德为例，从心理学角度揭示了作家生活经历对其心理影响的《小说家的创作心理》等。在法文文法研究方面，她的《法语直陈式时态的用法》一文，至今仍被学者视为很有参考价值的文章。张若名还把鲁迅和郁达夫的一些作品译成法文，介绍给法国读者。
张若名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堪称中法文化交流的使者。
四、在邓颖超过问下平反
昆明解放后，张若名欢迎新的社会秩序，“心向共产党”“心向社会主义”。1950年她加入了民盟，并开始不断申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她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她对党的号召步步紧跟，毫无保留地献身于党的各项革命活动”。她还在云南大学中文系创立了“文艺批评教研室”，并任室主任，亲自讲授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成为中国最早讲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教授之一。然而在反右运动中，张若名向党交心的汇报材料，却成为她有右派言论的证据。尤其是她1924年退出共产党的事情也被翻出来，她由此被指责为不齿的叛徒。张若名不堪忍受高压，1958年6月18日投河自尽，终年56岁。
两年以后，邓颖超到昆明时曾过问此事。②1963年云南大学党委发过一份对张若名的甄别材料，承认对她“不适当地给了许多的压力”，“当时批判的词语不合适”等，显然这个甄别不够彻底。1980年，应张若名家属的请求，邓颖超致信云南大学党委，又一次过问此事。张若名的长子杨在道说：“我母亲的平反，是在邓颖超的直接过问下完成的。”③
1980年11月，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作出《关于张若名同志的政治历史结论》。《结论》追述了张若名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和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后，谈到她的脱党问题，指出：“1924年，张若名同志在法国参加列宁逝世纪念大会，被法国警察跟踪、讯问。这时，张若名同志又与当时支部负责人任卓宣发生意见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张若名同志经过向组织申请后，由组织同意其退党。退党后，未发现张若名有任何出卖党组织的行为。”《结论》在谈到张若名的死因时说：“在1958年云南大学的‘交心’运动中，由于没有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对张若名同志施加种种压力，以致造成张若名同志不幸溺水而死的严重后果。”《结论》的最后结论是：“经复查，张若名同志一生为革命，为人民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政治历史清楚，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
在邓颖超的关怀下，一代女杰张若名终于得到平反。
张若名在《“急先锋”的女子》一文中指出：“在新旧更代的时候，必定要有人作先锋，打前路。”张若名从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评议部长，到云南大学教授，不管从事民主革命还是学术研究，无不表现出拼搏奋斗、为妇女解放开路的“急先锋”精神。感念其为中国民主革命和中法文化交流做出的重要贡献，深以为历史不能忘却她。
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领略一番这位不平凡女性的风采。她的人生轨迹，或许对您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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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十一、“九一念九”，同周恩来等患难与共（一）
朔风夹杂着雪粒，巨蟒一般怪号着，在津埠的大街小巷穿窜。天空阴晦，如同一幅深灰色幕布，罩得树木房屋一片朦胧。枯枝败叶借助风威，四处狂飞乱舞。
突然，南开操场烈焰腾空，数堆熊熊之火，烧得暗淡的天地一片光明。十万之众的欢呼之声、鼓掌之声，山崩地裂一样震撼着这座灰蒙蒙混沌之中的北方巨埠。
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这一极大反差，发生在1919年12月20日。
此前月余，即11月16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福州公然枪杀我焚烧日货的学生和警察，制造了“福州惨案”。全国各地闻讯而起，抗议日本暴行和抵制日货的斗争汹涌澎湃。12月20日下午，天津各界约十万人聚集南开操场，举行了天津历史上第一次国民大会，抗议日本人惨杀我福州同胞，声援福建人民的爱国斗争。五座讲演台的讲者声声淋漓沉痛，围听万众人人愤慨万分。在雷霆万钧的“坚决抵制日货”的呼声之中，十数辆大车的日货，“分为数堆，以火引燃”。冲霄的巨大火舌，表明了天津人民爱国抗暴的决心。会后，举行了浩荡的示威游行，旌旗林立，喊声震天，壮阔的群众行列，在寒风粒雪中源源挺进。一位记者感慨叹曰：“吁！我国民爱国之心，可谓热矣！”
在这次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中，以周恩来为核心的觉悟社和以张若名为评议委员长的天津新学联，起了核心和先锋作用。
张若名和周恩来等，通过一次次会议，作出一个个重要决策。如派郭隆真、李毅韬、李之常等参加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在筹备会中，新学联代表同商会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学生会代表并称，如至17日商家无具体办法（指不交出日货），该会必脱离筹备会，即行自动解决。”①他们的斗争直接促成了国民大会的召开。如派学联执行科长周恩来、调查科长沙主培等，到商会与卞月庭会长接洽抵制日货办法，在这次交涉中，周恩来和沙主培提到，新学联决定对购买老头票的银号处以罚款：“学生联合会评议会议决，除张少舟罚洋1500元外，所有18家银号再罚5000元，均系办贫民学校。”②其他决策，如调查日货的方法，讲演的配合，国民大会的布置等，不一而足。
对群众性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执政者决定严厉镇压。12月23日，直隶省省长曹锐发出布告，称国民大会焚毁日货，“实属侵扰商业，害及公安”。此后“不准再有前项逾越法律之举动”，否则“即属妨害治安。本省长即行执法相绳，绝不宽贷”。25日，北京政府发出2460号公函，称对抵制日货运动，“亟宜设法防弭，切实制止”。
政权势力向爱国运动猖狂扑来。
1920年1月23日晚上，天津新学联调查委员段鸿荫等，在东马路魁发成料器庄查出私藏日货洋灯罩17篓。双方正在交涉之际，魁发成勾结的三个日本浪人突然闯入，对学生拳足交加，打伤三名学生，并抢走学生的调查证书，造成“魁发成事件”。
天津当局非但不惩办奸商和日本浪人，反而乘机向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横加迫害。
魁发成事件发生后，国民大会委员会当即派学生将魁发成主事裴潭溪（唐仙）带来商会，交代问题。24日晨，警察厅派了大量保安警察，气势汹汹闯进商会，不容分说将裴潭溪抢走。国民大会委员会当即决定，由各界代表马骏、马千里、时子周、夏琴西等去省公署向省长报告魁发成事件真相。稍后，新学联的李燕豪、师士范等学生也去警察厅和省公署交涉。结果，去往两地交涉的各界代表和学联代表共24人全部被捕。省长曹锐扬言：“学生对于我太不留面子了，抓人是我叫杨景林作的，要是他们还不服气，我的兵已经派好了，一定再抓一顿，顶多也得枪毙他们几个，我是拼着名誉和他们碰一碰。”①
25日，天津新学联、各界联合会同时被封。
而恰在此时，又一噩讯传来：1月初，“青岛问题，日使小幡已向北京当局提出直接交涉”，而北京政府的亲日派“安福系”竟准备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日本直接交涉！
黑暗势力“排山倒海”地压过来了！
爱国民主斗争应该如何进行？周恩来、张若名等学生领袖都在思考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政府的高压手段，绝不会使爱国民众屈服。学生说：“抓几个人算一回什么事，拿条件来要挟我们，我们是前仆后继不怕死的，性命要什么紧，叫我们不管外交不抵制劣货是不行咧。”②为民为国不计生死，这就是青年学生，他们是国家和民族的脊梁和希望。
天津新学联和各界联合会24位成员被捕以及两大团体被封后，革命力量在天津的华界地区已难以活动，张若名同周恩来、刘清扬、郭隆真、邓颖超、谌志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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