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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绿色行动者
——中国环保组织创业案例》由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创建的社会创业家学院（SEI）在福特汽车资助下完成，这里讲述的中国最典型的15家环保公益组织成长的故事案例，恰恰是整个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发展的缩影，他们成功的或者摸索中的发展经验，对于中国环保事业乃至中国的社会创新具有深远意义，他们也是中国公益领域的里程碑的宝贵财富和丰盛的生命力，从中我们也许能发现中国环保组织的生存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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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是在政府主管部门、国内外资助型机构、企业界、学界等关键“拥护群”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一个公益支持性组织集合体。从注册第一个机构——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开始，恩派就以“助力社会创新，培育公益人才”为己任，旨在为初创期和中小型民间公益组织提供切实的支持。
2006年，恩派首创“公益孵化器”概念，并于上海、北京、成都、深圳、南京等地成功运行，为初创期非盈利组织提供支持。2012年，恩派成立社会创业家学院（SEI），在引进国际NPO能力建设理念和课件的同时，已经成功开发出二十余门本土化能力建设培训课程。至今SEI已在各地举办近百场培训，累计培训近千人次，为来自上海、北京等多地的公益领域从业者提供了针对性的能力培训及咨询服务。
《社会创业家》刊物亦由恩派出品，致力于发掘民间土壤生长出来的公益创业者，通过讲述这些为谋求社会进步而实际行动者的人物故事，唤起更多人投身社会创业，并帮助他们更好地“取势”、“优术”和“明道”。
未来，NPI将在公益支持性领域不断推陈出新的同时，对已有公益产品深耕细作，精益求精，为建立和完善中国公益的基础设施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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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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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摆脱恐惧，放胆前行 冯永锋
案例
自然之友
绿色流域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地球村
绿家园
野性中国
分享收获
红树林
盘锦黑嘴鸥
成都观鸟会
野草
绿石
厦门绿十字
拜客?广州
绿色昆明
后记
为基层环保力量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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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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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友
本案例由张茜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韩俊魁和《社会创业家》执行主编陈迎炜指导下完成。版权归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和福特公司。
自然之友二十年的历史既是中国环保事业的真实写照，也是环保类公益组织生存发展的最好样本之一。
作为中国环保公益和环境运动的起点，这个成立于1993年、顶着各种“第一”的头衔、获得国内外各类奖项二十余项的民间环保组织，从成立之初就一直备受社会关注。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个聚光灯下的“第一品牌”似乎黯淡了，像其他老组织一样，变得有些固步自封、进取心下降，加上近年来自然之友这个组织或是它的理事较少出现在环保界的领奖台上，让不少人质疑自然之友已经不再是行业的领袖和探路人。自此，惋惜声和质疑声不断，公众的舆论给这家机构蒙上了一层“迟暮”的面纱。
2004年5月，自然之友宣布将建立“理事会领导下的总干事负责制”，面向社会招聘总干事，创始会长梁从诫将不再主持日常工作。然而转型中的惯性和艰难超出了每一个参与人的想象。
多年后的今天，现任总干事张伯驹回忆起那段日子时仍将它定义为“充满挑战”，尽管大家都明白也有理由相信，转型这条路是必然的也是正确的。那段日子，机构的主事人员不稳定，机构各个部门的工作协调度不高，会员流失，总干事一职不停变化等等，这些都让替自然请命的自然之友变得困难重重。根据对张伯驹的访谈记录整理。重拾1993的记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梁从诫是一位历史学家，1958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后，他主要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祖父是著名维新思想家梁启超，父亲是中国建筑史学奠基人梁思成，母亲则是被称为人间四月天的才女林徽因。
顶着名流的光环，续传着梁氏家族“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生命能量，梁先生用自己简单却又坚实的生命向国人一次次地求证着公共知识分子的人生方程式。尤其是在1992年之后，他的整个生命，都在为阻止环境苦难的续发而倾尽其心力和血泪。冯永锋：《悼念梁从诫，悼念一位公共知识分子》。
在那个“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年代里，这位环保斗士曾经是《百科知识》杂志的文科主编，每天都要处理雪花般的稿件，而对环境的关注正是来源于其中一篇视角独特的文章，那篇文章的作者透过乡镇企业的发展表达了对未来环境问题的担忧。这种观点深深触动了梁先生，之后，他萌发了这样的念头：希望将那些有环保意识或是萌芽中的人们联合起来，发动大家的力量关注、重视环保这件事。
1993年3月的北京，春暖乍寒，那时的街头远不似今日这样的喧嚣、堵塞，四位怀揣着“公众教育”梦想的人走到了一起：梁从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师；王力雄，独立作家；梁晓燕，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这四位中国最早的环保人士开始探讨在中国建立民间公益组织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极少有人能够理解什么是NGO公益组织，什么是民间组织，也不知道这样的民间公益机构能做些什么。
那年夏天，在北京西郊京密引水渠边的一座长满杂草的辽代古塔——“玲珑塔”下，40多名环保人士席地而坐，目睹了当时中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状况的他们忧心忡忡。这一天是6月5日，世界环境日，这次大会被命名为“玲珑园环境恳谈会”。
会议上，一位环保人的演说令人震撼，“以最大的人口吞吃最少的资源，中国的前途面临双倍的危险……”这些话深深刺痛着在场的每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大家一致希望探索一条新路：通过创办民间公益组织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什么是NGO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是一个很重要的老百姓表示意见的渠道。所谓和谐社会，大家都要说话，才是和谐社会。非政府组织恰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我们中国就是非政府组织太少了，老百姓的声音出不来。赵凌、常楠溪：《梁从诫的十年和“自然之友”的十年》，《南方周末》2004年10月。之后，他们草拟了一份章程，经过一年不懈的努力，在1994年3月31日这一天，“自然之友”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合法注册的民间环保公益组织，但没有独立法人的身份，以“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的名义，挂靠在文化部主管的中国文化书院下面。
从此，这个真正的以人为连接的草根社团开始进入公众视野。作为第一批吃螃蟹的创办者们也犹如在泥泞的路上行走一样小心谨慎。
早期的定位
20世纪60年代，由于对健康安全的生活环境的追求与环境污染的恐惧，美国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日渐增强，不断地以集会演说、街头抗议、游行示威等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环保问题的关注，最终汇聚成一股浩浩荡荡的环境保护运动潮。这股潮流在1970年4月22日的“地球日”达到了高峰。那一天，大约有2000万美国人走上街头进行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有组织的示威游行”。这场环保运动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社会运动，它以生态学理论为思想武器，以追求健康、安全的生活环境为目标，以控制和治理污染为重点，逐渐走向制度化和法制化，环保组织在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邢小鹏、王向红：《美国第三次环境保护运动的特点》，《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而在中国，长期以来，一些政府部门不愿承认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也存在环境问题，甚至一度认为西方国家讲环境问题是一种威胁论，是用来阻碍国家民族工业的发展的阴谋，而民众的环保意识也相当薄弱。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部分有识之士的努力下，公众的环保观念才逐渐有所启蒙，这一变化为自然之友的创生奠定了基础。在当时，国际上以绿色和平为代表的环保倡导组织正蓬勃发展，但梁先生清楚地意识到自然之友不同于绿色和平，那样的工作策略和模式在中国行不通。我们的理念是支持中国政府的一切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政策措施和行动，当中国政府做了不利于环境保护的事情的时候，民间组织有权进行监督和批评。王名：《中国NGO口述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成立之初的自然之友将公众宣传和环境教育作为关注重点，尤其是在针对下一代环境觉悟的培养方面开展了很多活动，例如报刊的环境意识调查、环境教师培训、环境课流动教学车（羚羊车、野马车）、美境行动、绿色希望行动、绿地图、自然体验营等，他们想告诉孩子们要爱这片土地，爱自己的家乡。其实，这样的定位也与创始人的公众教育情怀和理事会的决策不无关系。梁晓燕回忆道：早期，环境领域有一百件事情值得去做，我们的选择并没有偏向，资源在哪儿我们就做什么，呈现随意性很大的状态。后来第二届理事会曾经决策把自然之友定为一个环境教育组织，其中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当时“公众参与”还不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概念，有一定的风险；与之相应，环境教育相对是一个能接受的提法。同时，这也是我们会员中比较擅长的，寻找项目比较容易。易懿敏：《在反思中前行——自然之友15年三人谈》，《自然之友通讯》2009年4月。公众教育确实有强大效果，那个在1993年只有40人和“公园里的思想”的组织，现在早已成长壮大并孵化出了不少的民间环保组织，今天，在北京、上海、深圳、重庆、南京、武汉、杭州、厦门……从可可西里到香格里拉，都有自然之友及其志愿者活跃的身影。
随着政府部门和公众对公益了解度的增加，自然之友的发展环境也变得相对宽松了一些，这一阶段，自然之友把公众参与、影响决策的过程视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开始通过影响舆论和公众，最终影响现实的变化，从单纯环境教育转变为参与突发事件的呼吁。
保护云南德钦金丝猴事件堪称自然之友成立不久后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也是自然之友发展史上第一次成功介入具体社会事件。可可西里“支持野牦牛队，保护藏羚羊”的行动开始让自然之友这个组织声名鹊起。
1998年，为了宣传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梁从诫先生协助会员杨欣和“野牦牛队”进行巡回演讲、义卖，为“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建设筹集资金，呼唤舆论关注在疯狂盗猎下面临绝境的野生动物。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野牦牛队”筹集到了40万元建站经费。在藏羚羊保护过程中，梁从诫给时任英国首相的布莱尔写信、带领队伍亲赴海拔近四千米的昆仑山口现场焚烧缴获的藏羚羊皮……这些点滴，至今依旧深深的印在人们的脑海中。
之后，在都江堰杨柳湖大坝工程下马、怒江建坝和西部水电开发之争、反对北京大兴区兴建“亚洲最大斗牛场”、反对北京衬砌京密引水渠、环评风暴、首钢搬迁等等这些环保领域耳熟能详的事件中，自然之友也都作用不同地主导或参与其中。
在2005年圆明园铺膜事件大争论中，自然之友及时召开研讨会发出声音，结合自然之友会员提供的关键证据，会员李楯在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强力主导的国家级环保听证会上的表现，令公众钦佩。同一年由水电开发大争论引发的“人类该不该敬畏自然”的争论中，时任自然之友总干事的薛野等人的表现令社会津津乐道。张传文：《“自然之友”的转型迷茫》，《南都网南方评论》2010年10月。
尽管如此，自然之友的性质仍然是一个以环境教育为主的民间组织，虽然参与一些重大事件的呼吁，但是由于参与机制、制度的缺失，以及自身工作持续性不足，自然之友距离公众的期待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垂暮领导人的困境
在很多人眼里，梁从诫这位出身名门的老人一定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但事实上，1988年辞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公职以后，梁先生一直没有稳定收入，甚至不能享有社会医疗保障。
梁先生生活简朴平实，“身体力行”实践环保。他的名片一直由废纸复印，他外出时随身带着一个布制的小口袋，里面装着一双筷子、一把饭勺。他去华盛顿开会，甚至舍不得吃上一份附带培根的早餐。
人类应该与大自然为友，环境保护需要每一位自然之友的真心实意和身体力行，梁从诫曾经说过：有很多的环保者，他们都有华丽的办公室，舒适的办公地，这些人其实是坐在轮椅上的环保人，他们过着一种高碳生活却呼吁他人环保，这其实是一种很讽刺的事。根据对李波的访谈记录整理。梁先生明白，环保主义者除了身体力行外还必须有能力、有策略去影响他人。但是，十几年来，虽然他竭尽全力振臂呐喊，在整个社会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严重不足的时期，一个孤独的前行者势必势单力薄。另外，中国“特色”的民间组织管理方式和外在压力，他和自然之友成了某些官员眼里的“危险人物”，这名“勇敢的抗争者”经常感受到生存的危险和压力。2000年后，梁从诫渐渐变得沉默了，目睹日益严重的环境灾难深感力不从心，年龄的增长和体力的衰减让这位曾经爱说话、情绪激昂的老人陷入了寡言中，他开始减少公开宣传的次数，对各种媒体的宣传持“谨慎态度”，并严格将自然之友的工作集中在“没有政治风险”的环境教育方面。
自然之友的优势是它的品牌和较高的位势，这是以往的历史和梁从诫个人魅力形成的，但是在2000年以后，自然之友的状态、做的事情和社会影响越来越低于这一位势。
在环保公益机构中，自然之友开始变得缺乏朝气和锐气，在重大问题上没有态度和声音。由于项目陈旧，与媒体传统的友好关系随着人员的更新也在逐渐丧失，工作人员局限于项目操作，缺乏视野和激情，进取型的人员在自然之友感觉得不到施展和发挥的舞台，并出现了人事危机。
外界对自然之友的“消沉”、“暮气”颇有微词。有人质疑：只将矛头对准环境教育，而不去关注环境污染，是不是“懦弱者的表现”。有人责备：自然之友自甘“平庸”，沦为“体制内的良民”，甚至，有人失望：一些自然之友的元老级会员认为这种固步自封，没有进取心的组织不适合自己，一些创始会员与自然之友慢慢疏离。
有理事分析道：自然之友长期以来形成的“办公室文化”，对环境事件的反应、会员要求的处置、来访者的接待、信息处理等等都没有形成相应的工作程序、职责和分工，基本是被动应付、“无为而治”的，应当说伤过很多人的心，这也是自然之友会员大量流失，尤其是能干的人、有想法的人留不住的重要原因。同一时期，相比像绿家园记者沙龙、地球村、绿色流域等的人气、活跃程度和对社会的影响力，对青年才俊的吸引力，自然之友自愧不如。
代际阵痛和传承
中国的制度环境使得本土的NGO成立异常艰难，组织受到领导人的巨大影响则是中国公益组织发展的一个鲜明特点。和不少民间公益组织相似，自然之友的创办，同样缺少不了领袖魅力型的人物，然而，创始领导人的强势和魅力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管理机制上的风险，但这样的风险迟早会暴露出来。
“如果不改革，不更新制度、机制、人事和文化，自然之友将逐渐成为一个过去时的符号！”一位理事在给梁从诫先生的信中专门提到：大家对这次改革寄予厚望，不希望它每况愈下，最后有疾或无疾而终。社会上这样的教训很多。新旧交替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过程，或是主动、有序一些，或是被动、无序而致“天下大乱”。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公益组织，与联想、长虹那样的大型企业，以及与国家当下的处境是很相似的。的确，每一代人只能干自己能干的事，面对下一代人已经当仁不让地成长起来，成为主力和主流，我们需要恰当地给自己定位，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是扶持需要帮助的年轻人。2004年开始，“主动改制”的呼声开始在理事中发出，自然之友不能是仅局限于创始人，要把自然之友从领袖式的一个机构转型成为一个专业管理下的环保机构。而能否顺利产生总干事、第一代领导人的路径依赖等问题已经摆到明面上。
在中国民间公益机构生长的大环境和特征下，第一、二代领导人的转换并非易事，而实际转型过程中的组织阵痛、组织文化遭到的冲击之大是谁也未曾预料到的，作为亲历者，事后有人甚至用“腥风血雨”形容。
薛野是第一位通过公开招聘加入自然之友的总干事，这位北京大学毕业的青年曾经是一位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他有想法、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文化追求，对环保也充满着激情，他认为真环保而非伪环保的作战对象是强大的利益集团，当利益集团侵犯公众利益和生态利益时，环保组织应该呼应公众要求，从环境保护角度着手，有所行动。
对于领导人，薛野有自己的看法：领导人不单单是要做公共关系，要去演讲，要去筹款，要去管人……我认为这些是战术领导，此外更重要的还要在战略上进行领导，在思想、价值上进行领导，这也决定了这个领导人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针对自然之友的发展，他还提出了“共同体文化”概念。自然之友不是属于某个人的，也不是属于少数一群人的，而应该是开放的，应该在开放性的概念下来理解和设计自然之友的一些东西。共同体的类型很多，我们公益组织更像“城邦”这种共同体，应该有进入的自由，有迁徙的自由。高雪松：《城邦共同体，NGO组织文化的选择——自然之友总干事薛野访谈》，《中国发展简报》2005年12月。薛野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而是锐意进取、充满活力和斗志，自然之友理事会正是希望在他的带领下，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工作秩序，逐渐建立一种新的机制和“文化”。然而，由于他的工作风格和沟通方式与自然之友原有的“办公室文化”形成了比较尖锐的冲突，最终他在自然之友只待了22个月。薛野的被迫辞职使得自然之友的制度转型遭遇令人痛心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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