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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绝对实用的家训，造就了至今五代周馥家族子孙的成功，名人辈出。
作为东至周氏家族昌盛至今的奠基人，周馥为训诫子孙而作的《负暄闲语》在子孙的成功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精神指导作用。周馥的子孙成就斐然，闻名天下，远远超越了“富不过三代”的魔咒。近代工商业最知名的“南张北周”之“北周”，就是周馥的四子周学熙，在当时拥有全国近代工业的半壁江山。周学熙还曾两任民国财政总长，并曾任山东大学堂首任校长。他的孙子周叔弢曾官至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子周叔迦是中国佛学研究三大家之一，曾孙周一良是哈佛博士，胡适、陈寅恪的得意门生，一代史学大师，曾孙周炜良是20世纪世界代数几何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以他名字命名的数学名词就多达7个，曾孙周以良是发现了70多个新物种的著名林学家（注：在植物学界能发现1个新物种都是很大的成就）……周馥家族子孙人才辈出，不胜枚举。
★摆脱了传统家训注重道德说教的局限，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强调解决事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而且视野开阔，能充分借鉴其他文化的长处。
传统的家训的重心在道德说教，在真正地指导社会实践上距离较远，而《负暄闲语》却是围绕着生活中需要碰到的具体问题来讲，立足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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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负暄闲语》为晚清实业治国代表人物、李鸿章重要幕僚周馥所撰，共两卷。本书是周馥为教育子孙后代而撰写的散文体家训，分别从读书、处事、待人、治家、延师、婚娶、卜葬、祖训、鬼神等十二个方面出发，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和建议，以此约束子孙的行为。周馥之后，东至周氏家族一直人才辈出，长盛不衰，《负暄闲语》作为治家宝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书是《负暄闲语》首次以简体标点本的形式面向公众刊行。由与周家关系密切、一直关注东至周氏家族的北大学者孟繁之先生和林宇先生进行点校和注释，并结合东至周氏家族代表人物的成功故事、传统文化教育等等诸多方面对《负暄闲语》进行了精彩的解读，非常值得当代父母们借鉴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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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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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馥（1837—1921），字玉山，安徽建德（今东至县）人，晚清李鸿章淮系集团的重要成员。在十九世纪最后的近三十年中，周馥先后会办海防支应局，署永定河道，任津海关道、直隶按察使等职，协助李鸿章治理水患，对外交涉，经理北洋军务，创办新式学堂，又会办天津机器局，襄办电报局和修筑铁路，是李鸿章在封建社会末期推行“新政”的得力助手。李逝世后，周馥护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又相继担任山东巡抚、两江与两广总督，在各地为整顿经济秩序、挽救民族利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周馥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引退。后为训诫诸孙，略仿北齐颜之推所撰《颜氏家训》，撰有《负暄闲语》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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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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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全家福背后的大家族周景良
《负暄闲语》：研究道理，身体力行周景良
负暄闲语叙
卷上
读书
体道
崇儒
处事
卷下
待人
治家
葆生
延师
婚娶（兼阃教）
卜葬
祖训
鬼神
附：周馥与《负暄闲语》周启乾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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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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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人
人未有不望子弟贤而富贵者，教之不得不严。然严不如化，化亦不易，终不如啬其用而苦其力之易入也。孟子“孤臣孽子”之言，原为大任取譬，苟欲子弟成就多，遗之财乃所以败之也。疏广曰：“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诚不刊之论。余闻道光年间豫人王制军懿德官声颇好，殁后不留一钱与其子，后其子孙皆诚谨能自立。王公见识可谓高人一等。余恨不能师其法，薄遗资产与尔等。若不能自食其力，转瞬即见贫困，恐堕入穷滥小人一流矣。
欧、美两洲人，皆不遗财于子，而赠财于友，有遗之者，为数亦少，或只分给其长子。又其子不能自赡其身，则不为之娶妻，故其人谋生较华人为勤，亦能谨身节用，无食鸦片、赌博恶习，此风胜于我华。
【导读】
自古富贵无常，“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留什么给子孙，这是历代父母所纠心的一个问题。魏晋市语里说“为子女作马牛”，历来父母大皆如是。周馥在《治家》篇里谈到此时也说：“大凡富贵家之祖宗，皆敦厚有品，茹辛食苦。迨后代富贵，子孙愈显，即渐浇薄，自甘暴弃，又转入贫贱，此常理也。”古今家世轮替，几乎都逃不出这一逻辑，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也。几年前的畅销书《穷爸爸富爸爸》，其实讲的也是这一道理。
这也是古今中外自古已然的一个老问题。为父母者，一定要为子弟计长远，而不是一味只计眼前蝇头利益，以为广遗财产即可保后世子孙亿万斯年无忧无虑，假若子孙不能自立，即使亿贯财产，也总有坐吃山空、用尽的一天，到头来还是白忙活一场。《左传?隐公三年》记石碏为州吁之事，向卫庄公谏言说：“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逸，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义方，即行事应该遵行的规范、道理，后世引为教子的正道。司马光《家范》里也谈到这个问题，说：“为人祖者，莫不思利其后世。然果能利之者，鲜矣。何以言之？今之为后世谋者，不过广营生计以遗之。田畴连阡陌，邸肆跨坊曲，粟麦盈国仓，金帛充箧笥，慊慊然求之犹未足，施施然自以为子子孙孙累世用之莫能尽也。然不知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自于数十年中勤身苦体以聚之，而子孙于时岁之间奢靡游荡以散之，反笑其祖考之愚，不知自娱，又怨其吝啬，无恩于我，而厉虐之也。始则欺绐攘窃，以充其欲；不足，则立券举债于人，俟其死而偿之。观其意，惟患其考之寿也。甚者至于有疾不疗，阴行鸠毒，亦有之矣。然则向之所以利后世者，适足以长子孙之恶而为身祸也。”这类例子在我们身边不少，毋须赘述。
余昔年尝与极乖张人共事。余为分其责任，使不互相牵掣，凡劳苦事虑有后患者，皆我任之。每发一言、议一事，无不出以和平。久之，彼亦折服。幸其人皆廉正无私。至大柔奸人、大险狠人，冰炭自不能融。余惟直道而行，检点经手事，着着防之，彼虽欲设计中伤，无隙可投。有时或借他事挤我、诬蔑我，我亦不与辩，惟逊让而已。我尝怪宋明党祸，未尝不由诸君子之过激而成也。
凡办大事，与人共患难、共功名，须有一段诚挚意。固结人心，尤须度量宽洪，使人尽其所欲言。无论其言可行与否，密记于心，不可轻露。须留言者地，使其复有所言，尤不可傲己非人，不可轻喜易怒。大约达官而不能使人尽力以成治功者，皆骄、吝二字害之。能时常读书警醒此心，又延一二老成师友朝夕相处，使其尽言无隐，庶几稍救此病。
孔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此非专为处人，亦以处己。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大约己所侮者，即是我先敬后不敬之人，而侮我者，必是先谀我昵我之人。张文端述友人诗曰：“于今道上揶揄鬼，原是尊前妩媚人。”故结交不可不慎。
【导读】
以上第一段谈与不好相处之人相处。同事、同僚有时不能选择，此亦人生最难之一端也。所谓“人生这碗饭不好吃”，有一多半纯系由人事纠纷而起。玉山老人这里教导儿孙，我自我，他自他，关键是要做好自己，一是要心存和平；二是要行事而正，直道而行；三是要时时检点，未雨绸缪，不致有自己做事的短处落在对方手里，为对方强加罪名，加以攻讦。但，假若真遇到事，能谦让则谦让，别撕破脸皮，失于无端纠纷，夹缠不清。那样只是自贬身价，于事无补。这些意见对于今天在职场里摸爬滚打的年轻人，无异处世宝训，立身金箴，不可不引为诫条。
“我尝怪宋明党祸，未尝不由诸君子之过激而成也”一句，极具识见。历来政治兴废，无不起于上层人事间的意气、纠纷、情感用事，古今皆然。清末王小航著《方家园杂咏二十首》，谈及清末政治，有一句名言：“因夫妻反目而母子不和，因母子不和而载漪谋篡。”古今此类例子甚多，不胜枚举。
第二、三两段讲做大事者一定要度量宽洪，能容人，戒骄戒躁，不可傲己非人，亦不可为佞人所谀所蔽。这些话可看作是曾国藩“做大事者第一要务是找替手”一语的最好脚注。假如说曾国藩语是“九阳真功”的话，玉山老人此话则是“乾坤挪移大法”，告诉你怎么将“找替手”落实到实处。
第三段引孔子评晏平仲的话后，“此非专为处人，亦以处己”一句，可谓至人之言。人生与人相处，其实皆是如此。人与人脾性不同，遭际各异，不会没有摩擦，但既然在一起共事，一起生活于同一屋檐下，则总要学会与对方相处为是，而不只是一味横挑鼻子竖挑眼，指责对方的不是。要求对方顺应自己的过程，何尝不是自己顺应对方的过程？人与人处，无论处那种关系，总要慢慢学会与对方相处，此所谓“非为处人，亦以处己”是也。况借此砥砺品性，砥行砺心，于个人道德修养，亦可更进一层。
交游之中，安得皆胜己者？当居权位时，所提拔之人，随时量材录用，亦未必尽精金良玉，惟处心公正，赏罚皆出直道，彼自不敢眩惑。苟能从善效功，应视为同类中人。三代盛世之官吏，未必人人皆有根柢，大半观摩仿效而然，以其时君子多而小人少也。总之，无论人如何谀我、毁我，只可默自审察，不可生一毫喜忌心，否则人投隙而作弄矣。
大凡贫贱之人易受侮，我能恭敬有礼而无求于人，则侮自寡矣。富贵之人易招誉，我能慎独克己，得失心知，誉者亦废然返矣。凡誉言十分只作三分看，且有以无作有者誉，近于谀，此人自不可近，然远在心，不可见于声色。今世奔竞成风，人情浇薄，有遍向富贵人雌黄以傲沽名者，有向贫贱人缔交而卖声气者，此弊亦不可不知。总之，自己心中虚明，一切云烟过眼，不为动矣。
昔人有言：“人有自命廉正，而乖僻、刻薄、常怀忍心者，宦途虽显，其家世必渐败落，或竟绝祀无后。庸吏恂恂，无盛名，亦无大过，每获善报。或言皆由民情恩怨所致。”余谓：天地之道本中、和，人心不出于中、和，即失人心，逆天道。凡不近人情之人，非奸慝即谬妄，虽一时卖誉取荣，终必贾祸偾事，尔辈切不可亲近，致染其毒。
【导读】
以上三段讲对待僚属及面对诽誉如何自处。“量才录用”，说起来易，做起来难。曹操《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里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观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和老人此话，是同一个道理。
对待下属，一定要用人以长，遇事赤心以待，“赏当其劳，罚当其罪”，如是，“无功者自退，为恶者咸惧”，上下一心，方可形成一个好的工作风气，无往不利。《中庸》里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后汉书?光武帝纪》记刘秀待下以赤诚，下属感涕，一个个愿意死效，咸云：“萧王（刘秀当时被更始帝封为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
面对诋毁与谀美，人很难做到自持。特别是贫贱时，人穷志短，极易受辱，非得有些底气作支撑不可。古今例子甚多。老人这里说得很对，一定要做到进退有节，我自重，他人亦不敢恣意妄为。面对谀美，亦同样若是。苏轼《明君可与为忠言赋》里说：“目有眯则视白为黑，心有蔽则以薄为厚。遂使谀臣乘隙以汇进，智士知微而出走。”《资治通鉴》里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量日影的表杆）也，臣者景（影子）也，表动则景随矣。”说隋炀帝昏暴，不喜人谏，谁谏就法办谁，因此满腹经纶的裴矩在隋炀帝手下成了臭名远扬的佞臣，专门看炀帝的脸色和揣度其内心所好而办事，千方百计助隋炀帝为虐，以保己富贵。而到唐太宗时，太宗处处示人以明，喜闻己过，严惩佞谀，处处秉公办事，裴矩也就变得公忠体国了，敢于指出太宗的短处，而成为了有名的直臣。此类例子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不胜枚举。《宋史》里记王安石当政时，《字说》一出，天下风靡，“献谀之辈竞为注解”。及至被黜，又竞相攻讦。在阿谄成风的时代，即一时号为正人，亦献谀希宠，在后世看来，“有中人所不为者”。这也是风气使然，社会道德标准颠倒所致。朱熹《答张敬夫书》：“乐闻警戒，不善导谀，则听言用人之要也。”领导人的好恶，有时极易为下属所利用，因此高明的领导者，一定要做到荣辱不惊，不给下级有隙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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