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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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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记述了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艰难时期，毛泽东及其他开国元勋们总揽全局，高瞻远瞩，时时把握着主动权，在复杂的斗争中发挥了高超的领导艺术，使新中国经受住了种种考验，在凯歌中行进的轶闻往事。故事逼真生动，情节感人，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材料。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复兴所作出的巨大历史贡献，讴歌了开国领袖们的崇高风范和开创社会主义制度新纪元的不朽功勋，弘扬了中华民族的革命优良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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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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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民，1948年11月生，1969年入伍，正师职。原总参工程兵指挥学院社科部政治理论教研室副教授。从事《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概论》、毛邓三等教学30余年，获总参优秀教员银质奖。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专著18部。曾为全国毛泽东思想军事思想研究会会员，新四军研究会会员，徐州淮海战役研究会会员，徐州中共党史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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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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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都北京
二、 风卷残云
三、 毛泽东漫步波罗的海
四、 与强敌的较量
五、 保卫新生人民政权
六、 谁也不能为其说情
七、 一场新的“淮海战役”
八、 新中国的红色外交家
九、 思想战线上的一场风波
十、 清除党内野心家
十一、 不朽的丰碑
十二、 不做别国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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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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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谁也不能为其说情
揪出“老虎”十余万
1951年冬，北京落下了第一场雪，丰泽园变成了一片琼瑶琉璃世界。
当时，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毛泽东工作了一夜，天刚放亮，他站起身，搓搓脸，朝门口走去。
刚开门跨出门坎一步，毛泽东猛地站住脚，他惊喜地仰天凝视，只见天空纷纷扬扬正落下洁白的雪花，他的目光又移向被大雪覆盖的松柏、屋顶、墙头和庭院，久久不动，像是在倾听那雪花落地的沙沙声。
卫士见毛泽东在门口发愣，急忙抓住扫帚去扫路。毛泽东不时回头打量着自己留在雪地上的脚印，目光中闪着孩子一般地新奇和喜悦的神色。
“不要扫！”毛泽东急切地喊着，眉头也皱了起来。卫士轻轻把扫帚放下。
毛泽东小心翼翼地走下台阶，缓慢地迈着步伐，走走停停，他不忍心踏坏院子里白莹莹的积雪，就从廊沿下走出庭院后门，沿着中南海散步。
忽然，毛泽东面对一株苍松停了下来，凝视着那墨绿的松枝和挂在松枝上的洁白积雪，严肃地沉思着。
“你贪污了没有？”毛泽东望着松树和积雪，突然问了卫士长李银桥一句。
“没有！”李银桥坦然地回答。
“你现在不贪污，你以后贪污不贪污？”
“不贪污！”
“那就好。你来的时候像这些雪，以后也要保持，要洁身自爱，反腐蚀，不要叫糖衣炮弹打中。”毛泽东指着松树上洁白无瑕的积雪说。
“我一定照主席说的办！”
“你不贪污，你有浪费没有？”毛泽东又问。
“浪费现象，可能没有完全杜绝。”李银桥诚实地回答。
“浪费也一样可耻。不贪污，还要节约。节约每一滴水，每一度电……”
李银桥静静地听着，心中不时泛起阵阵波澜，两年前，中央从西柏坡进城时毛泽东的话仍在人们耳边回旋。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共产党取得了天下，大批干部由偏远的乡村走进了城市，他们大部分都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考试”合格。但也有极少数的干部却经不住糖衣炮弹的攻击，时间不长就败下阵来，贪污浪费，腐化堕落，有的甚至变成了人民的罪人。
毛泽东极端痛恨腐败，他决不容许腐败分子逍遥法外。
1951年11月，北京已有几分寒意。在一个万籁俱静的夜晚，中南海菊香书屋灯火通明。毛泽东正在批阅东北局书记高岗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中列举了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达5亿人民币，浪费现象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
毛泽东深感事情的严重性。11月20日，他为中共中央将东北局报告转发全国，要求全国各级党政军领导重视东北的经验。这是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进行“三反”斗争的第一个号令。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正式拉开了“三反”运动的序幕。
12月8日，中央又发出《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
毛泽东从1951年12月31日上午11时到1952年1月1日上午7时半，连续20个小时处理中南军区的报告，并派秘书罗光禄乘飞机直飞武汉。当日下午5时半，毛泽东又邀请十几位民主人士和党内几位负责人在颐年堂举行团拜会，并发表元旦祝词，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三反”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自《决定》下发后，许多部门都行动起来了。
中央机关于1951年12月31日下午召开了党政军各部门处长以上数百人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由中纪委主任薄一波、中央机关总党委第二书记安子文宣布中央决定和作动员报告，限期1952年1月1～10日，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的一切单位，务必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1月11日送来报告。如有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局长、处长、科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
1月9日，周恩来总理又召集中央、华北及北京、天津两市的高级干部及各界代表人物2300余人，在北京召开“三反”动员大会，亲自作动员。
毛泽东对“三反”运动极为重视，他夜以继日地批阅各地报告，代中央起草决议、指示、批语、电报、信件等。整个“三反”运动期间，这样的文件就达233件之多。
1952年1月中旬，运动的重点已开始转入清查和打击严重的贪污分子阶段，即所谓打“大老虎”阶段。
1月19日，中直机关总党委召开有1000余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宣布要集中力量打“老虎”。
1月23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指出，党政军民学各系统都必定有大贪污犯，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得成绩。第二天，又指示各地：每个省、每个大城市及各大军区单位都有100只至几百只大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于1月30日在中财委党组会上作打虎总结报告时，曾提出判定“大老虎”的六条标准：个人贪污一亿元以上者；贪污不满一亿元，但对国家经济造成很大损失者；满一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案的组织者、主谋者；贪污5000万元以上，但性质严重；使国家损失在一亿元以上者；全国解放时隐瞒各级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未报，价值在一亿元以上者等。随后，李富春将这六条向中央作了报告，2月2日毛泽东将李富春拟定的六条标准批转全国省（军）以上党政军各级党委参照执行。
2月10日，毛泽东在对《关于华北军区后勤部捉虎报告》的批语中再次强调：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要增加打虎的勇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
在打虎斗争高潮中，各地也不同程度地出现过一些过火行为，以致发生强拉硬凑，或逼供、诱供、假供的情况，因而伤害了一些好人。中央发现这些苗头后，及时采取措施进行了纠正。毛泽东指出：个别单位已发现用逼供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各地如出现这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
2月22日，毛泽东在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打虎情况和部署的报告》的批语中再次指出：“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全国1000元以上的“老虎”先定29万人，后改为10.5万人。
到1952年3月，大部分地区的“三反”运动进入审理、定案、处理阶段。中共中央于3月5日发出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提出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原则：对绝大多数情节较轻又彻底坦白，立功自赎者，从宽处理；对少数情节严重恶劣或隐瞒欺骗、拒绝坦白者，应从严惩治；对浪费问题亦应以严肃的态度，分别情况，予以适当解决，以教育干部，团结群众。
3月11日政务院颁发了中纪委《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
《规定》按照“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对贪污、浪费问题规定了具体而明确的处理办法。对贪污分子的处理规定：
凡贪污未满100万元者，只要彻底坦白，真诚悔过，保证不再犯，不当贪污分子对待，也以免予处分和追缴贪污款物；凡超过100万元未满1000万元者，只要情节不严重恶劣，彻底承认错误，可以免予刑事处分，但应视情况给予行政处分，并着退贪污款物；对情节恶劣又拒不坦白者予以刑事处分。
凡贪污超过1000万元，未满1亿元的贪污分子，可依其情节轻重，坦白认罪程度，退赃及检举主动情况，分别给予适当的刑事处分，或免刑给予行政处分，应尽可能追缴贪污款物。
凡贪污1亿元以上的贪污分子，一般按其情节轻重，给予不同刑事处分，追缴贪污款物。但自动坦白退出赃款赃物，有检举立功者，也可免予刑事处分，给予行政处分。
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为惩治贪污犯罪提供了统一的标准和法律武器。
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结束“三反”运动的报告》，宣告“三反”运动胜利结束。据统计，全国政府系统参加“三反”运动的达850万至900万人，受到处分的占4.5％左右。县以上党政机关（未包括军队）参加“三反”运动的人数为383.6万人，共查出有贪污行为1000万元以上的10.5万余人，约占参加“三反”运动总数的2.7％。经审理定案，绝大多数免予处分，部分给予行政处分，对少数贪污数额巨大，手段恶劣，态度顽固，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者，给予严厉制裁。判处有期徒刑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缓的9人，判处死刑的42人。
刘青山与张子善
1949年8月，天津地委和天津专署成立后，刘青山和张子善分别从冀中八分区和十分区调来，担任了地委书记和专员。
刘青山，1916年生，河北安国县人，雇工出身，193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高（阳）蠡（县）农民起义，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历任冀中区任河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天津地委书记。被捕前任石家庄市副书记。
张子善，1914年生，河北省深县人，学生出身，193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曾作绝食斗争与卧轨斗争。历任献县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天津地委副书记兼专员，被捕前任天津地委书记。
刘青山、张子善是从大搞“机关生产”而走向犯罪、跌入深渊的。
机关生产，即党政机关搞生产活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十分困难。为了解决当时刚建立起来的各级政权机关的财政经费问题以及人员的穿衣吃饭问题，中央和各级党政组织曾做出过一系列关于开展机关生产的规定，但这是暂时的，都是一种特殊时期过渡性的措施。
1949年8月，天津地委和天津专署在天津市西面30里的杨柳青镇成立。杨柳青镇是中国北方历史名镇，初名“流口”，后复名“柳口”。金贞祜二年（1214）置“柳口镇”，为本镇行政建置之始，元末明初更今名。
清代之前，杨柳青镇先后隶属章武、平舒、鲁城、武清、静海、天津等县，民国时期隶属天津县，建国后，先后隶属河北省、河北省天津专区、静海县、天津市南开区、天津市西郊区。
此镇地处水陆通衢，历史悠久，有万户人家，以特产木版年画而名扬全国。镇中央有一处宽敞高大但已破落不整的宅院，据说原是一个石姓富豪的房产，叫石家大院，成为地委、专署的办公地点。
天津专区位于京津两大城市之间，下辖静海、大城、任丘、文安、永清、安次、武清、宝坻、宁河、霸县、青县11县及杨柳青、汉沽、胜芳三镇，人口400多万。全区地处九河下梢，地势低洼盐碱，历史上涝灾连年不断。1950年夏，全区14个县镇暴雨铺天，大水漫地，使刚刚获得翻身解放的广大农民生活又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而身为地委书记的刘青山，身为地委副书记、专员的张子善，不但不积极带领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度过灾害，反而不顾灾民死活，全身心都扑到机关生产上。
刘青山自走马上任那天起，逢人就宣扬他眼中的“机关生产”怎么好怎么妙。在任两年，两条“政绩”尽人皆知：一是借口身体不好，在津长期“养病”，基本没干工作；二是以养病为名，在津大搞“机关生产”，几乎什么都干。
他们苛剥政府以工代赈救灾粮款。
1950年秋及1951年春，河北省政府决定以工代赈修治天津专区境内的潮白、海河、永定、大清、龙凤等五道河流。国家对治河民工给以适当的粮款补贴报酬，1950年秋，刘、张从中苛剥6亿元。
1951年春省里为河工拨粮1800余万斤，刘、张掠取粮220万斤，折款22亿元。
他们还盗用机场占地赔款4300多万，违法动支水利专款10亿元；非法动用干部家属救济粮17.5万斤；违法拼凑地方财政，非法动用地粮公产达29.862亿元；骗贷银行巨款，盗用灾民造船款，骗贷天津市银行贷款50亿元；动用宝坻县庄洼水库区108个村庄灾民造船款4亿元进行投机倒把，胆大妄为。
他们只要有利可图，有钱可赚，他们什么都敢买，也什么都敢卖；扰乱市场，牟取暴利。
1951年4月，天津市木材市场价格上涨，刘、张冒充军人，穿着军装，持天津军区司令部执照和天津地委九号证章，一次就骗购木材4000立方米，运回天津市进行商业投机活动。
他们公行贿赂，高薪利诱瓦解国营工业技术人员；勾结奸商，破坏国家经济建设。
他们共贪污171亿余元巨款，供其挥霍享受，由革命的功臣堕落为人民的罪人。
在思想政治上，他们也忘乎所以。
刘青山为压制党内民主，建立自己的封建统治秩序，曾说：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地区的具体化。因此，在天津专区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刘青山思想”。
张子善则说天津地委内只能有“一个头”，一个领袖。有人在“七一”纪念大会上高呼“向我们英明的领袖张专员致敬！”“在英明领袖张专员领导下前进。”
而张则对人说：“应该向该同志学习。”
刘青山有几句口头禅，随时随地张口即出：“老子们打天下，小子们来享受。”“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
“革命胜利啦，老子该享受享受啦！”
诸如此类，皆是这位将“马列主义具体化”的“思想家”的“名言”，句句不离“老子”、“享受”。
刘青山以“养病”为由，向组织伸手要公款，动辄数千万元，而且堂而皇之地署名“共产党员刘青山”。钱到手稍慢了点，即大哭大闹，声震屋瓦，叫嚷什么“批准我养病不照顾”，拍桌子摔板凳，搞得鸡犬不宁。
刘青山到省里开会，听到天津地委有人反映他生活腐化、闹享受，大动肝火，于是称病返回，开始对他揣测的可能反映他的人骂大街，挨个找到，狗血喷头。有的被当众骂哭，有的挨骂后坚决要离开天津，有的当即要求调动。刘青山甚至连张子善也卷进去骂，并致书一封且同时呈信省委、地委，满纸歪理却气势非凡，抱怨照顾他不好，状告地委不执行省委意见，指责张自私、有宗派；而当面指着张的鼻子斥之为“糊涂蛋”。
刘青山是个“汽车迷”。50年代初期，轿车极为罕见，连战争时期缴获的破旧的美式吉普也很少，天津地委机关只有一辆，供处理紧急事务用。刘青山一来，就把这辆美式吉普霸占了，机关用车几乎成了他私人专车。
1950年夏，刘不顾国民经济困难和机关经费紧张，动用36000多万资金，从香港进口了两辆最新样式的美国高级轿车。他出入于酒楼饭店，舞厅戏院，该吃的都吃了，该玩的都玩了，该享受的也都享受了。山珍海味也有吃腻的时候，为了吃好玩好，刘青山自有“学问”。有一则是吃饺子不要韭菜馅但要韭菜味。北方的冬天很少见到韭菜，物稀则贵，即使在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冬天吃韭菜馅的饺子，也是极个别富有人家享用的。他经常吃就发现了问题，冬天的韭菜馅虽鲜爽香美，但有些辣气，而且吃多了不好消化。于是刘青山指使炊管人员，要吃饺子，要吃韭菜味不吃韭菜馅。
炊事员很为难，恐怕“狗不理”、“鸭子楼”名厨也没做过这种水饺。他们反来复试验，终于找到一种办法：猪肉、虾仁、炒鸡蛋并白菜心剁烂搅馅，包时每个饺子里放几根洗净挑好的茎粗叶宽的韭菜，茎根包在饺子皮褶外，捏好后下锅，煮熟后捞出，趁热捏住露在外面的韭菜根茎，将包在饺子里的韭菜叶一起抽出来。盛盘端上去，刘青山一吃，连声叫好。
刘青山这个人，老粗出身，性子粗，态度蛮横霸道，又好大喜功，办事爱耍粗胳膊。而张子善呢，学生出身，心细，工于心计，很虚伪，权力欲很强。二人一明一暗，一硬一软，一狼一狈，所以在危害别人谋取共同利益这方面很容易搞到一起。
与整日不干工作、到处吃喝拿要享乐的刘青山相比，“英明领袖张专员”颇为“坚守岗位”，坐镇杨柳青镇“石家大院”，主持全面工作，体现其“英明”。
1951年10月，天津专署副专员李克才向河北省委组织部揭发了刘、张的若干违法乱纪事实后，引起了河北省委的重视，并进行了调查。
1951年12月14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报告：“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12月20日，华北局将处理意见上报中央，提议“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12月下旬，华北局通过河北省委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两犯量刑的意见。结果是：地委在家的八个委员的一致意见是处以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535人，判处死缓的8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处死刑的536人，判处死缓的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
毛泽东对此案极为关注。12月2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对刘、张一案的处理意见。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党外人士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在1951年12月30日头版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侵吞国家资财的犯罪事实公布于众，同时发表了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张二人党籍的决定。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看着刘、张成长，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找到薄一波说，刘、张错误严重，理应判重刑，但念其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是否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薄一波表示，中央决定了的事，恐怕不宜再提了。而黄敬坚持要薄一波向毛泽东反映，薄一波只好如实向毛泽东转达了黄敬的意见。毛泽东听后说，正是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有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毛泽东一直对党和政府内部的腐败分子深恶痛绝，严惩不怠。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就曾严惩过腐败分子。当时，中央总务厅在负责中央政府大礼堂等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群众反映管理人员可能有贪污现象。经中央工农检察部对总务厅工作进行检查，果然发现总务厅长赵宝成严重渎职，几个月间浪费三四千元，查出管理处科员左祥云贪污百余元。中央人民委员会于1932年12月28日作出决定，将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的总务厅长赵宝成撤职查办；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拘押究询；贪污犯左祥云由司法机关判处死刑。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利用职务之便贪污2000余元，中央人民委员会也决定将其移交法庭审判，结果被处以极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璧以权谋私，挪用公款50元做私人生意。案发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命令，撤销其一切职务，交司法机关判刑3年。
在1937年的延安，发生过一起轰动一时的“黄克功桃色事件”。毛泽东“挥泪斩马谡”，一个勇冠三军的红军将领被公审枪毙了。
黄克功少年时代参加红军，跟随毛泽东经历了井冈山的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老井冈”中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将领。当时，黄克功年仅26岁，年轻、英俊、身材修长，笑起来很有感染力，加上其丰厚的经历，很受人的追捧。
刘茜当时才十五六岁，为了革命来到延安。她容貌清秀，被分到抗日军政大学四队学习，队长就是黄克功。两人经过短期接触，确立了恋爱关系。1937年9月，陕北公学成立，刘茜随队转入陕北公学学习。公开后，两人接触少了，关系渐渐疏远。黄克功见刘茜与其他男同学来往，便觉得其另有所爱，遂去信责备她并要求立即结婚。
刘茜回了一封信，拒绝了结婚的要求。这封信给了黄克功一个去找她的契机。1937年10月5日晚饭后，黄克功将心爱的白朗宁手枪装进口袋，正巧，抗大训练部的干部黄志勇饭后在溜达，黄克功便拉着他向陕北公学走去。就在公学门前的河边，黄克功遇到刘茜等一群学员。学员们见到队长，都很客气。刘茜却没吭声，冷冷地望着他。
黄克功随即招呼刘茜：“咱们走走好吗？”陕北公学的女学员走了，黄志勇也借故走了。
黄克功那天晚上同刘茜在河滩上面对面站立了一阵后，便开始对刘茜另有所爱进行责备。在他看来，自己身经百战从没有失败过，哪能在这场爱的战役中失败。他不服输，他责备她，要她回心转意，甚至骂她。但他面对的是他从没遇到过的对手。刘茜不但没有悔意，反而声称他们之间不存在婚约，双方都有权找所爱的人。
“要不是爱上别人就宣布咱俩结婚。”黄克功看着刘茜灰布帽下的眸子，带着嘲弄、轻视的目光。他拔出了枪，拉住她的一只胳膊：“你答应不答应？”他试图使她在枪口下改变主意，没想到她那眸子里的目光更锋利、更仇恨和冰凉了，这使他感到了绝望。
一个响亮的巴掌，打在黄克功的脸上，他颤抖了一下。但她那冰冷的目光还在抽打他……
他又把枪口对准了她的脑门，枪响了。
高等法院将黄克功收监。
这种骇人听闻的案件，在当时的延安是绝无仅有的。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不少人也纷纷出面讲情，有一些老井冈也通过不同渠道向毛泽东讲情，毛泽东不为所动。
终于，黄克功案件交给了人民公审。来自各学校、部队和机关的万余人到指定地点静静地坐着，延河水轻缓地在流淌。
毛泽东和张闻天在不远的延河对岸朝这里张望着。直到审判大会快要开始时，毛泽东才背着双手，低着头走开……
陕甘宁高等法院刑庭的法官、陪审员、起诉人、证人、辩护人和法警进入了会场。刑庭审判长雷经天等人，宣布开庭后，起诉人与证人先向大会陈述了黄克功事件的全部细节。随后，各单位代表发表了对这一事件的分析、要求，以及结论性的群众意见，然后等着法庭审判。
黄克功讲述最后一个愿望：“……死刑如果是必须执行的话，我希望我能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如果允许，给我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我要死在同敌人的拼杀中。如果不合刑律，那就算了。”
休庭片刻后重新开庭，审判长庄严地、一字一顿地宣布了判处黄克功死刑，并立即执行。黄克功便跟着行刑队，穿过坐在东北侧的人群，向刑场走去。
就在黄克功走到会场边时，只见一匹快马在会场外停下，一位工作人员翻身下马，径直向审判长雷经天走去。雷经天起来接过那位工作人员送上来的一件东西。主席台上先传出声音：“信，毛主席的信。”那声音很小。很快，“毛主席的信”像风一般传遍会场。黄克功在会场边也听到了，他自己停住了脚步，他比任何人都关心这封信。原来，他在审判前，专门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请毛主席定夺。
大会主持人招手让黄克功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因为信中建议要当着黄克功本人的面，向公审大会宣读：
雷经天同志：
你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体恤。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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