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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师曾，男，1961年生于北京，江苏无锡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著名战地记者，因采访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以及众多国际政治领袖人物而声名大震。也因其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而备受世人瞩目。他的文学作品素以“科学的态度，艺术的语言，讲人的故事”，对国际关系及世界战争史有着超越时空的深刻洞悉，同时充满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主要著作有《我从战场归来》《我钻进了金字塔》《重返巴格达》《我在美国当农民》《我的诺曼底》《我说》《一个人的远行》《黄河的联想》。 目錄： 战场归来二十年（唐师曾） 为唐老鸭大唱颂歌（季羡林） 为真理服务（巴萨姆?库巴） 世纪初的远行（唐师曾） 我师萧乾 直播金字塔引起的故事 美梦成真 最黑的一天 重返巴格达 死亡之路 过关留下买路钱 鸟瞰巴格达 萨达姆和他的伊拉克 家有莱卡 防空洞里的冤魂 贻害无穷贫铀弹 沉重的母亲 破车当道 撒马拉转塔 消失的巴比伦 浮在油海上的国家 石油重地被捉记 哭泣的河流 不灭的火焰 多媒体时代到来之前（唐师曾） 內容試閱： 重返巴格达 生命中最华彩的一章 “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被狸猫换太子之后，我两眼冒火欲哭无泪。我气呼呼地关了灯，迷迷糊糊摸索着走进自己的卧室，和衣躺在床上，泪水夺眶而出。病体由于激动而更加虚弱。我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凝视天花板，谢绝了中国律师协会副主席徐家力、中国作家协会版权委员会张树英等帮我讨回公道的建议。法院只能对此给经济补偿，而金钱对我这个白血球、血小板不足常人一半的病人并不重要。301医院血液科军医王永平到我家警告我：再这样下去小命难保。于是我开始摇摇晃晃地爬起来吃饭，颤抖的手把菜汤洒了一桌子，桌上铺着凤凰台长刚派手下还回来的地图。看着面前一片狼藉，我忽然想起老爹海明威《永别了，武器》中的一句话：“世界随时都在毁灭每个人，就在那些毁灭的地方，往往站起许多强者。”我狠抽了自己两个大嘴巴，满脸的络腮胡子告诉我，自己还是个男人。 我这人生来一张屡教不改的大驴嘴，命中注定干不了大事。兵法云“兵行诡道”，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一度打败以色列，就得感谢当时埃及空军参谋长穆巴拉克，因为这位未来的埃及总统笃信“一切胜利，依赖于严格保密下的持续的闪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海军情报局长海纳里斯将军反复教导手下情报人员：“两个人知道的事情就不是秘密了。”结果他自己却为人事机密，最后被希特勒处决掉。 尽管我一再因言获罪，吃了不少心直口快的亏，作为装甲兵上校研究员，我也深谙保密对于军事行动的重要。实践中我从事的采访，大多是前无古人的准军事行动，但作为一名新华社记者，我还是习惯对我的读者坦诚相告。 不久前，我到缅北“金三角”地区了解罂粟替代种植情况，在边境上与云南省公安厅禁毒局联络处处长董胜不期而遇。董胜是一级警督，鼻子上架一副金丝眼镜，举手投足仿佛《渡江侦察记》中的情报处长。作为资深情报官员，又是国际上著名的“金三角问题”专家，董处长对我这个臭名远扬的“鸭嘴记者”充满戒备。因为不久前，一些媒体对滇缅边界和境外“金三角地区”不负责任的炒作，给边陲的改革开放带来不少麻烦。就连境外“金三角地区”的外国弟兄也对“不负责任的记者”咬牙切齿。我碰到的某国某高级将领，几次弦外有音地提醒我“那些动机不良蓄意编造的记者，他们的下场只有死”。作为一名闯荡江湖的摄影记者，我对这位长官的看法和能力毫不怀疑。 为打消疑虑，我首先肯定我和“董兄”之间的共同之处：我们都写文章，也都拍照片，都是信息的寄生虫。其次才是我们彼此间使用资讯的差异：董处长是警察，通过情报控制犯罪，所以遇事首先强调严格保密；而我是职业记者，我的天职是尽量客观、翔实、快速地传达信息，把真相大白于天下。说到这里，我忍不住要重复我10年前在海湾前线领悟的一段旧话：“要让我的人民知道世界上正发生什么。”（见《我从战场归来》自序） 说到10年前的海湾危机，我总忍不住浊泪潸然。那是我生命中最华彩的一章，当时我还不到30岁，还没尝过和女人同居的滋味，我很担心自己就这么未经人事地夭折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不能对不起我奉行传统的爷爷。 我30岁的“成人大PARTY”是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高楼顶层防空武器丛中举行的。那天有好几枚“飞毛腿”划过夜空向我鸣炮祝贺，我活这么大从没看过那么大的焰火。从此我“三十而立”，摇身一变成了新华社驻外记者中最年轻的主任记者。 哪来的“鸟”电视？ 说来惭愧，10年过去，我不仅寸箭未长原地踏步，某些方面甚至越活越抽抽，但我依然快活。我在失去健康、勇气、机会的同时还给他人带来灾难。 首先向我提出抗议的是阿拉伯国家使团副团长、文化委员会主席、巴勒斯坦大使萨法日尼，他一上来就破口大骂：“你这只鸭子怎么搞的？你的‘凤凰’怎么在伯利恒宣传以色列治理得好？还挥舞以色列的旗子！我要向你们提抗议！” 萨法日尼毕业于北大国际政治系，是我多年的同门师兄，话无遮拦情同手足。上北大前，他一直在中东打游击，绰号“铁锤之父”，还当过阿拉法特的大保镖。能把我师兄气成这样，决不是一般的政治事件。我低眉顺眼地让大师兄发完雷霆之怒，这才小心翼翼地解释此事确实与我无关，因为我早就和圣地一起被出卖了。说出卖还不准确，因为整个过程没拿一分钱，属于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一样的“强占”，中国老话叫“鹊巢鸠占”，就是一种鸟的窝被另一种鸟抢了。凤凰台长“强暴”我的当天，埃及文化新闻参赞撒克就在我家里，撒克参赞可以证明我的清白。我对师兄萨法日尼重复当初在饭桌上对凤凰背诵的马克思语录：“我播下的是龙种，而孵出的却是跳蚤。” 当天，萨师兄聚集几位阿拉伯驻华大使在“一千零一夜”饭店愤怒声讨我的罪行，因为这一切都是“鸭子这只坏鸟引起的，不然怎么会冒出‘鸟’电视”？最后还是使团公认的绅士——伊拉克大使库巴出来为我解围，尽管阿拉伯国家都被“换太子的狸猫”骗了：“唐老鸭虽有失误，罪责难逃，但还属于阿拉伯兄弟。” 于是萨师兄又恢复我的合法席位，授权我重新组织一个记者团前往中东，继续我的梦想。但这次必须严格审查成员资格，只限兄弟，不要飞禽走兽。随后海湾国家阿曼驻华大使法西让我翻译《阿曼苏丹国的2000年》……我这才得以重返阿拉伯怀抱。 从阴影里站起来 2000年4月5日黄昏，伊拉克大使库巴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晚上是否有空，说伊拉克文化新闻部长来了，希望见见我。习惯共享新闻线索的我立即给当年开罗的老搭档——新华社国际部中东编辑室主任刘顺打电话，问他是否想见伊拉克文化新闻部长。刘顺曾常驻伊拉克，是新华社的伊拉克权威。刘顺说他已经获悉伊拉克部长来访，还告诉我这次给部长当翻译的是文化部的一个“小眯缝眼翻译”。我闻言大喜：在中国讲阿文的“小眯缝眼”恐怕只有小石。 小石是文化部外联局阿文翻译，曾在埃及使馆文化处工作，8年前就是我一丘之貉的酒友。1998年5月26日，小石前往中国驻伊拉克使馆文化处上任时，在伊拉克“死亡之路”遭遇车祸，脾脏粉碎，所以到现在都不能喝酒，而且一听“伊拉克”就有生理反应。 拨通小石的手机，这小子正陪伊拉克代表团吃晚饭。听说是“鸭哥”呼唤，立即详细汇报伊拉克代表团行程，自此保持和我的手机热线联系，每30分钟汇报一次。 4月6日上午，伊拉克文化新闻部部长胡马姆·阿卜杜·哈利格博士在库巴大使陪同下参观新华社，会晤新华社副社长南振中，我在一旁拍照。胡马姆部长在社领导面前两次用阿文夸我，只可惜社领导不懂阿文。 饭后陪同伊拉克代表团返回贵宾楼，发生了一件小事，颇令我感动。 按外交礼节和国际惯例，所有来访代表团在华期间，都能享受一笔数目不大的零用钱。来自世界各地的友好使者，包括欧美客人无一例外。据我所知，五湖四海的来宾大都笑纳主人的好意，而伊拉克代表是我知道的唯一说“不”的国家。胡马姆部长坚持：“我们感谢主人的好意，但我们的传统是不拿兄弟的钱。” 伊拉克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有油水”的富国。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条大河穿过肥沃的两河流域，地底下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油田。海湾危机以来，近10年的国际封锁使伊拉克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但巴比伦的后代坚强不屈，与我们祖先“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传统美德不谋而合。 出于古老的礼节和对伊拉克人民的尊敬，小石总想向客人送点礼物表示心意。机会终于来了，小石发现，胡马姆博士对楼下商店的香炉很感兴趣。这是一尊微笑的弥勒佛，肚子里插香，嘴里吐烟。胡马姆博士经过砍价，似乎还觉得有些贵。小石见状自作主张把香炉买下送给胡马姆博士，可胡马姆博士一直到上飞机也不肯接受。因为礼品贵重，超出了可接受的范围。说到这里我两眼发酸，因为当今世界如此严于自律的政治家已属凤毛麟角。 胡马姆部长回国不久，就通过库巴大使邀请我，“希望采访过海湾战争的勇敢记者旧地重游”，看一看今天的伊拉克。德高望重的库巴大使立即亲自为我的私人护照做签证，并免收签证费，还在私人护照上注明“唐是伊拉克文化新闻部长的客人”，要求边境海关“给予照顾，行李免检”。 消息传出，海湾战争给我很多帮助的原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再次出山，通知他沿途的朋友，尽力“确保病鸭子平安无事”。外交部礼宾司长鲁培新亲自光临寒舍，在我的书桌上给驻莫斯科大使武韬、公使王凤祥写信：“今有一事拜托，我的朋友唐师曾途经莫斯科……请帮助解决。” 消息灵通的西格玛图片社总编帕皮斯从纽约通过新华社特稿部转告我：他们“始终对巴格达的所有事物感兴趣，特别是伊拉克的石油生产设施”。我对给我传话的同行说：“我感谢外部世界关注伊拉克，但我担心有人会轰炸美丽的巴比伦。我必须确认我的照片只用于新闻目的，而不是其他。” 我一路蹦跳着为中东之行作准备，亲眼目睹我从痛苦中恢复的新华社摄影部主任徐祖根在食堂二楼感慨道：“鸭子终于从凤凰的阴影里站了起来。” 出发的前夜，伊拉克大使库巴夫人在官邸为我做饭饯行，眼泪汪汪叮嘱我：“乖孩子要安全去、安全回。再来吃我的阿拉伯饭。” 我嚼着甘甜的伊拉克蜜枣，坐在伊拉克使馆官邸的草坪上欣赏树尖的明月。一阵清风吹过，我恍然发现北京、开罗、纽约、耶路撒冷和巴格达的月亮原本就没有任何区别。万籁俱寂，时光倒转，我仿佛又回到10年前孤身前往海湾的那个夜晚。 死 亡 之 路 上帝的思维也是跳跃的 佩雷斯在《新中东》一书中写道：“我们正处于一个罕见的关键时刻，它迫使眼光敏锐的政治家进行跳跃性思维。”历史上的犹太人由于智慧被誉为“上帝的选民（Chosen People）”，佩雷斯曾经两次当选以色列总理。能两次担任犹太总理者决非等闲之辈，我猜佩雷斯的个人悟性决不在爱因斯坦、马克思等犹太同胞之下。 20年前我在北大当学生时，就沉溺在“跳跃性”的胡思乱想之中。由于读了过多的二次大战历史，我把自己当成“沙漠之狐”隆美尔。为实现梦想，我每天刻板地饮食起居，准时围着圆明园长跑。在找到38军坦克6师，吃了两个包子一碗鸡蛋汤之后，被礼貌而坚决地送出了军营。尽管生活上我屡遭重挫，可痴心依旧不思悔改。受伤的大脑不断地短路、变频，很快从坦克军官“跳”到战地记者上。有人把我的“跳跃性思维”看成脑神经短路，濒临精神分裂，可他们不知道上帝的思维也是跳跃的。 10年前我奉上帝旨意，从可可西里雪山跳到中东沙漠，以装甲兵学院上校研究员的身份在阿拉曼拜谒隆美尔。我还在海湾战争前夕潜入巴格达，以战地记者身份约会20世纪钢铁含量最大的战争。多年来，“跳跃性思维”使我屡吃苦头又获益匪浅，一直到现在我还热衷一切和跳跃有关的户外运动。报刊由此经常跳跃我的名字，貌似事业有成吃穿不愁。可他们不知道打针吃药使我的工资所剩无几，这是多年透支生命的代价之一。存钱是一种小心翼翼的生存方式，可像我这样生命无多者已无需为明天忧心忡忡。芥川龙之介曾经说：“人生犹如一盒火柴，严禁使用是愚蠢的，滥用则是危险的。”生命的全部奥秘在于为了生存而放弃生存。 随着海湾危机10周年悄悄临近，我敏感的战争神经又蠢蠢跳动，本能地想为国家做点什么。伊拉克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早在6000年前，人类就在两河流域构筑城市、发明轮子、修建沥青路、创建灌溉系统、使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古巴比伦人还将各种法律编纂成书，形成人类第一部法典——《汉谟拉比法典》。古巴比伦完整复杂的社会结构，甚至比古埃及文明还早1000年。 进入近、现代以来，拥有石油、水资源和古老文明的伊拉克不断被异族侵占，陷入永无宁日的战乱之中。数百年民族冲突和反征服战争，使伊拉克民族培养起强烈的自尊和好斗的个性。伊拉克一直把海湾战争称作“战争之母”，认为“伊拉克打败世界上32个军事强国”。联合国制裁伊拉克已经10年，我血迷心窍地想再次前往巴格达，亲眼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与年轻时的历次冒险截然不同：10年前我不满30岁，拥有大牲口般的健康，天真幼稚、热情奔放、淳朴如泥、清亮如雨；如今我人到中年，秃头、瘸腿、血液败坏，靠药物和新华社劳保工资苟且地活着。10年前我孤傲、任性、激情似火，由于反对上级撤离巴格达的命令引发希腊式的悲剧冲突；如今我低眉顺目，已经习惯尊重各路权威。10年前我是请命而去，持公务护照，花公家美金，有恃无恐；如今我用普通护照，花自家美元，靠个人魅力以民间身份战地重游。10年前替我担心的有鬓染霜雪的父母，如今还搭上我老婆…… I Shall Return 2000年5月18日，我第五次前往巴格达，由于掏自家腰包，我选择最便宜的“北京-莫斯科-安曼”航线。为我送行的《首都机场报》总编华铁、《中国民航报》记者刘建峰，都很为这条廉价航线的安全担忧。我故作镇静地重复麦克阿瑟1942年撤离菲律宾时的豪言壮语：“I shall return（我一定回来）！”就在我起飞的同时，好莱坞明星施瓦辛格的豪华专机在同一机场降落。 俄航舱门砰然关闭，祖国被关在窗外，四周是北极的寒冷，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惧油然而生。放眼四顾，机舱内阅读灯、安全通道、卫生间等标识仅限俄文，充满了超级大国的霸道气势。和我同机的还有一位挂满勋章的库巴索夫，属于“新沙皇”中苏交恶时代的老外交官。库老1951年来华学习中文，以后在哈尔滨、北京搞外交，官至驻华公使。这次来华是作为罗高寿大使的私人客人，纪念“5·9”反法西斯胜利日，我们很高兴能找到法西斯这个共同敌人。 传说俄航飞机都是整天失事的图-154，但现实中的俄罗斯早已今非昔比。从彼得大帝就盼望全盘西化的老毛子目前飞美国的航线全部飞机都是最新式波音-767，提供头等舱、公务舱、普通舱三种服务。此外，还有A-310空中客车直飞华盛顿，正快马加鞭地奔向资本主义。至于飞墨西哥等美国邻邦则使用新式的IL-96。图-154作为社会主义的传统产品，只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服务。 在莫斯科机场转机时，我突然发现莫斯科比北京离中东更近，俄国总理普里马科夫曾经就是塔斯社驻巴格达记者，俄罗斯兄弟对中东的关心历来超过我们。现在，莫斯科每周至少有两个航班直飞安曼，机型是老掉牙的图-154。在中国，图-154由于事故频繁几乎绝迹。1995年6月6日西北航空公司一架图-154在西安坠毁，全体乘员遇难；1999年2月24日，又一架图-154在温州坠毁，无一人生还……图-154的频繁劣迹让我不寒而栗。 俄航提供的食品也不尽如人意，连喝水也要自己动手，而且连喝两次之后立即遭受恶狠狠的白眼，使人产生干坏事被现场活捉的错觉。坐在我右手的是亚美尼亚商人Araik P. Sargsyan，笑嘻嘻地欣赏我惨遭白眼之后，从屁股底下的大麻袋中摸出法国红酒和我分享。Araik是经济学博士，“经营莫斯科到巴格达的转口贸易”，这次去伊拉克是出口俄罗斯矿泉水，“因为巴格达的水源遭受贫铀弹污染，不能饮用”。这更加重我对伊拉克兄弟险恶处境的关心。 凌晨2点，图-154跌跌撞撞地在安曼阿丽亚国际机场俯冲降落。从机场进城，约旦司机趁月黑风高，开口就要35约第（50美元），足足比该付的多一倍。我在市中心找到一家名叫格兰纳达的小旅馆（Granada Hotel）好歹住下，这是飞离北京21个小时后第一次在床上睡觉。 “谁让你们去巴格达的！” 1991年3月15日，我在发给新华社的《重返巴格达》一稿中，第一次把“安曼-巴格达”公路称作“死亡之路”，此稿由新华社广为播发，无数媒体立即沿用了这一说法。当时这一带谣言四起，霍乱、伤寒流行，我和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武官曹彭龄作为首批在海湾战争后重返巴格达的中国人，亲身领略了“死亡之路”。沿途，我们不断躲避弹坑、散兵游勇，慌乱中撞坏车门，由于轧上弹片而轮胎爆炸……死神的黑翼一次次掠过我们的头顶。我在《我从战场归来》《我钻进了金字塔》两书中简要描述过当时的情况。 从海湾战争到现在，伊拉克已经被封锁了10年，“死亡之路”始终是巴格达联系国际社会的唯一通道。10年来，仅在这条路上死于车祸的冤魂怨鬼就多达千人，其中包括泰国驻巴格达大使、印尼使馆一秘，还有斯里兰卡使馆官员一家四死五伤……多年来，许多国家请求联合国允许使节乘飞机出入伊拉克，可美国人却说：“谁让你们去巴格达的！” 1998年5月26日，中国驻伊拉克使馆一辆黑色GMC载着外交官从安曼驶往巴格达。在靠近约旦、伊拉克边境时两个轮胎突然爆炸，汽车以160公里的时速翻滚着冲向沙漠，车身扭曲成一团废铁。20分钟后，拥有沙漠独峰驼和效用直升机的约旦警察赶到现场。在“死亡之路”见多识广的约旦警察以专家的眼光朝破车一瞥，立即断定残骸里不会再有活人。他们用切割机分开车身，从扭曲的废铁中拖出6个血肉模糊的中国人…… 前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小石就在这辆车上，汽车翻滚的一刹那，他就被撞昏过去。20分钟后，全身是血的小石第一个被警察挖出来，作为全车唯一会讲阿拉伯语的中国人，他强忍疼痛指挥警察把受伤的司机、机要员、二秘、随员，还有自己骨折的老婆送往急救中心。 小石把所有伤员送进医院才疼得瘫倒在地，可他神志清楚，口齿流利，连医生也找不出疼痛的原因。侯赛因医疗中心一位经验丰富的古巴医生，抄起一根管子朝小石腹部捅进去，鲜血顺着管子喷射而出。医生说小石腹腔中全是鲜血，脾脏粉碎，失血1000CC的小石当场昏死过去。 最先赶到医院的是约旦使馆政务参赞黄杰民，黄参赞曾任外交部杨福昌副部长的秘书，见过大场面且勇于负责，当即以亲属名义签字，授权医院做脾脏摘除手术。事后医生告诉小石，如果黄参赞晚到10分钟，小石的小命肯定没了。 说起车祸小石至今毛发倒竖：“这绝对是‘死亡之路’，当天约旦电视报道了这次车祸。唐外长发来慰问电，约旦外交部礼宾司长对我遇难表示慰问，都以为我死了。”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由于实行全麻，我什么也不知道。约旦刘大使赶到医院想知道我是不是确实活着，非要和我说话。医生打了一针催醒剂，人是醒了，可差点把我疼死。医生见状马上又把我麻了回去。一直到出院后很久，我还头晕，我一直怀疑是那针催醒剂闹的，可约旦大夫说不是。直到回国后听其他大夫也这么说，我的头才不晕了。又过了一个多月，我才知道自己的脾没了。‘脾’在英文里叫SPLEEN，阿文叫TUO HA LE（屠哈拉）。当时我只听他们老说这个词，可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所有人都瞒着我，怕影响康复，我一直以为‘屠哈拉’就是大出血。一个月后偶然接到北京一个电话，说小石摘除了脾脏，我这才知道脾没了。人只有一个脾，是身体的血库。我恨死美国人了，没有‘屠哈拉’，我再也不能喝酒了。幸亏车祸发生在安曼以东60公里，若再晚一点，进入制裁中的伊拉克，我肯定完了。” 入其国，其教可知 年轻时我历来勇往直前，可这次出发前由于听了小石的遭遇，再加上带着号称照顾我的老婆，心情总有点惴惴不安。在安曼做准备工作时，我把老婆交给新华社约旦分社，让北大师兄老鲁、小李陪她去游死海、杰拉什。心想万一路上翻车，也不能让人家姑娘跟我白来一回。我把自己关在房里研究了一整天地图，然后开始约会四山五岳的出租车车主。 “安曼-巴格达”沙漠公路长达1000公里，由于艰险，车主开价从200美元到350美元不等。经左右权衡，我选中了一家名叫AL-DAYAFA的伊拉克公司，原因之一是这家伊拉克公司的开价比约旦公司便宜，而我又偏爱伊拉克人。AL-DAYAFA公司老板自称名叫阿卜杜，他声称自己“经营‘巴格达-安曼-大马士革-贝鲁特’的长途业务已有上百年历史”，可我断定这小子的年纪绝超不过30岁。 我没有对阿卜杜的狮子大口杀价，反而多给他50美元。因为我知道《古兰经》说：“如果要让仆人尽义务而没有权利，就应该付丰厚的报酬。”但我提出车况一定要尽量好，轮胎一定要尽量新。我还掏出和卡扎菲、阿拉法特的合影，说我的兄弟们决不希望我死在一辆不合格的破车里。 黄昏，阿卜杜带着另一个伊拉克人来到我的住处，阿卜杜向我介绍这是司机巴桑，也就是这辆“新车”的车主。车是98款的美国GMC Suburban，是Yukon的长轴版，美国外勤特工的标准坐驾，V8汽油发动机，排气量7升，橙白相间的车身像个熟透的大芒果，挂的是伊拉克牌照。Suburban是通用汽车公司“卡车-客车部”的传统产品，V8发动机和修长的车身适合城市间的长途客运。缺点是该车稳定性差，结构松散，车身钢板较薄。目前往来“安曼-巴格达”的大多是这种汽车，1998年让小石丢了一个“屠哈拉”的，也是这种怪物。 “死亡之路”是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用海湾国家提供的石油美元修建的。当时阿拉伯国家和波斯人的伊朗就海湾的几个小岛发生争议，伊拉克自视为阿拉伯整体利益而战，也得到一些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援助。这条单向、全封闭的高速公路宽阔、平坦、单向3~4车道，其中部分路段宽达百米，装有永久跑道灯。所有跑道灯上都铺有加厚的钢化玻璃，可以随时辟作机场供战时使用。 海湾战争前，这条公路把海湾六国和伊拉克、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串联起来，构成阿拉伯国家间的脊梁，是中东地区最繁忙的战略公路。从地中海各口岸的转口货物，必须经过“死亡之路”运往伊拉克和海湾各国。海湾战争爆发后，由于国际制裁，这条路成为伊拉克联结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尽管十几年国际封锁使公路疏于维修，但由于建造时精于施工，其钢筋混凝土和石灰稳定沙砾混合结构坚固如初。美国贫铀弹炸开的弹坑显示公路基础结构层厚达2米，这样的超等级公路即使在世界上也是超一流的。 如果说这条路有什么缺点，那就是太宽、太直、太平、太好。每到夏季，中东沙漠气温高达70℃以上，暴晒下的路面温度可达100℃。由于多年战乱疏于维护，尽管石灰稳定沙砾结构层完好依旧，但道路表层的改性沥青老化，沥青中的玄武岩沙砾摩擦殆尽，细料风化，只剩骨料，造成公路摩擦系数增大。由于道路过于平直，所有司机习惯忘乎所以地以150公里时速飞驰，全然不顾夏季中东的高温。暴晒下的公路和飞转的车轮摩擦生热，任何强烈的刺激都会导致轮胎爆炸。美国飞机炸出的弹坑和炸弹碎片像无数定时炸弹，使这条危言耸听的死亡之路更加危机四伏。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我之所以选择黄昏上路，就是为躲过中东5月骄阳。但夜间行车可能遭遇歹徒劫匪、散兵游勇和反政府分子。尽管如此，我宁愿与人周旋也不愿意与自然作对。一上车，我就把老婆绑在座椅上，自己则紧握手中的莱卡。每当我感到心中没数时，都要抓紧一件实在的东西克服恐惧，我习惯的实在之物就是莱卡。冰冷的莱卡具有灵性，曾随我探险可可西里、经历海湾战争，现在仍要随我进入茫茫黑夜。天才、财富、权势都无法代替亲身感受，亲身感受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我把自己扣在座椅上，把生命交给黑暗，在恪尽人事之后，听天由命。 鸟瞰巴格达 阿拉法特和卡扎菲的朋友 2000年5月20日上午8点半，我们的GMC穿过上百辆油罐车组成的长龙，风雨飘摇地钻进巴格达。进城前，我们穿过5道由陆军、共和国卫队、民兵和安全警察设置的检查站。这种久违的森严气氛让我兴奋，就像久困牢笼的豹子突然放归旷野，呼吸到熟悉的血雨腥风。每遇检查，司机巴桑都骄傲地把各种证件递出去，用沙漠民族习惯的招摇方式说：“这是中国记者，是阿拉法特和卡扎菲的朋友。” 我们下榻的曼苏尔（AL?MANSOUR）饭店位于巴格达市中心，濒临古老的底格里斯河。它和距此不远的拉希德饭店是巴格达两家最好的五星级饭店。海湾战争爆发前，伊拉克把上百名西方人质囚禁到曼苏尔饭店，宣称一旦遭到攻击，就把人质当“肉弹”使用。可一直到现在，多国部队已经把伊拉克炸了整整10年，伊拉克始终没把哪个肉弹怎么样。我早就发现文明古国喜欢发表慷慨激昂的过激言论，可一旦真正动起手来，总缺乏现代国家的实事求是。只有日本那样的蛮蒙国家才会铤而走险袭击珍珠港，招得美国大打出手，把手里仅有的两颗原子弹全扔给日本。假若换了任何一个文明古国，都难免心慈手软下不了黑手，顶多代之以口诛笔伐。海湾战争爆发前，我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派驻另一个文明古国的摄影记者，几次试图靠近曼苏尔饭店、接触被囚的西方人质，都被荷枪实弹的共和国卫队挡回。因为伊拉克担心美国特种部队会像突袭伊朗那样劫持人质，所以对曼苏尔饭店重兵把守，不许任何外人靠近。人生无常，想不到10年过后，我旧地重游以游客身份入住戒备森严的曼苏尔饭店。所不同的是：我不是任何一方的人质，而是自愿穿越铁幕“打洋狗的肉包子”。 曼苏尔饭店大堂门口至少等了20个黝黑的苏丹人，正张开血盆大口欢迎我这个肉包子。他们争先恐后地扑向我的行李，就像东非草原上掠食的鬣狗。我一个人拎了一路的两只箱子，现在竟然需要6位身高腿长的黑大个抬着走。伊拉克作为富足的石油大国，多年来一直吸引着埃及、苏丹、也门、约旦、巴勒斯坦、巴基斯坦的廉价劳动力。持续战乱、封锁使巴格达游客锐减，偌大的巴格达已经很难见到我这样的荤腥。 萧条的曼苏尔饭店标准间一夜90美元，可服务条件还不如中国云南边陲沧源、孟连的县级招待所。环视四周曾经豪华的五星级酒店年久失修，已经失去昔日的浪漫光彩，就像一位落魄的贵妇人。电梯不灵、油漆剥落、地毯破损、灯光不全、电话失灵、冰箱内空空如也、卫生间马桶故障、水龙头锈迹斑斑、肥皂黑糊糊满是杂质、又硬又脏的毛巾早已毛了边…… 堂堂五星级曼苏尔饭店只有一层餐厅还勉强营业。这里名曰西餐，可整张桌子上连一副成套的刀叉都配不齐。早餐只有凉水、干面包、一小块奶酪、四块酸黄瓜和两片西红柿。 我踮着脚草草洗去满身臭汗，饥肠辘辘地从四层找到一层，才发现堂堂五星级饭店只有一层餐厅还勉强营业。一头撞进去，萨达姆画像明镜高悬，虎视眈眈注视着空荡荡的大厅。几十张台子人迹寥寥，坐着一帮面容紧张的外国人。我朝各位逐一打过招呼，知道有六位俄罗斯老毛子、两个日本鬼子、三位韩国人和四位中国同胞，都是铤而走险来发战争财的商人。 这里名曰西餐，可整张桌子上连一副成套的刀叉都配不齐。早餐只有凉水、干面包、一小块奶酪、四块酸黄瓜和两片西红柿。我找服务生询问饭店内是否还有其他餐厅，回答说10年前有过意大利餐厅、中国餐厅……可所有的外国厨师都害怕轰炸，早就卷铺盖走人了，所以不存在换个餐厅的可能性。打开菜单，一日三餐只有那么几个菜走马灯般地移来换去，做法单调，原料可疑。好在我是个不讲吃喝的粗人，即使味同嚼蜡，也狼吞虎咽，而且心怀感念：这已经比海湾战争期间好多了。 通货膨胀6000倍 一觉睡到下午，我被沉重的敲门声吵醒，原来是文化新闻部的陪同到了。来人一共三位：前面略微秃顶的是新闻官穆罕默德，紧跟其后的是戴眼镜的哈迪德，走在最后的是司机塔米姆。这三位首先代表礼宾司长哈利德致欢迎词，说哈利德司长还保留着我10年前拍的照片，在此预祝我故地重游能有新的好作品问世。 英语说得最好的穆罕默德是巴格达大学英语系毕业生，家中有一个老婆五个孩子，每月基本工资1万伊第，加上奖金、加班补助总共4万伊第。如果按海湾战争前的美元汇率，穆罕默德每月收入至少12万美元，可按时下汇率只有区区20美元。他一上来就自称陪过中国中央电视台，说中国人豪爽慷慨，小费一出手就是100美元……穆罕默德刚满32岁，大概因为生活负担较重，所以面相颇老。以后我发现穆罕默德胆小怕事，但工作努力。10年来，伊拉克通讯设施已经被多国部队轰炸殆尽，由于联合国严禁伊拉克进口现代通讯设备，所以巴格达不仅没有无线手机，而且连司空见惯的程控电话都没有。整座城市只有时断时停的老式脉冲电话，靠人工插线的老式交换机勉强工作。连我住的五星级曼苏尔也无法直拨当地市内电话，每次有事都得先要饭店总机，再由总机按先后次序排着队往外打，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每遇这种情况我都心急如焚，恨不得一拳把面前的破电话砸了。而穆罕默德却都能平心静气，守着毫无希望的破电话耐心地拨下去，实在不行就跑步赶回街对面的文化新闻部，直接带口信和有关部门协商，工作十分认真。由于生活拮据，穆罕默德上下班都坐公共汽车，只有偶尔特殊情况才敢“打的”，所以总是显得疲惫不堪。 戴眼镜的哈迪德轮廓分明目光犀利，东京大学日语专业毕业，精通东方文化，认识个把汉字，说英语时喜欢夹带日语。他有过迷人的日本女朋友，但迫于“传统和宗教原因”，最后娶了伊拉克人，到目前尚无子女。哈迪德的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另外两位，优雅细长的手指得意地玩弄着奔驰钥匙。他对中国存有偏见，总抱怨中国只会投弃权票，还说中国缺少新闻自由。我不得不纠正他的说法：中国不是“只会投弃权票”，而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唯一对所有武力解决方案持弃权立场的国家”。说到自由，中国改革开放20年，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的人数比伊拉克全国人口还要多。我这次来伊拉克就纯粹是个人自由行为，我自由发表的各种看法还将自由出现在各种自由的媒介上。我客气地告诉哈迪德先生：可能是伊拉克被封锁久了，所以哈迪德先生对外界尽知的事情缺乏了解。说到这儿我想起10年前路过约旦，新华社安曼分社记者杨立勤向我抱怨全安曼分社三对夫妻忙活一年，才有3条新华社消息在约旦报纸刊登。10年过去，看来这种令人沮丧的现状似乎改进不大。多年在中东地区工作的经验告诉我，阿拉伯民族始终渴望了解中国，只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方式陈旧，事倍功半，白白浪费了许多宣传经费。以后我逐渐发现哈迪德为人处世果断，显得重权在握，做事也比较通情达理。许多穆罕默德不许拍摄的东西，只要向哈迪德解释拍摄理由，大多可以顺利达到目的。 司机塔米姆开一辆白色雪佛兰，是北部库尔德人，原来在共和国卫队当兵，后来复员到外交部礼宾车队当司机。塔米姆没上过什么学，英语表达很吃力，说话时东张西望目无定睛。他在部队时给首长开车，复员后继续给特权人士开车，所以满脑子都是破坏法规的特权思想，这辈子没学过什么好东西。他开车霸道，总是抖抖擞擞表现自己的优越感，从不遵守交通规则。对挡他路的车总是故意猛别两下，再在人家前面急刹车，显示自己汽车上的“国宾34号”字样，还指着人家鼻子大骂一通。令我恼火的是他几乎天天迟到，而且把理由全归罪到美国身上，说因为美国封锁了汽车配件才使他的老爷车经常抛锚。塔米姆显然不喜欢背景优越的哈迪德，他几次向我暗示哈迪德有其他背景，说哈迪德是“有肩章的军官”。还指给我看哈迪德停在椰枣树下的本田车，说哈迪德每天都在小本上详细记录我的所有言行。 把布什踩在脚下 我一直把伊拉克人当朋友对待，在当今世界上能够被称作朋友的人还真不多。首先伊拉克人粗犷、豪爽、侠肝义胆的民族性格就与我不谋而合，伊拉克女人的温柔贤淑更令我心仪已久。由于都是文明古国，所以相通之处很多。自1958年建交以来，两国反帝、反修相互支持，伊拉克蜜枣就是那时候传进来的。此外两国尽管不在同一地理区域，但历史发展过程惊人地相似，因而两个民族的价值判断趋向接近。作为一个骄傲的古老民族，伊拉克特别喜欢沉浸在值得夸耀的回忆里，习惯把自己当作世界中心。巴格达作为千年古都，以战争、胜利日命名的建筑物到处可见。比如卡迪西亚广场名称来自战胜波斯人的卡迪西亚大战，“7·14”大桥源于1958年7月14日推翻国王建立共和国……而更多的建筑物则直接以萨达姆命名，如萨达姆医院、萨达姆机场、萨达姆桥、萨达姆村、萨达姆城…… 巴格达还有一些以历史人物命名的街道和建筑，如海湾战争前扣押西方人质的曼苏尔饭店、海湾战争专供外国记者停留的拉希德饭店，都以伊拉克历史上的著名国王命名。10年前海湾战争爆发时，拉希德是专门接待西方记者的指定饭店，各国的亡命记者都集中于此，向世界各地报道海湾战争。如今我故地重游第五次重返巴格达，兴奋中努力辨认当年熟悉的遗迹：厕所、餐厅、拉希德门口喷水的跳舞小人、没收我相机的岗楼……可惜除了玻璃上预防轰炸的“米”字防空条，其他早已物是人非看不出任何的痕迹。以往生机勃勃的老一代革命家悄然逝去，一批陌生的新青年又开始津津有味地重复革命先烈的未竟之业。 一直到现在，伊拉克仍然认为1961年独立的科威特是伊拉克的一部分，伊拉克侵占科威特是统一祖国，让流落的海外赤子回归祖国怀抱。新闻官哈迪德干脆把科威特等同台湾问题，说既然伊拉克支持中国统一台湾，那么中国也应该支持伊拉克收复科威特。他和穆罕默德都坚持是美帝先把战火烧到海湾地区，伊拉克保家卫国主动出击，这才爆发了海湾战争。 为了表示对海湾战争的仇恨，拉希德饭店把“战争罪魁”——乔治·布什的头像镶嵌在大堂入口的水磨石地板上，下有一行英文字：“布什有罪。”这幅画像做得很大，正好撑足一扇门，任何进出这家饭店的客人都不得不踩着乔治·布什的大脸才能通过，以此发泄对布什总统“发动侵略战争”的切骨之恨。1993年1月17日，海湾战争爆发2周年纪念日，美国空军再次袭击“巴格达以南16英里的伊拉克核工厂”。结果一枚“战斧”巡航导弹偏离目标，“误炸”拉希德饭店，当场炸死一名妇女，炸伤十余人，其中一位强壮无比的德国记者被炸个满脸花。炸弹残片上的“加利福尼亚制造”再次激怒走投无路的巴格达人，无数老百姓涌向拉希德饭店狠踏布什总统的老脸。 几年来我每次进出拉希德饭店都尽量避免踩着布什总统，这倒不是我嫌贫爱富喜欢乔治·布什，而是小时候见到过太多的“把某某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口号，总觉得这一切都滑稽得不堪回首。想不到时光发展到2000年，这种永世不得翻身的做法在有7000年文明史的伊拉克仍然很时兴。 海湾战争10年来，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记者、游客来去匆匆，布什总统始终仰面朝天龇牙咧嘴，任四山五岳的宾客蹂躏，这使所有站在一边看热闹的伊拉克人十分满足。每天清晨，都有一个清洁工准时来给布什洗脸，目的是让客人更容易看清这张老脸，选择最解气的部位下脚。 世上最廉价的卖淫场所 距痛苦不堪的布什总统不远，就是巴格达的最高点——萨达姆塔。海湾战争前这里是马蒙电报电话通讯塔，1991年1月17日，海湾战争爆发第一天就被多国部队摧毁。马蒙是拉希德国王的儿子，由于开拓疆土备受伊拉克人尊敬。伊拉克素有建造空中楼阁的传统，传说《圣经》中的通天塔、巴比伦空中花园都是古代伊拉克人的杰作。《圣经》中的诺亚子孙向东游荡到示拿地建造城市命名“巴比伦”，在阿卡德语中“巴比伦”是“神之门”，与此对立的希伯莱语中“巴比伦”是“变乱”的意思。当时诺亚子孙在巴比伦计划修建通天塔，希望高耸入云直达天庭，显示人类的力量，这就是巴比伦塔。上帝又惊又恐：天下民众都是一个民族，讲一种语言，一旦建成宏伟的城市和高塔，还有谁怕上帝？于是上帝设法搞乱人类语言，使其因语言不同而矛盾重重，最终离散各地。 犹太人一直把巴比伦塔看成人类虚荣心的象征，因为尼布甲尼撒二世消灭犹太国，毁灭耶路撒冷和犹太圣殿，强行把上万犹太富人、手工业者和平民迁往巴比伦。以色列一直把象征巴比伦强盛的通天塔看成狂妄和压迫的象征，疯狂诅咒伊拉克人，希望上帝降灾惩罚巴比伦，毁灭通天塔。 而伊拉克人一直把通天塔看作是自己民族的骄傲。海湾战争结束后，封锁中的伊拉克入地无门，怀着对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转向空中发展。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组织人民自力更生，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终于在马蒙电讯塔的废墟上建成巴格达最高的建筑物——萨达姆塔。穆罕默德和哈迪德都为203米高的萨达姆塔自豪无比，说这是全亚洲最高的建筑，听得我将信将疑。因为我在上海的东方明珠电视塔也听过类似的自豪，而东方明珠塔的实际高度是468米。 萨达姆塔下是一堆经过丑化处理的外国领导人，“他们都是萨达姆总统的手下败将”：布什、撒切尔、沙特国王法赫德、科威特国王萨巴赫和其他参加军事打击的强国领袖。一直到现在，伊拉克人民都坚信伊拉克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32个强国，粉碎了帝国主义侵占伊拉克的狼子野心，保住了阿拉伯民族复兴社会主义的铁打江山。 通过电梯可以直达萨达姆塔塔顶，再向上爬是餐厅和小卖部，只可惜一个客人也没有。这里由于地处顶层又没有空调，所以奇热无比。塔顶的服务员面色凝重，腰里鼓鼓囊囊揣着武器，好像刺秦王的荆轲。从萨达姆塔顶远望，一种辽阔孤寂的感觉油然而生，远处是蜿蜒曲折的底格里斯河，还有一望无际的椰枣林。俯首下望，突兀而起的塔身随风摇曳无处可依，使我产生正迅速坠向地面的错觉。由此肾上腺素突突分泌，从腰部往下感到从来没有的沉重。恐惧中头昏眼花，似乎有七八枚“战斧”巡航导弹正悄然向我逼近…… 由于萨达姆塔位于巴格达市中心，紧邻萨达姆总统府，所以陪同严格限定只能朝他手指划定的方向拍摄，以免引发“不良后果”。即使顺着陪同划定的狭窄视角看去，巴格达的巨大、美丽依然让我震惊。作为阿拉伯世界最古老的城市，4000多年前这里就是一个重镇。1200年前，阿拔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Khalifah）艾卜·哲尔法尔·曼苏尔在这里建造三重城墙环绕的圆形都市——“巴格达德”（Baghdad），“巴格”意为花园，“达德”意为真主。“真主花园”作为阿拉伯第一座圆形城市，横跨底格里斯河两岸，距幼发拉底河仅30余公里。城中心耸立的哈里发接见大厅金碧辉煌，拱顶高达130英尺。由城中心的木兰巴广场辐射出东北呼罗珊门、西北叙利亚门、西南库法门、东南巴士拉门，横平竖直的街道呈放射状通向四面八方。以后又在底格里斯河东岸修建鲁萨法卫城，形成今天的大巴格达。 恍惚中，天空传来《一千零一夜》中才有的悠扬音乐，阿拔斯第七任哈里发正让人把新娘放在镶有珠宝的地毯上，“歌女们奏着鼓乐围着新娘欢唱、狂舞、撒喜钱……连那些女奴的身价，都以和她们体重等重的黄金计算……”可现在这一切只能在萨达姆塔顶的美梦中重温。 当我这只疲惫的野鸭子结束一天的采访、精疲力竭地回到住处时，再次发现古老文明和现实生活间的巨大差距。曼苏尔饭店大堂里一大帮异香扑鼻的妖艳女郎正簇拥在威严的曼苏尔塑像前，淫声浪语、热力逼人，“10美元就让你干一次！”能把保守的阿拉伯妇女逼上开放搞活的市场经济，全仗海湾战争的“累累神力”。难怪《纽约时报》白宫主笔麦克·凯利在《殉难日》一书中把巴格达称作“世界上最廉价的卖淫场所”。假若当年修建巴格达城的曼苏尔大王黄泉有知，非得一口气憋得再死一次不可。 萨达姆和他的伊拉克 四海为家 3个月前我送妹妹去加拿大，偌大一架波音777，挤满了新一代黑发黄脸的科技人才。在首都机场候机厅，我与几位和妹妹一样纯洁可爱的大学生邂逅，得知这些“至新大陆”的新移民虽然国门未出，就已获得加国医疗保险等多种社会福利，连加航提供的移民机票都是打折的。如此优厚的招聘条件，自然令在火车站撒泡尿都要缴5毛钱的穷学生兴高采烈。首都机场每天都有这样的大飞机“至”新大陆，这还不算更热门的洛杉矶、旧金山、纽约、底特律、达拉斯……飞往超级大国的航班远比前往冰天雪地的航线更热火朝天。 我历来把托福、GRE看成是发达国家的联合收割机，是合众国设在不发达国家的人才收集器。我熟悉的许多成熟的好学生，都是一夜之间被美国托福托走的，这颇让我义愤填膺。中国现在每年有2000万应届高中毕业生，其中只有90万佼佼者能通过竞争，享受百里挑一的高等教育。据北大党委书记任彦申教授介绍：“在这90万佼佼者中，每年约有占半数的高考状元被北大录取。”而据《中国青年报》发表的调查文章《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去了哪里》披露：仅在1997年就有457名北大应届毕业生、357名清华应届毕业生被托福收走。16年前国庆阅兵，高举“小平您好！”标语的北大生物系81级，已经以“整班编制”去了美国。连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国问题专家里奥·奥林斯也感慨：“谁都无法确切知道，现在或1978年以来的任何时期，到底有多少中国学生和学者在美国学习。”两年前，北大王选考察美国硅谷后发表文章：“硅谷公司没有美国人并不奇怪，而没有中国人的高科技公司则是罕见的。” 就在各路神仙纷纷腾云驾雾西去之际，我这个四体不勤的国际浪人，悄悄离开加利福尼亚的唐氏农场，重整旗鼓返回伊拉克。作为一名国际主义者，我历来坚持四海为家，也希望地球上所有居民都像我一样在更广阔的时空上自由漫游。我主张人类应该在地球乃至宇宙的每个角落展开劳动竞赛，避免军事对抗，享受美好生活，实现《共产党宣言》“工人无祖国”的美好理想。 10年前，我因海湾战争涉足中东国家，在没有战事的晴好天气，我喜欢躺在小旅馆里打开空调看电视。我发现马耳他、土耳其、约旦、以色列、塞浦路斯、埃及、海湾……除利比亚卡扎菲和伊拉克萨达姆外，所有电视台都在播放同一首节奏很强的MTV。我由于在娘胎里被妈封了五音，没有音乐细胞，但耳濡目染次数多了，再配以莫斯科坍塌画面，好歹分辨出唱的是《一起走》（Together）。面对阿拉伯世界铺天盖地的可乐、汉堡，我哀叹即使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惨败，美国的生活方式也早已经兵不血刃占领了整个中东。 2000年突然出现的生命基因图、电脑互联网翻天覆地，已经远远超出我的知识范畴和理解能力。当年“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列主义的苏维埃俄国，突然跨越时空去追赶彼得大帝。连俄罗斯航空公司也匆忙涂掉镰刀斧头标志，把最好的机种调整到美国航线上，使我不得不冒险乘坐“前”苏联的图-154，老态龙钟地重返“后”中东，拜访坚持阿拉伯民族复兴社会主义的伊拉克。 天赐之都 多年来我一直顽固地认为，伊拉克是世界上最值得宠爱的一方水土，是神给人类的天赐，是地球上最适合生命繁衍的地方。古希腊人把这块“新月形”土地称作“美索不达米亚”，意思是位于两河之间的良田。以我狭隘的纯自然眼光看，伊拉克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最有“油水”的富国。伊拉克石油的质量、储量、产量长期稳居世界前茅，亚述附近的油汽田已经至少自燃了一万年。与伊拉克比邻的科威特、沙特虽然也有石油，可由于缺水饱受干旱之苦。一海之隔的埃及虽然有条尼罗河，但缺乏石油，更不用说苏丹、也门、约旦、叙利亚、以色列那些缺油少水的沙漠国家。 伊拉克富甲一方，就在埋藏万顷石油的沃土之上，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条世界级大河滚滚流淌。早在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就在这里创造了人类最古老的文字和历史上第一部完备的法典《汉谟拉比法典》，伊拉克一直是四大文明古国中最富足、最具国际性的开明国家。 大概正是因为这里过于美妙，所以才屡屡遭受异族入侵：古波斯阿赫梅尼德王国、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国、波斯萨珊王国和阿拉伯哈里发大帝国。阿拉伯统治中心也从麦地那迁到大马士革，又从大马士革迁到巴格达，进入鼎盛的“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巴格达成为世界的中心。 早在萨珊王朝时期，故都泰西封附近20公里处，就有一个小村叫“巴格达”，意思是“天赐”。阿拔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艾卜·哲尔法尔从帝国各地调集10万工匠，历时4年，在“天赐”之地建立都城曼苏尔，“曼苏尔”是胜利者的意思。曼苏尔城分为内城、外城和禁城，有3道城墙组成3个同心圆，4条大街由城中心穿过东南西北4个城门，笔直地向外辐射。巴格达自建成之日起就对外拓展疆土，到8世纪上半叶，阿拉伯帝国疆域已经西抵比斯开湾、东到印度河和中国边境，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超级大帝国，疆界远远超过罗马帝国。当欧洲沉沦于封闭落后的中世纪时，阿拉伯汲取希腊、罗马、波斯、印度、中国的科学文化，已经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天堂。 像所有封建帝国那样，辉煌之后开始腐败。为稳固政权，哈里发招募生猛的突厥奴隶守卫巴格达，但没想到突厥人得宠后拥兵自重，最终杀死哈里发。十字军东征后，巴格达被蒙古骑兵占领，其后沦为土耳其人、英国人的领地，阿拉伯再也无力恢复庞大、统一的帝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在以巴格达为中心的阿拉伯废墟上，先后建立了22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遍布整个西亚北非。 1932年，伊拉克费萨尔王国率先在名义上摆脱英国宣告独立，阿拉伯复兴党、伊拉克共产党、民族民主党、民族联盟党、独立党、库尔德民主党、青年军官组织跃跃欲试，都想成为新国家的新主人。 越狱 1937年4月28日，遗腹子萨达姆·侯赛因在提克里特农村出生，侯赛因家族具有悠久的抗击奥斯曼和英帝国占领的传统，“萨达姆”的原意就是“坚定不移的战斗者”。萨达姆出身贫寒，父亲马吉德在他还未出生时就离开了人世，母亲为了生计，改嫁他的叔叔易卜拉欣·哈桑。萨达姆从小争强好胜，崇拜的人不多，但对舅舅海拉·塔勒法却尊重有加。萨达姆9岁时离家出走到舅舅塔勒法家里，在那里上学读书，塔勒法不仅是他的精神父亲，后来还成了他的岳父。受舅舅历史修养熏陶，萨达姆从小便喜欢历史，特别是对阿拉伯历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也正因为他太熟悉阿拉伯复杂的历史和各国之间千丝万缕的政治、宗教关系，才会导致他领导伊拉克发动一系列恢复伊拉克历史地位的民族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阿拉伯人试图摆脱英国统治四处寻求国际支援，包括耶路撒冷伊斯兰大法官哈吉·艾明·侯赛尼在内的大批阿拉伯人站在德国一方反对英国殖民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萨达姆的父辈由于借助德国争取独立，遭到英国人的残酷报复，房屋被毁，家族成员牺牲。以致萨达姆从幼年起，就对二次大战英美确立的强权格局心怀不满。以后英国利用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反对阿拉伯国家民族解放运动。1950年叙利亚、伊拉克等国联合成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追求阿拉伯世界的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萨达姆狂热地投入到这一运动之中。 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模仿纳赛尔建立“自由军官组织”，在20旅旅长卡里姆·卡塞姆准将领导下杀死国王费萨尔二世、王储以及王室其他成员。费萨尔二世是约旦国王侯赛因的堂弟，21岁的萨达姆参加了杀死23岁国王的民族革命。曾任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司令的艾森豪威尔此时已是美国总统，他对威胁战后格局的伊拉克革命十分反感，宣称：“一夜之间，我们从平定混乱到面对一场不可等闲视之的危机。” 革命后的伊拉克联合政府政变不断，权力纷争导致革命前拟议的“革命指挥委员会”无法建立。1959年初，萨达姆因“谋杀地方官”被捕入狱，出狱后到巴格达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从事党务工作。不久，党派出5人行动小组行刺卡塞姆总理，萨达姆在暗杀中担任掩护。行动开始后一名刺客毙命，萨达姆左腿中弹。但他一直坚持到掩护同伴撤离后，才用剃刀挑开伤口，用剪子挖出弹头，换上阿拉伯长袍，怀揣仅有的23个第纳尔逃出巴格达。他用10第纳尔买下一匹老马，在贝都因牧民帮助下逃到巴格达以北150公里的撒马拉。此时逮捕萨达姆的通缉令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可由于通缉照片取自萨达姆的中学档案，时过境迁，与萨达姆长相有很大差别，这使化装成贝都因人的萨达姆从警察眼皮底下溜了过去。受伤的萨达姆在寒冷的夜晚脱光衣服，口含短刀游过底格里斯河，辗转到达阿拉伯复兴党的发源地叙利亚。 1960年2月21日，萨达姆离开大马士革前往开罗，补习后考取开罗大学法学院，参与阿拉伯复兴党在开罗的各种政治活动，由于组织才能出众当选支委，并从纳赛尔办公室争得活动权利。在开罗期间，他和表妹萨吉达·哈依拉拉结婚。 1963年2月8日，伊拉克复兴党发动政变处决卡塞姆，贝克尔出任总理。萨达姆奉召回国，在中央负责农民工作，同时在巴格达大学法律系深造。此时，年轻的萨达姆由于反对党内腐败得罪上层，惨遭整肃，几乎被杀。据萨达姆回忆，当时“党内蔓延着恐怖气氛，形成许多派别和小集团，为那些献身党的正确路线的同志设置障碍”。由于党内不团结，11月8日，阿里夫趁机推翻上台9个月的阿拉伯复兴党，萨达姆秘密逃往大马士革。 在大马士革，萨达姆参加了阿拉伯民族复兴党第七次民族大会，这是叙利亚和伊拉克阿拉伯民族复兴社会党的联合大会。在叙利亚已经掌权的叙利亚复兴社会党领导人米歇尔·阿弗拉克与萨达姆彻夜长谈，确定今后目标是：在伊拉克建立一个强大、集中、统一的党。 会后，萨达姆潜回国内密谋武装斗争，他还亲自撰写对付警察审讯的小册子，不久被捕。萨达姆在狱中十分勇敢，不仅利用法律自我辩护，还组织绝食、在看守中挑拨离间制造不和、鼓励因酷刑丧失信念的同志。他还用锉刀偷偷锯断监狱铁栏，伺机越狱。不料行动前调整监舍，被萨达姆锉断栏杆的监舍突然住进一帮共产党人，他们伸胳膊蹬腿高呼革命口号，无意中碰断萨达姆锯了一半的铁栏杆。看守认定是共产党阴谋越狱，立即予以镇压。危急时刻萨达姆挺身而出，主动承认监狱栏杆是他锯的，与共产党人无关，从而赢得监狱中所有犯人包括警察的尊敬。不久，萨达姆又组织了一场越狱，并顺利逃脱。 民族英雄 1968年7月17日凌晨3点，萨达姆率领坦克部队攻克伊拉克总统府，结束阿里夫为期五年的独裁统治。复兴党元老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出任总统，31岁的萨达姆担任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萨达姆酷爱政治书籍，1968年伊拉克革命后，他除广泛阅读阿拉伯复兴党的著作外，还曾认真地读过马列著作。他酷爱民族音乐，特别喜欢听伊拉克西部民谣和阿拉伯世界著名女歌唱家欧姆·克苏姆的歌曲。他会弹阿拉伯琴，还跟伊拉克已故音乐家巴希尔学过打击乐器。至于戏剧和西方音乐，他没有丝毫热情，从未到剧场看过任何表演。他对文学作品，特别是现代小说兴趣也不大，但他很喜欢听诗人朗诵赞扬他的诗歌。 贝克尔总统是一位具有献身精神的政治家，他对老态龙钟的勃列日涅夫在舷梯上踉踉跄跄、浑浑噩噩的葛罗米科在联大会议上当众晕倒可醒来后依然紧抓权力不放十分反感。他认为所有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年富力强的、朝气蓬勃的人来领导，所以屡屡以糖尿病、心脏不好为由，坚持要把权力让给萨达姆：“我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允许我继续承担革命指挥委员会交给我的职责……我坚持辞去我的全部职务……萨达姆·侯赛因同志始终敢于面对一切困难、承担全部责任，是值得全党信赖的好同志……” 1979年7月17日，在贝克尔推荐下，萨达姆正式继任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伊拉克共和国总统。萨达姆称这是“自然而然的、符合道德与宪法规范的交替方式，它来自纯洁的阿拉伯民族精神、伟大的伊斯兰教义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崇高理想”。 与一般阿拉伯人不同，萨达姆习惯穿戴整齐，时间观念极强。他不嗜烟酒，喜欢喝凉奶和阿拉伯黑咖啡，主张减肥、健身，经常以身作则带领阁员们在底格里斯河游泳。由于从小喜欢历史，功底深厚，无论闲谈还是发表讲话都喜欢引经据典。酷爱政治书籍的萨达姆不大出国，就是正式的国事访问也极为有限。由于他在农村长大，节假日基本上都是到伊拉克的农村度过，他和普通农民一样，用铁扦子叉着鲜肉自己在火上烧烤。我总觉得萨达姆的许多生活习惯颇似毛主席。 20世纪70年代开始，伊拉克的经济得到飞速发展，萨达姆在百姓中的声望直线上升。当时，他外出时常身穿欧式服装，外加一件阿拉伯长袍，嘴叼古巴雪茄，伊拉克青年竞相模仿。目前伊拉克受国际制裁多年，人民生活极为困难，但在许多伊拉克人心中，萨达姆仍是不可替代的民族英雄。 萨达姆处事果断，建国初期伊拉克人曾经为国名争论不休，是“伊拉克阿拉伯共和国”、“伊拉克民主共和国”还是“伊拉克人民共和国”？萨达姆认为，伊拉克属于阿拉伯世界毋庸置疑，真正人民民主的政府更不必把“人民”“民主”挂在国名上。最后根据萨达姆意见，定名为“伊拉克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Iraq）”。 萨达姆是一个敏感的人，喜欢独自微服私访。他认为警卫簇拥不但没有意义，还会引发人民的反感。巴格达流传着许多萨达姆的故事：1979年10月8日，亲自开车上班的萨达姆碰到一位要求搭车的小学生，萨达姆问小孩：“你是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者吗？”小孩说：“是的。”于是萨达姆一直把小孩送到亚提菲叶赫第二小学。又有一个早晨，萨达姆敲开一家房门：“萨达姆要吃早饭，吃你们平常吃的那种早饭。”“可平常我们没有鸡蛋呀！”不久，巴格达有了充足的鸡蛋供应…… 萨达姆还命令电视台举办《每月讨论会》，要求官员公开解答人民的各种难题。萨达姆说：“社会主义不应该是人民的负担，而是谋求幸福的捷径。”他还发布了许多类似《毛主席语录》的名言，如“骄傲自满会造成头脑不清”“笔和剑同样锋利”“教育是摧毁一切的武器”“收割多于播种、消费多于生产的民族没有发展前途”。 萨达姆在党内实行自我批评制度，就像基督教徒在教堂里所做的一样。每周定期举行党会，党员起立，坦白自己最近做的错事，众人在一旁分析批评，最后表示“今后一定改正”。 萨达姆要求所有人互称同志：“我想让人民感到生活由正义支配，而不是靠拉关系。”他对贪污腐败一律严惩，因为“国家已经付给足够的酬劳，只要革命就可以过上体面富足的生活，受贿毫无理由”。1980年2月16日，他亲自宣判4名有轻微受贿行为的副部长、工程师、商人死刑…… 海湾战争以来，考虑到安全因素，萨达姆很少公开露面，就是电话也不直接去接，行踪不定，更不公开露面。他有时发表电视讲话，也是在总统府摄制室里完成。 萨达姆有早起的习惯。每天起床后，在体育专家的指导下进行体育锻炼。他擅长骑马，他有一群精良的阿拉伯马，饲养在小儿子库赛的赛马俱乐部里。他还喜欢打网球和游泳。 萨达姆对新闻媒体极为重视，听广播、读报已成为他的习惯。到办公室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看经过筛选的阿拉伯文报纸和政治文章并且阅读赞扬他的诗歌。萨达姆有专门的摄影和电视记者组，报刊刊登他的照片和电视中有关他活动的镜头都要由他亲自审批。 狼吃羊是不需要理由的 我这里一再饶舌介绍萨达姆，是想在以往见闻的基础上切入伊拉克。因为伊拉克共和国与一般共和政体不同，萨达姆总统的个人影响力就像章鱼的触角，已经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就在我第五次访问巴格达之际，一位资深外交官仍然用“金字塔”来形容萨达姆政权的稳固。按这位伊拉克问题专家的说法，今天的伊拉克很像当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而在敌视萨达姆的西方国家看来，萨达姆及其复兴社会党的未来是无法预料的。 萨达姆和复兴党关于“先分别在每一个阿拉伯国家夺权执政，然后在整个阿拉伯范围实现统一，最终恢复阿拉伯祖先的光荣”，就像共产党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一样令洋人害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始终对叙利亚、利比亚、埃及、约旦、伊拉克等国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持警惕态度。只不过面对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把精力放在防止共产主义扩散上而无暇他顾。苏联解体，热衷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的萨达姆、卡扎菲迅速暴露为矛盾焦点，成为英美生活方式的对立面，最终成为打击目标。 我在开罗曾经请教一位美国记者，为什么不许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老兄理直气壮地告诉我，中东石油是整个地球的血库，必须保证绝对安全，所以不允许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存在。我接着问，以色列也是中东国家，为什么它就可以拥有类似武器？这老兄说，因为以色列每隔四年就进行一次全民大选，政体健康。而伊拉克永远是萨达姆一人说了算，一个人说了算的独裁国家随时都可能危害整个人类。我继续往下问为什么……不料这老兄极不耐烦地打断我：“别问了，现在就是要打他！”可见狼要吃羊是不需要理由的，更何况伊拉克吞并科威特，自己主动为西方送上了一个最冠冕堂皇的理由。 依我个人偏狭的眼光看，伊拉克犹如一位天赐美女，自恃美丽而怀春，但红颜薄命，因“怀春”招致持续的残酷蹂躏，而且由于“冶容诲淫”无人同情。在42天的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持续空袭伊拉克的飞机超过10万架次，其中最紧张的几天，巴格达空隙密度高达每5~6分钟一个波次。此后是接连10年的封锁禁运，数不清的“沙漠”行动…… 海湾战争是20世纪钢铁含量最大的战争，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奠定的两极格局土崩瓦解。这是历任美国总统前仆后继、始终追求国家利益的必然结果。反法西斯巨人罗斯福、冷战总统杜鲁门、欧洲解放者艾森豪威尔、青年才俊肯尼迪以及约翰逊都试图武力进入中东。进入70年代，尼克松、福特、卡特通过《戴维营协议》促使萨达特、贝京达成埃以和平。海湾战争终于给乔治·布什机会，美军再次以拯救者身份打了一场世界大战，名正言顺地进驻海湾。克林顿总统把这种有利的军事、政治态势固定下来，并转化成其他利益资源。 历史上每过一段时间，超级大国都要用武力解决陷入“死结”的棘手问题，这对任何国力不够的国家都是惨不忍睹的悲剧。一次大战的德、意、奥，二次大战的德、意、日都因战败蒙受屈辱，进而牵连站错队的小国弱国。今天，坚持几十年反帝的萨达姆已经连一个盟国都没有，仍然悲壮地“追求阿拉伯世界的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作为政治家，萨达姆总统勇气可嘉，可战争受害者却是那些既无美国护照也没有绿卡的伊拉克人民。 贻害无穷贫铀弹 癌症、畸形、基因缺陷 《中国环境报》1999年5月26日报道：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居民已开始限制户外活动。据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说，通常在南斯拉夫栖息的大批鸟已经迁徙到马其顿避难，这些鸟显然遭受到不同程度污染。 新华社巴黎1999年8月7日电：英国生物学家罗杰·科格希尔认为，美国飞机在南联盟投下的贫铀弹使巴尔干地区的白血病、癌症患者明显增多。到2000年秋季，巴尔干将出现第一批因放射性污染造成的白血病、癌症患者，死亡人数将在未来几年内超过1万人。 据介绍，美国对南联盟投掷的贫铀弹已经使整个巴尔干地区遭受不同程度的放射污染，截至1999年6月中旬，希腊北部城市的放射指标高出正常标准25%；在保加利亚，这一指标达到正常值的800%；在南斯拉夫则达到了3000%。各国专家普遍认为，贫铀炸弹会使受害地区相当数量的居民罹患白血病等癌症，并导致婴儿严重畸形。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英国专家提供的数字，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78天的轰炸中使用的导弹、航空炸弹含有23吨贫铀弹芯，潜在的杀伤性直接威胁50万人的生命健康。爆炸后的铀芯蒸发并随风飘散，伤害人和动物的肺脏、肝脏、肾脏等重要器官，导致白血病和神经紊乱。 希腊的24个环保组织集会，就北约轰炸的后果提出警告：“由于北约轰炸地区处在欧洲东南部广大地区的中心，鉴于塞尔维亚是欧洲地下水最大源泉之一，其危险程度是非常可怕的。其严重的后果将持续几十年，危及好多代欧洲居民。” 轰炸引起的油库和炼油厂大火造成滚滚浓烟向大气层释放二英，它可以积累在人的脂肪中，损害生殖器官，造成下一代先天缺损，导致基因障碍和不育症。据科学家报告：北约空袭南斯拉夫的初期，空气中的二英含量增加了14倍。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雅典分会的谢尼声称：“北约轰炸破坏多瑙河湿地环境，毁坏了整个生态系统。” 看到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消息，我开始担心年届40、依然无嗣的我真要断子绝孙。北约维和部队开进科索沃没多久，便有士兵说全身无力、眼睛昏花，怀疑自己染上“海湾战争综合征”。剑桥大学世界保护监督中心肯特·卡赛尔斯日前警告说，5万名科索沃维和部队都可能会染上这种怪病。好在美国人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对此进行评估，联合国已经建立一个特别工作组，负责评估科索沃战争对人类健康及其环境的长期影响。 但与位于欧洲家门口的科索沃不同，尽管连美国的海湾战争参加者也普遍患上“海湾战争综合征”，可海湾战争10年来，始终没人调查贫铀武器对海湾地区的污染。 谈“铀”色变 贫铀是铀235的衰变提取物，简称“贫铀”。其密度为18.7克?立方厘米，是钢的2.5倍，军事上用于摧毁坚固的建筑物。美军目前生产的贫铀炸弹有5种口径（20毫米、25毫米、30毫米、105毫米、120毫米）共8个型号，最大穿甲厚度可达800~900毫米。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装备贫铀弹的国家，航空喷气发动机公司（Aerojet）和霍尼韦尔公司（Honeywell）早在1976~1979年间就为A-10攻击机生产了约1000万发30毫米航空炮弹（GAU-8），其中47%为贫铀弹芯穿甲燃烧弹。同时还研发了贫铀合金破甲弹、贫铀穿甲燃烧弹和贫铀装甲等。1991年美军在海湾战争中主要使用了口径30毫米航空炮弹和120毫米坦克炮贫铀穿甲弹。 截止到20世纪末，常规铜药型罩破甲弹的破甲性能约为筒圆锥药型罩最大直径的7倍，而铀合金半球形药型罩的破甲深度竟达到了药型罩最大直径的10倍。100毫米常规铜药型罩坦克破甲弹破甲深度只有700毫米，如果将药型罩材料换为贫铀合金，则破甲深度将陡增至1000毫米。贫铀合金穿甲时本身具有的燃烧性可以增加穿甲、破甲后效，成为不加燃烧剂的穿甲燃烧弹。 人们之所以谈“铀”色变，主要是贫铀弹的放射性弹片、碎屑、粉尘和氧化物的放射性长期存在，它所造成的污染将持续4000~5000年。贫铀粉尘及氧化物一旦通过食道、呼吸道进入人体，就会形成远期内辐射，人的肺、肝、肾脏特别容易受到伤害。贫铀还具有砷、汞、铅等重金属具有的毒性，其半衰期为71亿年。当贫铀弹击中目标时往往断裂成较多碎块，四处飞散，散布面积很大。美军30毫米航炮发射的贫铀穿甲弹，每秒钟射出或回落至地面16~20千克铀合金，而且呈大面积散布，相当一部分弹头还将射入地下，给战场清理造成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除进行人工探测和洗消外，需要以探测车进行大面积探测清扫。由于贫铀金属的燃烧性，击中目标时产生大量贫铀氧化物以烟尘状态附着地面，污染食物链和饮用水链，成为危害人畜健康的隐患。 1998年12月2日新华社巴格达电：到当时为止，多国部队已经在伊拉克投掷了700~800吨贫铀炸弹。海湾战争10年来，伊拉克国土由于受到贫铀污染，出现许多奇怪的疾病。大批儿童患血液病，白血球、血小板降低；脱发、流鼻血、记忆力下降、免疫力丧失…… 几年前我不幸罹患血液病，辗转多家医院住院治疗，三次骨穿、一次骨髓活检、一次活体培植……依据自身经验先实践后理论苦中作乐，学了不少血液病知识。综合北京军区总医院血液科秦似龙军医、301医院血液科王永平军医、协和医院血液科主任张伯龙博士的说法，血液病的主要症状是：贫血、血小板减少造成的出血，和感染造成的发烧。贫血可以有多种表现：血小板减少会引起牙龈、鼻子出血，严重的还会脏器出血，如肺出血、脑出血导致死亡。感染方面主要表现为发烧、白细胞增多或减少。 战争综合征 2000年9月10日《北京晨报》报道说，法国保护海湾战争受害者利益协会8日致信法国总理若斯潘，要求政府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对参战士兵患“海湾战争综合征”的情况展开调查。该协会同时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目前共有155名参加过海湾战争的老兵不同程度地患上了“海湾战争综合征”，其中55人症状明显。他们大多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甚至癌症，还有一些士兵生下严重生理畸形的后代。 2000年9月3日，欧洲核医学协会在巴黎召开会议，前美国陆军上校阿萨夫·杜拉科维克宣称，“海湾战争综合征”的真正祸源是美军所发射的大量贫铀弹，“数万名”美英海湾战争军人正因贫铀弹辐射而面临死亡的威胁！ 杜拉科维克现在是华盛顿乔治敦大学的一名核医学教授，曾主管美国陆军退伍军人事务部驻达拉瓦医院的核医疗工作。他领导的一个由美加科学家组成的联合小组发现，在海湾战争结束9年后的今天，海湾战争参战军人体内仍存在足以危及生命安全的超标准贫铀。他们对其中17人所进行的检测表明，这些人70%的尿液及骨头中均发现有贫铀。他的结论是，参战的军人吸入了微小的铀颗粒物。 海湾战争期间，美陆军第3装甲师士兵杰里·维特驾驶M-2“布雷德利”步兵战斗车，在混战中先后两次被友军击中，因受伤获美军“紫心”勋章。战争结束后他回到老家新墨西哥州，不久发现关节、腹部、头部等处经常不明不白地隐隐作痛，贫铀弹不仅让他身患怪病，也连累了他一家人。自从他回家后，他家就发生了一连串的不幸：他的长子乔因呼吸困难住进了医院，而在此之前乔一直都是好端端的；战后出生的小儿子德里克双手长出了奇怪的水疱，连医生也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妻子流了产；去年，维特肩上又长了个肿瘤。 越战期间美军在越南撒下了大量有毒的橙剂，并在越战结束多年后一直掩盖真相。有人认为，美军在“海湾战争综合征”问题上与越战同出一辙。迫于公众压力，五角大楼多次出面解释“海湾战争综合征”的原因可能是紧张、油井大火和伊拉克的生化武器。一个由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学家乔舒亚·莱德伯格率领，由斯坦福、哈佛、霍普金斯大学科学家组成的特别小组开始调查“海湾战争综合征”。 道格·洛克是美国陆军医疗防治司令部中尉，海湾战争中率领陆军医疗组负责清理被贫铀弹击毁的受污染车辆。洛克认为：“显然军方知道真相，但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1991年3月开始清理被污染的装备和伤亡人员时，我们曾收到两份秘密备忘录，其中一份被称为《洛斯阿拉莫斯备忘录》。”该备忘录由M.兹耶姆中校撰写，其中提到：“贫铀弹对环境的影响一直备受关注，没人证明贫铀弹在战场上的有效性。由于贫铀弹政治上不被接受而禁止使用……望在撰写报告时谨记保密。” 第二份备忘录是国防核研究局下发的，该备忘录称：“使用过的贫铀弹所产生的阿尔法粒子（即氧化铀尘埃）对健康的影响应予以关注，弹片及贫铀弹产生的贝塔粒子会严重威胁健康……”洛克认为，这两份备忘录足以证明美军高层事先知道贫铀弹对人类和环境的恶劣影响。 目前，不少海湾战争美军人员仍在奔走呼号，希望能向五角大楼讨个说法。12名曾在前南地区服役的英军士兵以身患“巴尔干综合征”为由，正准备起诉英国国防部。他们所患综合症与北约在科索沃使用贫铀弹有关。研究表明，贫铀弹爆炸后产生的放射性、有毒微粒和尘埃会污染水源和土壤；重金属污染会导致一系列健康问题，例如癌症、神经和免疫系统受损以及生殖系统退化。 贫铀儿童 在国际制裁伊拉克10周年前夕，我流着鼻血拖着病躯冒着开除公职的危险，持因私护照重返伊拉克，就是希望用相机和笔让世界了解战后伊拉克人民的生活状况。10年国际禁运使伊拉克人民饱受摧残，伊拉克已经有130万人死于制裁导致的食品和医药短缺。目前伊拉克的发病率、婴儿死亡率和营养不良比例已经和南撒哈拉沙漠地区不相上下。 我妈从小就看出我是只没长头的大苍蝇，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率性而为的荒唐事，我甚至怀疑“荒唐”这个词就是因我而来。尽管我残破的人生中充满了戏剧性的突变，可在伊拉克陪同面前仍是小巫见大巫。同行的伊拉克陪同做事很怪，事先从不告知次日的活动安排。每天清晨都是上车以后才突然告诉你要去的地方，我不知道这是他们的个人性格决定，还是有什么其他考虑。这天早晨，我们照例先上车，等汽车开出一段距离之后才被告知：要去参观萨达姆儿童医院。这种突然袭击的安排使我连事先准备的礼品也没能带上。 萨达姆儿童医院建于1986年，曾经是中东地区最先进的儿童医院，擅长治疗癌症和各种急慢性传染病。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导致长达10年的国际封锁禁运，造成药品奇缺、医疗设备严重老化。许多一般的小病由于缺乏必要的处理而酿成大病，比如严重缺少抗生素使普通感冒发展成肺炎，空气和饮用水污染又加剧了病人的病情恶化。海湾战争前平均每两天死亡一个病人，现在每天都要死三四个人。伊拉克患癌症的病人人数，较海湾战争前增加了大约10倍。 萨达姆儿童医院现在开设两个急救中心，有370张住院病床，专门救助那些遭受贫铀武器伤害的重症儿童。接待我们的巴西姆（Basim A. Abidiili）医生介绍，自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许多此前从未发现的奇怪血液病大量出现，至今查不出病因。病的症状是流鼻血、出血不止、瘦弱……萨达姆儿童医院每天门诊超过1100多人，其中1~2人为急重病人。尽管该医院建成时曾经是中东地区设备最先进的医院，现在却只有一个血库，连CT都不能做，并且目前全巴格达只有两台CT机。由于国际禁运，不仅急需的医疗设备不能进口，就是用于一般治疗但要求严格保温条件的医药和血液制品也根本没办法空运进来，平均每天都有几个得不到妥善治疗的儿童夭折。 一位妇女嘴里不停地机械重复着“钱，钱”，她正通过乞讨为她毫无希望的孩子筹集医疗费。一进病房，一股腥臭夹杂着潮湿的热风扑面而来，挤了十几张病床的病房里寂静无声。夏季巴格达的最高气温接近50℃，由于没有空调，几位身穿黑袍的阿拉伯妇女正摇晃着扇子和硬纸板为各自的孩子降温。嘈杂的风声加强了不安的感觉，连往来飞舞的苍蝇振翅声也突然变大。战乱造成巴格达水荒，连伊拉克传统降温的水风机也无法开动，医院无法保障洗澡用水，甚至没有清洁的饮用水。所有病人都面无表情，像一座座雕塑。病房里一片死寂，只听见机械失灵的鼓风机的不规则转动声。望着他们一个个瘦弱病态的身躯、一双双茫然无望的眼睛，我手足无措不知该问些什么。我把口袋里的钱、食品全掏出来，直埋怨陪同没有提前告诉我今天来这儿，否则我会带更多的东西给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 一位妇女嘴里不停地机械重复着“钱，钱”，她正通过乞讨为她毫无希望的孩子筹集医疗费。我把口袋里的钱、食品全掏出来给了她。 与我们同时到达萨达姆儿童医院的还有美国人丹尼·加西亚（Danny Garcia），这位家住加利福尼亚圣迭戈的老美从约旦首都安曼沿“死亡之路”徒步走了近1000公里，一直走到萨达姆儿童医院，呼吁全世界关注伊拉克的贫铀弹儿童。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有识之士同情伊拉克人民的遭遇并开始采取一些人道主义援助，呼吁尽早解除对伊拉克的国际禁运。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近期公布的调查报告表明，自1990年联合国对伊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以来，因缺医少药和营养不良而夭折的伊拉克儿童的人数同制裁前相比增长了两倍多。伊拉克政府把海湾战争以来出现的大量怪胎、先天缺损、白血病和儿童癌症归罪于多国部队的贫铀武器。巴格达官方数字显示：1989-2000年伊拉克死于腹泻的人数上升了2084.9%；死于呼吸道疾病的上升了1989.9%；死于营养不良的上升了3074.4%。但美英政府指责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应对此负责，美国务院发言人称，由联合国负责人道救援的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居住区就没有出现儿童死亡率上升的现象。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这些孩子生下来就在一个污染、制裁的环境里，像一群出生在笼子里的小鸟，让我想起“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中国成语。我个人认为，即使他们的父辈犯过与国际规则和惯例不符的罪责，但把由此带来的灾难后果放到这些无辜的孩子身上，都是残忍和不公平的。我不忍心再看眼前的一切，我唯一能做的是让人们知道这里的孩子的生活状况。孩子们无助的眼神、母亲们无言的泪水，似乎在写着什么…… 沉重的母亲 悲剧无处不在 萨达姆儿童医院的压抑气氛让我喘不上气来，我请求陪同是否可以带我们去看看医院以外的其他儿童。也许被刚才医院里的无助气氛和我在病孩子面前流露出的本能的同情心所感染，陪同竟然爽快地应允我们可以任选一家民宅“破门而入”。 敲开巴格达Athamiya区的一个普通人家，家里有婆婆、儿媳和孙子三世同堂，孤儿寡母对我们突如其来的造访显得手足无措。年轻妇人的丈夫在海湾战争以来的某次轰炸中失踪，她的公公、老妇人的丈夫在两伊战争中战死。缩在年轻妇人怀里的儿童叫格桑·穆罕默德·易卜拉欣，虽然已经四岁但看上去只有一两岁的样子。由于先天没有食道，吃饭得用手指强行把食物直接捅进胃部。据说这是一个受到战争污染生育的怪胎，由于没有医疗器械无法进行手术。 他家的房子年久失修已经很破旧，但仍然显得很温馨。房间里摆着德文版的文学名著，居室陈设也很有情调，可以看出主人的品位。两代寡妇守着他们的宝贝孩子，一再请求能否呼吁帮助这个可怜的孩子，并留下详细通讯地址：Baghdad Athamiya Haybat Khatoon 314，11，10。希望有看到我文章的好心人给予帮助。我回国后问了一些医生，医生说：这种手术可以做，只是禁运封锁，我们怎么去，而这生病的孩子又怎么出来？ 走进一条狭窄的小胡同，院子里传来此起彼伏的狗叫声。小院的主妇名叫替撒，“替撒”是阿拉伯语“九”的意思，也许我应该叫她“九姐”。替撒在一家小学做勤杂工，丈夫在街上帮人干零活。三个儿子易卜拉欣、海达、阿玛尔长得一律身材高大，可智力都很弱。据陪同官介绍：“这都是父母怀孕时受到战争污染所造成的。”我对造成孩子畸形、弱智的原因没有研究，但我担心这家人的生活来源。由于伊拉克在海湾战争后经济受到重创，失业率极高，他们夫妇没有正式工作，更没钱供弱智孩子上学，全家只靠伊拉克政府每月配给的食品补给过活。 伊拉克现在每月给每个居民9公斤面粉、2.5公斤大米、2公斤糖、1公斤动物油、0.25公斤茶、150克盐、1升洗衣粉、2块肥皂、250克牛奶，有婴儿的家庭另加6听奶粉。所有这些只象征性地收700伊拉克第纳尔，相当于30美分。而所有这些食品只够正常消费20天，其余的靠自己克服。 谈话间，主妇的大儿子易卜拉欣回来了，这个失学的傻孩子现在也帮父亲在街上揽活儿，像我们重庆的“棒棒军”，帮那些拿不动东西的人提包、拉车。我提议能不能让我看看政府发的补给卡，可主妇翻箱倒柜，满头大汗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三个弱智儿子坐在一旁没事儿似的看热闹。一群小狗躺在一棵砍倒的椰枣树的树荫下打瞌睡，只有大狗有事儿没事儿地乱叫，就像这个无助的家庭。 “制裁把我们的生活搞糟了” 伊拉克是伊斯兰教国家，在大街上到处可以看见身披黑纱的传统阿拉伯妇女，其间也点缀着大量现代、时尚的新女性。按穆斯林的传统，在经济来源充分保障的前提下，男人最多可娶四个老婆。伊拉克一直是中东地区、特别是海湾地区最开明的国家，娶四个老婆的习俗在伊拉克现代城市和知识分子阶层并不多见。在以男人为中心的阿拉伯国家，妇女从小就懂得不许单独出门，小时候由父亲陪伴，长大后由丈夫管理，处处受男人保护。这些传统颇似我国的“三从四德”：“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伊拉克曾经是英国殖民地，据伊拉克驻华大使库巴解释，英语husband（丈夫）的原意就是“箍、套之类的环状物，以后引申为勤俭的管理者或种地的农民”，最后才是管理妻子的主人。伊拉克人一旦结了婚，丈夫就开始养家，妻子一般不外出工作，只在家里照顾孩子。伊拉克人很重视家庭以及家族的利益和荣誉，很多大家族时兴族内通婚，以避免财产和荣誉外流。对女人来说，丈夫、孩子就是生命，她们对孩子细致周到，对丈夫温柔体贴。偷情违背教规，是很丢人的事。新型的夫妻也有离婚的现象，如果离婚，丈夫的财产分一半给妻子，以保护妇女的经济利益。 伊拉克曾经是富足、先进、开放的国家，四五十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大都接受过西方教育，可以说漂亮的英语、法语、德语。伊拉克妇女在中东地区受教育程度最高，职业妇女的比例也最大。萨达姆提倡：“婚姻最重要的是男人一定不能让女人感到她被踩在脚底下，如果这样，婚姻也就完结了。” 由于近20年伊拉克烽火不断，大批壮丁应征入伍，全国有1?3的青壮劳力去了前线。很多生活重担落到女人身上，海湾战争和10年封锁使原本富足的伊拉克生活水平一落千丈，以往在家料理家务的传统女性不得不外出求职以增加收入。作为家庭核心的伊拉克妇女在失去亲人的同时，还要在悲痛中承担更多的工作。在日益恶劣的经济形势下，伊拉克妇女往往外出兼职干两三个班以上的工作以获取食品。博物馆解说员、教师、售货员、工程师、企业经理、政府官员中的女性比例急剧上升。据说政府各机关、企业中女职员和管理人员占半数以上，个别地方占到80%~90%。 “哈卜拉”意为山口，是巴格达Athamiya的一个普通社区。海湾战争破坏了单个家庭的抗灾能力，家住哈卜拉的牙医伊拉哈姆·贾巴·赛洛利用业余时间，成立家庭互助组帮助家庭妇女培训就业技能。牙医赛洛有点儿像我们的兼职妇联主任，她用业余时间联合几个姐妹，在政府帮助下租了一套房子，主要工作是帮助这一片儿的妇女摆脱目前的生活困难，帮她们找工作，教她们养家糊口的技能。“以前我们从没有因为生计发过愁，节假日要添新衣服，还会买许多食品，鸡呀、肉呀。但是现在呢，很多生活必需品还没有买，钱就不够了，制裁把我们的生活搞糟了。制裁给我们造成各种苦难，营养不良，收入降低，即使努力工作到深夜也无济于事。婴儿死亡率世界罕见，孩子连起码的药都没有。” 哈卜拉中心社区幼儿园的老师正在教20多个孩子唱自编的儿歌：“妈妈妈妈不要哭，妈妈妈妈要挺住。”奶声奶气令我动容。穆罕默德·卡利姆今年6岁，像所有海湾战争以来出生的孩子一样，这辈子还没见过飞机。他只知道飞机是扔炸弹的，一有飞机出现就拉警报就地卧倒。 我们需要友谊和支持 1999年8月15日，中央电视台援引联合国儿童基金会8月12日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因长期遭受制裁，伊拉克南部和中部地区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比10年前增加了1倍多。埃拉夫生下来还不到三个月，患有肺炎、营养不良、血液中毒等疾病。穆罕默德一家15口一个月的口粮可以保证他们不饿死，但是营养不良和死亡的阴影时时缠绕着他们。有个6岁的男孩得了大脑性麻痹症和癫痫，医院没有合适的药，只好用普通的麻醉剂来治疗。贾那比医生说，他知道这有危险，但没有更好的办法。由于国际禁运，伊拉克全国2200万人口中至少有1000万营养不良。平均每个月死亡5000多人，主要为老人、儿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贝拉米指出，联合国的常年制裁造成伊拉克食品和药品短缺，而伊拉克政府分发食品不及时、国际社会援助不够等等都是造成这场人道主义危机的原因。 据伊拉克自己公布的数字统计：海湾战争以来，多国部队共向伊拉克投放炸弹10.8万吨，其中大量为贫铀炸弹。今天很多伊拉克人特别是儿童患有各种放射性疾病，而当年参加海湾战争的美国成千上万老兵则患有“海湾战争综合症”。各国专家普遍认为，贫铀炸弹会使受害地区相当数量的居民罹患血液病或癌症，并导致婴儿严重畸形。巴格达方面认为自1991年以来出现的怪胎、婴儿先天缺损先天畸形、白血病和儿童患癌症现象都与美国使用贫铀武器有关。 《巴格达观察家报》总编Nasra Al Sadoon夫人介绍说：“伊拉克健康部和联合国基金会调查的数字表明，5年来伊拉克死了100万儿童，这对只有2200万人口的伊拉克不啻是天文数字。制裁想杀死所有的伊拉克人，这对文明社会是极端残酷的。儿童需要特殊照顾，而现在不但得不到照顾，还遭受屠杀，鲜血把底格里斯河水都染红了。这说明有人正在灭绝伊拉克种族和人民，特别是美国，它已经干了10年，不知道它还要干多久。制裁前伊拉克每座城市都建有医院，可现在90%的伊拉克人没有医疗救治。伊拉克许多家庭都有去医院的痛苦体验，没有实验室，没有医疗设备，医生在病人面前无能为力。中国和伊拉克是老朋友，伊拉克在各种问题上都总站在中国一边。我恳请中国朋友发挥常任理事国作用，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制止侵犯人权的行为。我们相信制裁必定失败。伊拉克人民勤劳勇敢，始终没有停止重建家园，在没有外国支持的前提下，伊拉克的基本重建只用了18个月。” 伊拉克人民永远牢记那些在最困难时期帮助过他们的个人，他们是美国的Ramsey Clarck、英国的Tony Ben、George Gallaway、Edward Heath、法国的Chevennement、Michel Jaubert、意大利的Benjamain先生。还有许多民间组织如美国的荒野之声（Voice in Widerness）、国际行动（International Action）、英国的Miriam Appeal、法国的解救伊拉克儿童（Save Iraqi Children）、意大利的“Ponte de Baghdad”……“现在还有来自伟大中国的你，这是一个发明甲骨文文明的国家对楔形文字文明国家的道义支持。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行动起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友谊和支持，伊拉克不是难民营。” 母亲的价值超过了军队 西方专家估计恢复伊拉克基础建设需要20年时间，伊拉克经济走上正轨、适应世界贸易形式至少需要几十年。拉希德大街拐角处的查克马奇音响店老式的双卡录音机正播放阿拉伯著名女歌手如泣如诉的哀怨情歌，催人泪下。巴格达物价已经从海湾战争爆发时的一天三变逐渐趋于稳定，街头巷尾促进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的商贸大军，基本是妇女和儿童。 在Elkifah大街，专为适合工薪阶层购买的一种散装饼干每0.5公斤售价600伊第；普通奶糖每0.25公斤售价500伊第；鸡蛋每标准盘售价2200伊第；美国Kent香烟每包2000伊第；伊拉克国产的名牌黑Sumar烟每包300伊第……以往很少抛头露面的伊拉克妇女整齐排列在Shorja Market of Baghdad市场的两侧，面容神圣、荣辱俱忘、骄傲无比。在她们身旁依偎着嗷嗷待哺的孩子，正协助母亲在烈日下叫卖从各种渠道弄来的紧俏舶来品，就像一支列队出征的整齐军队。约米尼在《战争艺术》中曾经写道：“军队在失败环境中的挺立不动，其价值远胜于在胜利中勇敢争先。”伊拉克母亲在维护伊拉克民族繁衍上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伊拉克的军队。 4年前我独自驾车环绕美国，顺道拜访了墨西哥边境的阿兹特克（Aztec）、可可帕（Cocopah）和东部的切诺基（Cherokee）3个印第安部落，他们生活在超级大国最不发达的落后地区。作家史铁生也参观类似部落，印第安人为来宾“跳熊的舞、唱鹰的歌”。作为回报，史铁生把一盒中国音乐盒带回赠主人，其中一些歌词如“我是一只小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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