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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如电影《我的父亲母亲》般让人动容
父母之间的情感写照：简单、纯粹、执著的感情，却变作当下年轻人的爱情理想，甚至爱情奢望。引人思索，为何纯真的爱越来越少？
2. 一个儿子眼中母亲的坚守和爱情，
作为子女，我们又是否理解父母之间的情感？20-35岁的读者们，父母辈大概已经相伴了二三十年，希望阅读本书之后，读者们在感慨于别人故事的同时，能更多地关注自己的父母，关注他们那些细微动人的美好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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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等待未必是要等到某个人、某种结果。
它像藤蔓类植物，执迷不悔地生长、蔓延。
等待本身变成生命的活力和风景，只要等，联系就存在。
母亲是孤儿，去世的时候，留在身边的只有她唯一的儿子。她等了一辈子的丈夫，依旧杳无音讯。
年轻时，她美得充满光彩，温柔、无暇。为了养家，丈夫不得不外出务工，常年在外。而那一次，他一走，再没有回来。执拗、纯真的她开始了一生的漫长等待。
等待的季节里，老实淳朴的邻居、颇具才情的外地来客、亦正亦邪的热心警察……他们都曾闯进她的生活，却没有一个能够走进她的生命。因为她相信丈夫的承诺，认准了他给的那份情。
作者以儿子成长和变化的眼光，摄录了母亲深情却寂寞的守望岁月。她，一个江南女人，原本温婉、灵动，为了爱，却“犟”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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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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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仙，原名许顺荣，中国作协会员。著有散文集《樱桃豌豆分儿女》、短篇小说集《麻雀不是鸟》、小小说集《麻醉师酒吧》。在全国文学刊物发表作品500万字。部分作品转载于《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小品文选刊》《杂文选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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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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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春东风·雨祖宗
我五岁那年，潮王路开始改造。我们要拆迁了，但父亲还没有回来，他已经出门两年了。这下母亲急坏了。她说她哪儿也不去，她要在这儿等我父亲归来。如果我们搬走了，他到哪儿去找我们呢？母亲的这种说法，后来被酒鬼叔说成是完全多余的。酒鬼叔说我父亲是跑过三江六码头的人，他若诚心要找我们还不容易？只要到潮王路派出所问一声就知道我们的下落了。酒鬼叔说这句话时，我们已经搬迁到八卦墙门了，他的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我父亲至今还没有回来是存心的，他是存心不想回来才不回来的。为此，母亲暗暗地忧伤了好些日子。
第二章 夏东风·燥松松
我母亲离家去北京的第二天，我就平静了下来。那天我坐在护城河边的青草地上，整整坐了一天，流了一天的汗。我赤着膊，但还是流汗，身上的痱子像春天的野草一般疯长，尤其是脖子和胸口的地方，声势浩大，一阵阵地发痒。天气已经很热了，知了们叫得贼凶，但看不到麻雀儿的身影。白奶奶在她本该午睡的时候，一趟趟地跑来劝我，说我这样在外面晒太阳会中暑的，叫我赶紧回家去。但我像石雕铁铸的，对她理也不理。我就坐在那儿，面对着城站，面对着将人们从这里移到那儿的一列列火车。
第三章 秋东风?晒煞湖底老虾公
不！我母亲尖叫起来，她抓起那张纸，撕了个稀巴烂，然后冲向门口。金叔挡在门口，他一把抱住我母亲。他喊了声小丫。他的喊声听上去很苦，好像他满嘴都是黄莲似的。他说小丫啊，我真的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母亲挣扎着。但金叔越抱越紧，他说小丫，你听我的，就“报失”了吧。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要还活在世上，早就该回来了。我母亲听了这句话气得浑身发抖，她也不知哪来的勇气，扬起手就恶狠狠地给了金叔一个巴掌。
“啪！”
第四章 冬东风·雪花白蓬蓬
从前，听母亲说“男人都是活在路上的”。我就特别气愤，照她这么说，孵在家里的男人都是死的了！她为了替那个不知道回家的家伙辩护，也用不着打击这么一大片吧。你看我母亲一辈子没有离开杭城半步，而那个人可以说一辈子在外面漂泊，或者也不仅仅是漂泊；谁能保证这个据说很会哄女人开心的家伙，在别的城市别的地方，就没有别的女人和别的家呢？要不，怎么三十多年过去了，他还不晓得回家呢？他还有一点男人的责任心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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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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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
我母亲去世了。她死于食道癌。发现时已经是晚期了，这病都这样，医生说她最多可以活三个月。但她又活了六个月零三天，去世时就剩下皮包骨头了。她是被活活饿死的。最后一个月，食道癌拒绝任何食物进入她的体内，连喂口水都是痛苦的。这时候母亲已经不会说话了，头也直不起来；但弥留之际是清醒的，她突然伸出枯枝般的右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用尽毕生的力气抖了三抖。我知道她想说什么。她是想对我说“快！快！快！”。那一刻我相信冥冥之中或许真有神灵，我侧过头去，朝老屋的门口张张：杭州方言，看或望。去。我以为在天井那里，会有一个老男人从天而降。他背的背，拎的拎，地上还掼着好几只包，他伸着老鸭头，朝屋里张张，说，老太婆，我回来了。但是没有，什么也没有，老屋的门口空空如也，连秋风都不打那儿经过。屋子里弥漫着桂花的郁香，这时候浓烈到了极点，母亲的手忽然松了，像秋风折断的枯枝从我的手中掉了下去；等我回过头来，她老人家已经溘然长逝了。我看了一眼左腕上的罗蒙石英表，是北京时间2004年9月14日午夜11点28分45秒,星期二。
按照老墙门里的规矩，我们应该在家为母亲守灵三天。但是我没有。这倒不是因为十八只秋老虎才走了九只，夏天的余威尚存，母亲的遗体不宜久留，而且没这个必要。我们家无亲无故，母亲是孤儿，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可我又不知道她是哪家孤儿院的，是否有通知的必要？潮王路那边的老街坊因为拆迁皆作鸟兽散了，也无处通知；而父亲那边，我只知道他籍贯山东，民族汉，出生在山东、安徽或别的什么地方。仅此而已。根本就不会有人来奔丧的。三天。多么漫长的七十二小时！我若那样做了，反倒是冷落了母亲她老人家。
第二天上午，殡仪馆的灵车就来将遗体拉走了。母亲走后，老屋里仍余香缭绕，数日不散。我相信人是有灵魂的，相信人的灵魂是有气息的，相信我母亲的灵魂是桂花香型的。在过去的岁月里，我曾数次闻到过这浓郁的气息，现在我知道了，那正是母亲灵魂出窍的时候。母亲的灵魂终于走了，屋子重又恢复到陈腐的气息之中。
我再三再四地琢磨着母亲的临终“遗言”。她要说的是“快！快！快！”，这，没有错。但既然不是指那个人回来了，难道是催我赶快去车站，去把那个人找回来？难道冥冥之中，她已经收到了那个人坐哪次列车回家的加急电报？出于我个人的怨恨，我真不愿意提到那个人。那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我的父亲。1972年4月18日，那个人离开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他说过他要回来的，他说过他要给我母亲幸福的。而他所说的幸福就是让他年轻漂亮的妻子徒守空房，暗自落泪。我始终闹不明白，母亲为何到死都觉得嫁给他是幸福的？她幸福什么呢？她空抱着一个子虚乌有的诺言，就得到终身的幸福了吗？
那年我三岁，十足才二十三个月。二十三个月大的伢儿伢儿：杭州方言，孩子。有没有记忆力？我不清楚。但我对他没有一丁点儿印象，有的只是后天滋生的怨恨。因为他，我母亲过了大半辈子没有男人的生活；因为他，我从小就失去了现实意义上的父亲。我忌讳使用“父亲”这两个富有责任感的汉字。从懂事起，我就习惯用“那个人”来替换“父亲”。是的，我恨我父亲，尤其在今天，是他让一个为他苦苦坚守了三十二年的女人，带着终生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记得在我十三岁那年初夏，我的恨就开始爆发了。那是一个沉闷而又聒噪的午后，护城河畔的烟柳中，蝉声凶猛，一群游蜂浪蝶纷纷过河而来，徜徉在花丛中，没有小伙伴的我则拖着瘦长的影子，孤独地徘徊在河边，用橡皮弹弓恶狠狠地袭击着那些出没在垃圾堆中的城市耗子；母亲又来叫我去城站城站：杭州火车站。，我突然发疯似的冲她大吼大叫。我说,他死了，你还要找他干什么呢！我叫喊着，愤怒的眼泪夺眶而出。母亲愣住了。她瞪大着清澈如泓的眼睛，怯怯地，不知所措地望着我。她是一个连如何打骂伢儿都不会的母亲，她就眼睁睁地盯着我发疯似的朝清泰门外跑去；见我跑远了，才焦急地喊：米子你回来！米子你回来！
听母亲说，他们在一起的日子并不长，连头带尾也不过三年多四年不到的时间。那个人没有杭州市籍户口，没有工作和单位，但他想挣钱养家。他第一次离家是母亲刚怀上我的时候。照母亲的说法，他是得知她怀孕了，才决定出门去挣钱的。他出去了五个多月，带回来一小笔钱。母亲没有问他去了哪儿。这钱又是怎么挣来的？我母亲才不会问呢，她相信一个人往往相信到骨头缝里去了。但那个人自己说，他在上海给人挑大粪。每天挑粪都像地下行动，鬼鬼祟祟的，在后半夜，把大粪挑到黄浦江码头，然后从苏州河上运走。他第二次离家是在我满周岁的第二天。一家三口度过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生日后，一直找不到活干的他又走了。他在外面待了七八个月，说是放心不下我们，就匆匆地赶回来了。他脱了一层皮，颧骨凸出，像有人在他的脸皮底下塞了两只乒乓球似的；长发又乱又黏，有一股异味。他撕开牛头短裤上的暗袋，摸出那几张钞票来，理了理齐，塞到母亲的手里。他说我只能挣到这么多了。母亲的眼睛红了，湿润了。在家千般好，出门半步难。她知道他尽力了，但她不说话。她不是那种麻雀型的女人，就会唧唧喳喳；她像蜜罐，习惯把真情实感深藏在心里。她什么都不说，只是默默地捏着那几张钱，像捏着什么庄重的东西，沉甸甸的，双手贴在胸口，好一会儿，她才进里屋去放好。母亲把钱藏在她的枕头底下，她一直如此，好像只有枕着钱她才睡得安稳。好像枕头底下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我甜甜地睡在床上，对父亲的回家不理不睬。母亲朝甜睡的我笑了笑，伸出一根手指头在我红扑扑的小脸蛋上点了两下，她说，米子，你爸爸回来了。我迷迷糊糊听到动静，嫌她吵，就皱了皱小眉，继续睡我的觉。母亲悄悄地退了出去，端了一盆清水，清水里还有一把剪刀、一把牛角梳子，准备给父亲搞卫生。汗味浓重的父亲就坐在门口，幸福地低下头来，听任母亲给他剪发、洗头。母亲一边洗，一边告诉父亲，米子长高了，也胖了不少，米子有十三斤八两了，他还在睡觉觉……
天还没有黑，我们家就早早地关了门，母亲炒了几个小菜，陪父亲喝了点小酒。那天晚上，母亲在父亲的身上发现了不少伤疤。母亲向我比画这些伤疤的长度和宽度时，她纤细却已粗糙的手指在我面前一惊一乍的，也不知她发现时有多心慌！听父亲说，他是在南京西善桥码头装卸货物时弄伤的。肩上、腿上的伤还不怎么样，划伤了就划伤了；最可怕的是腰背上的那道伤，差点要了他的命。他说那是他下船去背货，也不知麻袋里装的什么东西，死沉死沉的，每个都有两百斤重；他刚背起麻袋，立起身来要走，那根带铁钩的竹篙就横过来了，砰地击在他的腰上。他整个人一软，就掉进了货舱里，被麻袋压在了底下。幸好是掉在船里，下面的货物堆积如山；如果掉在江里，那他就没命了。可以想象，那个晚上，母亲是怎样心疼地流下了眼泪，她极其温顺地忍受了父亲一次次的粗暴，愿意把自己的肉体和骨头都当作食物喂给这头饥饿的雄狮。在后来等待父亲归来的漫漫岁月里，母亲又一次比画起父亲身上的伤疤时，我对这个夜晚还有一点点印象，因为我哭醒过好几次。我一哭，母亲就伸过手来，抚摩我的头皮，或拍拍我的胸口：米子乖，睡觉觉。但我不屈不挠，朝他们哭个不停。母亲没有办法，一把将父亲推下身，然后抱过我，下床给我把一场尿，上床后让我睡在她的臂弯里，把多滋多味的乳头塞进我的嘴里。一有奶喝，我就忘了一切，甜甜地睡着了。
等我睡熟了，母亲收回她的乳房，一转身，父亲就急吼吼地爬了上去。当一切平静下来后，母亲躺在父亲呵护的臂弯里，听他讲这次出门的经历。他说他还是第一次下长江，真辽阔啊！母亲就问，比钱塘江辽阔吗？他说还要辽阔。母亲又问，那有潮水吗？他说那倒没有，但也够险的，无风三尺浪。母亲眼又红了，又湿润了。她要他保证以后再出去时，不要在码头这种危险的地方找活干了。父亲含含糊糊答应了一声。母亲侧耳细听，他已呼噜声声了。母亲甜甜地骂一声猪，又莞尔一笑，侧过身来，搂着我睡，边睡边想她的心事。其实母亲也没什么心事可想的，她只是胡乱想想而已。因为她一点睡意也没有，想找个人畅谈到天亮，可父亲太累了，他早已鼾声如雷。第二天，家里弥漫着一股奇异的芳香，连我们的呼吸也都是香香软软的，仿佛到了丹桂飘香的季节。这是我母亲在昨夜香汗淋漓的结果。
父亲对他身上的创伤倒是满不在乎的，他说这算个啥！有创伤的男人才成熟；但女人就不同了，女人有疤会很难看的，所以他要母亲千万别弄伤自己。多少年后，病重的母亲还能清晰地回想起父亲说过的话，她笑了，笑容里满是心酸的泪珠。接着是父亲的第三次离家。4月，那是江南最春天的季节。头天傍晚，父亲就早早地收拾了行李，母亲也早早地烧好了夜饭，但他们几乎什么都没吃就早早地睡下了。第二天一早，父亲背起行囊，两腿发虚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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