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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看点1：
从一个文物商店的学徒到书画鉴定界泰斗，
如何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看点2：
用凡人口吻，平常心态，
生动再现当代书画大师的平凡人生！
看点3：
从60年代初，到文革、改革开放，
每个时代特有的印迹引人共鸣！
看点4：
真实还原一段不为人所熟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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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以回忆录的方式，记述了陈岩师 从徐邦达、启功、傅大卣、徐震伯、 刘凌沧等大师，从一个文物商店的学
徒到书画鉴定家的历程。记载了二十 世纪六十年代初到改革开放后，中国 文物的收购流程与买卖情况，买家、 卖家的构成，古玩的价格行情等。既
有文物商店“捡宝”的事情，也有私 人藏家“走宝”的故事。在这些记述 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行业几十 年来的深刻变迁。
陈岩大胆组织“文革”后全国第一次近 现代书画展，发掘当代书画界的新人， 与黄永玉、李可染、启功、黄胄、程十发、
何家英、王明明、史国良、白雪石、 刘炳森等众多现当代书画名家结下深 厚的友谊。在陈岩先生的推动下，客 观上完成了新老书画家的交替工作。
陈岩在书中以平常的心态、亲切的口 吻生动再现当代书画大师的多彩人生， 真实再现了中国当代书画业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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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陈岩，著名书画鉴定专家，北京市文 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炎黄艺术馆监事、 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理事、中华文化促
进会书画艺术委员会副会长。他是新 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进入文物商店的学 徒，从 1962 年开始学习书画的鉴定和
收购，亲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文革” 时期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文物界的几个重要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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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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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再版之前
序 活到当今的六朝人 黄永玉
引言
一 我喜欢画
二 学徒琉璃厂
三 十年动乱 丹青涂炭
四 消失在画山里的艺术馆
五 批黑画矛头直指周恩来
六 以纸换画 独出心裁
七 第一次画展
八 开展新画业务
九 北京、东京结为姐妹城 书画家们作贡献
十 修建文物库 恢复文化街
十一 万年青宾馆的聚会
十二 《宝古斋》画刊
十三 五个画店
十四 鉴定提高班
十五 陈岩，你毕业了
十六 大葆台整库
十七 齐白石画——日本展
十八 嘉德拍卖
十九 黄胄·中画研究院·炎黄艺术馆
二十 古往今来琉璃厂
二十一 黄永玉·万荷堂
二十二 铁汉丁井文
二十三 范曾真假画案始末
二十四 流产的近现代艺术馆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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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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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消失在画山里的艺术馆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十日那天，我正和兽医大夫在无菌室消毒，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兽医大夫是位女同志，这时她悄悄地告诉我：“小陈，你知道吗？林彪外逃给摔死了。”
“什么？”我大吃一惊。
“不会吧，不是刚选他为毛主席的革命接班人吗？还写到党章里去了。绝不会。”我嘴里这样讲，心里想也许是真的，这年头，斗来斗去，你死我活，哪有个准儿啊！
“前些日子家在怀柔的同学星期天回家，不是说俘虏了一架美蒋入侵直升机吗？那就是林彪一伙儿的，你可别说出去啊。”女兽医很认真地嘱咐我。
这时，我有点信了，心里的滋味儿说不上来。本来在这之前，各连都在准备庆“十一”的各项活动，有的在练“忠字舞”，有的在排练大合唱，但很快，一切庆祝活动都停止了，干校立即转入组织分批分级传达中央文件，大批特批林彪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
正在这当儿，连部把我和另一名干校学员王瑞祥叫到校部去。我不知什么事，一路走，一路猜，等到了校部，看到北京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经理赵廉颇在那儿。
赵廉颇是个回民，长着一个典型的阿拉伯人面孔，方脸，又黑又浓的头发一直连到两腮下面，成了络腮胡子，大眼睛，厚嘴唇，一米七几的个头，显得很结实。
王瑞祥是我们单位一起来干校的老职工，人很老实，说话快但有点结巴，戴副近视镜，来干校后黑多了。他原是宝古斋会计，因长时间和书画打交道，对鉴定也蛮精通。
大家一见面，不用介绍，都是熟人，互相寒暄了几句后，赵经理说：“我已和干校方面说好，请您们二位到工艺品公司帮帮忙，搞搞业务。”
搞业务？怎么搞？他们外贸经营的品种都是一些新工艺品，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虽然这么想着，但已经是决定了的事，再说什么业务不业务的，总比在这喂猪要好些。就这样，我简单准备了一下，很快就到通县的三间房工艺品仓库上班。
三间房仓库在通县，再往东就是双桥，占地有百八十亩，分东、西两个院。我们到了这儿以后，找到赵经理，赵经理又把我们领到字画组。仓库分了很多组，什么杂项组、瓷器组，硬木组等等。
字画组组长叫温致俭，三十来岁，还有一位眉发全白但只有五十来岁的工艺师薛朋玉师傅。两位都很和蔼，一看就是老实人，见我们来了很高兴，从他们表情上看是从心里欢迎我们的到来。
“是这么回事，”赵廉颇开腔儿了，“咱们公司前几年进了一批书画，一直堆在库里，没有时间也没有人手去把它们整理出来。您们二位来了，主要任务就是把这堆书画清理出来，分分真假好坏，弄个明白，数量大概有二十万件吧！”
“多少？二十万件！”我和王瑞祥师傅不约而同地叫了一声。
“这么多画呀，是新的还是旧的？”
“新的旧的都有。”温致俭和薛师傅都不善言辞，只是笑脸相迎。
“这么多画哪来的呀？”说完，我们几个便一同到了后院的大仓库。三间房仓库是成排的，有三四层楼房那么高，门一打开，“好家伙！”我不由得喊了一声。
我们面前是小山一样高的一大堆书画儿。这堆画儿顶部几乎快挨到库房的房顶了。
正看得发呆，薛师傅在一旁和蔼地笑了：“这只是其中的一堆儿，还有一堆儿在西院仓库，那堆儿小点儿。”
我随手从里面拿起一捆看了看，裱工都是旧的，再数，一捆儿是十件，还有一个标签，上面写着“二元”。
“还有五元一件、十元一件、一元一件的，最低的是每件五毛。”薛师傅介绍说。
我抬头向上看了看，从整体上说，有些裱工差些，但多数还可以，因为从外表上看裱工，就能大概看出裱工里面画儿的水平来，这是个经验之谈。您想啊？您得到一幅好画，哪儿能随便凑合裱一下呢？
说到裱工，常言道“三分画儿七分裱”。裱工就跟人穿衣服一样，人靠衣服马靠鞍，画儿也一样，同样一张画儿有了好的裱工，能让所画的画儿精神得多。有人不懂这个道理，随便裱一裱，图便宜，反而把好画儿糟蹋了。做我们这一行的，时间长了，画儿看得多了，看外面的裱工，里面画儿的水平，心里也就大概有个底儿了。
看着这跟小山一样的画堆，我心生无限感慨。平时遇到的收藏家有个一两箱、三四箱，也就是大户了，哪有这样的呢？几十万件，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不用问，这一定和“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有关。
我随口问了温致俭一下：“这是哪儿进的货？”
他说：“前些年从上海进的，这是买了一个库，叫八号库，是存在无锡库里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库，要买就买一个库，不零卖。”
“这得多少钱呀？”我随口问了一句。
“别提了，这二十万件花了二十万块钱，平均一块钱一件吧！”
您听听，一块钱一件。够裱工、够一付轴头钱吗？不用说，反正是抄家物资，抄来的不用本钱，卖一块就赚一块，您说是不是？我又顺口说了句：“真够便宜的，简直是白捡。”
“好嘛，这下便宜大发了！”薛师傅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
“我们把这个库买下来以后，当然不会一件件检验，我们想怎么也值呀！好，没想到，人家说我们花了二十万块钱买了一堆废纸回来，狗屁不值，浪费国家资金，不断告我们。我们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一是人手不够，二来也弄不清，也没办法弄清到底值多少钱，有多少好画儿。没办法，一闹就闹了一两年，也没个结果，请您们二位来想想办法，帮帮忙，弄个结果出来。”
噢！闹明白了，原来是为这批画儿，两派打派仗，一派说不值，一派说值，又都拿不出个证据来，怎么办？二十万元，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资金了，可也不是个小事。
但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又是专搞这项业务的专业人员，不用多说，我心里清楚这堆画儿简直太值了，跟白捡的一样。虽这么想，但刚到那儿，人生地不熟，不能多说，只好用事实说话。
我简单和王师傅商量了一下，就对薛师傅、小温说：“这样吧！也没别的办法，这样堆着，再堆几年，也弄不出个结果来。咱们在别的库，另找一个地方，弄些货架来，把这个画儿山分分类，真假好坏都分出来，大概的数一出，值不值二十万块钱就知道了嘛！”
“那太好了，其实我们想也没别的办法，人手不够，就不行。”
其实我们心里也明白，人手再够，您不懂画的真假，也不行啊！这又不是搬山、挖煤，有力气就行。
方案定下来以后，其他就好说了，在存画儿库的旁边打开一座备用库，我所说的货架、画儿屉之类的东西库里有的是，收拾准备停当了，说干就干起来，在仓库的一头支起个大案子，当打画、整理画的平台。我和王师傅就用小推车从“画儿山”拉一车书画过来，再一张一张地在我们的工作台上打开，分真假好坏，不几天，就把工作的头绪给理出来了，货架上的画儿，慢慢有了积累。
刚开始的头几天，就有别的组或城里公司来的人，不时特意到我们这儿来问这问那。总之，两派的人都想探个底儿。我刚来这单位，面孔大部分不熟悉，又不知人是哪派的，所以不便多说，只是让他们等等看。
这样前前后后干了不到半月，我们就在画儿山里挖出了“纯金矿”——大批黄宾虹的山水及花卉作品，而且是两元、五元一件的居多。其中有一幅《钟鼎插花》，也就是在钟鼎立体拓片上画花卉，即使是在当时，能将青铜拓片拓成立体的器物拓片，也算得上是高超的技术。这批黄宾虹先生的作品按当时的价值已经差不多够二十万块钱了，而且这批作品里的时间跨度很大，从他三十多岁的到晚年九十岁的都有，足够办一个艺术馆——黄宾虹绘画艺术馆。
黄宾虹先生名质，号滨虹，更字宾虹，别署予向，中年后以字行。先生祖籍安徽省歙县潭渡村，一八六五年［清同治四年］正月初一子时诞生于浙江金花城西铁岭头，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卒于杭州人民医院，享年九十岁。黄宾虹不但是我国近现代最著名的山水画家之一，而且是著名的教育家，著有大量的著作，如《画学篇释义》，编辑了《美术丛书》等，其艺术成就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正因为高，曲高和就寡，就不容易被人们接受。举个实际例子来说吧，杭州已故著名画家周昌谷，“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北京住院治疗，我去给他送药，谈起了黄宾虹。周昌谷对我说：“我去看黄老，屋里地上都是画好的山水画，他是画好了还画，不停地画。黄老说
‘你选一张吧’，我说‘不要不要’，说这话不是客气，而是真的看不出有什么好来。”
您看，这可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画家的实话。所以黄宾虹有一著名的自我论断：“我的画，等我死了以后才值钱。”
最近，朋友传来消息，二○○四年秋季拍卖黄宾虹的《黑黄》，也就是染了又染的那种，每尺可拍到二十万。这也算是个巧合吧！如今，一尺“黑黄”就可以买当年那座画儿山，这是多大的变化呀！那画儿山里其他的宝物都有什么呢？您就慢慢往下看吧。
随着整理工作的进展，不管哪派再有摸底儿的来，我就好回答了，仅这些黄宾虹就够二十万块了。等到我告诉字画组组长温致俭、技师薛朋玉这个结果以后，他们两位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光彩及笑容。
军代表杨红同志［那时各大单位都派驻了军人，管理该单位的领导事务］听到消息后，特意从城里赶了来，一见我就问：“陈师傅，听说光黄宾虹就值二十万，是真的吗？”
“没错，只少不多。”我一边捋着手里的画儿，一边对他说。
军代表说：“唉！斗来斗去，这么些年终于有了个结果，可得谢谢你们哪！”
“您甭谢，这黄宾虹只是冰山一角儿，”我随手指了指对他说，“好东西还多着呢！”
军代表一听更高兴了，没有浪费资金嘛！怎么也是好事。但一听好东西还多着呢，立即就问我：“陈师傅，要不要把这堆画翻腾一下，因为捂的时间太长了，画儿堆里面的书画会发霉、变质。”
我对他说：“太好了！翻这么多画儿，有这么多人手吗？”
因为一到夏季，闷热的水汽，肯定会钻到画儿里去，何况又捂了一两年了，是得翻腾翻腾了。
“没问题。动员全公司的人，利用星期天来翻腾，来他个底儿朝天。”军代表一声令下，全公司上至领导，下至一般工作人员，全部参加了翻腾画儿山的大会战。也是从那时起，上至领导，下至一般工作人员才知道二十万块钱买来的这座书画山是座宝山！
不过，可惜的是，压在画儿堆底下的书画，因温度太高，压力又大，有些已打不开或霉烂变质了，好在没有什么大名头。
我和王师傅面对整理出来的宝贝，心里当然也高兴，信心、干劲都越来越大。
画儿山整理工作的开始，从另一方面讲，给温致俭他们的书画业务帮了很大的忙。他们是进出口公司，书画的买卖根本就不像我们画店的情景。他们是搞批发的，一个单子下来就是二百元的几百张，五百元的几百张，在我们未整理画儿山之前，为了拼凑一批出口的画儿，薛、温二位东拼西凑，可得费点劲呢！
这会子好了，他们只要有了单子就往我们俩这儿一交，我们就一边整理，一边把他们所要的货配齐了，因为有这座画儿山做靠山，一点儿不用费劲。哪儿能都是有名的作品呢？一般的居多，也搭着金城、姚华、王伟、冯超然等，尤其是四任中的任薰、任颐，真真假假更是多得不得了，更甭提一般书画家了。明清时代，若想头上顶个“文人”的帽子，那琴、棋、书、画，都得来两下子。好不好不用管，但得会，书画自然更不用说了。
应该说，琴、棋、书、画是中国文人自我修养的一种手段，也是必经之路，它能赋予文人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气质。所以，从另一方面说，书画这东西，也是文人“修炼”的附带产物。譬如说我在北师大住的时候，家属宿舍的房子和北师大校长办公室主任贾成桓紧邻，他画的工笔仕女画，虽然名不见经传，但相当高雅。而像贾先生这样的作品在当时那堆画儿山中很多，所以配货就不是件难事了。
我们当时整理这批画儿时的感觉，真有点像淘金者，或者更有点像到非洲采钻石的劲头。您说这堆小山似的画中到底蕴藏着多少名画？没个底儿，但时不时地会出现一两张或一批让人眼睛一亮、心跳过快的名家大作。我和王师傅的工作状况是个什么样子呢？简单说吧，每天就是用小车把画儿从存画库运到我们整理画儿的库里来，再一幅幅打开、鉴定、整理。那些破旧霉烂的裱工散发出的味儿及上面的尘土，很呛鼻子。我的鼻炎，每到春秋必犯，可能和这有关。
夏天好些，尽管闷热，因为库房高大，通通风也还可以，可到了冬天，那就够受了。库房高大，不可能有暖气，生火更甭想，我们二人只好穿得厚厚的，外面再套上大衣，把手套前端剪掉，只露十个手指尖，打画、卷画，但还是冻得直流鼻涕。即使这样，这堆画儿还是像吸铁石一样吸引着我们俩，想尽量在库里多待些时间，快些整理，因为它让人抱有希望，时不时出现大块的“黄金钻石”是何其让人振奋啊！例如，像郑板桥的大中堂会突然展现在面前，一块笔墨淋漓的巨石充满画面，上面题曰：“一拳老石可擎天……”再如汪士慎的梅花手卷，三丈多长，迎首部位自题“溪云一截”。从书法到画面，相得益彰。齐白石的《渔翁轴》也挂在了厅堂之中，上面题写着：
看着筠篮有所思，湖乾海涸欲何之；
不愁未有明朝酒，窃恐空篮缴税时。
看着这样的金石、书画堪称一体的璀璨国宝，什么冷暖辛苦，早就忘到九霄云外了。
木器组的小德子德连喜有一天突然问我：“嘿！陈岩，我问您，您是党员吗？”
在他看来，很奇怪，“文化大革命”那会子，哪儿有这么不管冷暖、傻卖力气的傻瓜呀！他哪里知道，这堆画儿山除了对他们有用外，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这堆画儿里，明清、近现代的书画作品包罗万象，尤其是近现代的书画家，应有尽有，这不管是对王瑞祥师傅，还是对我，不是一次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又是什么呢？王师傅在整画时不时地记录着什么，他用一寸多宽、二三寸长的小纸条，不停地记，凡是有一点儿价值的东西，都会记下来。据他自己讲，在这之前，像这样的小纸条儿记录了一箱子，可惜，“文化大革命”抄家时被当作黑材料抄走了。小德子哪里知道我们的心情，还以为我们傻呢。
日子过得很快，就在一天天的忙碌中，不知不觉已到了夏天，我们俩从这画儿山中又挖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宝库”。
记得是一个下午，我在不断缩小的画儿山中发现了一批卷得好好的“镜心”。大大小小的都有，一卷就是十张，裱工很新且整齐。打开一卷，眼前一亮。
“王师傅，您快看。”我这么一叫，王师傅转过身来一看。
“好家伙。”
这十张一捆的画心，全是岭南画派的首要人物——高氏三兄弟的重要作品。我立即又将其他几捆打开，全是！虽大小不等，但张张精彩，大张的有五六尺，整纸的，小张的也有四尺对开等，而且裱工完好。王师傅扶了扶他那黄边的近视眼镜，惊呆了。
再看这批画儿，不是人物画儿，就是动物画儿，有画翎毛走禽、老虎、狮子、狐狸、狼的，人物多是罗汉。画动物用的是岭南派特有的撕毛法，所画的老虎真有威震山林的气势，狐狸则让人感觉它们是在草上飞，生动、传神，足足显示出这一画派的独特面貌。
岭南派以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为代表，因广东在梅岭以南，世称“岭南派”。岭南派的特点很突出，因为这三位有深厚的国画功底，早年曾从师居廉、居巢。尤其高剑父的书法，世称“枯藤”，苍劲有力，后来他又留学日本，在成熟的国画笔墨基础上，融合了西方的绘画技巧，使画风有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岭南派的特点。狐狸草上飞的那种意境，若是传统的国画是表现不出来的。
高剑父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专心从事美术教育，组建了“春睡画院”、“南中美术院”、“审美书馆”等机构，培养了不少人才。在陆续整理画的过程中，还整理出一大张花鸟画，有六尺整纸那么大吧！在这幅画上签名的高奇峰、高剑父、黄少强、赵少昂等人都是“春睡画院”的主要成员。这是一件很重要的画史史料，可惜之后不知流落到何处去了。关于岭南画派，再多说两句，徐悲鸿早年也曾深受岭南派的影响，有资料记载，徐悲鸿流落到上海，衣食无着，人家让他画《四美图》时，身上只有几个铜子儿，每天只能用一个铜子儿充饥。这时，岭南画派创建的“审美书馆”征集“仓颉”画像，他忍饥应征，竟然被选中，从此徐悲鸿的艺术生涯走上坦途。
说起这画派来，也怪有意思的，高氏兄弟到日本学了点日本技法、西方绘画技法，加上传统的技法，就成就了岭南派。
早在乾隆时期，有个花鸟画家叫沈铨，到了日本，以中国画的传统技法影响了一大批日本画家，在日本就形成了“南画画派”。一九八七年我到日本搞“齐白石画展”，在仓吉市展出时，当地的画家陪同我参观一个美术馆，馆中有一个展室长期陈列展出一位叫元旦的画家的作品。到了展室，负责人就向我介绍在日本很著名的南画画家元旦。当进一步介绍元旦的师承时，也不知这位负责人是说不清元旦的老师是谁，还是我们的翻译没翻清，总之没说明白。我看了元旦的画，肯定他是学中国画家沈铨的，面貌一样，就随口说：“他是学中国画家沈铨的。”再看那位日本负责人一边鞠躬一边嘴里不停地说：“哈依！哈依！”［中国话“是”的意思］很有意思。从这里可以看出，相互学习是多么重要，岭南派就是吸取了日本绘画的精华，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可以说，岭南派是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相融合取得的最初硕果，从某种意义上讲，近现代国画儿的起始应是岭南派。不知这样讲对不对，但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这批画儿中有一大特点，凡是画动物的画，动物的眼睛都没画，空在那里，这一现象不用多解释，它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这批画儿为什么这么精美，为什么一张赛一张。这都是因为它们是画家的得意之作，画家不画眼，是要留在身边，会有更大的用处。徐悲鸿曾在一幅画儿上题曰：“画儿一旦嫁去，便无权过问，此乃人生一大憾事也。”
是啊！说得多好，眼前的景象不是更进一步说明了徐悲鸿未曾料到的憾事也发生了吗？“画龙点睛”这个典故大家是知道的，古代有位画家画完龙不点睛，一点睛龙就飞了，说明这位画家画的龙非常生动。高氏兄弟不给这些动物点眼睛，怕它们跑了，飞了，可是照样飞了，跑了，而且几块钱、十几块钱一张就飞到了北京。飞到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没体现它们真正的价值。如果把这批画儿保存起来，到了今天或是有条件的时候，也像元旦一样，建立一个岭南画派美术馆，那该多好，因为这样的精品有几百张之多，足够建美术馆的了。但是，据我所知，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我偶尔还看到过这批画儿中的一两张高奇峰、高剑父兄弟的作品在拍卖会上出现，绝大多数作品都不知去向何方了。这是多大的憾事啊！
有一天，例行下班前的打扫卫生，在扫出去的垃圾中，我发现有一张很大的皮纸，黑乎乎的，从纸团的背后可以看出是张人物画，再从色调、笔墨上看，很像傅抱石的画。等我拿起来打开一看，好嘛！一张六尺整纸大小的人物画，画面是竹林七贤，这是傅抱石常画的内容，再看落款，果然是，不但真，而且精。人民大会堂里的巨幅山水画《江山如此多娇》，那是傅抱石和关山月合作画的，而且有毛主席的亲笔题字。傅抱石的画怎么跑到垃圾堆里了？琢磨了半天，也弄不明白。
二○○一年，我到上海去探望程十发先生，他见了我也很高兴，拿出他私人收藏并捐给博物馆的古今名画印画册，一张一张给我介绍。老先生眼睛高度近视，手也颤，当介绍到一张齐白石人物画时，老人家笑了。他告诉我：“我的画儿被红卫兵抄走了，等把我的这批藏画儿退回来时，这张齐白石人物画是当作包装纸包画儿退回来的。你看看，这是一张多精彩的画儿。”
我一看，画面上是一位手拿烟袋，肩背四齿镐的老农，落款是“己丑八十九岁白石老人画于北平”。这正是北京解放那年画的。太珍贵了！当程十发向我介绍到这张齐白石人物画的来历时，我想到了在三间房整理画儿山时，那么大一张傅抱石的画竟然当垃圾给扫了出来，我向程十发先生讲了这件事。
程十发笑着说：“那正常，那正常。”
我喜欢上程十发的画儿，就是从整理画儿山时开始的。这画儿山是从上海运过来的，海派的作品自然少不了。
海派，说白了就是上海派。在清末民初时期，由于那时的上海最早接触到西方的东西，比较发达，俗称“十里洋场”。再者，江浙一带历来就出文人才子，更不乏一书画名家，因而集中了一批书画家，主要有虚谷、四任、赵之谦、吴昌硕、钱慧安等大家，在当时影响极大。尤其是虚谷，近百年无出其右者。他参加过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后出家当了和尚，在书、画两个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在世时往来于扬州、上海等地，以卖画儿为生，人家订他的画儿，一卷一卷地把钱放到纸卷里。画儿画好了，他就把画卷里的钱花了，没有画的纸卷里的钱是一文不取，这是在他去世后才发现的，原封不动地放在画纸纸卷内。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敢说虚谷不是大师，也没有人敢说比虚谷画得好。在画儿山中，虚谷的画儿相对少些，而四任的画儿真真假假的却不老少，其中以任熊价格最高，其次是任伯年。任伯年早年就仿任熊的画儿卖，有一次正巧任熊本人来看画儿，任熊问任伯年这画儿是真的吗？任伯年回答：“当然是真的，他是我大爷。”任熊笑了笑说：“你跟我来吧！”到了家，任伯年才知道真任熊来了。从此，任伯年就跟着任熊学画，技艺大进。解放前后，任伯年的画儿并不被重视，说他画得俗气，只是到了徐悲鸿眼里，任伯年被推崇为大师，并自认为自己是任伯年再世，他二位从生卒年月上是生死相接［任伯年一八九五年去世，这一年徐悲鸿出生］，就这样，任伯年的地位越来越高。
在整理这堆画儿中我还发现了任伯年的女儿任霞［雨华］的原款作品，大吃一惊，忙让王师傅看。王师傅说：“很少见她的画儿，和他父亲比，不分真假。”
除了我们忙着整理画外，有时我们也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到别的组去串串门儿，什么杂项组啊、瓷器组啊。接收组我去的次数比较多，这个组有秦明会、卢钟秀，我们几个比较合得来，经常一块聊天。他们的工作也是够忙活的，全国各地收购来的东西都在门前，一箱一箱地排起了长蛇阵，他们得一箱一箱地打开，一件一件地核对，登账入库。收来的文物这么多，就他们两三个人，哪儿能及时入库啊！入不了库的，就在露天里风吹雨淋日头晒。装在箱子里的那些瓷器、铜器还好说，如果遇到瓷器、书画混装的箱子，经雨这么一淋，可就惨了，等轮到验货了，这些画儿也就变成了纸浆，您说可惜不可惜！
大库中间的杨柳树绿了又黄了，我们来这里快一个年头了。在这当口儿，有一天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公司的事儿。原来在谈判间里挂着很多画儿，准备和外商谈判的，其中有一张齐白石的人物画儿，画的是一位老渔翁，左手提竹篮，右手提钓竿，头戴斗笠，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那张齐白石人物画《渔翁轴》。
齐白石的画儿，除了鱼、蛙、鸡、虾、蟹以外，也有山水、人物、工笔、草虫。虽说都是他画的，但因内容不同，价格就会相差几倍，比如他画的鱼、蛙、鸡、虾、蟹，若是每尺一万元的话，那么他画的山水、人物，就是两万、三万一尺，若是工笔、草虫，那就更不得了了。他画的草虫及贝叶［就是把所有叶脉都一笔一笔画出来的那种叶子］，每一片叶子，每一只草虫，都算一方尺，再加上纸地的尺寸大小，就是这张画的实际价值。更好玩的是如果您请齐老先生画牡丹，对不起，您还得加画牡丹的“洋红”钱。因为画牡丹的洋红产在英国，很贵，所以他老人家要求另加钱的。
回过头来再说那张挂在墙上的老渔翁吧，这也是从画儿山里淘出来的。齐白石的人物画很少，所以这张就挂出去让大家欣赏。赶巧经理赵廉颇陪着一位日本商人在这儿谈判，那位日本商人见到墙上挂的齐白石《渔翁图》，就随口问了一下：“这张画多少钱？”
赵廉颇以为他随便问问，也就随口回答了一句：“十五万。”
赵经理心里想：“你买吗？瞎问。”
“赵经理，这幅画我要了。”日本商人很快就答道。
赵廉颇以为听错了，愣了一下，又问了一遍：“十五万你要了？”
“哈依！”日本人很干脆。
您可知道，当时的价格是什么样呢？一幅三四尺的林风眠、齐白石的画顶多卖一两千元一幅，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
齐白石一幅人物画卖了十五万，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全公司，一张画儿卖了十五万，而这二十万件画儿才花了二十万块钱。从此，这批画儿买得值不值的争论总算有了一个响当当的结果，尘埃落定。字画组组长温致俭、技师薛明玉师傅喜笑颜开，赵廉颇在食堂吃饭时还连声说：“没想到，真没想到啊！”
书画古玩这东西，您很难说清它的真正价值。您说它不值钱，它就不值钱，像破“四旧”时一样，恨它砸得不碎，撕得不烂。您说它值钱，在一九七九年中美两个城市建立姐妹关系时，北京市政协就送了一块长城砖给对方，对方非常重视。您看，就是这样。我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立的文明，历经陶器时代、青铜时代、陶瓷时代……在很长时期我们都曾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文明，独树一帜，政治、军事、哲学、经济更是自成体系，都贴有“龙”的标签。就拿绘画来说吧，西方西法绘画发源于意大利半岛，而我们东方的书法、绘画发源于中国黄河流域，自称“国画”。敢于自称，也称得下来，举世闻名，无人不服。西方的大画家毕加索自己讲不敢到中国来，因为中国有个齐白石。他自己也确实在他的画室里拿起中国的软头毛笔，铺开一见水就四处洇的生宣纸想模仿齐白石大写意画的效果，但毫无结果。齐白石笔下的功夫，形体的似与不似之间的情趣，这正是毕加索所要追求的，但不行，达不到。可他的画一幅可卖数千万美元，甚至上亿美元，而我们的齐白石，即便等到我一九七七年回文物店后，收购价也才五元一尺！当然，现在齐白石一张画能卖到几十万、几百万，
二○○五年一本山水册子拍到了一千三百万，转年更升至三千多万。您看这变化，还能悟不出个理儿来吗？文化的价值体现只有仰仗社会文明的进步。因为人类本身是那样推崇、怀念自己走过的历史、创造的价值。人们越往前走，就越想往后看，希望看得更远、更古，这是人类永远打不破的怀旧情结。
在我们到外贸公司第二个冬天的时候，这座用二十万件书画堆起的画儿山，也基本被挖平了。但您别忘记，西院仓库还有一座小画儿山。那堆是小多了，往这儿运画儿就不能再用小推车了，这样，只有求小德子德连喜用电瓶车往东院运。小德子是木器组组长，他爱开汽车，但又没驾照，只要是送货的大卡车一到仓库大门，他准把司机换下来，在院儿里开一段车，过把瘾。所以呀，求他用电瓶车运画儿，他当然也高兴。
就在我们西院的小画儿山开始整理后不久，又有一个惊喜的发现，每捆五元、二元一件的画儿捆里，竟然出现了和“岭南三高”一样的情况：在画儿堆里发现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吴昌硕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卷轴，裱工很整齐，书画全有，书法多于绘画，也都是雪白板新，大幅的对联，六尺对开的四条屏写的真、草、隶、篆，真是精彩绝伦。
吴昌硕，原名俊卿，字昌硕、昌石，别号缶庐、苦铁，浙江安吉人，生于一八四四年，卒于一九二七年，享年八十四岁。他一生致力于书法、绘画、篆刻，可称得上一位金石家。他在篆刻上自创汉封泥，在书法上写我国最早的石鼓文大篆体，并获得成功。在绘画上则以写意花卉居多，在传统技法基础上吸取徐渭、朱耷、扬州八怪之所长，并受任伯年影响，以篆、隶、狂草入画，苍劲浑厚，气势雄壮，重整体，奔放处不离法度，精微处注意气魄。此外，又善诗词，著有《缶庐全集》及《印谱》。一九六七年，篆刻家们的最高组织杭州西泠印社还为吴昌硕建立了纪念馆。您看看，他一生取得了多少了不起的成就，就连后来的齐白石老先生也说，愿意当他的门下走狗。
我们一下发现这么多难得的书画作品，能不高兴吗？每当发现了大师们的作品，我们都要把它挂起来，且欣赏呢！反正库房高大，多大的轴幅都能挂得开。每当大师们的作品一挂起来后，房间里真的“蓬荜生辉”，怨不得历来人们都注重这些名人的书画。
在这其中，有两件吴昌硕的花卉镜片，画心就有十几平方尺，裱得很好。一幅是他常画的《桃子》，自题“三千年结实”；一幅是《红梅》，开门见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开门货，真可谓是神完气足的代表作。
我和王师傅都向小温说：“这两幅就不要再卖了，这是难得的好资料，收起来吧！”
他们当面也答应了。但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报价单上有这两幅作品，而且是每幅只有三千元，已经成交。当看到这个报价单以后，我这个气呀！但气有什么用？我们只是从干校调过来干活的，没有任何权力说人家，只有干活！干活！
好在没有多久，我们接到通知，干校锻炼结束回文物商店，我们单位准备迎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
在我即将离开三间房工艺品仓库时，真是感受良多。我虽名为到干校参加劳动锻炼，确实也干了一阵子又脏又臭的养猪的活计，但有一年多的时间，竟有缘浸淫在这二十万件的书画海洋之中，它对我的学习，对我今后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啊！几十年、几百年，有几人能遇到这样好的机会？我学徒时，师傅们不是总说要想学好书画鉴定，只有多看、多记、多问吗？这回可看了个够，记了个够。感谢苍天的安排！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如果我们能将这批书画在整理后好好珍藏，就会形成几个大的美术馆，比如黄宾虹绘画馆、岭南画派美术馆、海派美术馆、吴昌硕美术馆……中国近代史上主要画派的美术馆，就会出现在世人面前，倘若那样，该多好哇！唉！随着我们的离去，这个心愿也就随着画山的消失云消雾散，像梦一样过去了，可每当想起，还是难以抑止深切的遗憾和心痛。
四 │ 消失在画山里的艺术馆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十日那天，我正和兽医大夫在无菌室消毒，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兽医大夫是位女同志，这时她悄悄地告诉我：“小陈，你知道吗？林彪外逃给摔死了。”
“什么？”我大吃一惊。
“不会吧，不是刚选他为毛主席的革命接班人吗？还写到党章里去了。绝不会。”我嘴里这样讲，心里想也许是真的，这年头，斗来斗去，你死我活，哪有个准儿啊！
“前些日子家在怀柔的同学星期天回家，不是说俘虏了一架美蒋入侵直升机吗？那就是林彪一伙儿的，你可别说出去啊。”女兽医很认真地嘱咐我。
这时，我有点信了，心里的滋味儿说不上来。本来在这之前，各连都在准备庆“十一”的各项活动，有的在练“忠字舞”，有的在排练大合唱，但很快，一切庆祝活动都停止了，干校立即转入组织分批分级传达中央文件，大批特批林彪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
正在这当儿，连部把我和另一名干校学员王瑞祥叫到校部去。我不知什么事，一路走，一路猜，等到了校部，看到北京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经理赵廉颇在那儿。
赵廉颇是个回民，长着一个典型的阿拉伯人面孔，方脸，又黑又浓的头发一直连到两腮下面，成了络腮胡子，大眼睛，厚嘴唇，一米七几的个头，显得很结实。
王瑞祥是我们单位一起来干校的老职工，人很老实，说话快但有点结巴，戴副近视镜，来干校后黑多了。他原是宝古斋会计，因长时间和书画打交道，对鉴定也蛮精通。
大家一见面，不用介绍，都是熟人，互相寒暄了几句后，赵经理说：“我已和干校方面说好，请您们二位到工艺品公司帮帮忙，搞搞业务。”
搞业务？怎么搞？他们外贸经营的品种都是一些新工艺品，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虽然这么想着，但已经是决定了的事，再说什么业务不业务的，总比在这喂猪要好些。就这样，我简单准备了一下，很快就到通县的三间房工艺品仓库上班。
三间房仓库在通县，再往东就是双桥，占地有百八十亩，分东、西两个院。我们到了这儿以后，找到赵经理，赵经理又把我们领到字画组。仓库分了很多组，什么杂项组、瓷器组，硬木组等等。
字画组组长叫温致俭，三十来岁，还有一位眉发全白但只有五十来岁的工艺师薛朋玉师傅。两位都很和蔼，一看就是老实人，见我们来了很高兴，从他们表情上看是从心里欢迎我们的到来。
“是这么回事，”赵廉颇开腔儿了，“咱们公司前几年进了一批书画，一直堆在库里，没有时间也没有人手去把它们整理出来。您们二位来了，主要任务就是把这堆书画清理出来，分分真假好坏，弄个明白，数量大概有二十万件吧！”
“多少？二十万件！”我和王瑞祥师傅不约而同地叫了一声。
“这么多画呀，是新的还是旧的？”
“新的旧的都有。”温致俭和薛师傅都不善言辞，只是笑脸相迎。
“这么多画哪来的呀？”说完，我们几个便一同到了后院的大仓库。三间房仓库是成排的，有三四层楼房那么高，门一打开，“好家伙！”我不由得喊了一声。
我们面前是小山一样高的一大堆书画儿。这堆画儿顶部几乎快挨到库房的房顶了。
正看得发呆，薛师傅在一旁和蔼地笑了：“这只是其中的一堆儿，还有一堆儿在西院仓库，那堆儿小点儿。”
我随手从里面拿起一捆看了看，裱工都是旧的，再数，一捆儿是十件，还有一个标签，上面写着“二元”。
“还有五元一件、十元一件、一元一件的，最低的是每件五毛。”薛师傅介绍说。
我抬头向上看了看，从整体上说，有些裱工差些，但多数还可以，因为从外表上看裱工，就能大概看出裱工里面画儿的水平来，这是个经验之谈。您想啊？您得到一幅好画，哪儿能随便凑合裱一下呢？
说到裱工，常言道“三分画儿七分裱”。裱工就跟人穿衣服一样，人靠衣服马靠鞍，画儿也一样，同样一张画儿有了好的裱工，能让所画的画儿精神得多。有人不懂这个道理，随便裱一裱，图便宜，反而把好画儿糟蹋了。做我们这一行的，时间长了，画儿看得多了，看外面的裱工，里面画儿的水平，心里也就大概有个底儿了。
看着这跟小山一样的画堆，我心生无限感慨。平时遇到的收藏家有个一两箱、三四箱，也就是大户了，哪有这样的呢？几十万件，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不用问，这一定和“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有关。
我随口问了温致俭一下：“这是哪儿进的货？”
他说：“前些年从上海进的，这是买了一个库，叫八号库，是存在无锡库里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库，要买就买一个库，不零卖。”
“这得多少钱呀？”我随口问了一句。
“别提了，这二十万件花了二十万块钱，平均一块钱一件吧！”
您听听，一块钱一件。够裱工、够一付轴头钱吗？不用说，反正是抄家物资，抄来的不用本钱，卖一块就赚一块，您说是不是？我又顺口说了句：“真够便宜的，简直是白捡。”
“好嘛，这下便宜大发了！”薛师傅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
“我们把这个库买下来以后，当然不会一件件检验，我们想怎么也值呀！好，没想到，人家说我们花了二十万块钱买了一堆废纸回来，狗屁不值，浪费国家资金，不断告我们。我们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一是人手不够，二来也弄不清，也没办法弄清到底值多少钱，有多少好画儿。没办法，一闹就闹了一两年，也没个结果，请您们二位来想想办法，帮帮忙，弄个结果出来。”
噢！闹明白了，原来是为这批画儿，两派打派仗，一派说不值，一派说值，又都拿不出个证据来，怎么办？二十万元，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资金了，可也不是个小事。
但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又是专搞这项业务的专业人员，不用多说，我心里清楚这堆画儿简直太值了，跟白捡的一样。虽这么想，但刚到那儿，人生地不熟，不能多说，只好用事实说话。
我简单和王师傅商量了一下，就对薛师傅、小温说：“这样吧！也没别的办法，这样堆着，再堆几年，也弄不出个结果来。咱们在别的库，另找一个地方，弄些货架来，把这个画儿山分分类，真假好坏都分出来，大概的数一出，值不值二十万块钱就知道了嘛！”
“那太好了，其实我们想也没别的办法，人手不够，就不行。”
其实我们心里也明白，人手再够，您不懂画的真假，也不行啊！这又不是搬山、挖煤，有力气就行。
方案定下来以后，其他就好说了，在存画儿库的旁边打开一座备用库，我所说的货架、画儿屉之类的东西库里有的是，收拾准备停当了，说干就干起来，在仓库的一头支起个大案子，当打画、整理画的平台。我和王师傅就用小推车从“画儿山”拉一车书画过来，再一张一张地在我们的工作台上打开，分真假好坏，不几天，就把工作的头绪给理出来了，货架上的画儿，慢慢有了积累。
刚开始的头几天，就有别的组或城里公司来的人，不时特意到我们这儿来问这问那。总之，两派的人都想探个底儿。我刚来这单位，面孔大部分不熟悉，又不知人是哪派的，所以不便多说，只是让他们等等看。
这样前前后后干了不到半月，我们就在画儿山里挖出了“纯金矿”——大批黄宾虹的山水及花卉作品，而且是两元、五元一件的居多。其中有一幅《钟鼎插花》，也就是在钟鼎立体拓片上画花卉，即使是在当时，能将青铜拓片拓成立体的器物拓片，也算得上是高超的技术。这批黄宾虹先生的作品按当时的价值已经差不多够二十万块钱了，而且这批作品里的时间跨度很大，从他三十多岁的到晚年九十岁的都有，足够办一个艺术馆——黄宾虹绘画艺术馆。
黄宾虹先生名质，号滨虹，更字宾虹，别署予向，中年后以字行。先生祖籍安徽省歙县潭渡村，一八六五年［清同治四年］正月初一子时诞生于浙江金花城西铁岭头，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卒于杭州人民医院，享年九十岁。黄宾虹不但是我国近现代最著名的山水画家之一，而且是著名的教育家，著有大量的著作，如《画学篇释义》，编辑了《美术丛书》等，其艺术成就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正因为高，曲高和就寡，就不容易被人们接受。举个实际例子来说吧，杭州已故著名画家周昌谷，“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北京住院治疗，我去给他送药，谈起了黄宾虹。周昌谷对我说：“我去看黄老，屋里地上都是画好的山水画，他是画好了还画，不停地画。黄老说
‘你选一张吧’，我说‘不要不要’，说这话不是客气，而是真的看不出有什么好来。”
您看，这可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画家的实话。所以黄宾虹有一著名的自我论断：“我的画，等我死了以后才值钱。”
最近，朋友传来消息，二○○四年秋季拍卖黄宾虹的《黑黄》，也就是染了又染的那种，每尺可拍到二十万。这也算是个巧合吧！如今，一尺“黑黄”就可以买当年那座画儿山，这是多大的变化呀！那画儿山里其他的宝物都有什么呢？您就慢慢往下看吧。
随着整理工作的进展，不管哪派再有摸底儿的来，我就好回答了，仅这些黄宾虹就够二十万块了。等到我告诉字画组组长温致俭、技师薛朋玉这个结果以后，他们两位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光彩及笑容。
军代表杨红同志［那时各大单位都派驻了军人，管理该单位的领导事务］听到消息后，特意从城里赶了来，一见我就问：“陈师傅，听说光黄宾虹就值二十万，是真的吗？”
“没错，只少不多。”我一边捋着手里的画儿，一边对他说。
军代表说：“唉！斗来斗去，这么些年终于有了个结果，可得谢谢你们哪！”
“您甭谢，这黄宾虹只是冰山一角儿，”我随手指了指对他说，“好东西还多着呢！”
代表一听更高兴了，没有浪费资金嘛！怎么也是好事。但一听好东西还多着呢，立即就问我：“陈师傅，要不要把这堆画翻腾一下，因为捂的时间太长了，画儿堆里面的书画会发霉、变质。”
我对他说：“太好了！翻这么多画儿，有这么多人手吗？”
因为一到夏季，闷热的水汽，肯定会钻到画儿里去，何况又捂了一两年了，是得翻腾翻腾了。
“没问题。动员全公司的人，利用星期天来翻腾，来他个底儿朝天。”军代表一声令下，全公司上至领导，下至一般工作人员，全部参加了翻腾画儿山的大会战。也是从那时起，上至领导，下至一般工作人员才知道二十万块钱买来的这座书画山是座宝山！
不过，可惜的是，压在画儿堆底下的书画，因温度太高，压力又大，有些已打不开或霉烂变质了，好在没有什么大名头。
我和王师傅面对整理出来的宝贝，心里当然也高兴，信心、干劲都越来越大。
画儿山整理工作的开始，从另一方面讲，给温致俭他们的书画业务帮了很大的忙。他们是进出口公司，书画的买卖根本就不像我们画店的情景。他们是搞批发的，一个单子下来就是二百元的几百张，五百元的几百张，在我们未整理画儿山之前，为了拼凑一批出口的画儿，薛、温二位东拼西凑，可得费点劲呢！
这会子好了，他们只要有了单子就往我们俩这儿一交，我们就一边整理，一边把他们所要的货配齐了，因为有这座画儿山做靠山，一点儿不用费劲。哪儿能都是有名的作品呢？一般的居多，也搭着金城、姚华、王伟、冯超然等，尤其是四任中的任薰、任颐，真真假假更是多得不得了，更甭提一般书画家了。明清时代，若想头上顶个“文人”的帽子，那琴、棋、书、画，都得来两下子。好不好不用管，但得会，书画自然更不用说了。
应该说，琴、棋、书、画是中国文人自我修养的一种手段，也是必经之路，它能赋予文人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气质。所以，从另一方面说，书画这东西，也是文人“修炼”的附带产物。譬如说我在北师大住的时候，家属宿舍的房子和北师大校长办公室主任贾成桓紧邻，他画的工笔仕女画，虽然名不见经传，但相当高雅。而像贾先生这样的作品在当时那堆画儿山中很多，所以配货就不是件难事了。
我们当时整理这批画儿时的感觉，真有点像淘金者，或者更有点像到非洲采钻石的劲头。您说这堆小山似的画中到底蕴藏着多少名画？没个底儿，但时不时地会出现一两张或一批让人眼睛一亮、心跳过快的名家大作。我和王师傅的工作状况是个什么样子呢？简单说吧，每天就是用小车把画儿从存画库运到我们整理画儿的库里来，再一幅幅打开、鉴定、整理。那些破旧霉烂的裱工散发出的味儿及上面的尘土，很呛鼻子。我的鼻炎，每到春秋必犯，可能和这有关。
夏天好些，尽管闷热，因为库房高大，通通风也还可以，可到了冬天，那就够受了。库房高大，不可能有暖气，生火更甭想，我们二人只好穿得厚厚的，外面再套上大衣，把手套前端剪掉，只露十个手指尖，打画、卷画，但还是冻得直流鼻涕。即使这样，这堆画儿还是像吸铁石一样吸引着我们俩，想尽量在库里多待些时间，快些整理，因为它让人抱有希望，时不时出现大块的“黄金钻石”是何其让人振奋啊！例如，像郑板桥的大中堂会突然展现在面前，一块笔墨淋漓的巨石充满画面，上面题曰：“一拳老石可擎天……”再如汪士慎的梅花手卷，三丈多长，迎首部位自题“溪云一截”。从书法到画面，相得益彰。齐白石的《渔翁轴》也挂在了厅堂之中，上面题写着：
看着筠篮有所思，湖乾海涸欲何之；
不愁未有明朝酒，窃恐空篮缴税时。
看着这样的金石、书画堪称一体的璀璨国宝，什么冷暖辛苦，早就忘到九霄云外了。
木器组的小德子德连喜有一天突然问我：“嘿！陈岩，我问您，您是党员吗？”
在他看来，很奇怪，“文化大革命”那会子，哪儿有这么不管冷暖、傻卖力气的傻瓜呀！他哪里知道，这堆画儿山除了对他们有用外，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这堆画儿里，明清、近现代的书画作品包罗万象，尤其是近现代的书画家，应有尽有，这不管是对王瑞祥师傅，还是对我，不是一次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又是什么呢？王师傅在整画时不时地记录着什么，他用一寸多宽、二三寸长的小纸条，不停地记，凡是有一点儿价值的东西，都会记下来。据他自己讲，在这之前，像这样的小纸条儿记录了一箱子，可惜，“文化大革命”抄家时被当作黑材料抄走了。小德子哪里知道我们的心情，还以为我们傻呢。
日子过得很快，就在一天天的忙碌中，不知不觉已到了夏天，我们俩从这画儿山中又挖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宝库”。
记得是一个下午，我在不断缩小的画儿山中发现了一批卷得好好的“镜心”。大大小小的都有，一卷就是十张，裱工很新且整齐。打开一卷，眼前一亮。
“王师傅，您快看。”我这么一叫，王师傅转过身来一看。
“好家伙。”
这十张一捆的画心，全是岭南画派的首要人物——高氏三兄弟的重要作品。我立即又将其他几捆打开，全是！虽大小不等，但张张精彩，大张的有五六尺，整纸的，小张的也有四尺对开等，而且裱工完好。王师傅扶了扶他那黄边的近视眼镜，惊呆了。
再看这批画儿，不是人物画儿，就是动物画儿，有画翎毛走禽、老虎、狮子、狐狸、狼的，人物多是罗汉。画动物用的是岭南派特有的撕毛法，所画的老虎真有威震山林的气势，狐狸则让人感觉它们是在草上飞，生动、传神，足足显示出这一画派的独特面貌。
岭南派以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为代表，因广东在梅岭以南，世称“岭南派”。岭南派的特点很突出，因为这三位有深厚的国画功底，早年曾从师居廉、居巢。尤其高剑父的书法，世称“枯藤”，苍劲有力，后来他又留学日本，在成熟的国画笔墨基础上，融合了西方的绘画技巧，使画风有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岭南派的特点。狐狸草上飞的那种意境，若是传统的国画是表现不出来的。
高剑父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专心从事美术教育，组建了“春睡画院”、“南中美术院”、“审美书馆”等机构，培养了不少人才。在陆续整理画的过程中，还整理出一大张花鸟画，有六尺整纸那么大吧！在这幅画上签名的高奇峰、高剑父、黄少强、赵少昂等人都是“春睡画院”的主要成员。这是一件很重要的画史史料，可惜之后不知流落到何处去了。关于岭南画派，再多说两句，徐悲鸿早年也曾深受岭南派的影响，有资料记载，徐悲鸿流落到上海，衣食无着，人家让他画《四美图》时，身上只有几个铜子儿，每天只能用一个铜子儿充饥。这时，岭南画派创建的“审美书馆”征集“仓颉”画像，他忍饥应征，竟然被选中，从此徐悲鸿的艺术生涯走上坦途。
说起这画派来，也怪有意思的，高氏兄弟到日本学了点日本技法、西方绘画技法，加上传统的技法，就成就了岭南派。
早在乾隆时期，有个花鸟画家叫沈铨，到了日本，以中国画的传统技法影响了一大批日本画家，在日本就形成了“南画画派”。一九八七年我到日本搞“齐白石画展”，在仓吉市展出时，当地的画家陪同我参观一个美术馆，馆中有一个展室长期陈列展出一位叫元旦的画家的作品。到了展室，负责人就向我介绍在日本很著名的南画画家元旦。当进一步介绍元旦的师承时，也不知这位负责人是说不清元旦的老师是谁，还是我们的翻译没翻清，总之没说明白。我看了元旦的画，肯定他是学中国画家沈铨的，面貌一样，就随口说：“他是学中国画家沈铨的。”再看那位日本负责人一边鞠躬一边嘴里不停地说：“哈依！哈依！”［中国话“是”的意思］很有意思。从这里可以看出，相互学习是多么重要，岭南派就是吸取了日本绘画的精华，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可以说，岭南派是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相融合取得的最初硕果，从某种意义上讲，近现代国画儿的起始应是岭南派。不知这样讲对不对，但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这批画儿中有一大特点，凡是画动物的画，动物的眼睛都没画，空在那里，这一现象不用多解释，它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这批画儿为什么这么精美，为什么一张赛一张。这都是因为它们是画家的得意之作，画家不画眼，是要留在身边，会有更大的用处。徐悲鸿曾在一幅画儿上题曰：“画儿一旦嫁去，便无权过问，此乃人生一大憾事也。”
是啊！说得多好，眼前的景象不是更进一步说明了徐悲鸿未曾料到的憾事也发生了吗？“画龙点睛”这个典故大家是知道的，古代有位画家画完龙不点睛，一点睛龙就飞了，说明这位画家画的龙非常生动。高氏兄弟不给这些动物点眼睛，怕它们跑了，飞了，可是照样飞了，跑了，而且几块钱、十几块钱一张就飞到了北京。飞到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没体现它们真正的价值。如果把这批画儿保存起来，到了今天或是有条件的时候，也像元旦一样，建立一个岭南画派美术馆，那该多好，因为这样的精品有几百张之多，足够建美术馆的了。但是，据我所知，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我偶尔还看到过这批画儿中的一两张高奇峰、高剑父兄弟的作品在拍卖会上出现，绝大多数作品都不知去向何方了。这是多大的憾事啊！
有一天，例行下班前的打扫卫生，在扫出去的垃圾中，我发现有一张很大的皮纸，黑乎乎的，从纸团的背后可以看出是张人物画，再从色调、笔墨上看，很像傅抱石的画。等我拿起来打开一看，好嘛！一张六尺整纸大小的人物画，画面是竹林七贤，这是傅抱石常画的内容，再看落款，果然是，不但真，而且精。人民大会堂里的巨幅山水画《江山如此多娇》，那是傅抱石和关山月合作画的，而且有毛主席的亲笔题字。傅抱石的画怎么跑到垃圾堆里了？琢磨了半天，也弄不明白。
二○○一年，我到上海去探望程十发先生，他见了我也很高兴，拿出他私人收藏并捐给博物馆的古今名画印画册，一张一张给我介绍。老先生眼睛高度近视，手也颤，当介绍到一张齐白石人物画时，老人家笑了。他告诉我：“我的画儿被红卫兵抄走了，等把我的这批藏画儿退回来时，这张齐白石人物画是当作包装纸包画儿退回来的。你看看，这是一张多精彩的画儿。”
我一看，画面上是一位手拿烟袋，肩背四齿镐的老农，落款是“己丑八十九岁白石老人画于北平”。这正是北京解放那年画的。太珍贵了！当程十发向我介绍到这张齐白石人物画的来历时，我想到了在三间房整理画儿山时，那么大一张傅抱石的画竟然当垃圾给扫了出来，我向程十发先生讲了这件事。
程十发笑着说：“那正常，那正常。”
我喜欢上程十发的画儿，就是从整理画儿山时开始的。这画儿山是从上海运过来的，海派的作品自然少不了。
海派，说白了就是上海派。在清末民初时期，由于那时的上海最早接触到西方的东西，比较发达，俗称“十里洋场”。再者，江浙一带历来就出文人才子，更不乏一书画名家，因而集中了一批书画家，主要有虚谷、四任、赵之谦、吴昌硕、钱慧安等大家，在当时影响极大。尤其是虚谷，近百年无出其右者。他参加过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后出家当了和尚，在书、画两个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在世时往来于扬州、上海等地，以卖画儿为生，人家订他的画儿，一卷一卷地把钱放到纸卷里。画儿画好了，他就把画卷里的钱花了，没有画的纸卷里的钱是一文不取，这是在他去世后才发现的，原封不动地放在画纸纸卷内。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敢说虚谷不是大师，也没有人敢说比虚谷画得好。在画儿山中，虚谷的画儿相对少些，而四任的画儿真真假假的却不老少，其中以任熊价格最高，其次是任伯年。任伯年早年就仿任熊的画儿卖，有一次正巧任熊本人来看画儿，任熊问任伯年这画儿是真的吗？任伯年回答：“当然是真的，他是我大爷。”任熊笑了笑说：“你跟我来吧！”到了家，任伯年才知道真任熊来了。从此，任伯年就跟着任熊学画，技艺大进。解放前后，任伯年的画儿并不被重视，说他画得俗气，只是到了徐悲鸿眼里，任伯年被推崇为大师，并自认为自己是任伯年再世，他二位从生卒年月上是生死相接［任伯年一八九五年去世，这一年徐悲鸿出生］，就这样，任伯年的地位越来越高。
在整理这堆画儿中我还发现了任伯年的女儿任霞［雨华］的原款作品，大吃一惊，忙让王师傅看。王师傅说：“很少见她的画儿，和他父亲比，不分真假。”
除了我们忙着整理画外，有时我们也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到别的组去串串门儿，什么杂项组啊、瓷器组啊。接收组我去的次数比较多，这个组有秦明会、卢钟秀，我们几个比较合得来，经常一块聊天。他们的工作也是够忙活的，全国各地收购来的东西都在门前，一箱一箱地排起了长蛇阵，他们得一箱一箱地打开，一件一件地核对，登账入库。收来的文物这么多，就他们两三个人，哪儿能及时入库啊！入不了库的，就在露天里风吹雨淋日头晒。装在箱子里的那些瓷器、铜器还好说，如果遇到瓷器、书画混装的箱子，经雨这么一淋，可就惨了，等轮到验货了，这些画儿也就变成了纸浆，您说可惜不可惜！
大库中间的杨柳树绿了又黄了，我们来这里快一个年头了。在这当口儿，有一天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公司的事儿。原来在谈判间里挂着很多画儿，准备和外商谈判的，其中有一张齐白石的人物画儿，画的是一位老渔翁，左手提竹篮，右手提钓竿，头戴斗笠，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那张齐白石人物画《渔翁轴》。
齐白石的画儿，除了鱼、蛙、鸡、虾、蟹以外，也有山水、人物、工笔、草虫。虽说都是他画的，但因内容不同，价格就会相差几倍，比如他画的鱼、蛙、鸡、虾、蟹，若是每尺一万元的话，那么他画的山水、人物，就是两万、三万一尺，若是工笔、草虫，那就更不得了了。他画的草虫及贝叶［就是把所有叶脉都一笔一笔画出来的那种叶子］，每一片叶子，每一只草虫，都算一方尺，再加上纸地的尺寸大小，就是这张画的实际价值。更好玩的是如果您请齐老先生画牡丹，对不起，您还得加画牡丹的“洋红”钱。因为画牡丹的洋红产在英国，很贵，所以他老人家要求另加钱的。
回过头来再说那张挂在墙上的老渔翁吧，这也是从画儿山里淘出来的。齐白石的人物画很少，所以这张就挂出去让大家欣赏。赶巧经理赵廉颇陪着一位日本商人在这儿谈判，那位日本商人见到墙上挂的齐白石《渔翁图》，就随口问了一下：“这张画多少钱？”
赵廉颇以为他随便问问，也就随口回答了一句：“十五万。”
赵经理心里想：“你买吗？瞎问。”
“赵经理，这幅画我要了。”日本商人很快就答道。
赵廉颇以为听错了，愣了一下，又问了一遍：“十五万你要了？”
“哈依！”日本人很干脆。
您可知道，当时的价格是什么样呢？一幅三四尺的林风眠、齐白石的画顶多卖一两千元一幅，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
齐白石一幅人物画卖了十五万，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全公司，一张画儿卖了十五万，而这二十万件画儿才花了二十万块钱。从此，这批画儿买得值不值的争论总算有了一个响当当的结果，尘埃落定。字画组组长温致俭、技师薛明玉师傅喜笑颜开，赵廉颇在食堂吃饭时还连声说：“没想到，真没想到啊！”
书画古玩这东西，您很难说清它的真正价值。您说它不值钱，它就不值钱，像破“四旧”时一样，恨它砸得不碎，撕得不烂。您说它值钱，在一九七九年中美两个城市建立姐妹关系时，北京市政协就送了一块长城砖给对方，对方非常重视。您看，就是这样。我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立的文明，历经陶器时代、青铜时代、陶瓷时代……在很长时期我们都曾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文明，独树一帜，政治、军事、哲学、经济更是自成体系，都贴有“龙”的标签。就拿绘画来说吧，西方西法绘画发源于意大利半岛，而我们东方的书法、绘画发源于中国黄河流域，自称“国画”。敢于自称，也称得下来，举世闻名，无人不服。西方的大画家毕加索自己讲不敢到中国来，因为中国有个齐白石。他自己也确实在他的画室里拿起中国的软头毛笔，铺开一见水就四处洇的生宣纸想模仿齐白石大写意画的效果，但毫无结果。齐白石笔下的功夫，形体的似与不似之间的情趣，这正是毕加索所要追求的，但不行，达不到。可他的画一幅可卖数千万美元，甚至上亿美元，而我们的齐白石，即便等到我一九七七年回文物店后，收购价也才五元一尺！当然，现在齐白石一张画能卖到几十万、几百万，
二○○五年一本山水册子拍到了一千三百万，转年更升至三千多万。您看这变化，还能悟不出个理儿来吗？文化的价值体现只有仰仗社会文明的进步。因为人类本身是那样推崇、怀念自己走过的历史、创造的价值。人们越往前走，就越想往后看，希望看得更远、更古，这是人类永远打不破的怀旧情结。
在我们到外贸公司第二个冬天的时候，这座用二十万件书画堆起的画儿山，也基本被挖平了。但您别忘记，西院仓库还有一座小画儿山。那堆是小多了，往这儿运画儿就不能再用小推车了，这样，只有求小德子德连喜用电瓶车往东院运。小德子是木器组组长，他爱开汽车，但又没驾照，只要是送货的大卡车一到仓库大门，他准把司机换下来，在院儿里开一段车，过把瘾。所以呀，求他用电瓶车运画儿，他当然也高兴。
就在我们西院的小画儿山开始整理后不久，又有一个惊喜的发现，每捆五元、二元一件的画儿捆里，竟然出现了和“岭南三高”一样的情况：在画儿堆里发现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吴昌硕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卷轴，裱工很整齐，书画全有，书法多于绘画，也都是雪白板新，大幅的对联，六尺对开的四条屏写的真、草、隶、篆，真是精彩绝伦。
吴昌硕，原名俊卿，字昌硕、昌石，别号缶庐、苦铁，浙江安吉人，生于一八四四年，卒于一九二七年，享年八十四岁。他一生致力于书法、绘画、篆刻，可称得上一位金石家。他在篆刻上自创汉封泥，在书法上写我国最早的石鼓文大篆体，并获得成功。在绘画上则以写意花卉居多，在传统技法基础上吸取徐渭、朱耷、扬州八怪之所长，并受任伯年影响，以篆、隶、狂草入画，苍劲浑厚，气势雄壮，重整体，奔放处不离法度，精微处注意气魄。此外，又善诗词，著有《缶庐全集》及《印谱》。一九六七年，篆刻家们的最高组织杭州西泠印社还为吴昌硕建立了纪念馆。您看看，他一生取得了多少了不起的成就，就连后来的齐白石老先生也说，愿意当他的门下走狗。
我们一下发现这么多难得的书画作品，能不高兴吗？每当发现了大师们的作品，我们都要把它挂起来，且欣赏呢！反正库房高大，多大的轴幅都能挂得开。每当大师们的作品一挂起来后，房间里真的“蓬荜生辉”，怨不得历来人们都注重这些名人的书画。
在这其中，有两件吴昌硕的花卉镜片，画心就有十几平方尺，裱得很好。一幅是他常画的《桃子》，自题“三千年结实”；一幅是《红梅》，开门见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开门货，真可谓是神完气足的代表作。
我和王师傅都向小温说：“这两幅就不要再卖了，这是难得的好资料，收起来吧！”
他们当面也答应了。但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报价单上有这两幅作品，而且是每幅只有三千元，已经成交。当看到这个报价单以后，我这个气呀！但气有什么用？我们只是从干校调过来干活的，没有任何权力说人家，只有干活！干活！
好在没有多久，我们接到通知，干校锻炼结束回文物商店，我们单位准备迎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
在我即将离开三间房工艺品仓库时，真是感受良多。我虽名为到干校参加劳动锻炼，确实也干了一阵子又脏又臭的养猪的活计，但有一年多的时间，竟有缘浸淫在这二十万件的书画海洋之中，它对我的学习，对我今后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啊！几十年、几百年，有几人能遇到这样好的机会？我学徒时，师傅们不是总说要想学好书画鉴定，只有多看、多记、多问吗？这回可看了个够，记了个够。感谢苍天的安排！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如果我们能将这批书画在整理后好好珍藏，就会形成几个大的美术馆，比如黄宾虹绘画馆、岭南画派美术馆、海派美术馆、吴昌硕美术馆……中国近代史上主要画派的美术馆，就会出现在世人面前，倘若那样，该多好哇！唉！随着我们的离去，这个心愿也就随着画山的消失云消雾散，像梦一样过去了，可每当想起，还是难以抑止深切的遗憾和心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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