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中叶以来西力东渐之影响下,近代中国发生了所谓“千古未有之大变局”,此变局之一便是华夏边缘再造,及因此产生的新的中国与中华民族。无可否认,由中原帝国到民国缔造,除了许多内部体制的改变与国民概念之建立外,最大的变化便在传统中原帝国的边缘。这变化是,旧帝国的边藩、属部、部落与土司之民,以及由于汉化及土著化所造成的广大汉与非汉区分模糊的人群,在经由一番学术调查研究、分类与政治安排后,被识别而成为一个个少数民族。如此,传统华夏边缘之“蛮夷”成为了“少数民族”,与今为“汉族”的华夏共同构成中华民族。这便是我所称的近代“华夏边缘再造”。
近代华夏边缘再造,与当时西方传来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概念有相当深的关联。民族主义下的“民族”概念与包括“民族学”在内的近代社会科学,造就近代许多“民族”及相关的民族国家——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民族化与国族化潮流。当时的民族学(ethnology)包含语言学、考古学与体质学,主要在于探索人类民族的起源、分化及迁移过程,厘清各民族的文化特质,以及其在人类文明演化史中的地位。也就是说,民族学一方面以人群之体质、文化、语言特征作为民族分类标准,并以此进行人群迁移与文化传播的历史溯源(传播论观点);另一方面建立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谱系,衡量一民族在此谱系中的位置(演化论观点)。
欧洲民族主义与此民族学的兴起有密切关联。体质学与体质测量被用来建立、维护一个个纯种民族。配合考古学、语言学与民族学研究,由核心到边缘的民族或文化传播过程,或由野蛮蒙昧到文明的进化过程被建构出来。许多学术研究与学术争论或强调本民族的优越,或诠释边远人群的落后,以合理化殖民统治。因此这种民族学也是“经世致用”之学,经世致用的基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生物学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法则运用到人类社会的演化中。民族(或国族)被视为一个个生物体,演化程度高的民族被认为有掌握运用全球资源的权力。生物的栖地(habitat)概念被转移为国族之生态区理想,这也是后来希特勒之“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思想来源。欧美列强由19世纪末起,便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持下,藉此民族学探勘、调查与研究各地物产民情,作为殖民施政及经济文化侵略的蓝图。
在此时代背景下,接受“民族主义”与相关“民族”概念洗礼的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忧心西方列强势力在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扩张,极力呼吁民族团结及唤醒国魂。在早期革命派人士排满兴汉之民族意识下,这个国族曾指的是传统“中国”概念中受四方蛮夷包围的“汉族”,也就是华夏;在较能包容满族的立宪派知识分子心目中,此国族则包含满、蒙等族。后来在欧美列强积极营谋其在西藏、蒙古、东北与西南边区利益的情况下,合“华夏”(核心)与“四裔蛮夷”(边缘)而为“中华民族”的国族概念,逐渐成为晚清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国族蓝图。在此国族蓝图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书写国族历史(或民族史),一方面重新认识及描述国族边缘人群,也就是过去的华夏边缘人群。这两者都需借重西方的民族学与其他学科之助,因而由此产生的知识深受西方学术新知的影响。在历史方面,刘师培所著的《中国民族志》与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代表这些早期中国国族建构之著作。在这两本著作中,刘师培之作发表于1905年,代表以“汉族”为主的国族历史建构。出版于1929年的蒋智由《中国人种考》,则已将满、蒙、回、藏皆视为黄帝子孙了。同时在这两本著作中,我们皆可见著作者以音韵、体质、民族特质等来比附穿凿其说之痕。
在民族国家概念进入中国并被实践而造成政治现实的过程中,一些与之相呼应的学科如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体质学等也随西方势力进入中国。安特生(J.
G. Andersson)的甘肃彩陶文化研究,魏登瑞(J. F.
Weidenreich)的北京人研究,以及1928—1937年中国考古学者的安阳发掘,都经常被用来论证中华民族之形成与其起源问题。在此时代,许多个人与机构都曾以学术贡献于国族及其边缘建构,在此我无法一一详述。以下我只以由近代国民政府创立,代表当时最先进、典范学术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之研究为例,说明学术与华夏边缘再造之关系。